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屋里的大妈(文革中大串联二三事) 作者:黎烈南


 

 村屋里的大妈

    ——文革中大串联二三事

如果让我回忆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文革中大串联应该是其中之一。我16岁那一段非常的经历,已深入脑髓;祖国乡村的古朴风光,时时浮现在眼前。那一个个淳朴的农民形象,给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其中,长辛店附近村落的一位贫农大妈,最能引发我回味宝贵的良知,慷慨的人生。


步行长征为哪般

那是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1966年,毛泽东主席向学生们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联、将革命造反的烈火烧向全国的号召。同学们纷纷结伙,准备去周游,去上海的,去杭州的,不一而足。

我也作了准备。我的目标,是徒步穿行于乡村之中,目标是井冈山。我没有同伴——在我周围的同学中,大都是要坐火车、汽车的。这时,准备与同校同学们一起串联的姐姐,怕年龄过小的我一个人徒步旅行,会发生不测,于是,与我商量停当,姐弟俩打好背包,踏上了漫漫征程。

我之所以起了步行串联的心思,原因首先是我是一个有挑战癖的人。越是艰苦的事物,我越愿意尝试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很喜欢与乡村里的农民打交道。记得麦收期间,我们中学生们曾经去乡下帮助农民忙麦收——那些乡村汉子们弯腰拔麦子时近乎艺术表演的动作,深深地吸引过我。尤其是在顺义县木林公社东埝头大队的一个(记得是第四)生产小队劳动期间,全小队的社员们,特别郑重赠送过我个人一面锦旗,表彰我的劳动热情,给了正处于压抑状态中的“黑五类”子弟的我以最大的安慰。

我迫不及待地奔向于祖国乡间土路,与其说是响应将革命烈火烧向全国的号召,不如说是欲在田间地头,在茅屋土炕边,从乡民那里寻找心灵的安慰。当然,我不会忘记自己改造世界观的使命——我是一个右派子弟,也是多年的三好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我因坚决背叛右派家庭,前一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学校树立的背叛“反动家庭”的样板。我这次准备一路体味最艰苦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多多接触,将革命道路走到底。


燕赵贫母多慷慨

我和姐姐并不孤单。走出郊外时,在我们的周围,有张贴、粉刷在各种建筑、墙壁的“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大标语;在我们的前后,有着一拨又一拨的步行长征队伍。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虽然我们这前赴后继步行的队伍,远远比不上乘坐火车、汽车的串联队伍之众多,但人数也很可观,气势可称雄壮。

刚刚只走了半天,我便初尝到了徒步长征的分量。但风华正茂的姐俩,随着呈现在眼前的渐宽渐广的道路和一排排高大的树木,心情舒展,一路高歌,走在通向河北省的大路上。

第一天,不知走了多少路,汗水湿衣,背包山重。初冬的斜阳即将被远山衔去,我们停留在一个村子旁。啊,长辛店到了。“长辛店”三个字,对我们,并不陌生。我上过历史课,知道这里曾经举行过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姐俩站在村边一家院墙外张望。恰好一位四十余岁的大妈走出来,瞭望着什么。她发髻黝黑,身材瘦高,衣着洁净利索。她眼睛亮亮的,和蔼可掬。姐姐向她问了好,说明我们是来自北京、响应号召,步行走向井冈山的学生,希望有房屋借宿一夜。

大妈听说我们是从北京城里来的姐弟俩,先是一愣,然后招手,急唤道:“快进家来!”走进院子,听见鸡窝内的躁动声,一阵阵诱人的饭香,扑鼻而来。房屋陈旧的青砖反射着落日的余辉,为我们照路。

我们卸了背包,坐在烧得热热的炕头上。

屋子里干干净净,除了一个板柜,一张桌子,几个小凳,别无长物。墙壁上悬挂着毛主席画像,有“翻身不忘共产党”等字句组成的对联。不用说,主人公的成份是贫下中农。热气腾腾的锅盖下掩藏着的,不知是什么好吃的——大妈一家要开饭了。

大妈家里有几口人,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妹妹,跑去打水。

大妈招呼我们洗脸、洗手,忙着开饭。她特别叮嘱我:“男孩子,饭量大。大妈没有别的,窝头,棒子渣粥,管饱!”抚摩着我们的背包,问过我们的年纪,大妈赞叹着,又叹息问:“你们出来,走这么远的路,妈妈在家里总惦记着!”

