《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连载一：

（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写）

                                
 前言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成长史。90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均在海外，彼此仅是初交。相识未久即共同来做这件颇为个人的事情，似乎是唐突的。然而，初次见面时几个回合的问答，就使我们明白对方的“来历”，正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打量一下对方看来年龄相仿，听口音都是北京的；最关键的还是这样几句像接头暗号似的问话：“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一旦“接通”了，两个住在美国波士顿的中国女人几乎异口同声：“咱们都是老三届的。”不久之后，我们就决定每个星期碰一次面，或晚上，或周末，坐下来，对着一部小录音机，“话说从前”。人到中年，想回过头去看看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这几乎是人“存在”的本能需要，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回首，从记事时讲起，一直到80年代我们相继出国时为止。事情是中国的，而“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的。这不但因为我们的眼光和视野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的影响，也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是90年代中期的美国。恰恰由于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使我们的“忆旧”少了一点中年人的闲在，而多了一些困惑。

90年代初期以来，“冷战”结束，世界进入资本全球化的时期。于是在美国有人宣告“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胜利。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成为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出版的若干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将这个主题表现得痛心疾首、淋漓尽致，其中有几本在西方造成极大轰动，有些读书人如果只看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往往看的就是里面的一本。一般来说，这些书的作者要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受害者，要么是受害者的亲属，他们写的主要是政治运动的惨痛无道。我因为有亲友被打成右派的遭遇和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对这些内容有相当的体会，对作者们十分同情。我理解他们想把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的心情。说实在的，他们所描写的不过是当年残酷政治迫害的一角而已，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写下来都是交待和见证。

但我仍然感到对那个复杂时代单一的叙述是有问题的。这不仅因为它不符合我个人观察世界的多元、分析、开放的基本态度，也因为它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cold war victor’s version of history）。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行其是的今天，这种一面倒的历史观是颇含深意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到了今天，除了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往其它的经验和探索都是彻底失败的、毫无价值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另类”思想和实践资源，人类真的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同时，我也发现，如果用这类书籍的说法去套我个人的历史，我就得丢掉很多令人珍视的、对我至今仍然有意义的东西，那样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讲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和马笑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不容分说的霸权，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

我是学历史的。对百年来在中国几次出现的对自己历史的全盘否定，我深感惶然。“五四”时期曾高呼打倒象征传统文化的“孔家店”；1949年以后、特别是“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又一笔抹煞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以至于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过去的偏颇进行艰巨的反正。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海外不去说了，即使在国内，由于中国近年来的令人目眩的飞速变化，使得有些年轻人觉得他们出生前的历史都是“前历史”，失去了参照的价值。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胡风曾经欢呼“时间开始了”，仿佛此前的历史不算“时间”。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心酸地、也富於讽刺地证明了胡风历史观的失误。难道今天我们中国人又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一个无法从自身经验中汲取精神资源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同时，我也明白虽然不能扔掉一切，也不是什么都该守护的。我们需要认真地清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做过的错事、走过的弯路；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过去的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和马笑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反对全盘抹煞，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刻的自省。这使得我们做的事情有了某种“紧张”和难度。

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得到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清理这代人的历史，涉及如何评价共和国的历史。要讲这代人，就不能不讲“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在海外，以暴力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决定了这一代人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在国内，我们的同龄人更加偏爱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而对文革往往语焉不详。但我们这代人是无法回避文革的。

在开始做这个口述史时，我带着一个困惑，就是如何解释我们这代人在文化革命初期的所做所为。由于那一段经历，海内外对这代人众说纷纭。有人坚持文革前受的是“净化灵魂的教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长大，文革的发生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但果真如此，该如何解释文革初期我们中间很多人凶神恶煞、伤天害理的行径？又有人说这代人从小就喝狼奶长大，只知道仇恨和阶级斗争，和“世界优秀文化”隔绝，成为“打砸抢”式的红卫兵是顺理成章。但如果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的，从小灵魂就是扭曲的，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在“新时期”伊始，即在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这个“后劲儿”是从哪里来的？插队的经历固然使我们这代人意识到中国社会不变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没有起作用？

对这代人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看法，体现出如何看待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困惑。唯如此，认真的清理才更加必要。也许这件事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集腋成裘，我们这代人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一部故事，大家的故事凑在一起，就编织成一副斑斓的历史画面。从个人来讲，从头梳理是追溯自己生命的纹路；从宏观来讲，也许能反映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翻天覆地变化内在的逻辑、矛盾、冲突和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部口述史，既是个人的，也可以看做是关于一代人成长过程的两个个案。我们无意也无法代表任何他人，但我们自觉地把自己看成这一代人中的两个成员。不同于很多同代人仅关注文革前后的做法，我们从幼时讲起，时间跨度三十多年，涉及了若干历史时期。这样做，是想从头看看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试图对那个颇有争议的、关于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的问题梳理出自己的答案。

在叙述中，我们大量地涉及发生在家庭、学校、大院里的日常生活：少先队的队会干什么，一家人在周末去哪里，大院里是什么样的氛围；也回忆平时唱什么歌，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对我们绝非次要的点缀，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培养和塑造了我们的志趣和性格。做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我们是怎样长大成人的，当然要涉及我们所经历的政治运动，而文革时期中的政治冲突无疑是最富於戏剧性的，但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对理解那个时代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中，这个倾向尤为明显。他（她）们那样做从个人遭遇角度讲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涵盖丰富多面的大千世界，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也容易落入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窠臼。

我们都是女性，成长在中国社会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年代，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今天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和我们当年有天壤之别。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是个众说不一、见仁见智的话题，也是我们当初决定做这部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带着“性别意识”的眼光，我们来审视自己做为女性成长的过程：怎么在十四、五岁的“花季”、在不知不觉中脱下花裙子、穿上蓝布衣，成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代；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我们情感和经验的参照物是什么；做为“过来人”，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等等。今天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但对我们那一代人，也对当代中国年轻女性仍然有意义。

