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功成万骨枯：长征

   

最初毛对于长征的决定并没有参与，当时有权做出撤离江西根据地决定的领导小组的3个人物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李德，博古和周恩来。

没人同毛商量，也没人听他的意见，他提出过要带上瞿秋白，可没人采纳。早在长征开始的两年前，毛就失去了军事和政治的决策权，政治局与他势不两立，他身患疟疾，情绪很差，因为他和朱德五六年前开创的江西苏区，落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李德、还有对李德言听计从的追随者博古的手里了，1931年11月毛被解除了中央局书记的职务，接替这一职务的是周恩来，翌年周又取代毛当了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总政委。在洋人李德和留过洋的博古、周恩来眼里，在二十八个半布什维克眼里，毛是个不折不扣的土包子，他的学历和眼界都不成。

江西苏区这块贫瘠土地上的红米饭和南瓜汤越来越不够吃了，它又被蒋介石的10倍兵力重重包围。在对赤匪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和长征前的第五次围剿的四年中，蒋介石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南昌，他坚信赤匪在江西的气数已尽。

1927年蒋介石的突然翻脸，让没有枪的中共吃了大亏。之后才有周恩来和朱德的南昌起义，之后才有井冈山的朱毛会师。毛带领的秋收起义的残兵败将大概有1千多人，朱也只有不到2千人。现在，要悄悄撤离过去几年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据地了。1934年冬天开始的长征是溃逃，是明知危险致命的全面大撤退。但愿蒋介石的炮弹和飞机不要发现并轰毁这支队伍。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开始踏上长征路的时候，大约有86000人，一年后的1935年10月抵达陕北时只剩不足6000人了。

正因为是逃命，所以留下来的人基本上都得死。人人都怕留下来，怀着忐忑的心情，人们相互探询着：你走吗？……留守的名单终于传出来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里分析：因为毛的失势，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留守名单上：弟弟毛泽覃和妻子贺怡（也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湖南同乡何叔衡，被罢免的总书记瞿秋白，毛的支持者陈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刘伯坚，……与毛关系的亲近，成了被留下的关键因素。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留下的人，活的，很少。

一过于都河，毛便开始坐担架长征。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晃荡。红军的高级领导人躺在担架上长征的不在少数，包括邓颖超，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担架上盖着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躺在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也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和思考。这个时期，担架上的王稼祥和毛还有洛甫（张闻天）三人形影相随，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

担架上的毛、王稼祥和洛甫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长征领导权的问题。毛、洛甫和王稼祥3人被称为秘密“核心小组”。李德对于他们3人的担架密谋一无所知，不过他感觉毛同别人谈话这件事，对于他的领导是没有好处的。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抱怨毛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

其实，这个40岁的坐在摇晃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绝不是什么乡巴佬，当时俄国人和中国的布什维克这样看他，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毛的优势也并不在年长，虽然博古只有26岁，从18岁到22岁，博古在莫斯科呆了4年，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只有27岁，常驻莫斯科的王明也只有28岁。

毛没有到国外留过学，但他智力过人、知识渊博、珠玑满腹，特别是他了解农民！而那些比他年轻的布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层知识分子出身，对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一无所知。可以这样认为，毛的智慧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常识和中国农民意识的特点之大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要毛悉心运用他的智慧，他就是无往而不克的！

湘江一仗，从11月25日到12月3日，打了一个星期，是一场灾难。刘伯承在回忆录里写道：“虽然最终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大约一个月后红军到达遵义，所余兵力3万人。

湘江战斗之后，周恩来更多地接管了工作，不过李德也并没有放弃他的领导权。22师师长周子昆冲出敌人包围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臭骂了一顿，他说，周子昆的部下都没有了，他自己怎么会逃出来?为什么全师都消灭了，而他的妻子却和他在一起?李德说，周子昆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并枪毙。他命令警卫人员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往军事法庭。可是警卫人员拒绝执行。博古当时坐在房间里一声不吭。李德不会明白，红军指战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很快转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

遵义。占领遵义后，本是花了很大气力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新苏区的。但是很快就发现，遵义地区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没有多少粮食，所以很难维持一支需要不断扩大的军队。特别是，蒋介石觉察到了红军逃的方向，亲自坐镇重庆，并且调动了湖南的4个师、川南的2个旅和云南的3个旅，共有150个团大约40万兵力，用来对付到达遵义的红军的3万残部。

