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事》：逼上梁山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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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逼上梁山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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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 逼上梁山 （一） 若在部队继续呆下去，父亲一方面感觉太过无聊，一方面文人在军队里既无地位也再无发展，充其量只能做到上校秘书，而他已然做到了头。他曾想重操旧业，继续做清清白白的老师。可兰州连一所大学都没有，只有中学。有个已经教书的同学劝他，干脆与自己一起当老师算了。他的心开始活动，便去找教育厅长，说出了做中学老师的打算。 教育厅长听后一脸为难之色，这……中学里太清苦啦！你曾经是上校秘书，也太屈就了吧？ 这句话一下子就刺痛了他。是啊，从高级军官蓦地又沦落为普通中学老师，没多少收入还很辛苦，将来如何去面对江东父老？只有实在没办法的才去中学教书，有办法的肯定去干别的。都说是衣锦好还乡，他却要落魄回家转……他素来特别爱面子，这话无疑戳到了他薄薄的面皮上。 从此，他打消了重做中学老师的念头。 当时，家里还有几个钱，主要是他斗牌赢了之后寄回家的。但整天坐在家里，心情恶劣，更加感觉母亲与咪咪的无趣，有时便向她们乱发脾气。 母亲尽管咋呼，骨子里其实是个好脾气，也没什么主意，这就更加骄纵了父亲。 这里面也有母亲的不是。她这人在物质上没什么要求，可一旦有了钱，花起来却大手大脚，对旁人极其大方。父亲寄来的钱她只奢侈了一把，给自己买了个金镯子，差不多一半的钱稀里糊涂就花光了，根本报不上帐。 1945年春节前夕，父亲终于决心返回内地再想办法。为了轻装前行，他决定先把家眷送回四川。听到这一决定，母亲很高兴。过去与娘家人感情不深，但远离家乡孤身在外一段时间，特别在做了母亲后，不由增添了几多乡愁，对亲人开始理解，从而时有思念。 母亲的老家乐山路途遥远，飞机航班一星期只一两班，且只有公事在身或高官才有资格享受此种待遇，普通人即使有钱也不行。从兰州到四川没有火车，此时身为一介平民的父亲只好带领家小做汽车。胜利了，内地人在传统佳节之前都准备回老家，就连买汽车票也要千方百计托人。等汽车票到手，才知当时的长途客车竟都是敞篷车，行李放在车上，人坐于行李之上，不设人的座位。车一开动，行李亦随之滚动。道路崎岖不平，一路烟尘滚滚。仿佛坐于行李上的不是人，而是煤球儿，在不断地摇筛中带起滚滚沙尘与呼啸的风。幸亏车上人不多，大约不足十人。否则煤球儿剧烈碰撞，保不齐就有碎的。可这些煤球儿还是相当辛苦，特别是母亲，还要抱紧不住在手中颠簸的咪咪。当时，娇娇女一路的哭声便成为筛煤伴奏曲。也莫怪咪咪哭哭啼啼，就连大男人也叫苦不迭。记得有位姓赵的科长竟也像咪咪似的哭了起来。好歹离四川越近气候越好，路也较为平坦，煤球儿们才逐渐安静下来，车上的哭声也小了许多。 经过了五天五夜的劳顿颠簸，他们总算平安抵达母亲的娘家。 不受人待见的老五（母亲排行老五）这回也算衣锦还乡了，父母对曾经做官的姑爷很是客气。母亲何曾这么风光过？花钱上自然更加大方，出手颇大。 手里有些钱，又是第一次在岳父家过大年，合家团聚，热闹非凡，比闭塞的大西北自是天壤之别，父亲心中的寂寞与空虚似乎也被排挤出局。可闲住了几个月，终日无所事事，无聊与落寞的感觉重又涌上心头。男人就得养家糊口，总不能坐吃山空。他决定离开乐山，到重庆去寻找工作机会。 在重庆柴家住了一两个月，却始终找不到机会。此时的重庆，蒋介石的威信挺高，都把他当作抗战中力挽狂澜的英雄。蒋所到之处，必有夹道欢迎与鼓掌高呼。或许由于自身失业，看一切都灰暗吧，他倒不曾有此狂热。曾经想过，若没有美国参战与苏联的打败关东军，胜利还不知道等到何时呢！当然，他更多思虑的是吃饭问题，烦心的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国家大事距离他似乎有些遥远。 正在此时，他听说曾任甘肃省保安处长的吉处长已回转山城，就任路铁道警备总队长。他曾经去拜访过前处长一次，意在请他介绍工作。但吉某说现在人员正大批复员，更需要精简机构，这里已没有位置，让他到南京去碰碰机会。从吉处他还听说，过去保安处的同事，跟他关系还可以的两个科长都在他手下任少将了，他过去中大的同学，那个他一直瞧不起的特务况某也在他处当少将。他没有见到况某，此人正在南京出差。听说了这些情况，心中难免颇多感慨。看来，自己又犯了读书人的老毛病，不抓紧时间找关系，等着天上掉馅饼。可一步赶不上，便步步赶不上了。 不久，他听说堂伯正在徐州接收，无奈中也只有去找他解决吃饭问题。一直想凭自己的本事找饭碗，最后还得靠这位堂哥提携。此时，国民政府正面临敌产接收，堂伯到徐州正为此事。 