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对这一点，叶维丽多年前即所有感悟，马笑冬则在近年来一点一滴地追寻回味。在西方的妇女研究中，很注意母女之间在性别意识和角色上的传承。我们的母亲均已去世，她们那一代人也大抵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教师，她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延续。通过这部口述史，我们寄托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人，是一代一代繁衍的。我们成长史的叙述，从未曾谋面的祖辈开始。由于1949年以后片面的历史观，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祖辈一无所知。在这里将他们的故事放在前面，有认祖归宗的意思，也想通过个人的家庭史，包括父母辈的革命史，沟通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将自己这一辈的骨肉生命与前辈们的联系上。这样做，也算是一种反抗历史遗忘的姿态吧。

说到“革命”，这个在我们年轻时使用率极高的词，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已不时髦。是否革命已经过时，还要拭目以待，但以往革命的“遗产”，确实有待清理。这个任务，对我们两个出身於“革命干部”家庭、成长在“革命时代”的人来说，有着多重含义和一言难尽的感慨。清理的对象不仅是外部的意识形态，及父母辈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在我们身上的烙印。

历史从来就不是“自然”和“纯客观”的，我们不是在“记录历史”，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中，用新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来重新审视自以为烂熟在胸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视野不断在开拓，我们的认识不断在深化，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这个不断审视的过程，并没有因为我们口述史的结束而告终结，它使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地与过去对话，更加清醒地在今天生活。

我们两人中，马笑冬在拿到美国东北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后，于1999年秋返回国内，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目前已退休。我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历史教员。本书材料一部分来自我们俩人90年代中期的录音纪录，一部分来自此后我们有关史实各自的一些文字补充。做为上述素材的整理者和本书的撰稿人，我对此书内容的取舍、框架的建构以及书中的观点负全部责任。做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认识到历史场景对于我们理解具体事物的重要性，故在每一章节前均添加一段简要说明。当年的原始录音是对话的形式，目前的体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话的色彩，但大部分篇章都将俩人的故事分开叙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每人的故事相对完整，而不致过于细碎。

在做这个成长史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身在海外，立足於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它唤醒我们久违的童真的欢悦，也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痛。我们诉说着，倾听着，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质疑。俩人的故事穿插进行，揭示不同角度的思考，表现不同看法的撞击。虽然从地域、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而言，我们是“一块布上裁下来的”（cut from the same cloth），这确实是我们这部成长史的局限所在，但一块布也能做出样式不同的衣服，同中有异，也许比完全不同更加有趣。

 第一章：剪不断

有朋友问，为什么你们要从祖辈讲起？我们的回答是，这样做有认祖归宗的意思，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小时候，我们对祖辈，即使有模糊的印象，也没有真切的感觉。他们是属于“旧社会”的，成份是“剥削阶级，”是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的人物。而在我们的脑子里，“历史”只与共产党和“新中国”有关。1966年文革爆发后，叶维丽家仅存的爷爷奶奶的照片，又被销毁。他们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被彻底撕成了碎片。

对他们开始发生兴趣，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对叶维丽来讲，越是学历史就越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对马笑冬来讲，母亲的去世使她想弄清楚母亲不寻常的身世，了解未曾谋面、有些神秘的外祖父。因此，我们就从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讲起。今天，有多少中国人在寻找自己的“爷爷奶奶”，把曾被打碎的历史重新粘连起来，畅销不衰的“老照片丛书”可以为证。

对我们两人来讲，这种寻觅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我们“参加了革命”的父母。他们作为出身剥削阶级的“少爷”和“小姐，”为什么选择了革命这条路？

这曾经不是问题。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曾使我们认为父母参加革命是天经地义的，而我们长大以后，也要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在21世纪初的中国和世界，在“告别革命”的今天，这却成了问题。

这个问题大概只能由我们来提出了。就像我们爷爷奶奶的世界对於我们曾经是十分遥远和陌生的一样，我们父母的“革命”生涯，他们经历的艰辛苦辣，对我们的孩子们、现在20多岁的一代年轻人来讲，也几乎是完全无法感知的。“历史”又断裂了。

天津-北平-延安：叶维丽的家庭

叶：1998年我去了一趟延安，我爸爸妈妈40年代在那儿生活了六，七年，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开始在新华社工作，一直到他们退休。我参观了在清凉山上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的旧址和建在旧址旁的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些我父母同事的照片。他们穿着灰布军装，都很年轻，才二、三十岁吧？我和他们的孩子们从小一起长大。看着照片上我很熟悉的叫叔叔伯伯的人，脑子里就浮现出他们孩子们的模样，心想儿子和老子长得可真像。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自己的父母没有在照片上，可这些人都是我的父辈啊。我们的身上带着他们的印记，血脉相连。通过他们，我们和当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那场革命有了骨血的联系。

从纪念馆走出来，阳光高照。清凉山的对面就是宝塔山，而宝塔山一直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这时从远处飘来哀怨的唢呐声，有家人正按照传统方式出殡。六十多年过去了，这场革命到底留下了些什么？我看着宝塔山发楞。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算命的先生，他以为我这个中年妇女有什么心事想不开，问我要不要算一卦。上清凉山的人大都是去山顶的寺庙烧香拜佛的，很少有人来参观革命遗址，他绝对想不到我是在发革命之幽思。

马：我和你一样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革命情结。80年代我到美国之前在国内当记者。在我当记者的九年里，到延安，要去参观枣园和杨家岭；到重庆，要去看白公馆和渣滓洞；到南京，要在雨花台前静默一会儿。可是后来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使我常常忍不住当着我的父辈们激烈地批评共产党，批评它在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和稍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老百姓、包括对自己的同志欠下的一大笔债，以及改革开放后对治理腐败的无力和推进民主进程的缓慢。我的激烈多少使我的父辈们伤心，因为他们曾为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奋斗过，为此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希望自己的付出是有价值的。我理解他们，从心底想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正当性找根据，想为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代人奋斗一生的价值作辩护。

