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巫家坝机场的老故事（外一篇）
作者：金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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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巫家坝机场的老故事（外一篇）
作者：金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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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巫家坝机场的老故事 昆明巫家坝机场快要成为历史了，回想起我和巫家坝机场的老故事。 “大跃进”时，巫家坝机场开始扩建，省公路工程局抽调了一个工程处参加建设。我母亲在局里负责材料试验的工作，也被调到工地上。父亲也是修公路的，常年在外不回家。母亲在机场的工作很忙，加班加点是常事，刚上小学的兄弟俩就只好自理啦。开饭时抬着碗到食堂买饭，饭后提着水壶去打开水，早上自己起来上学，经常来不及洗脸，家里也乱得像垃圾堆。机场离家虽不太远，也就四、五公里吧，但以前没有公共汽车，到工地都得搭运材料的便车。 经常跑机关到工地的是一辆“小道奇”，编号3001，驾驶员姓张。遇到假期，妈妈又回不了家，张叔叔就带我们去机场工地玩。第一次进机场时我可紧张了，到了大门口，就低下头躲在驾驶室座位上，生怕让警卫战士看见不给进。 妈妈工作的试验室离大门不太远，里面是各种试验机械和试模。为了安全，妈妈不让我们自己跑出去玩。不过室里有位陈叔叔对我们很好，画图给我们讲解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工作之余又带我们去跑道边，我这才真正见到飞机是怎样起飞的，先从停机坪沿滑行道缓缓滑到主跑道尽头停下，然后发动机大声轰鸣，猛然冲向跑道，到了一半多点的位置就抬头离开地面，飞向蓝天。 后来又一次与巫家坝机场亲近是在上中学时，我们学校到机场附近的和甸营村支援秋收。村子就在机场东面的坡上，在村头就可以看见机场的跑道，我们几个喜欢飞机的同学开心极了。当年昆明机场是军民两用的，每天起降的民航飞机不多。正逢越战时期，军用飞机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战斗机都是歼5、歼6等老型号。只有一次，我们见到了三角翼的米格21，当时航空知识杂志正好介绍这种飞机，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第一次坐飞机是在四十年前当知青的时候，可不是那时候很有钱，而是赶上了机会。 ７１年春天，我和弟弟从插队的盈江县回家探亲。当我们假期快满，准备返回农村时，听说了这样一个消息：从昆明到保山的飞机票价临时降为三十元！要知道：这一段路如果坐汽车，票价也得二十来元，而且要走三、四天，加上住旅馆和路上的吃喝花费，也接近三十元啦！我们五个知青就一起买了四月八日的飞机票。 谁知好事多磨，当我们八日一早赶到护国路的民航售票处时，却被告知“今天没有飞机，请明天再来”。我们只好自我安慰说：“四．八”不宜登机，因为“四．八”是当年叶挺、王若飞乘飞机遇难的日子，不吉利。 到了第二天，情形依旧。第三天，还是一样。天哪！要是坐汽车，也该到了。当时的中国民航就是这个样子。 第四天，也就是十一日，天还没亮，我们就来到民航售票处，看到有一辆大客车停在里面，旁边站着准备上飞机的乘客，总算能坐飞机啦！ 进了巫家坝机场，停机坪上孤零零地停着一架苏制伊尔－１４螺旋桨飞机，这种飞机有两个引擎，三十二个座位，前三点起落架。我们沿着扶梯从后部的舱门走上飞机，服务员（那时可不叫空姐）招呼大家快往里走，说如果大家都站在后面，飞机会翘起来的，看看那单薄的小飞机，没准还真有可能呢！ 飞机起飞了，声音很大，冲上蓝天没多久，就遇上了气流。