接收本该由国民党政府指派专人全权负责，接管沦陷区敌伪政权的全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及日伪所拥有的公、私产，查清财产来源、数量及归属，该没收的没收，该物归原主的归原主，必须有统一的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面对这笔巨大的财富，国民党的接收却是多管齐下，各种机构山头并立，互相争夺仍至冲突。各机构后面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各有各的后台。一些部门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力相向。甚至只要有一两杆枪，就可以军管之名横行，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产。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许多接收大员充当金融投机的“推手”，随身携带大量法币，在黑市进行伪币兑换，以牟取非法暴利。 军队、海关、警察利用手中的特权，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将日军所建不少工厂的机器变卖一空，把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当时白糖紧缺，便将被查封的专卖物资白糖偷偷卖掉。以北平为例，据统计，被接收的敌伪财产入库率竟然不到五分之一。全国情况，由此可见一斑。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被贪官污吏“劫收”了。时人戏称“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民谣有：“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生动说明了国民党政府从抗战有功的政府逐渐沦为尽失人心的政府。 从重庆到徐州已经修有铁路，父亲沿途并未受罪。到时，堂伯母因病在家修养，堂伯则又到南京述职去了。 闲住了几日，堂伯母叫他到开封替她们出售一批盐，并说车皮已然搞定。说实话，除小时侯在茶叶店混过一年有余，他再未与商业沾边，对抗战胜利接收时期的经商门道更属外行，也不感兴趣。但八哥八嫂对自己有恩，嫂嫂叫去不能不去。他硬着头皮到达开封，因为有人打前站，盐已卸到盐行。对行情他屁都不懂，只有听任盐行摆布。可盐行种种刁难，好几天都不得脱手。没有办法，他只有找到过去保安处的同事帮忙，才好歹算完成这趟任务。由于是外行，售价颇不理想，略有利润而已。回去后具有大家风度的堂伯母并未责备他，只是淡淡一笑，那一笑却颇具深意，意在这种事体他决计办不漂亮，若不是身边无人，也不会叫他去。 不知道堂伯母这批盐是怎么搞到手的？当时的白糖属于专卖物资，想来食盐也该如此，否则这笔生意就不值得做了。有一点是肯定的，搞到食盐与车皮均得靠堂伯这位接收大员。 堂伯回来了，已发表为上海师管区司令长官。他随即跟随堂伯一家来到上海。结果却相当令人失望，因军中的文职只有秘书一职，但师管区司令秘书的级别不过少校而已，级别太低，容不下他这个曾经官至上校的秘书。 这时，蒋政府已还都南京。1946年5月5日，他曾在广播中听过蒋委员长的演讲，其中有些话颇为铿锵有力：“八年抗战，赖我全国同胞始终一致拥护抗战国策，服从中央命令，百折不回，浴血牺牲，卒能获得今日最后胜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涤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国耻……但是回想到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时，首都同胞惨遭大屠杀的悲剧，我们就应该痛定思痛，时时不忘我们八年来在敌人铁蹄之下所受的奴隶牛马暗无天日的生活，更不能不警惕黾勉、自立自强了……抚今思昔，务希我国全体同胞，同心一德，共同一致，务使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永永远远不再受过去八年间那样异族侵凌蹂躏的惨祸与耻辱……”铿锵也好，有力也罢，他这曾有一定地位与社会关系的人，此时生计问题都解决不了，国家何能自立自强？他的内心不由划了个大大的问号。 算来在堂伯家已闲住半年，再找不到工作，一家大小的脖子就要扎起来了。那时，上有祖母及寡嫂，他自己的小家也有三口，不久还要添丁。失望中思乡与思母的念头格外强烈，他决定返回故里，去接好几年未见的母亲大人转回南昌。走一步算一步，想来天无绝人之路吧？ 1946年冬天，抗战八年之后，他与祖母、大娘一家终于在南昌团聚。只是祖父与大伯已然仙去，欣喜之余，祖母、大娘未免伤感唏嘘。 此时的父亲已经赋闲一年有余，他急于找到工作，好将丢在娘家的母亲和孩子接来团聚。从母亲的来信中他得知，1946年底，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就是我），出生在乐山牛华溪。信中还说，留在她手中的钱已然花得差不多了。生孩子时父亲不在场，也没有能力寄钱过去。 焦灼中，忽然听到甘肃省前主席新近被任命为粮食部长，他赶忙写了一信，恳请前保安处吉处长向粮食部长推荐，介绍他到江西田粮处工作。辗转介绍颇费了些周折与时日，先是部长要他的秘书长将他介绍给江西财政厅，财政厅又将他转介于田粮处，最后委任他为专员时，已到1947年初。专员实为不管科科长，每月工资近三百元，基本是坐着领干薪的差事。总算有了工作与职位，当时法币尚未贬值，这些钱还管用。他火速给母亲寄去三十块做旅费，让她带两个孩子乘船赴赣，自己到九江去接。我们一家四口总算在南昌得以团聚。