叶：我更多的不是想去辩护，而是想把那场革命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段重要历史，它复杂的遗产总得由我们自己来清理。再说我也想知道“革命”当年对像我父母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一个出身资本家，一个地主，会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投奔革命。

我爸爸曾经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经历的两件事，我常想它们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父亲家在天津，小时候常见到要饭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们家大门口外玩，走过来祖孙两个讨饭的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不知是什么地方闹灾荒背井离乡出来的。祖父低声下气地磕着头，没想到那个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却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这句话，当年的那两个“小少爷”—我父亲和我七伯伯—都记住了，很多年后他们分别回忆起来，居然脱口就能一字不差地学女孩子的话，对她的骨气仍然赞叹不已。还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丐。他为了求得别人的怜悯，故意用砖头把自己砸得鲜血淋漓。后来我看书，知道这种乞丐叫“苦乞”，专门用伤害自己来求得别人的同情。要饭的女孩和苦乞让我父亲从小就感到社会的不公。这样的感受，我父母那一代很多“进步青年”都有过。比起那一代人，今天我们对社会底层贫病交加的人要冷漠得多，往往视而不见。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我们不如父辈。

虽然我父亲家里很有钱，光佣人就雇着二十几个，可其实在他们家里就有很不公平的事情。我爷爷在清末是个中等官僚，做过直隶的“巡警道”，就是当时的省警察厅长。中国原来没有警察，“巡警道”是清末“新政”搞现代化改革的产物。民国以后他弃官从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当时弃官从商搞实业，在南方最有名的是清末状元张謇，在北方是周学熙。我爷爷属于周学熙这个圈子。周家，就是周一良他们家，和我们家是安徽同乡。有篇文章，讲安徽人在近代对天津的贡献，我爷爷也应包括在内吧。他在银行做总经理，还在几家现代化的产业兼着职，其中包括担任启新洋灰公司（在唐山，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水泥厂）的常务董事。我想我爷爷应该算是一个从旧式官僚转化成新式资产阶级的典型。

我爷爷虽然成了“资产阶级”，可是家里的生活方式，用我一个伯父的话说，还是“封建主义的”。家里最年长的是我爷爷的母亲，我的祖奶奶，她的地位至高无上，有点儿象“红楼梦”里的“贾母”。我爷爷是孝子，给祖奶奶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光是一出堂会就花了三万块银元，从北京请余叔岩、杨小楼等名角来唱戏。

我爷爷有三位夫人，大太太没子女，孩子们都是姨太太生的。我自己的奶奶是二姨太，据说在三位夫人中她最受我爷爷的宠爱。我爷爷下班回家后，常躺在一张藤椅上，让我奶奶给他读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消遣，可见我奶奶是识字的。他们俩读小说的情景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据说我爷爷和大太太的关系并不好，连话都不怎么说，可是这个家却是由她掌管的，因为她是明媒正娶的太太。家里在称呼上有严格的规矩，孩子们管大太太叫“妈”，管他们自己的母亲叫“姨”。两个姨太太的地位比家里的佣人高不了多少，大太太对她们任意欺压，不合意的时候还要骂上几句。她们得给大太太梳头捶腿，铺床叠被，直到她们的儿子大了一些，母以子贵，才不用那么做了。姨太太们吃饭不能跟老爷太太在一张桌子，甚至也不能跟她们自己年龄稍长的儿子们在一起，得和幼小的孩子们一起吃，两边的伙食是不一样的。说起来，就是所谓当“主子”的，也分三六九等。

我奶奶在去世前的弥留之际，为了能够在死后穿红裙子，在病床上哀求太太恩准，这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太太同意了以后，我奶奶挣扎着起来给她磕头，说“谢谢太太。”第二天我奶奶就死了。穿红裙子是地位的象征，正室夫人才能穿。我奶奶对死后的装裹如此看重，是为了在“来世”争得一点尊严吧？她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埋在我爷爷坟稍后的位置，仍然居妾位。后来和爷爷合葬的是大太太。

三位夫人中最后去世的是“大姨太”，那已经是60年代了。她说她绝不愿意和“叶家人”葬在一起。这位奶奶身世非常苦，她是河南农村的孩子，黄河泛滥时她家把她放在一只木盆里，任其飘流，被救上来后卖给了一个官宦人家做丫鬟，被这家当“礼品”送给我爷爷。成亲的时候她只有十四、五岁，当天晚上吓得钻到方桌底下不敢出来。

可惜的是对我自己奶奶的身世，除了知道她是唱戏的，别的就都不知道了。听一位长辈说，她是唱京剧须生的。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女艺人，奶奶的家境一定很寒微。她的兄弟来看她时，只能跟她在门房会面。我父亲他们从来没有称呼过自己的舅舅，也没有见过母亲其他的“娘家人”。我见过爷爷和奶奶的照片，爷爷显得很威严，正襟危坐，一派“老爷”模样；奶奶长得很端庄，没有脂粉气。听说大太太只许两个姨太太穿质料和式样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奶奶的“时髦”，表现在她脚上穿的黑皮鞋上，这大概是大太太管不了的。这个细节让我对奶奶更加好奇。现在没有一家亲戚保留有爷爷奶奶们的照片了，可见文革中销毁照片的不只我们一家。但是我至今仍然记得照片上爷爷奶奶的面孔，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吧。

由于母亲们在家中的地位，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是少爷小姐，也感受到了压抑和不平等。我的一位伯父，在老年时说起我奶奶临终前的哀求，仍止不住痛哭失声。后来我父亲的兄弟中有三个人在“红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一个伯父说，像他们这样的富裕家庭，会冒出这么多跟着共产党走的孩子们，是和他们母亲们的境遇大有关系的。