飞机象大海里的一叶小舟，剧烈地颠簸起来，机上三分之一以上的旅客都呕吐了，我们几个知青仗着年轻，都还没事。 慢慢地，飞机平稳下来了，服务员给大家唱了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还发给每人一小盒五支装的“中华”香烟。 昆明到保山的直线距离不到四百公里，我们一共飞了一小时零十五分钟，比起坐汽车，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保山机场是土跑道，飞机降落时也颠簸得很厉害。下了飞机，我们等着领去行李。当被告知，行李会运到售票处，下午再提时，几个知青飞跑到那辆二十多座的民航车上抢位子，嘴里还叫着：“我们已经花了二十九元九角了，还有一角钱享受”，因为，那时的民航车是免费的。 第二次坐飞机是在八年以后，仍然是自费的。1979年，我到上海旅行结婚。去时为省钱，坐的火车硬座，在拥挤的车厢里差不多熬了三天两夜，把没出过远门的妻子折磨得晕头转向，下车几天才回过神来。我们在上海游览后，还到苏州无锡转了一圈，回程时想去买卧铺票。到了车站一看，这里人山人海，比昆明站还可怕。想买卧铺票得提前三天登记排队，每天上午八点和下午四点各点一次名，不到的就算放弃，最后一次点到名发个号，晚上还得在售票处排个整夜，就这样也不能保证买到票。我算算包里的钱还有剩余，就到延安中路789号的民航售票处去碰运气。 当年从上海到昆明每周只有三趟飞机，其中周二和周六是安24，经停南昌、长沙和贵阳，周四是三叉戟，只停长沙。票价都是一样的，每人124元，正好周四还有票！只是售票员说：介绍信要收掉的。那年头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出门住店买票都凭单位开的介绍信。我们是住在亲戚家里，钱用得差不多了也只得放弃游杭州。我乖乖地把介绍信交出去，再掏248大元换来了宝贵的飞机票。 周四一早，我们乘公交来到售票处，再换免费班车去虹桥机场。时间还早，来得及在餐厅吃了碗馄饨，印象中价格比外面的贵不了多少。“三叉戟”就是林彪出逃时坐的那种飞机，三个发动机位于尾部，外形比螺旋桨的安24漂亮多啦！ 飞机起飞了，客舱里的声音不是像老飞机那种“嗡嗡”声，而是像刮风一样的“唰唰”声。喷气式终归比螺旋桨快多了，在长沙停了四十分钟，中午我们就降落在巫家坝机场了。 我参加工作的头二十年是在工厂里，开头是普通工人，最多当到车间技术员。即使出差到省外，也就是坐火车。九十年代跳到电脑公司后，才有了坐飞机出差的机会。特别是2000年前后，公司的业务扩展到很多省份，我又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经常被叫出去。2001年，我到省外出了七趟差，只有最后一次返程因为近年底，工作不太忙，我主动要求坐火车回来，其余的十三次都是坐飞机。 坐飞机出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有一次，河南鹿邑的一个用户的设备出了问题，下午接到电话后，我订了第二天一早到郑州的机票。十点多在新郑机场降落，中午就到达用户那里，接着开始工作，晚上就解决了所有问题，用户很满意。又有一次，河南漯河有个招标会，指名要我参加，可是当时工作正忙，我就连返程机票都订了。头天下班后坐晚上七点多的飞机，下来后由代理商的车送到漯河。第二天白天开一天会，晚上返回郑州。第三天一早乘机返昆，总共才用了四十个小时。 我到过十几个机场，最亲切的当然是家乡的巫家坝。到外面出差回来，我最爱订云南航空的机票。在挤满外乡人的机场里，见到飞机尾翼上大大的绿孔雀，就意味着马上可以回家了，多开心啊！因为机场离市中心近，下了飞机，我一般不打出租车，坐上52路公交，一元钱就到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云航加盟东方航空，不久，巫家坝机场也要被长水新机场取代了。老机场现在已经位于市内，没有发展余地，而每天五百多架次的起降也使单跑道及旧设施不堪重负。为了留下更深的印象，今年我还几次到和甸营、朱家村天桥等地拍摄飞机降落的照片。我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到长水机场乘机外出，再坐飞机回到我们的新机场！ 2011-12-03
