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寻找彭皓方·丽人行·美丽的麻花辫…… 作者:田小野


 

【纪实报道】

 嫁给农民的女知青

就这么一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整整30年了。当年大多数知青早已重归城里……然而,也有一些女知青,却嫁给了当地的农民,永远留在了那里。

嫁给农民,有的人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与传统决裂”,也有的人是出于感情的选择,然而大多数人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幻想通过婚姻获得一线转机,为了在极度的困境中活着,活下去。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个人的自由,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的制约。那时候,她们别无选择。

30年后的今天,老知青们欢聚宴饮,已成了城里的一道人文景观。他们苦尽甘来举杯……频频举杯的人们啊!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请别忘记为永远留在农村的那些知青祝福,为她们的现在,也为她们的未来……

雁群飞回去了,群雁不再复返。断鸿声声,离群的雁,你在哪里?


 寻找彭皓方

据我所知,在北京至少有两个老同学的圈子在寻找彭皓方。有个是北京女一中初三四班,另一个是青龙桥小学六三班。六三班的小学同学经常聚会。有一天,他们发现当年的少先队大队长彭皓方多年来没有一点消息,于是,寻找失踪者,成了他们的集体行动。线索找到了,彭皓方于1968年到内蒙古农区插队,不久嫁给本地的农民至今留在当地,未回北京。小学同学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决定试投一封信,信上反复说:这几年,我们大家一直在找你……我们商量,嫁了农民,不知你现在混得怎么样,如果很惨的话,咱们合着给你出往返路费,让你回一趟北京,大家见见面。

彭皓方终于找到了,她混得还行,现在是内蒙古的一个副县长。我站在彭皓方面前的时候,她正在县政府的办公室里,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电话铃、敲门声不绝于耳,她负责全县的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和交通四大块,她办起了这里的第一个特殊教育学校,修建了第一条南北走向的重要交通干线,她是公认的下乡最多的县长,口碑是这样八个字:平易近人,实事求是。

门开了,进来3个农村妇女,反映儿子在外当兵,拿不到政府规定的补偿金;又进来一伙电影院的退休职工,电影院划归企业后,因亏损拿不到退休金。电话铃急促响起来,放下电话,彭皓方对我说:“走,跟我出去一趟,呼市计生委来检查工作。”……接下来是环保局运行半年,正式挂牌,彭县长到会讲话,下午是县政府给贫困职工送温暖。

失踪者找到了,1968年-1998年,30年后,她独自留下了,她已经成了一位独具风采的那些县长。

……夜深人静,在彭皓方家里,她的丈夫已早早睡去,我要与她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

──和农民结婚,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那几年是是怎么过的?

──1972年的时候,村里知青有一部分抽调走了,有的长期在北京家里住着不回来,我那时心情比较灰,身边也没有个拿主意的人。结婚后,我在村里生活了整整10年,我家里有海外关系,出身有问题,所以下地劳动,后来在村小学校教书。教书以后,我才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价值。我开始在学区的民办教师中小有名气。既是教师又是农民,每天下课后,背着大箩筐,后面跟着2、3岁的儿子去割猪草。1977年恢复高考,我上了师范学校,后来又读了大专,毕业后在县里的中学教书。

──你是怎么从教师当上副县长的呢?

──我教英语,我教的班,达标率总是全县第一,于是被领导注意,又了解到我爷爷是个民主人士,10年前我就开始兼任县政协副主席,后来是人大副主任,再后来当了政府副县长。

──这几天,我切实感受了你在这里快节奏的生活和独当[挡]一面的工作,特别是,在这里,你已经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女强人,比起北京的那些过着平淡生活的同学,那些芸芸众生的普通人,你觉得自己成功吗?

──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一份能够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事的工作,从这点说,我在这里是安心的。但是,说到成功我给你讲一件事,几年前我到北戴河,与几个曾在东北兵团的人偶然相遇,因为都曾是知青,所以开始很谈得来,但是他们一知道我没回北京,还留在当地时,他们亲热的眼神和表情马上就变了,那是一种怜悯,更是一种鄙夷……

──在当地农民中,你的丈夫无疑是出色的,善良、勤劳,现在你怎样看待自己的婚姻,是不是一种牺牲?