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政治上左倾也和他们后来的教育经历有关系。他们都是上的南开中学。南开当年是天津最好的学校，办的很有特色，真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爷爷是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让儿子们受的教育也是中西结合。小时候让他们在家里读私塾，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出去上学。我爷爷希望儿子们将来搞科学技术，当工程师。他经营的工厂里技术人员是德国人，他希望儿子们能取代这些外国人。我几个伯伯中学毕业后上的不是清华就是燕京。我爷爷死的早，他不会想到后来他只有一个儿子从事科学研究（我七伯伯叶笃正，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的日后生涯都多少和政治占了边儿，其中有两个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

现在回头看，南开对我父亲他们后来走的道路影响非常大。我一个伯伯说，上南开前他只知道有家，上了南开才知道有国。而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国将不国了。我爸爸上中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占了东三省，正在一步步向华北进逼。南开中学离日本兵营很近，在课堂里就能听见日本人演习打炮的声音。用当时的话讲，真是“偌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很多青年学生都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人太软弱，只顾打内战消灭共产党，是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我爸爸在南开开始接触左倾学生，看左翼书籍，有一次在电车上看华岗的《大革命史》还被宪兵盯上了，被抓进宪兵队，保释后才放出来。“一.二九”运动波及到天津，他也参加了。后来他到北平（今北京）上大学，又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着共产党抗战，我想这对他是个自然的选择，很多知识青年都是在那个时候参加的共产党。

共产党里管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一代人叫“三八式”，我母亲也是这代人。对我妈妈的家庭我知道的太少了，到我想知道的时候，我妈妈因为老年痴呆症已经糊涂了，没法告诉我了。

马：咱们都有这个遗憾，到咱们想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叶：真是遗憾。我妈妈家乡在河北蓟县，现在属天津管辖。我隐约知道她的祖上是跟着满清入关的旗人，在京东一带跑马圈地，占了不少出产水果的山林。她的家庭在当地应该算个大地主了。我妈妈提起“老家”总是充满感情，常跟我们讲过年时在老家吃什么，穿什么，我对中国民间习俗有一点儿温馨的感觉是妈妈给的。直到现在大年初一我一定得穿红衣服，因为这是从小过年妈妈就让穿的。我妈妈从来没跟我们讲过阶级剥削什么的，弄得我没有“阶级观念”，上小学时写作文还把我姥爷写成劳动模范。我小时候姥爷还活着，和我三舅住在一起，我只记得他穿着长棉袍，不爱说话。他是我唯一见过的祖辈。

我妈妈很小就离开家乡去城里念书，先是在蓟县县城读小学，后来又到北京读中学。是我姥姥做主让家里的女孩子出去念书。我小时候常听我妈妈说起我姥姥，总说她“开明”。我姥姥信佛，心地善良，爱帮助人。她去世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大舅二舅都已经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我三舅和我母亲不在家乡，当地很多老百姓主动为给她出殡。这又不符合后来的阶级分析了。

让女孩子受教育，这在当时即使不算惊世骇俗，也是需要胆魄的。你看我爷爷，虽然他给儿子们提供了最好的教育，可是不让我的姑姑们出去读书，只给她们在家里请人教识字和绣花，读的是“女儿经”，学的是“三从四德”。我姑姑们小的时候还强迫她们裹脚、梳辫子，那时已经是20年代了。我三姑最有反抗精神，她当着父母的面把辫子剪掉，然后放足。天津是个西化的大城市，我爷爷是个“资产阶级”，可是在女儿教育的问题上还这么守旧，就更显出我姥姥有见识了。其实要是看我姥姥的照片，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农村老太太，自己也裹着小脚。我妈妈却没有缠足，而那个时候在河北农村缠足还十分普遍，有意思的是我姥爷由着我姥姥在这些事情上做主。

我妈妈在北平上学的这一段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她上的女二中很难考取。文化革命中有一次我妈妈跟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抗战她会去学医。当时我正在农村插队，把这话理解成我妈妈希望我能继续上学，学得一技之长。后来我再琢磨，就想妈妈是遗憾她没去学医吗？她对自己一生走的道路到底怎么看？可惜我永远无法知道了。

我妈妈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据说表现得很勇敢，还挨了军警的刀砍。之后她也参加了“民先”。“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妈妈对和她一起在北平念书的侄女说，“你去结婚，我去抗战。”这倒很象我妈妈的语言，简捷、明快。我妈妈这个侄女是我大舅的女儿，年龄比我妈妈还大一点儿。她管我妈妈叫“老姑”，我管她叫“大表姐”。大表姐后来果然去结婚，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我80年代在美国见到她的时候，她看起来至少比我妈妈年轻十几岁，保养得很好，给我看她们一家人去欧洲旅游的照片。提起当年，她说，“老姑是优秀青年。”结果我妈妈这个“优秀青年”，在抗战中几乎把身体毁掉，瘸了一条腿，成了“残废”。比较我妈妈和大表姐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有说不清楚的感慨。

马：你妈妈在战场上负伤了？

叶：不是，是因为生孩子。我过去确实对人说过我妈妈腿瘸是因为打仗，觉得说“生孩子”不那么光彩。现在我开始明白女人在战争中有多么不易。

我大姐姐出生在1941年初，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当时我爸爸妈妈在山西晋西北兴县的抗战学院工作。我妈妈快临产的时候，正赶上日本鬼子最残酷的大扫荡。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说那次扫荡光在兴县县城日本人就杀死了一千多人，牲口损失、房屋烧毁无数。我妈妈不能留在兴县，得撤到后方去。所谓后方，就是和兴县隔着一道黄河的陕西神木，那边就是陕甘宁边区了，有贺龙120师的部队。我爸爸不可能陪着老婆去生孩子，他得留下来参加反扫荡。我妈妈带着九个月的身孕，一个人上路。