父亲在田粮处闲呆了几月，基本无事可做，闲得身上几乎发霉。 后来，才叫他去临川做视察，也就是去那里视察粮库的管理情形。当日的情形是有权的人人腐败，没权的想腐败没有机会，只能发牢骚骂娘而已。粮库站长级别不高，手中却掌管着老百姓活命的口粮，由于有腐败的途径，当然要盗卖粮食去套现金。 他去视察了一处粮库，站长怕他揭发自己盗卖粮食，主动给了他一张支票，想用钱堵他的嘴巴。钱他当然不能要，可也没想去揭发这位站长，几乎是有权便贪污的年代，他也犯不上去毁一个人。没想到站长的后台是田粮处的二把手，理亏恶人先行告状，二把手开始到处说他的坏话。 不久，另一站长盗卖粮食东窗事发，畏罪潜逃，粮站请求法院通缉。粮站站长的兄弟知道父亲与法院有关系，遂请他去法院疏通缓办。吃一堑长一智，水至清则无鱼，他得学会生存。所以，这次他没拒绝，帮忙去找了法官，并带去送给法官的三百块钱。为表示感谢，那兄弟还送给了他一些衣料，大约值两百块。事儿他给办了，钱他给送了，东西他也收下了。古人云；出污泥而不染，但做到这点实则难于上青天。你想明哲保身，一路在泥浆边行走，也会沾染上不少泥点灰尘，何况在污泥中打滚呢？ 没有制约的权利必定产生腐败，人性从本质上来说根本缺乏自我约束。 抗战胜利后，接收官员们纷纷发国难财，贪污腐化成风，父亲一一看在眼内。而像他这种人连一杯羹都分不到，只有失业的份儿，有了工作也是坐冷板凳。人的处境往往决定人的思想，虽说做不到出污泥而不染，可吃不着葡萄便会说葡萄发酸，这种本性几乎人皆有之。他开始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不满，目睹其阴暗面愈加扎眼刺心。 从1946年秋回南昌后，父亲即深陷不平之中。正为找不到出路烦恼时，中大同学高某来找他了，说自己是民社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党员，并动员他也参加该党。高还说，民社党的中央主席叫张君励，主张搞议会政治，追求民主，反对一党专政，其性质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差不多，接近第二国际的主张。 父亲研究了张君励的主张。张竭力主张宪政。他说，国家的治乱兴衰不外乎两种，一种治者，一种被治者。如果能使这两种人了解其地位以及权利义务，就“不怕国家不上轨道，不怕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故今后中国宪政的补救之道，“在于改造治者与被治者的资格”，使他们养成新的心理心态，一方面使治者在执行职务时，第一，应该遵守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第二，应忠实执行一切具体法规，处处依法办事，不得稍有逾越。另一方面要对被治者普及教育，提高他们的知识程度，从而使他们具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行使公民权利的能力。而普及教育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国内和平。张特别强调“人权为宪政基本”。他说，所谓人权，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迁徙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信仰出版自由等种种自由。“这种种自由，假定政府可以随便剥夺了去，譬如说，人民不管他犯不犯罪，可以随便拘囚，乃至于人民要讲话，要办报，政府可以随便禁止，这种种权利的剥夺，就等于‘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专制政治”，那么在这种政治之下，“谁敢再来对政府有所批评有所争执”？就此而言，“人权运动实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因为没有人权，就没有民主政治了”。张认为，要保障人权，就必须拿人民当人，二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三不可拿一部分人民作为一党之工具，去蹂躏其他人民的权利，政府如果自身采取这种卑劣手段，那只能使国家陷于混乱，而不会实现长治久安。张君劢自称“徘徊于学术、政治之间”，阐明儒学而不忽略实际政治。