在遵义建立新根据地的美好前景破灭了，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的一边，认为毛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正确的。遵义会议的参会者，只有何克全（凯丰）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在莫斯科学习过，是个正统的布什维克，他不同意解除博古和李德的职务。何对毛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的领导。这个建议得到通过，据说并没有进行表决，整个会议没有一次正式表决。在另一项决议里，毛被选为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管纸上怎么写，大家都知道谁在当家了。

1935年1月19日上午，红军在毛的实际指挥下撤出了遵义，与3个月前渡过于都河的力量相比，中央红军只剩下很少一部分军队了，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员和所有的重武器。然而长征的许多事情这才有了头绪。3月11日，毛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当然，毛在其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

与李德、博古的倡导正面作战不同，毛在长征中的计谋就是一个字：诈！兵不厌诈嘛。逃，就是要东躲西藏，东躲西藏的要领就是不能让敌人预知自己的行踪，毛总是选择出人意料的、几乎无法行走的路线。爬雪山、过草地都是为了躲藏到追兵几乎无法到达的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

蒋介石被搞得晕头转向，不清楚红军的去向。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毛给９军团下的命令了，正当９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过江时，毛突然命令它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让９军团停在那里好几天，摆开北进湖南的架势。……

1935年6月25日的懋功会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毛有12年没见张国焘了，他们两人的关系过去就比较疏远。五年来，张国焘率领第四方面军作战，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

1935年38岁的张国焘，他的资历在共产党是首屈一指的。毛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是北大的学生。两人都在1921年建立共产党的12名创始人之列。中共一大是张国焘主持的，张还是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中共领导人。在官方的史书上，张所取得的成就总是被低估。

大雨倾盆而下，下午5时左右，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帐篷，迎上前去，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踏着泥路，泥水溅到毛一行人的身上。张身材魁梧，面孔白净，他翻身下马，走上前去和毛拥抱：张主席和毛委员!红军欢呼起来，群众欢呼起来。两人登上讲台，毛致欢迎词。张作答。接着两人并肩进城，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

欢呼的人群不会知道，在高层——在骨子里――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情绪：敌意和猜忌。双方都对对方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走到周恩来面前：“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10万。”周回答说：“我们有3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大。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1万多人，战斗部队只有8千。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要多得多，战斗部队有8万。张的轻狂也许是他看到一支从江西苏区出发的86000的队伍被折腾得只剩下了8000，他在回忆录里引用朱德的话说：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

张不象一方面军那样频繁转移，神出鬼没。与毛的军队一样，他杀富济贫，把粮食、鸦片、布匹、钱财分给穷人，并留下满足自己需要的部分。会师时他自己粮草充足，还能向面黄肌瘦的一方面军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李伯钊与陆定一合写了一首歌来纪念这次会师：

一个英勇善战，不畏艰难；一个腹有良谋，运筹帷幄。

头两句是写四方面军的张；后两句是写一方面军的毛。6月26日上午9时，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在两河口古老的喇嘛寺里举行会议。据张的回忆录，出席会议的有6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洛甫。刘伯承和红军保卫局首脑邓发也在场，可能还有张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徐向前。

周恩来主持会议。毛首先发言。他提议红军继续北上，并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张对毛的甘肃―宁夏计划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进一步扩大川北、甘肃和西康的现有根据地；二是穿过甘肃走廊，向位于大西北的新疆挺进，到那就有可能与边界那边的苏联取得联系。

８月初，分歧一时解决不了，双方达成妥协，先搞一个军事计划。把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成立一个混编的指挥部，由朱德任总司令，张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这３人组成的最高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一方面军的５军团和９军团编入了左路军。右路军也是混编组成的，先头部队是林彪的１军团，彭德怀的３军团。毛、周恩来、王稼样，还有洛甫、博古、李德和中央直属队编入右路军。左路军向阿坝前进，右路军向巴西前进。

蒋介石也警惕起来了，他开始调动部队。

９月３日，张国焘拍电报给右路军，说他在阿坝被阻。白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队无法继续北上。他建议部队南下！

张的电报触发了长征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电报被认为是张的一个野心，企图将共产党的全部兵力置于他的控制下。毛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服从中央的决定，毛１９６０年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因为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张的８万对毛的８千。

９月９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右路军总指挥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文本该由陈昌浩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言，电报遂由一名译电员译出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没看那份电报而直接带到了会场。陈昌浩在台上说：“等会儿，你没见我正忙着吗?”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电报，立即嗅出了它的重要性。

