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同学白汉生之死(1) 作者:胡发云


几年来,一直想写写白汉生。又不知如何落笔。渐渐地,快要将他淡忘掉。老同学们偶尔相见,也不再提起他。

不久前的一天,参加一个老人的葬礼,突然想起白汉生的墓穴也在这座陵园里,便依着一点隐约的印象找去。墓区很大,变化也很大,找了很久,终于找到。那是清明过后不久,随处都还留着祭奠的痕迹。香钵里插着燃剩的香签,墓石上留着红色的烛泪,墓碑下摆放着枯萎的鲜花或落满尘土的绢花。还有那种红丝带。这是近两年兴起来的一种风俗,凡来祭奠,扫墓人都要在亡灵的墓碑上系一根数寸宽的红丝带,或许是驱邪,或许是吉祥,或许是表示这个长眠于地下的人,已经有人来探望过,不致显得冷清。远远望过去,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墓碑,好像都戴上了一条条红色的领巾,如同小学课间操的景象。白汉生的墓,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杂草,从墓石周边的缝隙里顽强地生长出来,铺展开去,让他那不大的墓穴沉沦于一团毛茸茸的青绿之中,别有一番苍凉的意味。白汉生是一座单人墓,是那种比较廉价的。形制粗陋,碑石单薄。和那些宽大的合葬墓、高档墓相比,像一个瘦弱矮小发育不良的孩子。碑文也很简单,只刻着“白汉生之墓 爱女白戈敬立”。不像大多数的墓碑,亡者成双成对,生者蓬蓬勃勃——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率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数十个立碑者的名字布满小半块碑石,给人以儿孙绕膝功德圆满的感觉。 

白汉生的生卒年月是1949.5.26——1999.12.31,刚好是20世纪的整个下半页。一个人,就这样变成了两行数字。我想,他要再坚持一下,一个小时?或一分钟?就可以进入千僖之年了。

我把手里那支白菊花放在白汉生墓前。想着这个多年前的老同学,突兀地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又突兀地消失了,如今成了一抔白骨,装在一只小小的瓷坛子里,掩埋于此地一尺之下,一动不动。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的那一帮老同学中,白汉生差不多已经被人忘干净了。也是,数十年过去,连当初自己的同座是谁都常常记不起来,更何况他白汉生呢。

白汉生在班上,是一个平平淡淡,可有可无的人。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是小数点后面的人,可以四舍五入的。

一九九三年深秋,赴美多年的陈雅红回汉探亲。在父母家呆了几天,看望了一些亲戚朋友,然后很强烈地想念起老同学来。于是,从她开始,一串二,二串四,班上那些各自西东的昔日同窗们,渐渐聚集到了一起,刮起了一股浓烈的怀旧风。

陈雅红从初一进校到初三文革爆发,一直都是班上的文娱委员。陈雅红长得漂亮,能唱能跳,能编能导,人缘也很好,没有那种漂亮女生的骄娇二气。是女生的知心姐妹,是男生的梦中情人,这话是后来聚会时有人说的。说完之后,便有一些老男生厚着脸出来应承。出来应承的,多是胡闹,于是有人迫使几个真正的当事人出来认账。其中包括班长林松,学习委员章海翔和篮球队长大魏——这些都是当年班上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男生尖子,似乎不到这样的档次, 连梦一下的资格都没有。

陈雅红先找到了与自己一起插队的杨莲燕和吉莉莉。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开头的话题,当然是如今的容貌啊,体形啊,身子上的毛病啊,各自的境况,大人和孩子一类。杨莲燕和吉莉莉当年在班上也不是等闲之辈。杨莲燕是生活委员,小小巧巧,风风火火,掌管着全班同学的财经大权,买饭票,退饭票,收班费,收歌本钱电影票钱,一分一厘一清二楚。不知为什么,同学们曾用鲁迅《故乡》里杨二嫂的绰号“豆腐西施”叫过她,或许是杨二嫂向鲁迅索要过旧家具,或许是杨二嫂说话伶牙俐齿,也或许是仅仅因为她姓杨。不过杨莲燕对这个绰号坚决拒辞,本原挺和气的一个人,只要谁这样叫她,她都垮脸,结果终究没有叫成。这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没让一个绰号得逞的例子。 