外祖父的故事 我从未见过外祖父，他老人家早在抗战时的1941年就与世长辞了，我是在8年后才出生的，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仅仅限于几张照片。记得有一张是他早年留学德国时拍的，坐在一个山坡上，旁边放着登山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另一张是他在津浦铁路工作时，坐着手摇轨道车在铁道上。可惜这些照片都在“文革”时毁于“抄家”。八十年代我弟弟出差到济南，母亲就叮嘱他照一张“表楼子”（济南车站钟楼）的照片，那是外祖父当年办公的地方。遗憾的是，这一历史文物90年代被当地的败家子给拆除了。 由于年代久远，有关外祖父的史料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我最近在网上搜索，还居然发现民国时的铁路月刊上登过他的两篇技术文章：一篇是《混凝土及胶浆所用砂石之颗粒比率》，另一篇是《减少曲线钢轨磨损之方法》。 外祖父的故事摘编于大舅1991年所写的《陈之达先生生平及遗诗史话》。所有人称沿用原文。 陈之达先生生平及遗诗史话（摘编） 先父陈之达（1889-1941）字大我，号微尘先生，1889年9月1日生于广州，是晚清著名经学大师陈澧先生的嫡长曾孙。少年时代因家学渊源，对国学即有很深的造诣。十六岁时与友人办报刊，投身民主革命，后东渡日本，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当时先祖父陈庆龢（he）公在清政府任要职，怕出麻烦，就送他改到德国深造。 在经西伯利亚赴德途中，当时乘火车要走半个月，此期间他在车上通读了一遍《昭明文选》，可以想见他国学根底之深。1909年在德国考入柏林大学攻读土木及河海二专业，与著名水利学家，我国水利事业奠基人李仪祉先生为同窗挚友，交谊深厚。 1914年他正准备攻读博士学位，适逢欧战爆发，不得已匆匆回国。1919年与先母蔡瑀女士结婚。直到抗战，他一直在济南任津浦铁路工程师。一开始就参与从津浦铁路北段（天津至徐州）接管德国人的养路管理。因欧战开始，北段的德国人撤走了。当时南段的英国人看笑话，说北段交给中国人不知会弄成什么样子。两年后，英国人到北段考察，惊奇地发现北段比南段还好，尤其是父亲所负责的桑梓店到泰安一段，全长近一百公里。客车驶过，号称平如柏油马路，为全国铁路界所称道。 先父为人端方正直，一介不取，嫉恶如仇，爱国心甚强。在从事技术工作中，除勤恳奉公外，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十分愤恨。他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学在政府中任要职，但他从不去拜访。如王宠惠先生（曾任外交部长，是我国当时在国际上知名的外交家），顾梦余先生（曾任铁道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他自命不求闻达，高卧隆中，以诗酒自娱。他常教育孩子们，将来要学自然科学，不要从政。 他自幼勤奋好学，爱书如命。在技术专业之外，尤工诗词，书法及金石水平也甚高。他每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购书。1937年以前他写过很多诗词，未付印就在抗日战争中毁于炮火。山东沦陷后，他赋闲家中，追忆往日诗词，又写了近百首诗。手稿装订成册，保留至解放后，不幸又在十年浩劫中毁于造反派的抄家，这是十分可惜的。 二十年代是父亲生活、事业中最顺利的一段时间。工作安定、经济富裕、妻子贤惠、儿女个个勤奋好学。工作之余，他常与朋友们饮酒聚餐，有时也打打麻将。但自“九一八”事变后，时局触动了他的爱国心，他不再参加游乐，戏剧、电影更与他无缘。从此他日夜勤奋工作，除白天上班外，晚饭后总要在家做些设计，画些图纸，直至晚九点后。