“妈妈”的话头,让屋里的空气变得凝重。姐姐向前一步,跟大妈恳切解释说:“大妈,我们的妈妈是右派,也就是反动派;我们出来串联,就是要向你们贫下中农学习,彻底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改造世界观!”

为我们添饭的大妈怔住了。刹那间,泪水有如出闸门之水,夺眶而出。她轻摇着姐姐的肩,颤声道:“不能这样说,亲妈怎能是反动派呢?”

我和姐姐都望着大妈发愣:她会为“妈妈是反动派”这句话而流泪?难道她不知道58年以后的反右运动吗?我们从上幼稚园和小学时,就懂得了一个人间道理: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是真理的代表;向党发动进攻就是反动派——大妈不会不知道吧?

大妈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异样的表情,她的双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出奇的明亮。她停顿了一下,用教训子女的口气道:“闺女,亲妈一口奶,一口饭,把你们养大;这样说亲妈,不对!”19岁的姐姐开始说给大妈听:在党的整风期间,妈妈为自己的进了监狱的三弟——也就是我们的三舅喊冤,犯了反对肃反运动的错误。

姐姐表现出她最大的耐心,讲说着反右斗争的背景。

姐姐任过多年大队长,是三好学生。她的话语有根有据,有板有眼。她的表达能力真是强,像是上一堂生动的教学课。

姐姐的解释细致、具体,分析冷静、理性,对面的大妈却越发惊愕,她的脸色惨白,似乎有什么灾难已经降临。这时,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大妈,您知道《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吗?”我反复学习过这些文章,我想我提供的权威证据会使大妈猛然醒悟。

半坐在炕边,一直在准备为我们添饭的大妈站立了起来,她目光炯炯,对着我,也对着姐姐,回答道:“孩子,你说的那个社论,大妈不懂”;接着她又仰看着屋梁——或者不如说仰望苍天,呼号道:“可说亲妈是反动派,不行啊……”那拖长的“不行啊”的声音,在半昏半明的房子里回荡;她的脸色,如丧亲人般的惨凄。

我们惊呆了。

我从接受正式教育以来,从没有听到过与社会共识如此相左的言论,更没有听到过这般揪心撕肺般的呼喊——而这般言论与呼喊,竟是来自一位贫农大妈之口。这一呼喊,大大震撼了我,远胜于在文革中听到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排山倒海的口号声。

一边是姐姐认识到了真理之后的认真诠释;一边是大妈对世间有如许论调的莫名悲哀。前者的声音越来越恳切,而后者的忧戚已经不堪熬煎。

终于,大妈撑不住了,她摇着头对姐姐说:“别说了,闺女,大妈难受……”然后,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门。我在和姐姐的眼神交流中,知道她与我有同样的困惑:怎么贫农大妈的见解与我们多年学到的知识有天壤之别?

过不多久,大妈带来一位大叔——村里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她指着我们姐弟俩,说:“就是这两个孩子。这么小的年纪,您说能放心吗?”革委会主任穿着绿色上装,中等身材,背微驼,是个复员军人。他对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听你大妈说,你们姐俩步行去井冈山,一路上太不安全,还得搭个伴儿。我和你大妈商量,联系了一群大学生,北京农大的,他们今晚落脚在我们村,明个儿一早也去井冈山……”姐姐急忙截住了他的话:“我们是右派子弟,我们不能连累他们,我们俩自己能走!”“不行!我去叫他们的陈队长!”主任把手一摆,他转身出门。大约十分钟以后,只听得外面旋风般的步履声,一个戴着眼镜的高大青年男子,站在我们面前。

“我姓陈,我们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咱们一起长征吧!”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完全能信任的友好情谊。

姐姐惶恐着:“你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们是右……”

陈队长则用背诵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表示着战友般的欢迎:“‘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小同学,不必顾虑,让我们肩并肩地走向井冈山!”