四十多天后反扫荡结束，我爸爸过黄河去找我妈妈，当时他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见到我妈时，她躺在一间窑洞的凉炕上，数九严寒，炕洞都结了冰。人还活着，但神志已经不清醒了，说着胡话。因为严重的产褥热，她已经连续发了很多天高烧，头发上的虱子都结成了蛋蛋。我姐姐人瘦得像只小猫，没有母奶，就喝老乡送来的用黑豆磨成的豆浆，我爸爸到了以后没过几天她就死了。我姐姐叫“黑豆”，这名字是出生以前就取好的，因为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吃了很多黑豆。光吃黑豆不消化，总放屁。我在山西插过队，知道黑豆是喂牲口的，人不吃。

除了产褥热，我妈还患了关节炎。后来我爸爸把她送到120师的一个野战医院，所谓医院也就是个名儿，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他们把我妈妈当伤员治，用夹板固定住患严重关节炎的右腿，一固定就是几个月，没人管，我爸爸也不在身边。等有人想起来打开夹板，我妈的腿已经僵直了。我妈妈年老后，人糊涂了，总提起“托马斯夹”，别的都忘了，就记得那个夹板叫“托马斯夹”。后来据说是上级批准，请民工用担架一站一站把我妈抬到延安。这已是41年夏天了。到了延安的中央医院，医生说太迟了，没法治了。

我妈妈在抗战初期非常活跃，能打枪，还敢骑很高的大洋马。她为人热心、善良，周围团结了不少青年人。在阎锡山的二战区时，她还担任过股长，是大伙推举的。文革开始后，好多人“外调”来找我妈妈，让她证明他们的历史，因为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几年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阿姨还跟我说，“你妈妈年轻时又能干又漂亮。”我有一张我妈妈1938年左右的照片，她戴着顶空军的皮帽子，真是“飒爽英姿”。抗战前她叫“白士珍”，抗战后改名叫“白冲天”，可见她心气之高。后来就叫“白天”，多么好的名字！那时革命青年都兴改名，以示新生活的开始，也是为了保护在后方的家人。我在山西插队的时候，有一次去太原看望我妈妈一个因为文革浩劫很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他和我妈妈当年同在山西抗战，我妈妈病后他抬过担架。我妈妈给他带了一封信，署名“天”。这个叔叔看到信，叫了一声“天啊！”那口气我永远忘不了。

我妈妈生命中“出彩”的时光，也就那么两三年。产后那一场大病，几乎要了她的命，病后将近十年不能工作，后来即使能工作了，也只是做些辅助性的事。我爸爸说我妈妈生病后变了一个人，原来生龙活虎的劲儿没有了。其实我觉得那场磨难可能使她更加坚韧不拔。我妈妈名如其人，非常达观，你从来听不到她抱怨。有一个阿姨，抗战初期和我妈妈一起在山西。我妈病后到延安，她经过延安时曾去看过我妈妈。当时我爸爸因为审干被关起来受审查，我妈妈一个人住在个小窑洞里。这个阿姨说我妈妈的样子和过去比脱了形，可是她很平静，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唏嘘不已。延安的生活比其它根据地好一点，我妈妈就拖着一条病腿蹭着走路，给这个阿姨做西红柿炒鸡蛋吃。另外一个阿姨记得我妈妈在天气好的时候会坐在她住的窑洞前面晒腿，虽然残废了，却仍然十分美丽。“美丽”这个词是那个阿姨用的。不知为什么，我一想起我妈妈在延安，就是这个在窑洞前晒病腿的形象。在我觉得生活很难很难的时候，一想起我妈妈那个样子，就想我也得撑下去。

我爸爸说他只记得我妈妈病后哭过一次。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城比过年还热闹，小贩们把枣啊、梨啊什么的往天上扔，喊“胜利了！胜利了！”我妈妈却放声大哭。战争终于结束了，她人却残废了。

对这场病给我妈妈造成的摧残，我爸爸越到晚年越无法释怀。他几次主动提起我妈妈当年生孩子的话题，每次都说你妈妈身体就这么毁了，太可惜了，好像仍然不能相信是真的。但他又说前方反扫荡的形势那么危急，他怎么能陪着老婆去后方生孩子，连想都不要想。

马：你妈妈的故事很触动我。干革命就要有付出，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我总觉得，难道两个人的生命：你母亲和你姐姐的，就不值得派一个人去护送和安置一下吗？我丝毫没有责备你父亲的意思，这不是你父亲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在共产党“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信条影响下，缺乏对人的关怀。我还想，如果当时是你父亲负了伤，需要到后方治疗，派你母亲护送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你父亲是为革命而负伤的。而你母亲是去生孩子，是私事，不是为了革命，于是就被忽略。战争中男人、女人都在付出，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却不同。

叶：我第一次听说我妈妈这个经历，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正兴革命传统教育，我妈妈的经历对我就成了“革命故事”，里面有日本鬼子，有残酷的战争，但“女人”和“生孩子”都被忽略了。就像你说的，女人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并不比男人低，但得到的尊重却要少得多。多少年来，一讲战争就是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像生育这类经历是不足为人道的，因为它是个人的，是女性的，连当事人都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对这类进入不了“历史视野”的事情感兴趣，也越来越关注女性在战争中的独特经历。