杨莲燕的课桌抽屉里永远放着一只半爿课本大小的精致算盘。那算盘架子是红木做的,边框上细细地雕刻着一些花草,玲珑剔透。那算盘珠子是牙骨一类的材料,每一粒,也就和衬衣钮扣差不多大小。有的说是象牙,有的说是牛骨,玉润珠滑的,指头粗大的男生,很难只拨一粒而不动其他。凡有什么算计,杨莲燕那五根纤小的手指便在那小算盘上眼花缭乱地飞舞,像五个小丫头在跳橡皮筋,特别好看,让人想起玛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工作着,是美丽的。杨莲燕由此又得了一个“小算盘”的美称。这一次,她倒没有怎么推却,就慢慢叫了下来。据说那算盘很有一些来历,杨莲燕的祖父,曾是汉口一家大药铺的老板,买下的里份都有好几条。有同学至今还住着她祖父房产,当然,那早已收归国有了。扫四旧开始,杨莲燕就把那只小算盘砸了,去文具店买了一把大算盘。后来聚会,有人还说起这事,说可惜了,留到今天,肯定是一件宝物。吉莉莉是数学课代表,数学在全班拔尖,特别是几何,空间想象力出奇地好。一些证明题,班上那几个最自负的男生,如果要用五、六步,她常常三步、四步就完成,她有一种直达本质的灵感,因此被人戏称为“三步”。吉莉莉聪明,便有点恃才傲物,出语尖刻,在男生女生中,都不太讨人喜欢,她也不在乎,我行我素。直到文革,她父亲被揭发出来是一个叛徒,才一夜间变了一个人。杨莲燕则平和快乐,无微不至,是一个大伙儿全离不开的小管家婆。这三个全然不搭界的女生,是如何走到一起去的,至今是个谜。
 
杨莲燕如今在一个单位做办公室工作,依然是一个管家婆。恢复高考后,吉莉莉果然考上了数学系。她原来在父亲的一家大型企业当化验员,毕业后,便回去那儿的职工大学当了数学老师。两人都还衣食无虞。只是吉莉莉没能在数学上有所建树,是她一直心有不甘的。

三个女人一台戏。说着说着,就说起当年初三(二)那些老同学。吉莉莉和杨莲燕虽然一直就在本地生活,可说起老同学,几乎和陈雅红一样,所知不多。往日经历的事情,经过多年酝酿发酵,滤去了狂热、争斗、龃龉和伤害,已经变得醇香诱人。对如今未知的事情,也生出许多记挂与猜想。还有什么比人物的命运变幻更让人好奇的呢?于是,通过吉莉莉和杨莲燕,找到了陈雅红当年“锷未残战斗队”的三、四个革命战友。“锷未残”都是几个出身不太硬朗的班干部,为了要革命,意味深长地用了毛主席诗词中的这几个字,为自己的战斗队命了名。几个当年的革命战友又提供了另一些老同学的下落及联系方式。于是,就有了初三(二)的第一次同学聚会,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湖一大”的那一次聚会。那次一共到了十一个人,五个女生,六个男生。比当年党的南湖一大只少一人。 