──我认为在婚姻问题上,我最大的牺牲是牺牲了自己的初恋,在北京时青梅竹马的初恋。那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爱。

……那是一个人们不愿再提起的时代,这是一段彭皓方永远放不下的恋情。


 丽人行

当年,这3个女生住在内蒙古的同一座村庄,同一间土屋里,她们同是北京39中初二的学生,插队以后,她们做了相同的选择:嫁给农民。

王秀文年轻时,长得可漂亮了。当年不止一个农民看上她,她也因此与农民谈过好几次婚事,最终她嫁了一个靠近县城的牧羊人,纵然是嫁在农村,毕竟离“城”近了许多。当时的想法就这么简单。后来丈夫因车祸瞎了一只眼,王秀文也没想过要离婚。

“知青政策”下来,王秀文从农村抽调到县城,在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成为国营职工,可去年又下了岗。她说,我怎么什么事儿都摊上了,上学时闹文化大革命,插队时嫁了农民,好容易有了工作又让我下岗。

现在,王秀文夫妇在县城最大的商店租了一个柜台,卖礼品,她正患左侧面部神经麻痹,当年的漂亮,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来了。

刘强,现在是县中学的教师。插队期间,她因患严重关节炎在县医院住院,那时候,县医院正为村里培训赤脚医生,她的丈夫,是参加培训的农民,经人介绍,刘强同意了。出院后,她从自己插队的村庄,嫁到更为贫困的丈夫的村庄,嫁到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婚后分灶单过,小两口连粮食都不够吃,刘强每天下地干活,还要割猪草,搂柴禾,那份儿穷,那份儿累,刘强记忆犹新。

1975年,刘强成了扎根农村的现典型人物,她的事迹上了呼和浩特日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知青代表大会时,刘强正怀第二个孩子,有8个月的身孕不能前往,后来,上面的专车开到村里,接刘强去开会,她腆着大肚子坐在主席台上,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觉着特别好笑。

开会回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王真还住在村里。王真的家,离县城40公里,汽车驶进村庄后,我们下车去询问,村民指向最南头的一所农家小院。王真在家,她面孔白皙,一上大眼睛清澈见底。她是公办教师,在村里的小学校工作,丈夫还是农民,年轻时在打井队,现在年纪大了,在家务农。王真今天外出刚回家,她去补办了夫妻关系证明,老奶奶活着的时候,怕王真拿了结婚证去离婚,早就把结婚证毁掉了。她用平静的语言叙述着她平静的生活。半个小时后,门开了,几只羊,一个男人。“是他回来了!”王真露出毫不掩饰的笑容,欣喜的笑容。

听说王真的丈夫比他大七八岁,今年应该五十好几了,可进来的男人显得年轻,他两眼有神,步伐矫健,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一件黑皮夹克,更增添了他的几分帅气。1969年,几乎是刚到18岁的王真,就嫁给了这个农民为妻。现在,他们的独生子已长大成人,办回北京多年,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你还打算回北京吗?”王真摇摇头:“我们老两口,守着这么大的院子,北京哪有这么好的条件!”

离开王真的村庄,她的眼睛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王真有一双纯净的眼睛,明亮的黑眼珠,那眼白,透着乡村天空的湛蓝,纯净得没有一点杂质。


 女知青之死

1974年春天,内蒙古农村一名24岁的女知青喝敌敌畏,自杀身亡。她叫何朝阳,原北京89中初二学生。1968年下乡,1969年嫁给青年农民栋栋,1970年生一子,取名宏俊,1974年又生一子,何朝阳自杀身亡时,她的小儿子只有39天。