我多年来有个心愿，希望走一走我妈妈生孩子和生病走过的路线，这个愿望在我妈妈去世之后更加强烈。1998年秋天，我终于一个人上路，去了一趟晋西北和陕北。

马：你一开始讲你在延安，就是这次吧？

叶：是。我先去了山西兴县。当年我妈妈在晋西北严寒的冬天，从兴县县城走到黄河边的黑峪口，一共是五十多里路。五十多年以后，我也来到了这里。我并不是真走路，而是搭了一辆吉普车。即便修了公路，路况仍是坑洼不平。这段路一边是高山，一边是蔚汾河陡峭的河床。黑峪口是个小山村，黄河河面在这一带有三百多米宽，波涛汹涌。黄河冬天是封冻的，我见过一张黄河结冰的照片，惊涛骇浪都被凝固成巨大的冰块。我妈妈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当年是怎么走的啊？我非常想知道这些细节，可惜没有人可以问了。

陕西这边，我妈妈曾经被人抬着担架，一个县一个县抬到延安。这段路我妈妈没生病以前，从延安被派到晋西北工作，也步行走过。我坐着汽车，经过了其中的几个县。车子是个公共小巴，路上不断有老乡上来，有的带着猪娃，有的扛上来自行车。从绥德到延安我们走了八个多小时。坐上这辆车后我一度非常气恼，觉得受了司机的骗，相信这样走得快。我原可以坐舒服的旅游大巴，不必跟着小巴走这么糟糕的山路。

是黄土高原使我慢慢平静下来的。车子盘着山开到山顶的时候，放眼向四处看，是一望无际的山峦和沟壑，那磅礴的气势强烈地震撼着我。我在心中不断感叹当年从大城市来的抗日青年，包括我的父母，是怎样用双脚走在这黄土地上的，后来我的母亲又是怎样被人一步一步抬在这黄土地上的。这里的贫瘠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比我插队的山西雁北还要穷。我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老乡极为顽强的生存能力所折服。

到了延安，我的兴趣不在那些看起来大同小异的领袖故居。我去了陕北公学，我妈妈1939年第一次去延安时曾在那儿上过学，现在只剩下了一块木牌子。我也去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也只剩下个牌子。去自然科学研究院是因为当年在附近有个酿酒厂。小时候听我妈妈提起过，她听说用酒糟糊腿可以治疗关节炎，就搬到酿酒厂旁边住，自己想办法给自己治病，慢慢地走路就不用拐仗了。可以说是她自己帮助自己站起来的，这就是我妈妈的精神。

我妈妈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有时会说起“妈妈的精神”。“坚强”是她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她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全身肿得变了形，经常昏迷不醒。昏迷中她有时会自言自语。有一次我听见她说，“不怕，不怕，”声音清晰有力，完全不像一个垂危的病人。她是在给自己打气，在和命运做最后的抗争。她以前一定多次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不怕”已经变成她生命里的下意识，这恐怕就是“精神不死”吧。

我妈妈在做人上还有一点是我没法比的，那就是她待人十分的善良和宽厚。到她最后的日子，人瘫在床上已经不能动了。我们在医院里为她请了一位看护，每隔一二个小时帮她翻翻身。我妈妈醒着的时候，翻完身，她会谢谢人家，两手抱拳作揖。有时她两个胳膊都是针管，不能动，就摆摆脚，用脚来作揖。她因为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很多事情都不明白了，根本不能配合治疗，但是她知道感激别人，拼了全力也要谢。糊涂了，要死了，还是这么善，“善”真正成了她的“本性”。

我妈妈是在八宝山火化的。火化完毕去领骨灰的时候，那儿的工作人员问了一句，“是党员吗？”我说是，他就递过一面手帕大小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我顺手塞进大衣兜里。我们准备把妈妈的骨灰先存放在万安公墓的骨灰堂里，然后再寻觅一块合适的墓地入土为安。进了那个骨灰堂，我们把妈妈的骨灰放进一个指定的玻璃格子里。要离开了，我突然觉得妈妈会很冷，外面是严冬，骨灰堂里没生暖气，阴冷阴冷的。这时我想起了那面小党旗，就把玻璃格子再次打开，把它盖在了妈妈很朴素的骨灰盒上。当时我想，不管我对这个党怎么看，它毕竟是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加入的“组织”。这些年我常想，我妈妈博大深厚的人性，是怎么和她的党性相调和的？她的内心经历过什么样的历程啊？这些我都永远无法知道了。

我妈妈病危时，我从美国回来陪护她。学校就要开学了，我不得不回去。临去机场前，我最后一次来到她的病房，心里清楚这是和妈妈的生离死别了，突然很想跪下来磕个头。我从来没有下过跪，也不会磕头，周围又有外人，我迟疑了，望着昏睡中妈妈，倒着一步一步离开了病房。此后在心中我不断懊悔：当时为什么没下跪？又不知有多少回，我在想象中给妈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磕头，仿佛只有这种“封建”的礼仪，才能略表我这个多年在外远游的不孝之女对妈妈深深的歉疚，和对她养育之恩的报答。

“人总要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马笑冬的家庭

马：关于我的母亲我也有好多话要说。一想起我妈妈的身世我就感到痛楚，这种感觉随着年龄有增无减。人总是要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儿来的，至少要追溯到祖父和外祖父这一代吧。可是关于我母亲的身世，多少年来我一直不十分清楚。1999年我看到我父亲在差不多20年前、我母亲80年代初去世的时候用毛笔写的两本关于她的小册子，分别被称做“记事”和“记略”。那年秋天我在北京，知道有这两件东西，当即就要父亲给我看。在父亲郑重地交给我之后，我倒是犹豫看还是不看了。薄薄的两本小册子，沉得像拿不动似的。当天晚上我还是看了，一边看，一边流泪，看到几处几乎失声痛哭。想起父亲就在对面房间休息，我才拼命忍住了。

在此之前我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些我姥爷的事，再加上这两个小册子，我对母亲的身世知道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我母亲1923年生于河南省濮阳县马辛庄。我姥爷家境贫寒，但从小聪颖过人，所以得到当地政府的资助读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后来又公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姥爷在美国上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学科，我父亲都不清楚，只知道他学成后回国，先在北京教书，抗日战争期间向西南转移，先后在广西大学、贵阳师院和昆明师院任教，最后定居在昆明。