那次聚会我正在外地,回来后,他们找到我,满怀激越地复述了当时种种动人的场面。

那是一个深秋,天阴着,通往湖边的林荫道上,铺满阔大的梧桐叶,一阵凉风刮来,又有一些黄叶飘落,很有一点沧桑感。

这样一个怀旧的季节,这样一个怀旧的天气,这样一个怀旧的场景,男生女生们三三两两,踏着沙沙的落叶,向湖边走去。

东湖是大家在念书时常去的地方,春游秋游,队日团日,及至文革后期,大家预感到要风流云散的前夕,都会到这个地方来。恋爱了,失恋了,也会到这儿来,走走,坐坐。一眨眼,当年那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齐齐整整地都过了不惑之年。离散二十多载,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大家感慨不已,唏嘘不已,说了许多难忘的往事。 

那天到来的人,除了陈雅红她们“三仙姑”,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一个是在小学当老师的钟惠,一个是在银行做信贷员的马玲玲。六个男生大多也混出了个人模人样。职务最高的是老班长林松,在区工会当宣传部长。职称最高的是原来班上那个“自由主义分子”姚一平,在大学做法学教授,据说还给几家大企业做着法律顾问。沈志秉在当外科医生,柯小龙在区税务局,王言开在一家中型企业当一个中层干部,悲壮地坚守着那风雨飘摇中的烂摊子,按他的说法,正在一步步把企业送进火葬场,等待壮烈牺牲的那一刻。李宗明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水货服装店,给南来北往的民工提供一些比较适合城市生活的廉价衣物。门面不大,平平和和。这些同学,大多在一定的时候有过相关的往来,比如谁找谁联系孩子上学,谁找谁给家人动过手术,谁找谁谈过贷款事宜,谁找谁咨询过打官司的事,谁在李宗明的店里买过跳水价的西服等等等等。总之,还是一些有资格让人相求的人。大家在匆匆岁月中匆匆相见,为着一些实际的事物,总是没有功夫抒情。 
到了湖边,租了一条渔家木船,缓缓荡到湖心,天庭低垂,烟波浩淼,浪涌拍打船帮,木浆吱呀作响,一阵阵惆怅一阵阵温暖涌上心头。陈雅红突然轻轻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 就在那次“东湖一大”上,有人提出来,趁着陈雅红回国的东风,将原初三(二)的同学能找到的全部找齐,搞一次大聚会,还要把当年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找到。建议一提出,大家都兴奋不已,如同找回自己的青春少年一样,立即开始回忆全班同学的名单。说是忘了,忘了,全忘了,却又随着一件件往事,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当年的经典话语,甚至一种种食堂饭菜,那些遥远又亲切名字,竟一个一个的直往外蹦。蹦出一个,大家就欢呼一声,小算盘杨莲燕便在小本本上记下一个。同窗三载,朝夕相处,文革两年,风雨与共,有的后来还在乡下同一个锅里吃了几年饭,怎么会真的就忘了?最开始被记起来的,大都是一些班上的风云人物,班干部——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宣传委员,文娱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团干部——团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团小组长……然后是学习尖子——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物理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英语课代表……体育明星——篮球的,足球的,乒乓球的,短跑的,长跑的,跳高跳远的……文艺明星,唱歌的,朗诵的,吹笛子的,拉小提琴的,画墙报的,写美术字的,编相声快板枪杆诗的……再就是相貌、语音、习性、衣着各有特色的…… 

回忆说笑间,杨莲燕已经在她的小本本上记满了好几页。数了数,全班五十一个人,纸上到齐了五十人,只差一个。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高兴之余,大家终究有点遗憾,五十个人都记起来了,就那一个,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呢?有一个老同学遗失了,让人心里多少有些怅然。大家似乎非要与自己的记忆力较量一番似的,又开始新一轮苦苦回忆,谁跟谁同座,谁跟谁上下铺,谁跟谁课间操前排后排……竟然还是记不起来。这时有人叫了一声:“白菜!大白菜!”一声白菜,几个人也恍然大悟地喊道:“大白菜!”,有人依然没有明白这白菜大白菜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就是那个绰号叫大白菜的……叫白,白什么?”那时的同学,人人都有绰号,有人还有好几个,不同时期,不同情景,不同地叫。到得后来,一些同学只被人记住了绰号,尊姓大名倒给忘了。终于,小算盘犹犹豫豫地说:“白……汉生?”“对对对,白汉生,白汉生!”大家似乎挽救了一个革命战友一样高兴起来。由此,著名的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全体在册同学的名单回忆齐全。由此,一个已经从著名的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的记忆中消失掉的白汉生同学便被历史地发掘出来。