当时,何朝阳所在的公社给她开了追悼会,许多其它公社的知青也都去了,许多人落了泪,许多人捐了钱、物。

何朝阳出身于普通工家庭,在学校时,是89中校革委会委员,上山下乡的带头人,下乡第二年就嫁给农民,顺理成章是一种率先的,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行为。翻开何朝阳留下的日记,满目是毛主席语录和幼稚的自我鞭策:

“爸爸7岁就当学徒工,经常受老板的打骂,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最近一时期,我对主席著作的学习抓得不紧了,有时间也不抓紧了,也不知都干些什么,今天我针对问题学习,使我认识到不学习主席著作,就要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今年的妇女工作大有发展,同工同酬也比每年做得好,从我们大队来看,今年一年的农业生产,大部分是闺女们在发挥作用,妇女能顶半边天。”

从日记里找不到涉及自杀的原因的任何迹象,然而她确实连同理想一道,毅然地熄灭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何朝阳的丈夫栋栋,个子虽矮,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青年,他吹拉弹唱无所不通,又因读过高中,他一直在村小学做民办教师。村民们说,栋栋脾气温和,他们夫妻感情不错,何朝阳自杀后,栋栋抱着她哭得死去活来,在炕上把她揉过来揉过去,想把何朝阳揉活。

这次,我见到何朝阳的大儿子宏俊。他对我说,每年我都要给我妈去上坟,都要自己哭一场,我才4岁,弟弟才39天,她为什么扔下我们就走了?村子里喝安眠药自杀的都能救过来,为什么我妈要喝敌敌畏?宏俊十多年前,想作为知青子女把户口办回北京,可北京的姥姥家拒绝做他的监护人,姥姥说,我眼珠子没有了,还要眼眶做什么!他从姥姥家出来到处去找北京市的有关部门,甚至还见到陈希同的秘书,一概被拒斥。为此,他很伤心,问自己,我究竟是不是北京知青子女,为什么别人能回北京,我回不了北京?


 套子里的人

她双腿跪坐在炕中央,身上穿着厚厚的破烂衣裳,有的地方用绳子捆着,她脸上戴着两个污脏的口罩,即使是在夏天的酷暑里。她面前总是摆着一个盛着水的小盆,她用一块小布,不停的蘸水,擦手洗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谁能相信,她这副样子,已经整整20年!谁又能想到,她是30年前从北京来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

孙宝华插队前,是北京华嘉寺中学初一的学生,她家境困难,父母早逝,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她插队的村庄,是那一带最穷的地方,男人讨不上老婆,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她们一共去了9个北京女知青,下乡一年,8个都嫁给村里农民了,其中有一对亲姐妹,姐姐嫁的是大队书记,妹妹嫁的是大队会计。孙宝华嫁的最不好,是个赶大车的,还听说比她大好些。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光头上有几根稀疏的头发,满脸皱纹。“你今年多大岁数了?”“50多。”“50多?”记得10年前我问过他,他就说他50多。就是这个农民,娶了孙宝华后,成天把她锁在屋里,不让她出门,过大年,村里人都相互走动走动,他也不让孙宝华出去。他们村里,从甘肃、四川买来的媳妇跑掉的可多了,这个身无分文的光棍汉家里,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个不花钱的媳妇,他最怕的,就是媳妇跑掉。

没有人告诉我,孙宝华这样被锁了多少年,反正当他自由了以后,人们看到她病了。她怕见人,一年四季,脸上都戴着厚厚的口罩,她夏天都穿着厚厚的棉衣,甚至用线把衣裤密密缝牢,她不再开口讲话,这样封闭了自己20年。

“这几年给她看病了吗?”

