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知青》——失望了·编导策略揣测·周萍的爱情 作者:老例


 

 看完《知青》失望了

在网上,花几天坚持看完了《知青》。觉得很失望,还不如梁作者二三十年前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

梁发扬了其煽情的本事——知青战友之情,知青与农民之情,干群之情,尤其是男女之情(爱情),发挥得淋漓尽致,且温情脉脉,再配合原野乡村秀丽风光,知青生活被牧歌化了,怪不得年轻人看后直呼后悔没赶上当知青的年代。

我也相信作者没有为文革“除罪”的念头,而且还有意在剧情中不断插入各色人的反文革言行(只不过这些言行似乎更合适在80年代后才出现),但批评的力道委实无力,最高的批判词就是“这个国家病了”,啥病?咋病的?语焉不详,或顾左右而言他。

反面人物如杜主任、牛主任,最后也良心发现,君婷的转变更是迅猛彻底,唯有吴敏算是坏到底了。

纳闷的是,作者莫名其妙省略了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影响深远的几个敏感事件或现象:1,毛1968年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2,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对东北兵团知青绝对有影响);3,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4,1973年4月李庆霖信件;5,1973年张铁生白卷事件;6,农民不欢迎知青下乡(分薄口粮等)及知青给农村及边疆造成的损害;7,各地某些农村干部特别是兵团干部对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戕害;8,知青大返城也只是以空镜头(空荡荡的铁道)及老站长一语含糊带过。

编导宣称要拍“全景式”的知青生活,这个企图显然落空了。且不说众人指责的诸多细节失真,如下乡多年仍不见破烂补丁的衣服。影片聚焦的几个点也只是局限在东北西北。南方呢?我们南方的农村生活跟北方大不一样,就说农活吧,一年两季(有的地方还有三季),农忙双抢(抢收抢种),水田插秧割稻,冬天修水利工程等,那个累、脏、重、苦,非亲历者难以想象。记得每逢农忙双抢,我们男知青整个农忙过程就穿一套只见泥水不见布的破烂衣裤,日晒雨淋,黑瘦得回到家,家人都认不出来。

                                                              
 《知青》编导策略揣测

《知青》编导既然以“知青”如此干净利索的历史性集体概念为此剧之名,当是表达对知青历史全面涵括性与鲜明代表性的诉求,但却莫名其妙“省略”了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影响深远的几个敏感事件或现象。何以若此?揣测如下——

1,毛1968年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该剧的剧情从1968年秋收前开始,对几个月后的最高指示却无声无息晃过。编导为何回避了这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高指示?我想,是为了规避“这个国家病了”的具体责任。在剧中,“这个国家病了”始终是个虚幻的概念。什么病及为何病,始终虚幻化。编导的“批判”及观众的呼应,也就始终找不到着力点。

2,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该事件对在东北的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的影响相当大,编导避而不谈却以一段中苏边境和平景象取而代之。为何?为了淡化悲惨因素?为了迎合今日的中苏和平局面?纵观全剧,梁晓声似乎一改以前的英雄主义悲情主义,而以温情主义和平主义取而代之。

3,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林彪事件使知青的世界观人生观受到极大震撼甚至摧毁,其要害直击毛泽东。“571工程纪要”的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论,一语道破天机。《知青》的编导居然漠视。怪!剧中诸多“思考者”的思考也就始终只能停留在“中国国家病了”的呓语。

4,1973年4月李庆霖信件——这是林彪事件之后,知青群体分化后的产物也进一步加剧分化的事态,揭露了农村贫穷真相以及上山下乡运动的黑幕。这显然跟编导温情主义和平主义的宗旨以及知青生活牧歌化的策略背道而驰。

5,1973年张铁生白卷事件——1973年的张铁生白卷事件的影响是全国性的,编导舍去不用,却编造一个1974年吴敏大闹考场的事件。仅仅是“文学创作”考量?还是为了遮蔽历史?