这份电报的电文至今未公开，但中国的党史专家们经常引用它。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右路军改变方向南下，重新穿过草地，和左路军会合后再召开会议消除分歧。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刽英借口上厕所，转身来到200米开外的毛的办公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毛抄了一份，对他说：“你干得漂亮。”叶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台上讲，会议仍在进行。叶机灵地把电报给了陈昌浩的秘书。

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忧，他不觉得需要特别警惕：毛只有那么点人，成不了气候。但许世友发现毛的队伍连夜逃了！许给他打电话，要去追，陈拿着听筒回头对徐向前说：“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军突然擅自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回答说：“你见过有红军打红军的吗?”徐向前的话在以后的70年中，一再被引用。这是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避免一场红军之间的大厮杀立了功。

陈昌浩没有派战斗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去追，其中有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字样的标语旗。毛对他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

毛委员北上，张主席则南下了。究竟谁是逃跑主义？不知道。

张南下后的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毛的手中夺过来。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毛集会，宣布成立民族独立特别政府，宣布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1935年10月5日，他宣布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他本人为总书记。

下一步要去哪儿?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北上。只是笼统的方向。整个长征都是这种情况，毛自己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后来他越来越确定陕北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块苏维埃根据地，他的朋友刘志丹还活着！……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在长征开始一年以后终于得到了解决！1935年10月毛泽东在榜罗镇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打算。朝着刘志丹的根据地进军，脚下还有大约1千里路，身后还有不足6千人。毛终于有了家！从此革命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

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长征结束了。长征开始时，有86000人，结束时只剩下不足6000人，而且没什么士兵了，都是军官，剩下的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恐怕永远也搞不清楚，因为征途中，红军在不断招募新兵、充实力量。招募新兵叫做“扩红”，从江西苏区出发前就是要具体落实到人头上的，有指标，每人需要完成多少“扩红”指标，是有硬性的规定的。

张国焘南下受挫，他部队的作战力量从8万锐减至3万，他再也没有资本嘲笑毛的中央红军了。正在张进退两难的时候，来自莫斯科的林育英出面协调，林作担保，毛同意张担任中央委员会西北局负责人，张同意放弃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北上同毛再次会合，肖克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到达甘孜时，林的协调工作已经完成。

1936年10月，四方面军、二方面军与毛的一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决定渡河西征，斯大林答应在新疆设置一条供应线，已有几万步枪，几百大炮，几十坦克等着他们去拿，西征的目的是打通河西走廊。

然而这一决定却使红军惨遭厄运――西路军全军覆没。

张的3万5千人中的2万人刚渡过黄河，国民党的一个精锐师冲过来，占领了渡口，把张的部队劈成两半。第9军、第30军和第5军以及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的司令部等主力渡河到了西岸。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第4军、第31军、军官学校和参谋部被阻隔在东岸，这部分未能过河。过了河的部队被称作西路军。

中国西北的版图上，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脉，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1936年冬至1937年，一支21800人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8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后，全军覆没，最终只有432人的一支小分队逃到新疆的星星峡。

西路军主要是被马家军歼灭的。马家骑兵凶猛骠悍，能骑善射，他们头上缠着白头巾，配有快射卡宾枪、马刀和皮鞭。他们的短腿马在两小时内就能跑完红军徒步行军一整天的路程。

红5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头颅被割下来示众；身负重伤的红9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用大刀砍死，人头示众；30军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家军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战场上，20岁出头的红9军政委陈海松身中8枪壮烈牺牲，数以千计的红军战士俘后被活埋，被砍头，被活活烧死，被钉死在树上……

更为悲壮的是西路军有一支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她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倪家营子兵败，马家军将西路军铁桶般围住，一次接一次的狂攻。西路军拼死抵挡，危在旦夕。谁来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挺身而出：“让我们妇女先锋团打掩护吧！我们是女的！”……妇女先锋团这时不足1千人，王泉媛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改用30军286团番号，徐向前给妇女先锋团每人补充五发子弹，两颗手榴弹。王泉媛率领队伍向东开进，马家军中计猛追。主力部队则向西北突围成功。女战士的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用石块。当马家军发现与他们交战的竟是清一色的女兵时，军官大喊：“兄弟们！全是女的！背起枪来活捉！捉到了就做老婆！”最后的战斗在芦源口，妇女先锋团战死的有600多人，侥幸逃脱的很少，近300人被活捉。