“看病?她没病。就是穿衣裳和人不一样,再就是不和人说话,听见你们这北京口音,才说两句。”

我相信,任何一个见到孙宝华的人,都不会否认她的病,问题是,这二三十年的沉疴如何治愈!十几年前,县里给了孙宝华一个就业指标,因她丧失了工作能力,就由她的丈夫顶替她,进县水泥厂当了工人,这二年,水泥厂有许多工人下岗,县里为了照顾孙宝华,没有让她丈夫下岗,每月有350元收入。

“孙宝华,我也是北京知青,30年前咱们一块儿来这的,我来看你,摘下口罩照张像吧!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抬起眼飞快地扫了我一下,眼光冷漠得让人心悸。“那,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吧。”

我留下了我的名字和联系地址。


 幸福鸟

记得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一群寻找幸福的人,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难,后来,找到一只幸福鸟。

1968年,柴然从北京插队落户到山西省的一个村里,下乡以后,她和同学们努力将自己融合在农民中间,白天一起下地干活,晚上一起开会学习,一年下来,就干遍所有的农活,走门串户,与农民打成一片。

插队落户,是三年五载,还是一辈子?这是柴然心中常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一辈子,那就还需要考虑更实际更具体的问题。……她渐渐注意到村里的一个回乡青年,年龄比她大几岁,他1963年从省里有名的范亭中学高中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求学,只好回乡劳动并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他会吹笛子,二胡拉得也不错,特别是他的成熟稳重,在城市学生里是很少见的。开始他们一起下地劳动,后来他到村小学教书,柴然与他的往来反而更频繁了。再以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这时候,柴然对他家的小院已经非常熟悉,非常有感情了。直到今天,她还记着院里的那只漂亮的、长着绿尾巴的大花公鸡。

他们决定结婚了。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他们自己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后,她才宣布她的婚事,木已成舟,北京的家里无可奈何,一起插队的同学们倒是非常爽快,她们说,既然你们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把你送到他家去吧!她们抱着被子,拎着东西,一齐把柴然送进那所小院。这是她插队的第六个年头。

结婚后,柴然完全脱离了知青集体,过起战争的农村妇女的日子,入乡随俗,她黎明即起,洒扫庭院,洗衣做饭,缝缝连连,平日闲暇时与农村的女人们,与姑嫂妯娌串门,互通有无。她是心甘情愿的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农村的亲属也都完全的接受了她,敬重她,使她更感到自己生活的实在。

儿子出生以后,柴然更是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寄托到儿子身上。儿子是她生命的延续。儿子能够完成她未了的心愿,她坚信这一点。所以,当北京的母亲写信问他[她],别的同学上大学走了,你一个人整天混在农村妇女中,有什么想法?她回答说,等她们大学毕业,我的儿子也快上学了!

尽管如此,农村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终生厮守着脚下那一方土地,割断与城市生活的一切联系,毕竟不是柴然的初衷。不久,她被招工进了工厂,开了几年天车,后来在厂里当会计。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千方百计迁回了北京。夫妻两地,生活困难,住房紧张,她都一步步走过来了,现在在北京,她已经有一个四口之家,一儿一女一枝花,儿子女儿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儿子考上了大学,这是柴然一生最大的安慰和快乐。


 美丽的麻花辫

她是女一中初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那时候,她有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班里自诩“自来红”的一帮子高干子女,拉开了学生斗学生的一幕。她生在农村,父亲在北京是个普通的水暖工,竟然当了3年团支部书记。那些入上团和没有入上团的人,把心中的不平和积怨,一齐发泄在她身上,她没有申辩的权利,所以永远也说不清自己执行的是什么阶级路线。她们把她围在中间,踢她,打她,朝她身上吐唾沫,她粗粗的麻花辫子散开了……

1968年,她带头要求去山西插队,临走前,妈妈买来布,在灯下一针一线给她赶做新衣、棉鞋、单鞋,一做就是大半夜。听说雁北冷,借钱给她买了新棉猴,妈妈一趟一趟,出去又回来,买了牙膏牙刷肥皂鞋刷,甚至卫生纸都买好了。父亲脸上,往日的严肃不见了,满眼泪花。她那时候就有一种预感,好像父母是在送别出嫁的女儿。