我姥爷读大学之前就和我姥姥结了婚，婚姻是包办的，姥姥家也很穷。姥爷回国任大学教授后，遗弃了我姥姥，又娶了新妻子。当时我母亲刚刚满月。根据父亲的“记略”，我姥姥听到丈夫另有新欢之后，悲愤填膺，“旋即衔恨而绝”。我母亲嗷嗷待哺，无依无靠，最后由她四舅把她接到家中扶养。我四舅公家徒四壁，自己过日子都十分艰难，我姥爷同意供给一定的扶养费。我小时候常听我父母说四舅公对我母亲有恩，到现在才明白它的含义。

我母亲直到去世都没有向我们提过一句她父亲，可是我知道1968年我父母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昆明的信，是我的姥爷写来的。这封信连同信封我父亲已在1999年郑重地转交给了我。信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亲爱的女儿金娥”，后面还说，“你是有志气的好孩子，真好！”我母亲过去的名字叫马金娥，参加革命后改叫马何文。据父亲说，我母亲看了信，表示永远不想见她这个父亲。我父亲把那封信转交给我时，连同原来的信封放进一个大信封里，信封上写着：“何文因其自幼被遗弃，未复信，存之留念。”母亲终生不能原谅她的父亲，是她不回信的重要原因。

我当时看到了那封信，还记住了姥爷任教学校的名字。1968年11月我上山下乡正好去的是云南。到了昆明，我偷偷跑到那所学校，问门卫，某某是在这个学校吗？对方说，“是，他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在大门外徘徊了一阵只好走了。1996年我去昆明开会，又打听过我的姥爷。他要是活着，那一年该是107岁了，我知道他很可能不在人世了。后来我又写信给云南的同志，把姥爷信封上的地址告诉他们，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家人。结果才知道那个地方早就拆迁改建，连街名都找不到了。

叶：你为什么那么想找到你姥爷？

马：他毕竟是我母亲的父亲，我想知道关于母亲的一切。平心静气地想，姥爷的婚姻是包办的，他留美回国后在大学任教，教育背景和我姥姥差距那么大，当然没有爱情可言。而且我姥爷也没有良心泯灭，他一直资助我母亲的生活，定期寄钱给四舅公。母亲七、八岁时还穿着我姥爷寄给她的旗袍照了一张照片。我爸爸说他当年在母亲的家里见过这张照片。我问父亲：“照片还会在吗？”父亲说会，因为这样的纪念物农村人会留一辈子。我记住了父亲的话，什么时候回老家一定要把照片找回来。我姥爷当年还在家乡给我母亲买了一块地，作为她的教育基金。他到底是个读书人，重视教育。在他1968年给母亲的信中，还提到要把我母亲、父亲的学历及子女的教育情况统统告诉他。如果他在天之灵知道他的外孙、外孙女、外孙女婿都在美国拿到了博士，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但姥爷还是有不能原谅的地方。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女儿接到北京去住呢？难道他的新家就那么不能容纳这个同父异母的孩子吗？就算他把女儿放在乡下，他就不能去看看自己幼小的孩子吗？可他一次也没有回去过。

我还想，当年对封建婚姻的反抗，受益多的是男人，女人往往是牺牲者。我的父亲、二叔、三叔都是包办婚姻。二叔、三叔参加革命后都自由恋爱又结了婚，我爷爷把儿子们离婚的妻子继续当儿媳妇看待，一直生活在一起。我父亲因为认识我母亲时前妻已经病逝，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叔叔们前妻生的孩子基本上都生活在乡下，不和父亲在一起。

叶：这不是和你母亲当年的情况一样吗？

马：是这样。听说有一次我一个叔叔回老家探望我祖父，他的前妻还是过去的想法，认为虽然离了婚也还是他的人，应该睡在一起。到了晚上，她就把被子铺好了等着，可是我叔叔把自己的被子搬到外屋去了，我婶子一个人在里屋默默地流泪。我的婶婶们就这样伺候公婆，抚养孩子，任劳任怨一辈子，直到她们离开人世。

叶：这是一代中国女人的命运，为她们男人的“现代化”和“革命化”付出一生的代价。她们是弱者，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声音。

马：再谈谈我父亲的家庭吧。他老家在山东泰安，泰山脚下。记得我曾问过父亲：山东在历史上都有过什么名人。父亲说：“一个孔子，一个孟子，还不够吗？”我笑了，说：“太够了。”泰安是个儒家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我爷爷是个农民，土改的时候被划成富农，说明当时家境还不错。其实所谓不错也是相对而言，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富裕。我父亲小时候见到他母亲小心翼翼地对婆婆说：“娘，火柴用完了，再给我两包吧。”婆婆把脸一绷，拿过两盒火柴，厉声说：“省着点儿使！”我父亲后来到县城上师范学校，从家里带了碗筷去。他告诉我说他从来不洗碗，我说那不脏死了，他说那碗是用来喝水的，从来没有盛过菜和汤。原来他根本不在学校买饭，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家取一大包他的一日三餐：山东煎饼和咸菜。煎饼是用小米面、棒子面、奢侈点的就再加上点白面摊成的饼，一层一层地叠起来，凉干了之后像纸一样薄，一碰就碎。干嚼着吃也行，泡在汤里、水里吃也行。我小时第一次看到父亲吃煎饼，大喊：“快看，爸爸吃纸了！”我也吃过煎饼，但吃不出味道来。爸爸吃起来有滋有味，他说这是“感情食品”。