再让儿女陪他吃点夜宵，他喝点酒，这是他最大的乐趣。母亲高兴地引用辛稼軒的词说，这正是“秋好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一家人沉浸在和谐、美满、幸福的气氛中。 吃夜宵时他讲许多古往今来的轶事，我们的许多知识都是这样得来的。母亲对他这样刻苦工作很担心，怕他累坏了身体。他业余工作从不拿加班费，类似这样的傻事他还有许多，按规定他出差是可以用免票乘头等车的，他却总是自己花钱乘二等车（当时铁路客车分头、二、三等）。每天四元大洋的出差费（当时可买五、六十斤富强粉）他从来不领。 “五、三”惨案时济南火车站附近枪林弹雨，别人都躲在家里，只有他每天弯着腰，半走半爬地去办公室，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区铁道上巡视一番，没有事才放心回家。当时铁路上许多工程是包给营造商投标的，包工头总是送些礼物和钱，以求中标。父亲不但不收，而且叫来训斥一顿，将礼物掷还。 母亲是贤良温顺的，对这些虽不大满意，却也不愿多说。只是开玩笑说他有神经病，以后就戏称他业余做工作为“做神经”。他不断地思考国家大事，对社会上的黑暗腐败现象非常痛心。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中原大地，也摧毁了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父亲将家眷从济南转移到较小的城市兖州去，他则带领几位同事和一批工人天天在炮火中进行抢修桥梁的战斗。有时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铁路桥梁，桥一断，前方得不得给养，仗就无法打。飞机一来，他们就躲进田间草堆里。飞机一走，马上就扑上去抢修。有时修好的铁桥上火车刚开过，敌机又来把桥炸毁了。这样再修再炸，再炸再修，他们整整战斗了几个月的日日夜夜，每天以白干酒代茶来支撑他那被折磨得十分瘦弱的身体。到了1937年11月因国军节节败退，敌军已逼近黄河岸边。为了保住黄河天险，就得炸掉黄河铁桥，否则敌人的装甲车开来，战局将不可收拾。父亲亲自带了人去埋炸药，回来后，他和几位多年共事的老友在办公室听消息。一声巨响，桥被炸毁了。他们想到二十多年来亲手建造和维护的大桥毁在自己手中，个个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但是，黄河天险还是挡不住敌人的铁骑，济南是难守了，兖州也保不住。失业的父亲和家属往何处去的问题摆在眼前，母亲希望去武汉跟政府走，孩子们都支持，但是父亲有他自己的想法。“父母在，不远游”，祖父母在沦陷区北平，两个弟弟都已去后方，他觉得不应远离。但在战火纷飞的地方，日军到处烧杀奸淫，十分残暴，为了全家的安全不得不想办法躲避一下。父亲在铁路上的同事好友安晴波先生、沈维来先生也都不打算去后方，他们与兖州天主教堂取得联系，在教堂里腾出一些房子，安置我们这些铁路员工和家属。教堂地方很大，分南堂和北堂两部分，中间是一条街，在街的东西两头由铁路局给装上大铁栅门。看到日本兵要来，就由德国神父、修士们出来阻挡。从1937年底开始，我们在教堂里住了十个月，又迁回济南，直到父亲去世，一共四年多时间。 这是父亲和我家命运的一大转折，从富裕、幸福、美满转化为贫穷、苦难和不幸。父亲失业了，孩子们也都失学了。 日本占领山东后，组织了伪政权，铁路也通了车，他们也需要中国铁路员工帮助工作。父亲不但自己不肯参加，对参加的人也非常鄙视，认为他们是当汉奸。实际上不少人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找工作无以为生。 此时父亲赋闲在济南，租了一所房子，每日无事则外出散步。他的老部下、好朋友程正予先生、戴明诚先生、庄西塘先生家里人口都较多，经济困难。但受了父亲的影响，也都不愿参加日本人办的铁路局。他们把家眷安置在家乡，从海路经越南到后方去报到。送他们启程时，父亲多么想和他们一起去呀。母亲也表示，只要他去，她就带着孩子们去北平跟祖父母一同生活，还可以照顾老人。