这次回忆名单,小算盘贡献最大,她一个人记起来的,比所有人加起来还多,获得最佳记忆奖。小算盘说,你们也不想想,当年,你们一个个在操场上踢毽子,打排球,我就在教室里盘你们的名单,这个三角,那个五分。 

说实话,如果没有人提起,我这一辈子大约不会再想起白汉生来的。但是,一当被人提起,这三个字就变成了一串串遥远又亲切的回忆。当初,我和他都是班上不多的走读生之一。放学后,有一段同路。有时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各走各的。有时候,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响了,他会走到我跟前,悄声说,走?我要有点什么事,他就会说,我在校门口等你。等我完事后,走到校门口,就可以看到他站在大门外的那棵槐树下。然后我们就一起走。初一的时候,他还喜欢用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初二就不再搭了。那时候,我们还在一年四季吃不饱的岁月里。初中生,一个月三十斤定量粮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没有别的油水,第四堂课,人就饿得有点发晕,连话都不愿意多说。有几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煮红薯,趁无人看见的时候,塞到我手里。煮红薯放凉了,比热的甜,比生的绵,很好吃,又解馋又顶饱。当时那种感觉,说它是人间珍肴也不过份。只是那红薯皮有点咸味,可能是在口袋里放的时间长了,也可能是手上的汗水。但也舍不得撕去。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恍然如昨。白汉生家有亲戚在乡下,常常给他们送一点乡土吃食来,他家子女多,以聊解饥馑之苦。后来和白汉生见面之后,我还说起这事。他也对我说起许多当年的故事,有的我记了起来,有的全然忘了,忘得一点影子都没有。 大家又记起了大白菜的来历。当年同学的绰号,有的有极精彩的典出,有的却很随意,不太讲什么道理。比如黄瓜,就是因为姓黄。南瓜,就是因为名字里有个南字。不经意被人叫一声,传了开去,就叫成了习惯。我记得几年间,班上绰号属于瓜类的,不少于五、六个,男生女生都有。白汉生曾经被叫过白兰瓜。大约那是一个瓜菜代的时候,瓜果菜蔬对大家的刺激太深。 

白汉生的“大白菜”绰号,诞生于文革初期,当时,高三的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市委派下来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是香花。很快分成两派,死打活缠,誓不两立,谁见了谁都要喝问一声,你的观点,香花还是毒草?仿佛是查哨的对口令。有人问到白汉生,他一愣,急急地说,不是香花……也不是毒草……是,是大白菜。发问者一时懵住,旁观者哄然大笑。从此,白汉生便得了一个“大白菜”美称,一时间传遍全校。