6,农民不欢迎知青下乡(分薄口粮等)及知青给农村及边疆造成的损害——这显然是选择性的编导策略,编导所要极力渲染的是知青与农民融洽无间的深厚感情,以及知青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绝然二元对立的认知固然失之轻率,一味扬善隐恶的举措也不免失之偏颇。

7,各地某些农村干部特别是兵团干部对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戕害——在剧中,兵团上上下下的干部读对知青关怀备至,农村干部也大都如此,杜牛二主任虽然有恶行,但最终仍天良发现。这完全迎合了编导温情主义和平主义的策略需求。但是,这么一来,知青历史中最黑暗的兵团某些现役军官及某些农村干部戕害知青的罪行被莫名“和谐”了。

8,知青大返城只是以空镜头(空荡荡的铁道)及老站长一语含糊带过——知青大返城,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也是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关键。但却是编导无法面对的一个反高潮,只好以一个空镜头与一句话就含糊带过,全剧至此戛然而止。令人瞠目。

                                                              
 关于《知青》女主角周萍的爱情

《知青》女主角周萍,上海民族资本家女儿,外貌清秀美丽,内心善良温柔,可说是内外没有任何缺陷瑕疵的极品人物,人见人爱,我见尤怜。

因为民族资本家出身,没有资格成为兵团战士,便在同学掩护下,一路悄悄跟到东北。除了激进造反派吴敏从中作梗,周萍得到兵团上上下下(从团长、连长、指导员到一般男女战士)的欢迎、喜爱与保护,转到地方插队,也得到当地党支书(兼任县知青办副主任)的喜爱与保护,并以姐妹相称,培养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

周萍抵达东北第一天,便得到富有正义感的帅哥赵天亮(军队干部子弟)的帮助,并很快二人陷入爱河。二人毫无掩饰高调进行的爱情也得到兵团上上下下以及家长的理解、爱护、帮助与支持。其原因,也主要是周萍太令人喜欢了,以致剧情中出现“全班弟兄都爱上了周萍”(大意)的画外音。众人爱屋及乌,便认同支持了二人的恋爱。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周萍这个人物,在前十几集的观赏中,我一直对剧情的发展持宽容认可的态度,并屡屡被周萍的遭遇所感动。从常态的社会、人性、人情角度看,周萍的故事发展颇为合乎逻辑性,应该得到众人的关爱、呵护,不应受到任何挫折与迫害。

但历史现实中是否这样,恐怕就有争议了。网上的批评,尤其是老知青的批评,基本认为《知青》的处理违背历史真实。其主要原因,或许就是文革中的社会及人性,恐怕并不是那么“常态”。

或曰,文学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但“知青”是历史性太深刻的现象,脱离历史真实来追求文学真实恐怕难以服人。

《知青》编导也是从历史真实的角度,试图通过大量生动细致的故事情节,回顾知青们那段独特地心路历程;认为“《知青》是一次人性的成长和成熟,亦是一次人格的成长和成熟”,真正的主角是“时代”本身,“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反思”;强调剧中的温暖不是对历史的粉饰,而是特殊年代对善的坚守。

我不否认《知青》编导者的良苦用心,但也不可否认,编导者的用心,跟老知青们的历史经验有过大的落差。

插队知青的爱情,不排除有成功的、轰轰烈烈的、感天动地的例子,但失败的例子往往来自三个压力:其一是来自组织上的压力——禁止谈恋爱,为了知青队伍的纯洁性,为了知青思想的纯洁性。当年我们大队的知青得到先进集体荣誉,成绩之一就是没有人谈恋爱。其二是社会的压力——包括社会将谈恋爱视为流氓行为、不道德行为,家长们更出于爱护自己的子女而的反对他们在农村谈恋爱。其三来自自我的约束——谈恋爱会给组织上不好印象,不利于上调(离开农村)。大家前途未卜,不敢(不愿)自我束缚。门户不当,尤其是政治上的门户不当,往往扼杀或自行窒息知青爱情于萌芽之中。

顺便说一句,我本人就是“可以教育好子女”典型,但从未有周萍那样的际遇与感觉。当然,这是酸葡萄心理了。呵呵。

                                                                       201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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