但父亲始终下不了决心，内心是很痛苦的。 父亲在性格上迂腐而又脱离实际，与世难合。他自己也知道，但就是改不了。他常讲一个故事，苏东坡有一次在户外竹床上躺着晒太阳。他肚皮很大，就问他的学生们肚子里是什么。有的说是一肚子忠心，有的说是一肚子学问，有的说一肚子书。苏东坡笑了，说都不对，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父亲的好友黄虞臣先生原来也是铁路员工，因善于经营理财，便辞去了公职，从事房地产股票生意，不久就成了巨富。抗战前夕他对父亲说，你有两万元存款，都取出来交给我，我代你在天津英租界买些房子。等到打起仗来，人们都往租界跑，房价就会大涨，你出租或出卖都可以获利几倍到几十倍。父亲却说：“我不能乘人之危来赚钱”。黄先生笑了，说：“你将来是要穷死的”，后来果真如他所说。在我家困难的时候，黄先生和其他一些富有而知己的朋友都多次向父亲诚恳地提出有困难尽管开口，但他始终婉言谢绝。直到他去世后，我们孤儿寡母才得到朋友们的主动帮助。对于买房之事他并不后悔，但只靠银行存款的一点利息，物价又天天上涨，生活渐渐拮据了。他不讲穿着，也不看戏，而是个美食家，在吃的方面是有爱好的。二十多年他一直每餐喝绍兴花雕加饭酒，吃一些好菜，饭很少吃。沦陷后好酒买不到了，肉也很贵，只好喝白干酒。在渐渐凄苦的日子里，他开始尝到穷的滋味。 生活在逼人了，“汉奸”不肯当，后方又不去，唯一的希望是国军打胜仗，反攻收复失地，使我们重见天日。每当听到远处有炮声，他就叹息到：“打过来就好了！”台儿庄大捷、长沙大捷都给父亲很大的鼓舞，但最后还是打败了。有时他听到打雷误以为是炮声，空欢喜一场。后来父亲从一位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朋友处借来英文版的《华北明星》、《密勒氏评论报》等报刊，知道些真实消息，否定了社会上许多乐观的传闻，就戏称那些马路消息为“神话”。 当时的华北伪政权挂的是五色旗，父亲日夜盼望的是看到青天白日旗。后来倒也见到了，只是上面加了个黄三角，写有“反共灭党”字样，这是南京伪临时政府的标志。不久，汪精卫投靠了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旗上的黄三角也去掉了，但仍是汉奸的旗帜。父亲非常愤恨、伤心。 1940年，父亲忧愤成疾。开始时以为他是营养不良，只吃点国产的补药。后来病势加重了，就请他在德国时的同学，济南市名医王注东先生来看。王大夫一看就说诊治晚了，但还有救，于是开了一些药。当时的药多是日本产的，父亲看到药瓶上有日本字就宁死也不肯服。王大夫叹口气，也没有办法。这样，父亲就在五十二岁的盛年，被愁苦和病魔夺去了生命。 父亲生前的勤奋好学是一般人难及的，他一贯爱书如命。抗战炮火中他只身逃出，八千多册各种藏书全部化为灰烬，这是使他非常痛心的事。在天主教堂闲住时，家里只有一本孩子们带出来的《世界语入门》，他拿去每天刻苦学习，几个月后就能用世界语写短文了。教堂给了他一本《德汉词典》，他想到国内缺少一本《汉德词典》，就着手编纂。直到他去世前，每天都孜孜不倦地写卡片，整整积满一箱，按其内容可以编一本很大的词典。这份未完成的遗稿存放在他的好友秦次风先生家里。以后几经战乱，我们与秦先生失去了联系，父亲辛劳几年的成果也就没有下落了。 从父亲的一生看，他确实一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旧社会的腐朽风气和战乱使他一生没有很好发挥作用。他有不少著作，包括诗词和技术方面的论著，由于他不好名，没有付印，就在战争中失散了。一个热爱祖国、正直善良、博学多才的人就这样默默离开人间几十年了。我们怀念他，将他的部分遗作和生平写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作为无价宝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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