因拥有“黑五类”、“狗崽子”的身份而在文革中被歧视的我们,面对这拒绝不了的热情,心里热乎乎的。主任大叔断然道:“一起走,你们不能分开!”
大妈没有剩余的房屋。当天夜里,我们与大妈一家人睡在长长的火炕上。我睡在最靠灶台这一边。大妈对我慈爱地笑笑:“睡热炕头,解乏!”这是我第一次和陌生村民睡在同一间屋里。疲乏不堪的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我和姐姐站在十余位朝气勃勃的北京农业大学生队伍中间,与大叔、大妈告别。大妈拉着大学生陈队长的手,叮嘱说:“你们可别扔下他们,怪可怜见的……”大妈走向大学生们跟前,一一拜托,动之以情。她殷切地看着大学生们,一直听到陈队长等所有人的热情保证,才放心地退到一旁。

走了几步,我们回过头来,看着大妈一家,在门口旁边的枣树下,望着我们。宽慰的神情浮现在她的脸上,仿佛母亲为远行的子女找到了可以托付之人。

我们互相招手……


大妈何以看破真相

离开了长辛店以后,我们继续着长征,以后再也没有与大妈见过面。

大妈可爱可亲,但经过多年学习与锤炼的我们不会听从大妈的意见。我们那时确认自己走的是一条彻底背叛反动家庭的革命之路。

不过,那一夜大妈陡然间变得刷白的脸,还有那仰向苍天悲怆的一声呼号:“说亲妈是反动派,不行啊……”,总是不定时地突现在眼前,回响在耳边。随着岁月的流逝,其情其景在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化为了永恒。

1979年,从内蒙草原返回京城的我,得知三舅的所谓“现行反革命”被否定,最终得以彻底平反了。这是否意味着,母亲为自己弟弟的鸣冤叫屈,也仅仅是就事论事而已,而不是蓄意对党的肃反运动进行攻击?顺理推之:我们子女们与母亲划清界限的长达十多年的行动,是符合情理的吗?

我们的见识为什么比不上目不识丁的大妈?

我们是怎么学习知识、认识事理的?我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挤在同一个会议室内,手捧同一本书,认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拥护着,思考着,补充着,发挥着,然后万众一心,众口一词,将我们的共识化为一种冲天的热情,现实的行动。

大妈是怎么生活的?她每天做饭,洗衣,看孩子,喂猪,奔走在茅屋内外,盘旋于炉灶之旁。在“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口号长期流行时,几乎是处于封闭境况下的她悲天悯人地呼唤着人伦亲情,寸步不让地捍卫着母亲的尊严,并将这种“反动派”父母之提法,严词拒之于千里之外,其意气之勇决,真不在那“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即倒”的韩昌黎以下!

贫农大妈忙于家务,既没有像家家的爷们儿有到村委会开会的机会,目不识丁的她当然也读不懂来自上边的指示或文件,她对事物真相何以有着如真确的把握?她对世间大问题的敏捷反应,竟高明过了大多数的读书人,高明过了权威社论!她在低陋的小茅屋中,以最朴实的语言,一语道破事情的实质,不屑那那洪水猛兽般的造反潮流;反倒是长期受到正规教育、在寻求真理的泥淖中打滚、挣扎的我们,显得可悲复可笑了。

我想起了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孩童,他睁着不晓世故的一双水晶般的眼睛,问妈妈,那个皇帝为什么不穿衣服?这傻憨憨的一问,让世间人们无遁形之地,令事实真相水落石出。长辛店的贫农大妈,不就是新时代安徒生童话中的一个赤子?她只凭良知,不晓权威,拒绝谬说,截铁斩钉。我设想,如果大妈也如同我们一样,天天学文件,时时背条文——那时的她,或许会能增加不少文雅之气,然而,“说亲妈是反动派,不行啊……”的呼号,还能从她的口里发出吗?

“说亲妈是反动派,不行啊……”,这声音如许亲近,仿佛就在耳边萦绕;它又如许遥远,如同远古传来。它含着大妈的泪水,也是我们古老民族面对冲破道德底线的行为的一声悲吟。中华民族,很早就讲亲亲之仁——从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广到广大的人类之爱。这种境界,虽然有它的局限,但至少可以维系家庭的稳定,使民族长期开凿的心灵河床不至于横流漫溢。大妈的痛苦,其实是民族的大悲大痛。大妈没有理论,她只有感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我恍然感觉,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经营、积淀的最朴实的道德之魂附着在大妈的敏感神经上,她曾为民族的耻辱、悲哀而放声一号。

亲爱的长辛店大妈,在我激进地与父母划清界限时,您给了我亲生母亲般的大爱;而您呼号于小小村屋,对我来说,永远是警钟长鸣……


 黎烈南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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