我爷爷虽然是个农民，却是村里的头号知识分子。他有几十本线装书，读得烂熟。村里人要写个帖子、对联，结个字具什么的都来找他。我爷爷对文天祥这样有气节的人非常崇敬。他的三个儿子后来都参加了抗日，这与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爷爷是村长，日本人来了以后他就坚决不肯干了。但要辞掉村长也不那么容易。他先通知村里有声望的人某日到家里作客，然后拉着粮食到集上去卖，卖了钱去买肉和菜。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来，家里并没有多少现钱，要卖粮食换钱才行。请客那天，我爷爷说拜托各位，这个村长我说什么也不当了。来人都不同意，我爷爷就一下子跪下来，说你们不同意我就不起来，最后大家被说服了。

我父亲和叔叔们离开家乡参加抗战后，有一段时间每逢集市，我爷爷就带着全家老小到集上搭灶点火，免费给行人供应茶水。家里有人不高兴，因为要起大早，折腾一天，一分钱也不赚，还要赔上柴火和茶叶。但我爷爷坚持这样做，以行善为他三个在外面抗日的儿子保平安。父亲告诉我，他离开家乡后，爷爷非常想念他，恰好有个乡亲要到我父亲工作的冀鲁豫根据地，我爷爷就托他给我父亲捎封信，信写好了缝在那老乡的棉袄里。辗转了很久，那位老乡终于找到了我父亲。他见了我父亲，什么话也顾不上说，就一个劲儿地撕扯自己的棉袄，一边扯一边说：“我可找到你了，你爹有信呀！”我爷爷在日本占领时期的表现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敬重，抗战胜利后乡政府还赠给他一块匾。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单位派人到山东，想调查他富农家庭的背景，结果看到了这块匾，就不说什么了。调查的人回来悄悄对我父亲说，爷爷的抗日气节如何可敬。

我小时候我爷爷来过北京几次。他少言寡语，穿着长袍戴着老式的瓜皮帽，非常普通的一个农村老头。我跟他几乎没有交流，他的过世对我也没影响。我那时太小，不懂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沧桑，都有故事。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和爷爷好好聊上几天。

我爸爸从小就勤奋好学，他后来取代我爷爷成了村里的头号知识分子，还当过村里小学的先生。他当先生的时候我二叔三叔都当过他的学生，他们如果不好好学习，照样打手板。我父亲最开心的时候是拿上几本书爬到泰山某个僻静的角落。他读书时出声音，有韵律，像唱歌一样，他看一会儿“唱”一会儿，直到太阳落山。我对爸爸唱歌般读书有很深的印象。我小时候他常把文件带回家晚上加班看，看着看着就唱起来了。

我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给他订过一门亲，后来那个小姑娘生病死了。我父亲八岁的时候，由一个年长的亲戚当伴郎，到“老宅”里和死去的新娘成亲。“老宅”就是祖先的坟地。我问过父亲，到老宅成亲不害怕吗？他说：“我那么小，懂什么？”当地的规矩，女孩子订了亲就算是夫家的人了，即使死了也是夫家的鬼。我父亲到坟地去和那个女孩“结婚”，就算把她娶到夫家了，要不然她就成了游魂野鬼。我父亲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又遵父母之命结了一次婚。妻子比我父亲大好几岁。她和我父亲有一个儿子，我叫他大哥。父亲这位妻子后来得乳疮死了。

我父亲抗战前读的书里，有鲁迅的杂文，也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些书对我父亲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问过他为什么抗战爆发后他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他说，“国民党太腐败。”他举了一个当地老百姓讽刺当官的巧取豪夺的顺口溜为例：“省长刀子刮，县长剃刀剃，乡长老爷蓖子篦”。

我父亲是怎么认识我母亲的呢？根据他的“记略”，有一天他听人说抗联新来了一位女同志，叫马金娥。不知怎么，我父亲就把这名字记住了。1943年的早春三月，他一个人赶路，东风拂面，万物更新，他的心情特别好。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个青年妇女，“急行翩翩，面色黝红，身体健壮，五管端正，衣着俭朴，有善良之貌，带淳朴之风。”父亲的这番描述真把我母亲的特点勾画出来了，也表达了他对女人的审美观。父亲和母亲擦肩而过，事后得知她就是马金娥，当时只有二十岁。1945年3月25日，我父母结了婚。他们俩相遇，相识，相爱，相守，直到我母亲走完她的生命历程。

1946年我母亲怀了我哥哥。当时国民党对解放区狂轰乱炸，我母亲所在的边区学校东迁西移，她带着身孕跟着学校苦于奔命。孩子生下来后，只能把他送回山东老家抚养。我从小就很喜欢我这个哥哥，叫他“小哥哥”。后来我嫂子跟我说，中学时候她老听我叫小哥哥，心里很羡慕，心想自己要有个小哥哥就好了。可我那时老想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小姐姐呢。后来母亲告诉我有过一个姐姐，在小哥哥之后出生的。因为战争，我母亲还是没法自己带，就把姐姐放在一位老乡家寄养。等解放后再去寻找，那家人说姐姐已经病死了。后来我自己做了母亲，才体会到我母亲当年为死去的女儿该有多么难过。

我是1950年冬天出生的。我父亲说我刚生下来就会笑，所以取名叫“笑冬”。我也闹不清这是真是假，但我喜欢这个名字。我出生时是把护士请到家里来接生的，我父亲等在门外，听到我的哭声就往里走。护士告诉他是个女儿，我父亲说，“啊，是个女儿呀。”那护士提高嗓门，“怎么，女儿不好么？”我父亲连忙说，“女儿好，女儿好。”

叶：我也是1950年出生的。我最早的一张照片，是出生后不久我妈妈抱着我在北京一所医院病床上拍的。十来年前我姐姐可没有这样的福气。我妈妈显得十分虚弱和疲惫，但是她在笑。战争中养育子女太艰难了，不知道死去的和失散的有多少。咱们都是“进城”后出生的。比起哥哥姐姐来，咱们是“生于安乐”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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