思想上倾向于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又糅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张与梁漱溟、熊十力等积极倡导儒学的现代发展，主张超出一切门户之见，在新的世界潮流中实现儒学复兴。他认为宋儒的“理性之自主”、“心思之体用”、“德性之知和致知格物”等思想，都可以“为东西古今思想之共同基础”。 父亲觉得民社党的主张很对他的胃口，同时觉得该党比国民党干净，主张也比较进步。私心则是若选择了民社党，将来就有机会参政。经过利弊权衡，又经过高某介绍，他于1946年秋加入了民社党。其时，民社党是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一部分。 那时，我姑夫在江西省军管区工作，职务为保安处上校科长。那是位热血沸腾的男子，见了表哥兼大舅子很是激动，聊起国民党的腐败两人一拍既和，都认为再跟国民党跑决计没有出路。在父亲的鼓动与介绍下，姑父也加入了民社党。 父亲随后又找来几位志同道合的大学同学，决定在地方轰轰烈烈搞起来。他们积极为民社党做鼓动宣传工作，努力发展壮大其成员队伍。父亲这人办事认真，为民社党的招兵买马确实狠卖了一通力气。由于他的积极努力，又在同道中被誉为稳重可靠，加之同学关系较多，不久即成为江西民社党的负责人。 那一阶段，为民社党的组织发展，父亲多方奔走，在南昌、遂川、临川等地都发展了不少党员。直到1948年初，参加小民革后，他才停止了民社党的工作。不过，他发展的那些党员，大多数都是失业的中小知识分子，只希望借助党派做靠山，找到一碗饭吃。这与张君励这个大知识分子的追求相去甚远，对他的主张更是不甚了了，甚至完全不理解。其实，父亲对张君励的主张也仅是一知半解。 后来，这个党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国民代表大会，宪法也是张君励起草的，因为支持国民党，民社党分到了一杯羹。而共产党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导演假民主，意图是孤立共产党，所以视国民议会为“伪国大”。民社党既然进入了“伪国大”，无可厚非地被列为了反动党派，从胜利者的历史中被抹去。这个党最后以分裂告终，一部分到了台湾，一部分左派参加了后来的民盟。 作为江西民社党负责人，父亲基本没有什么收入，只发给他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勉强够一人开销，在没有田粮处的工作前，甚至将四川的家小接来团聚都不能够。 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眼看着蒸蒸日上，国民党纵有百万大军，却如一段朽木不堪一击。父亲是从国民党内部走出来的，他看得清清楚楚，国民党主要不是被别人打败的，而是被自己的腐败所击溃。 此时，民社党的一些要员为奔自己的“光明前程”，逐渐向国民党靠拢的行为，引起了他的不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若以在野党的身份向国民党摇尾乞怜，乞讨个一官半职，他当初何必脱离国民党呢！ 彷徨中，1947年冬天降临。中央大学有位钟姓同学主动找到他，老钟与姑父也熟悉，他同时动员两人参加革命组织。钟在二十年代就加入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时被捕脱党，但一直思想进步。他说，现在的形势是蒋介石反动政府兔子尾巴长不了，你们一定要认清形势，赶紧加入进步组织。并说1948年民革要在香港成立，问他有意参加否？ 父亲回答，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国民党不参加。实际上他当时对共产党、马列主义完全是门外汉。只因为它反对国民党，并表现出有能力打败国民党，所以获得了他的赞赏而愿意加入。 老钟后来又来找他，说加入共产党不可能，但有一秘密组织，与共产党有关系，他可以介绍。至于是什么组织，他当时没有明说。 就这样，他介绍同学高某和父亲等人来到上海，并派高做代表，见到了“小民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许宝驹。许宝驹是民联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抗战时期，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两个重要的政治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称“小民革”）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由于是秘密组织，不能成批加入，只能个别参加。高某是在上海加入“小民革”的。其他人则分别由人介绍，陆续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父亲也是回南昌后，由其他人介绍加入的。“小民革”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解放后这一组织解散，其成员大多参加到各民主党派内。 “小民革”不能对外公开，只能用“民革”和“民联”的名义向外发展组织，进行活动。但上述两组织在国统区也属非法，所以发展起来也颇为不易，发展对象多为至亲好友，以免泄露秘密，招来囹圄之灾。像他一样，这些人多数过去都加入过民社党，现在又加入到“民革”与“民联”。 进行活动的有两个小组，一为“民革”，一为“民联”。江西“小民革”的负责人基本没有参加小组活动，有的是忙于本职工作，有的是不愿暴露身份，实际全由父亲参加并管理。该组织与当地中共地下组织城工部有联系，不时给他们布置些工作，像贡献枪支、散发传单等。他曾动员南昌的亲友贡献枪一支，又曾到遂川三伯处，动员其贡献手枪两三枝；曾代城工部转送油印的毛泽东著作至吉安，并在老家遂川发展民革地下组织；以民社党参议员的身份与同学合办过《时风半月刊》杂志，这两位大学同学也参加了“小民革”，三人都是自掏腰包办刊，目的在呼唤民主，讽刺和反对蒋介石政权；还曾在民主人士公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宣言上签过名，并在解放前夕将南昌城内的电话分布图交给地下党……总之，他对反蒋民主运动非常热心。当然，他不可能孤军奋战，不少活动是通过姑父保安处科长的便利身份得到并传递的，办杂志更离不开他民社党负责人的身份。 当然，比起老共产党人的出生入死，他的所有地下活动不值一哂。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革命者眼中，他不过是代表反动民社党的省参议员，历史及背景又极其复杂的异类。因此，随着时间无情地磨砺，这些活动的详情他已记不清楚，记忆深刻的惟有对自己反动历史的不断检讨。 1948年，在他加入“小民革”但没有退出民社党的活动之前，他被民社党提名为遂川县国大代表，准备进入政府。最终没有搞成，这一名额给了国民党的老党员，他的老师程公。但他随之又被提名为省参议员。当时有明文规定，国民政府既发表他为省参议员，就不宜再担任行政职务。他于是从田粮处专员的位置辞职。 参议员徒有其名，实惠少得可怜，只在开会时发些车马费而已。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参议员的名义到银行低息贷款。贷了款，再将钱放到认识的钱庄，按世面的一般利息贷出去，在中间吃利差。其间，他在江西钨锡矿物局某得过一个顾问位置，每月不过几十块大洋。堂堂一位省参议员，主要靠吃利差维持生计。论生活水平，比战前他一个人时差得太远。以他的地位尚且如此，可以想见，民不聊生到了何等地步。 也不是没有工作机会。他八哥曾介绍他到省训团当视察，民社党有个委员推荐他到省银行做视察，都因职务不合适，又不便于搞民主运动，被他一一推掉。 自从父亲“有幸”成为参议员，母亲的固定收入就高过了他，成为大家庭的经济支柱。而钱统统掌握在父亲手里，他将手中的余钱都兑换成黄金，并不算多，也就四五两。这几两闲置的黄金不觉叫他手痒，被借给了他的老同学，想得人家的两分利息。不料生意亏本，最终血本无归。 父亲继续走背字。《时风半月刊》从48年到49年只办了三四个月就被迫停刊，政治上风声紧，更有经济上无以为继的缘由。 通货膨胀，法币一日千里地下跌，家中的经济状况也随之下泻。不得不把一位佣人打发走，只留下照看我们三个孩子的樊妈。还把二伯给我们住的房租出去四间，一大家子挤于四间屋中。这时，有个邻居想在巷内开家米厂，看中了这所屋子，愿出高价租用。全家于是索性在外面租了三间平房，将整座房子租予米厂。因贬值过快，租金不敢以钱计算，一个月按四到五担米计，再按当时的市价折合现金。 随着解放战争炮声隆隆，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国统区人心惶惶。国民党已向台湾龟缩，父亲的八哥及好友柴某都先后跟着跑了。去台湾，父亲未曾想过，他与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一样，终于翘首盼到了国民党政府垮台的一天。异常欣慰的同时，他正急切盼望着拥抱新中国呢！要说有点紧张，主要怕国民党特务狗急跳墙，加害民主人士。在解放军将进城时，他曾有好几夜没敢回家，躲在了他三叔家里，因三叔的儿子也就是他八哥为国民党的军级高官，可做自身安全的挡箭牌。 当时，“小民革”负责人有的到上海、北京活动自己未来的前程，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到惠川一带打游击，有的在观望，有的坐等收获，只剩一个管组织的袁某，后来据说是“心怀鬼胎，另搞一套”。实际上该管的都不管了，若说还有人在支撑，就剩父亲孤家寡人一个。 从父亲抗战胜利后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参加民主运动很大程度属于逼上梁山。逼上梁山的林冲一路被动，比他后上山的一个个座次都排在了他前头。说是高风亮节，其实很大程度是出于不得不如此。同样，父亲也只能如此，眼睁睁看着别人去奔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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