被俘的女红军战士集体遭到虐杀或是强暴。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陈淑娥，肚子里还怀着红9军军长孙玉清的孩子，在被捕的当天晚上，她就被马家军的骑兵总指挥马元海强奸，之后陈淑娥被转手过两个马家军的军官。妇女先锋团政委吴富莲在狱中吞针自杀。解押到马家军羊毛厂的女战俘，白天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晚上每人被分配给一个排的马家兵轮奸。她们有的被轮奸致死，有的自杀。在被俘的女红军中，还会挑出有姿色的配给马家军的军官做妾。王泉媛被强配给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1939年3月，王泉媛趁马进昌外出修路，女扮男妆，翻窗逃跑，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兰州。找到驻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却被拒之门外。按照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更何况王泉媛还当过马家军的小老婆！

“八办”给了王泉媛5块银元，要她走人。王泉媛大哭一场，在当红军和当战俘的日子里她没有哭过！……王泉媛只得沿着当年长征走过来的路，一步一步乞讨，回到了她的江西老家，从此隐姓埋名，没人知道这个衣衫褴褛的村妇的不平凡的过去。2009年4月5日王泉媛在江西泰和逝世，享年96岁。

王泉媛本是从江西苏区出发的中央红军仅有的30名女性中的一员，这30名女性，除了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等10名夫人，其余20名都是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健康体检的，如果不是与张国焘会师，如果不是一、四方面军混编，她怎么会跑到四方面军去当这个妇女先锋团的团长呢！在中央红军的时候，谢觉哉看了上她，可20岁的王泉媛拒绝了50岁的谢觉哉，她喜欢年青的军官王首道。后来，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正是谢觉哉。

中央红军队伍中个人命运变幻莫测的不仅是王泉源。朱良才是我们小学课文《朱德的扁担》的作者，黄洋界上炮声隆——他任连职干部时就率部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前头捉了张辉瓒——他在红9师任职的时候，红9师活捉了张辉瓒。他在中央红军是资深的政治工作者。

朱良才在红5军团的34师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师长是陈树湘，政委是程翠林。红5军团是国民党的于都起义部队，虽然毛是军团长董振堂的入党介绍人，但在长征中5军团一直是全军的垫后。从史学角度，这是真实的也是残酷的。垫后的部队不但要为前面的主力部队抵挡追兵，而且前面掉队的伤病员到此就不敢再掉队了，所以越走人越多，都是没有战斗力的伤病员。四过封锁线，湘江血战，5军团几乎成了绞肉机。军心不稳是很正常的。34师师长和政委，只要行军停下来，倒头就睡，参谋长收到的上级电文他们拒绝看，参谋长只好把电文交给朱良才，朱良才只好召开师的党务会。作为书记，他批评了师长、政委。结果师长与政委就联名向红5军团长董振堂告状，董振堂见朱良才伤未愈，就让朱良才离开34师，随中央卫生总部行进，程翠林政委还要朱良才留下手枪，朱没有同意。离开时34师的团长韩伟从阵地上回来碰见朱良才，就让他的兵护送朱过了湘江。朱良才在回忆录里说，感谢韩伟，否则不一定能够及时过湘江。朱良才刚过湘江，后面的34师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林都牺牲了！……阴错阳差，九死一生的朱良才又随红5军团，编进了遭遇灭顶之灾的西路军，西路军失败后朱良才装扮成叫花子，一路乞讨，只身逃回了陕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良才解放后任北京军区政委，是1955年的开国上将。

最倒霉的是红5军团的李彩云。石窝会议是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召开的最后一个会，祁连山间哭声一片。陈拿出中央委员会命令他和徐向前返回陕北汇报的电报，会议于是决定，他俩离队赴陕北，剩下的人，左支队由李先念带领，右支队由王树声带领。

李彩云时任5军团骑兵师参谋长，编在右支队，他是被马家军悬赏2000大洋的优秀红军将领。右支队很快只剩11人了，在失败逃亡的路上李彩云对李新国表达了对张国焘的不满，本来嘛，5军团如果不是被混编入四方面军，现在就已经随中央红军到陕北了。……可就在李彩云和李新国躺在树叶堆上休息的时候，李新国突然听见一声枪响，身边的李彩云在血泊中死去，他赶忙爬起身看见站在不远处的王树声和杜义德手中的枪，王树声若无其事地说，没事，这是擦枪走火所致。王树声是1955年的开国大将，当年西路军的副总指挥，号称善射将军。历史学家董汉河在调研中发现，在西路军失败后，在分散溃逃的路上，王树声还射杀了一个跑过来向他敬礼的西路军干部。没有死在强大敌人的马刀下，他们却被自己的将军用黑枪射杀。