著名的文博中学,算是武汉一所经典中学,现在算来,校史已近百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始建,抗战开始后,又与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合并,可谓中西合璧,尽善尽美了。文博中学校风严谨,学风浓郁,出了无数英才。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有江南小北大之称,可以说是一所贵族学校。说它是一所贵族学校,有两层意思。一是它的学生来源,大多都有一些背景。官宦,商贾,书香世家,高级白领,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弟往这儿送,当然,除了愿意之外,依然要严格考试,不好凭金钱权势开后门的。到了49年后,这里依旧是新贵与旧贵的子弟占大多数。六十年代初,阶级路线讲得厉害了,工农子弟的比例才提高了一些,即便如此,那些工农子弟,学习成绩也都优秀,是他们那个阶级中的佼佼者。因此,文革中,文博中学成了旧市委,旧教育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大铁证。说它是一所贵族学校的另一层意思是,这里的师生,不管来源如何,在校熏陶一段时间,便都有一点贵族气息,男的儒雅,女的端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比后来上面的提倡早了几十年。老师就更不用说了,随便翻翻底细,都能找到耀人的学历。到了文革,这里的人才开始疯野起来,但比起其他学校,还是要温和许多。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白汉生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倒成了另类。他既不是旧贵,也不是新贵,甚至也不是工农子弟。他的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的是“独劳”。团章学习小组长小算盘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儿,不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悄悄问他。白汉生嗫嚅说,独劳……好像就是单独的……劳动者?我也不知道……团章学习小组长小算盘还是没有明白,便去问了政治老师,从那儿知道了“独劳”就是个体手工业者或其他独立劳动者。既没有参加无产阶级劳动大协作,也没有雇工剥削,比如打箍修伞,焊壶补锅之类,比资产阶级好,比无产阶级差一点,相当于中农吧。白汉生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有一个小小的作坊,帮人家做个箱子柜子桌子板凳,也修理一些旧家具。那作坊其实就是他们家的那一间堂屋,白汉生家人多,晚上把作坊里的木马工具材料等等家杂一顺,搭起两张行铺还得睡人。白汉生成绩平平,相貌平平,言语短少,也没有文艺、体育之类的特长。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在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的文博中学,就像后来一首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现在想来,白汉生当时实际上是受着双重的歧视。出身好的,因为自己血统的纯正高贵而可以歧视他,一些出身不好的,可以因为自己家庭良好的文化经济条件歧视他。 

白汉生被人遗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是住读生。文博的学生,来源广泛,所以大多都住读,不像当时的一般中学,就近招生,住读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住读。在当时,住读生多少,有没有住读生,显示着一个学校的档次。大学住读,不用说了。军队贵族学校——八一学校,住读。地方贵族学校——育英学校,住读。所以,文博住读这个特点,在当时也是很让人羡慕的。十三四岁的少年,都渴望住读,仿佛那是一种成年礼,由此开始了独立的人生,不再笼罩于父母的羽翼之下。有些住得离学校只一箭之遥,也想方设法要当上住读生。住读的同学,一个课堂上课,一个饭堂吃饭,一个寝室睡觉,同吃同住同学习,互相间的关系要亲密许多,犹如同胞手足。走读的,就有点像庶出或外姓,与大家总要生分一些。白汉生没有住读,他家离学校不太远,步行二十多分钟。再就是他家经济困窘,可以省下一点吃住费用。前面说了,白汉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在校多年,没有什么人去过他家,他也从不邀请谁去他家玩。在班上过得若有若无。 名单齐了,可要找到这些名单上的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又成立了一个临时联络组,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了四十二人。有的已经定居外地,有的已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还有三个已经去世,一个因为肝病,一个是工伤事故,另一个也是事故,是在自己家里被电打死的。白汉生初中三年没有住读,与大家交往本来就少,文革开始后,他也没有参加哪一派组织,说是去做临时工了。到得上山下乡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白汉生家子女多,他父母不让他下乡,继续做他的工,挣点钱贴补家用,所以与大家彻底断了联系。
 
寻找白汉生的任务,最后落在了我身上。因为我记起来,我去过他的家。初一的时候,到他家去做过枪。是那种木制冲锋枪,粗铁丝做零部件,比如扳机,弹卡,固定橡筋的小桩什么的,拉上橡皮筋,可以弹射一种纸叠的三角子弹,射程很远。