1969年,村革委会主任做媒,给她介绍了一个刚刚回村的复员军人,第一次见面,她就非常满意。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农村青年,面孔白皙,五官端正。征求北京父母的意见后,他们在村里结婚了。革命化的婚礼办得很热闹,生产大队给他们修了房子,公社送他们两套《毛泽东选集》,宣传队在他们的婚礼上表演了文艺节目。

因为是复员军人,丈夫很快有了工作,工作在外,丈夫每周回家一天,她在村里的学校教书,忙家务,男耕女织,两情相守,日子虽苦,她心里可是甜蜜蜜的。

但是好景不长。丈夫在外乱搞女人,受到组织上严厉的处分,被判劳教二年。她实在经受不住这一重锤,她被击倒了。她开始手脚麻木,口腔起泡,由于过度吸烟,胸痛发散到下巴,常常不由自主地流口水、尿裤子、迟钝、失语,精神恍惚。

两年后,丈夫刑满回来,调动了工作。她原谅了丈夫,她对自己说,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太爱动情,只要痛改前非,就可以既往不咎。

但是丈夫难改前非。他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她的家里,有的时候,会有女人拿着砖头,前来咣咣砸门,那是两个女人为她丈夫争风吃醋;有的时候,会有男人打电话告诉她,丈夫在外与卖淫的女子鬼混。周围传说得沸沸扬扬。怎么办?她真想杀了他,那样他死了,她也活不了,可怜的是孩子。

在家庭生活中,她是失败者,收的是辛酸和苦痛。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曾经真正在农村安家落户的北京女知青,现在在县中学是教研室主任、工会主席,是县政协委员,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她收的是赞赏和尊重。

她叫刘竹。


 何处是归程

张玲在北京女一中读初中时,骑一辆轻便的二六女车,她喜欢作文,游泳特别棒,那时候她大大的眼睛、黑黑的圆脸、齐耳短发,很是引人注意。

谁也没想到,1968年她到内蒙古农区插队,1969年就嫁给了农民,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与她家庭当时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张玲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文化大革命”,父亲被遣返回农村老家,目前一个月40多元的工资,还要接济农村的父亲。

知青插队的第一年,吃的是国家提供的商品粮,第二年吃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是女知青一年的劳动挣不回自己的口粮,这就是说,需要北京的父母给予补贴,拿出钱来,买口粮,买油盐酱醋。张玲所在的知青小组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张玲没有后援,拿不出钱来。每到吃饭的时候,她都不吃菜,拿起两个窝窝,找个没人的地方,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1969年春天,张玲回北京治风湿病,在家住了没两天,就发现母亲开始卖家具,甚至把睡觉的木床也卖了,她再也无法住下去。她一回到农村,就主动找到队里的青年保管员,提出要嫁给他。那家真是喜出望外,娶个有文化的北京媳妇,特别是省了一大笔财礼钱。

办喜事的前一天,张玲晚上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去,痛哭了一场。婚后,张玲很快发现丈夫有赌博的恶习。为此,张玲自杀过,一瓶安眠药100片,吃到过4片,她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这时候,她又不想死了,她还年轻啊!……

1979年,张玲离开农村,抽调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属下的一个工厂当工,丈夫也随之转移到呼和浩特,做些杀猪宰羊,贩卖鸡蛋的生意。1988年,在知青返京潮中,张玲通过假接收单位,把户口办回北京,这样,她在北京有了户口,却丢了工作,所以,她实际上一直在内蒙,与丈夫一起做生意。丈夫多年难改赌博恶习,每当日子刚刚好过一点,马上就会被丈夫输光。

1995年,张玲的丈夫因心脏病去世,此时她的一对儿女已成人。她只身到小汤山打工,去年回到北京。

我去北京张玲的母亲家找张玲,她母亲已经76岁,在大杂院里住一间8平方米的小平房,张玲挤在老母亲的单人床上一起睡,她对我说,天热了,就去她二姐家睡。

我不知道张玲现在算不算是回到了北京。如果是,她在北京不仅没有工作,甚至于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如果不是,那么,何处是归程?

                                                        1998年5月刊于《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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