李彩云沉冤数十年，李新国欲说还休。如果需要为王树声杀战友找理由，那可能就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享有崇高威望，李彩云的反张情绪激起了王树声、杜义德的反感。李彩云是董振堂的人，红5军团董振堂这些起义将领虽然已经跟定共产党，但在张国焘们的眼里，还是国民党旧军阀。

张国焘幸亏被毛搞掉了，否则他肯定比老毛还老毛。他在红四方面军通过内部整肃树立自己的威望甚至个人迷信，那才是杀人如麻！且不说军事奇才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舒玉章等等高级将领，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排列出长长一串名单。张的杀人手段也极其残忍！包括徐向前的妻子，李先念的哥哥，王树声的妹妹也都被他杀了。妻子哥哥妹妹，那可都是至亲至爱啊！即使如此，他们也都衷心拥戴张主席？

据《皖西革命史》记载，四方面军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1931年的时候，李先念还只是个排长，但是他之上的军官都被张国焘肃掉了，李先念由此而升为师长。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知识分子是反革命的代名词，肃反，就是要肃掉那戴眼镜的、别钢笔的、会写字的。

李先念带领的西路军残部左支队越过高高的祁连山，进入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他们没有地图，用指北针和星座来判断自己的位置。他们向安西城发动了错误攻击，又是一次惨败，死伤数百人。1937年4月下旬，左支队432人先后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

到达星星峡的有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李特、黄超，等等。中共派陈云和滕代远迎接了他们，在新兵营给他们办学习班。都是败军之将，李先念一声不吭，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红5军政委黄超则发些牢骚和不满。后来他们每个人都被问及下一步的去向，是去苏联学习深造还是回陕北？李先念回忆说：去苏联还是回陕北，现在看来似乎是生死选择。李先念选择陕北，李特和黄超选择苏联。中共决定李先念与陈云一起坐飞机先回陕北，那天李特和黄超还去了机场送行。不久就听说，李特和黄超被秘密处决了。

这是为什么？究竟是谁下的命令？西路军全军覆没，仅432人杀出这样一条逃生的血路容易吗？没有战死在强敌的手下容易吗？更何况，这两条命又是多少红军战士的命换来的呀！？

李特原名徐克勋，安徽省霍邱县人，1924年到苏联学习，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秋，李特奉命回国，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的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时，他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随右路军行动。李特被秘密处决在他35岁的时候，——怀抱着他所信奉的主义和他所追寻的理想的时候。

十年后的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经安徽省霍邱县的时候，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双手费劲地高高举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徐克勋我儿归来！……整整3天3夜，等大军过完老太太才踉跄离去。只因听说这是当年的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小脚老太太跋山涉水走了8里山路！……谁能忍心告诉这位老太太她儿子的下落?谁又能对她解释清楚所发生的一切？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填发革命烈士通知书，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此时他的老母早已作古，李特无妻无儿无女。

话说回来，西路军究竟缘何失败？

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马家军多为骑兵。西路军多为步兵，而且是二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19个月的疲惫之师，河西走廊零下30度的气温，红军都还穿着单衣单裤。再有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西路军没有人员和弹药的补充。少数民族地区有顽强的宗教信仰和牢固的凝聚力，全民皆兵，你路过可以，留下不走就不行。人家打的可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相形之下，西路军劣势昭然。

不过毛习惯于把军事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

1937年12月，毛在陕北接见西路军幸存人员时说:“红军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正确的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地区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再查《毛泽东选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嘿嘿，伟大的毛在这里有个渺小的纰漏：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1936年！而西路军的大战、恶战，都是1937年打的，血战三道柳沟，鏖战倪家营子，兵败祁连山，还有导致红5军全军覆没、3000将士壮烈牺牲的高台之战，通通都是1937年打的！难道英明领袖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西路军的战败了？

西路军究竟缘何失败？在毛去世十几年后，当事人李先念和徐向前才敢开口说话。

李先念说，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央军委命令”几个字。

徐向前说：“1937年，西路军兵败祁连。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9军、30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接着，徐向前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条：第一，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这是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第三，战场指挥上缺乏机断专行。

……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遗嘱，他们的骨灰都撒在了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李先念重病期间，多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西路军时的一幕：战士们在左右两边排成厚厚的人墙，掩护李先念、程世才等指挥员从通道中间逃离。敌人的子弹一排排射来，许多战士倒下去，鲜血染红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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