白汉生原来的家,在武昌老城区的一条小街上,那小街是一条明清古街,曾经非常繁华过。青石路,砖木房,大多是楼下店铺,楼上居室,或后屋工场。一竿衣物,捅到对面窗台上。几挂咸鱼,吊在自家房檐下。三两只做着饭菜的小煤炉,摆在街边的石级上。铺面大多是一些南北干鲜,日用百货,酱园,纸坊一类,再就是各种修伞配锁白铁木器的手艺店。走进小街,便听得见远远近近的各类敲打声。很有一些市井烟火气。大多人家没有自来水,街头巷尾便设有一些个小小的水站,比现今的报刊亭还要低矮许多,卖水人就在那小屋子里坐着,控制着一杆铁柄,很神气。街上人家要用水,便晃晃荡荡担了一付空桶去,将手里一枚竹制的小牌牌递给小屋里的人,那人便将那一尺来长的铁柄啪地打一个方向,伸出屋外的那根粗大的水龙头就哗哗地喷出水柱来,顷刻间将一桶水放满。那竹制的小牌牌,他们都叫它“欢喜”,上面烙着火印,有时也就随意抹上一点油漆,表示真实有效。我第一次跟着白汉生去担水,听他说“欢喜”这个名称,觉得好玩极了。 

时隔数十年,我再去的时候,这条小街已经面目全非。原来一层两层的木梁柱板壁房,大多已变成那种又狭又高的灰色水泥楼房。人口多了,地皮还那么大,小巷人家,只好像树一样,拼命向天空伸展。巴掌大的地基,三层,四层,四层半,一座座建得像方宝塔。

边走边寻,记起来白汉生家斜对面曾有一座红砖砌的公共厕所,一年四季都有一股浓浓的味道。寻过去,那厕所果然还在。于是向不远处一家摆烟摊的老人打听。那老人家居然还记得白木匠,说,白木匠死了多年,他家幺儿子还住在对面那栋还建房里。于是找到了白汉生的小弟。他小弟我已经不认识,当年大约还是一个鼻涕娃娃。我说了一些往事,那个正打着麻将留着浓浓唇鬚的中年汉子说,他哥哥不住在这里,说罢扑倒自己的牌,匆匆起身,在抽屉里找出一张他哥哥的名片递给我,说上面有他哥的电话。我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写着“鄂昌工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白光(经济师)。名片上面,还有一排小字,是各类社团协会的任职。我说,这白光……那汉子说,白光就是我哥白汉生。 

名片上有白光的公司电话,住宅电话和手机电话。那年月,座机都还远远没普及,手机更是稀罕物,被叫做大哥大,或手提。很霸道的,半匹砖那么大,还有专门装那玩艺的手提包,壮壮实实,一个食指般粗细的天线从包里伸出来。讲排场的老板,常常有专人替他抱着那玩艺,跟在身后。

告辞后,我到外面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到白汉生的公司,一位声音娇嫩的小姐说,我们白总出差在外,什么时候回来?不好说啊。我只好又拨他的大哥大,终于拨通,白总用很蹩脚的普通话问我是谁, 我说,大白菜,你别给我来那弯管子撇撇话了,我是当年和你一起私造枪支的,记不记得起是谁? 

白汉生立即换了一口汉腔喊起来:“哎呀!个狗杂子,夫子!你莫不是冒充的吧?你晓得我现在在哪里?在乌鲁木齐!几千公里之外,听到老同学的声音,真是意想不到……”白汉生一句接一句说了好半天,问了好半天,才想起来说,“你怎么搞到我的电话的?”

我简单说了找他的经过,然后说,我们初三(二)班要搞一次同学聚会,时间定在下个星期天。

白汉生说,我怕赶不回来,能不能推迟几天?

我说,陈雅红从美国回来了,她的返程机票已经定好,不好推迟。

没等我把话说完,白汉生说:“陈雅红她去了美国?难怪,我说这么些年一次都没有碰见过她,你刚才说是哪一天?” 

我告诉了他聚会的日子。白汉生说,他一定准时赶回来。然后,他笑笑说:“不怕你笑话,我前些时做梦还梦见过她。她现在什么样子?”

我说,再熬几天不就见到了吗?不过你得做好思想准备,肯定和你梦见的不太一样了。

白汉生说,当然当然,几十年了……语气间,透出了些许怅惘。


聚会是在白云大酒店举行的。那是当年全武汉唯一号称五星级的一个高档酒店。那些天,白汉生在遥远的西北边陲不断地打回电话,安排聚会的一应事宜,定下了一个五桌的豪华包厅。白汉生说,老同学,多年不见,能够一聚,实在难得。希望这次给他一个面子,让他做一回东。联络组的诸位一打听,这个豪包,每桌的最低消费两千八,加上香烟酒水其他七七八八,这一东起码要做掉一万大几,便一起为大白菜心疼起来。大白菜说,莫说这些了,情意无价,情意无价。一干人心疼之余,大喜过望。几天中就一直说着这个大白菜。说出手如此阔绰,想来家底不止百万。说真是情意无价,有人有钱,也不一定舍得拿出来。说三十年河东啊,三十年河西。说在咱们初三(二),谁变成个人物都不会奇怪,唯独他大白菜,让大家做梦都想不到。说来,这聚会费用真还一直是大家的一块心病。陈雅红说过,她来做东。本想,陈雅红一个人出上三两千,办一次用度简朴的聚会,她这个在海外混了多年的华籍美人,当然不至于承受不起。但是让一个漂泊多年的海外游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掏钱请故乡同窗的客,从礼数上说不过去。AA制吧?有些生活困窘的同学,会不会为这三五十元钱而不便赴约呢?据说在联系过程中,已经有几个老同学婉辞了。知内情的人说,他们何尝不想来?只是自己混得这样栽,实在不好意思见江东父老。小算盘杨莲燕找到当年的团支书方秀珍时,她正在自家的巷子口摆着一个缝纫摊子,怎么说她也不来,说手上活忙,天冷了,人家等着要,现在生意不好做,刚好这秋冬时节,活多一点,不想得罪了客户。现在有白汉生包圆,而白汉生又是那样一种很低调很平民的角色——起码在大家的印象中是这样,许多话就好说了。宣传部长林松正儿八经写了一份情深意切的邀请函,让小算盘找个了文印公司漂漂亮亮地印制了一摞三开卡片。其中委婉地说到,我们班上一个你们意想不到的老同学,为大家筹办了这一次盛大的酒宴。这样一来,先前那些犯难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聚会的日子渐渐临近,联络组开始生出些隐忧,万一那位大白菜只是图一时嘴巴快活,到时却不见了人影,那不塌了天?聚会中涉及吃喝拉撒的事,依然由当年的生活委员小算盘全权操办,办事一贯认真严谨的小算盘,特意往白云大酒店跑了一趟,探问那豪包的五桌酒。对方殷勤让座上茶,说,定好了,你们白总已经派人把定金送来,菜谱也定好,只等你们来。要不要再看看菜谱?这一下小算盘才算踏实了下来,忙说不用不用,白总定了就定了。小算盘提出来看看包间,一位餐饮经理立刻带了她去。小算盘在单位也是搞办公室工作的,待人接物一套程序很熟。豪包真够豪奢,宽敞明亮,围圈都是一色的红木太师椅,精美的红木茶几上嵌有光洁的石面,石面上是精美的烟具茶具,数一数,也够五六十个人坐了。餐桌是那种十六座的大圆盘转桌,餐具齐全,镀金的,黄灿灿耀人眼。小算盘又试了试音响,很清晰很宏亮,还好像带着一点太空回音。最后,小算盘对餐饮部经理说,能不能在酒店大门口竖一个指示牌,客人来了好找。餐饮经理说,放心,这些你们白总都已经安排了,所有迎宾措施,还有包间里的布置,全都安排妥了。 著名的文博中学初三(二)同学聚会的时间定在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六点。比原定的日子提前了一天。这日子也是白汉生定的。“1118”,要要要发,大吉大利加六六大顺。后来,我发现白汉生这样做,还有一点私人的小九九在里面,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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