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传奇人物 作者:孙尔台


 

 我身边的传奇人物  

昨天请一位老同事去茶馆喝茶,他是一位音乐人,也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音乐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著名音乐家任红举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写过一整版的文章,标题大意是“琴童,从血泊中爬出来”,介绍的就是这位曾经在意大利接受过音乐教育的刘洪顺先生。1968年的文革中,为了庆祝大联合的成功,省革委会在人民大会堂演了几场民族歌舞剧《白毛女》,我有幸看过一场,那张门票也一直珍藏着(见照片)。那次演出的乐队指挥不是别人,也正是这位刘洪顺先生。我这个人从没玩过键盘,但五十岁时却不知怎么的就鬼使神差地买了架钢琴,而背后的鼓动者还是这位刘洪顺先生,并且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我的钢琴启蒙老师。下面我就说说这位老人的传奇故事。

刘洪顺先生出生于安徽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战乱中被一位外国传教士收养,并带到了意大利,解放后才回到祖国,因为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又拉得一手好手风琴,所以高中没毕业就被招进了工程兵的文工团,然后又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了两年。后来因伤病被调到专供南京军区干部子弟读书的卫岗小学当音乐教员,许世友的儿子就曾经是他手下的学生。那个许建国是全校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大王,谁都管不了他。只有刘洪顺先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邪劲,一下子就把这个在课堂上不听话的家伙拎起来扔出了窗外。不过他向我解释说,那是一个落地式的窗户,窗栏不高,否则是扔不动的。事后不久许世友就来了,叫警卫员喊他过去,当着那些战战兢兢的领导的面问他,你就是那个摔我儿子的刘洪顺?胆子真不小啊,不过我看你肩上的豆豆应该多一颗了。于是部队又召开全校大会,立刻宣布撤销对他的处分,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虽然说教书工作对他来说索然无味,但刘洪顺先生对那段经历还是挺留恋的。他说那个卫岗小学条件真好啊,钢琴就有六架,而且全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的伙食也特别好,比老师吃的都好,还有一百多人的警卫连看护着。不过那时候社会上并没有反特权的思想,老百姓谈起来还都羡慕不已。但对于刘洪顺先生来说,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学校离军区前线文工团很近,所以他与文工团的人混得很熟。虽然他只是个少尉军衔的小学教员,但精通乐理,又拥有六架施特劳斯钢琴,还敢摔过许世友的儿子,所以在圈内的名气还是挺大的。

不过就凭他的这种脾气,在那个年代肯定会吃亏。到了1964年时,因为学校要撤销了,部队又有支援商业工作的任务,于是他就被安排到一个供销社去当经理。但刘洪顺拍着桌子与军区政治部主任喊道,我是搞音乐的,你就是让我去当商业部部长我都不去。事情闹到这一步,自然是无法收场了,最后的结果既不是转业也不是复原,而是被宣布离职,随后就随便地安置到南京的一家印刷厂工作,从此以后他的命运就又一次地被改写了。

刘洪顺先生在音乐界的朋友不少,我在北京就陪他与吕远先生吃过饭。中国有句俗话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刘洪顺先生正应了这句话。加之他苦大仇深和在音乐界的影响,所以就担任了那场大型歌舞剧《白毛女》的指挥。后来还为电视台创作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交响曲,再后来就被陕西省歌舞剧院借去工作了几年。他说那次他上午十点钟才到西安,下午就赶到剧场去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连总谱都没来得及看完就匆匆上台了,然后利用休息的间隙再熟悉后面的乐段。乐队的第一长号手是团里的革委会负责人,开始多少有点不配合。刘洪顺先生便忍不住停下来说,其他人吹得都不错,请问你是怎么吹的啊?不过那人事后也爽快地向他承认了,我当时就是想考考你的水平。

那时全国除了中央芭蕾舞团外,地方上最红火的剧团有两个,一个是上海芭蕾舞团,一个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然后可能就是陕西省歌舞剧院了,曾经去上海为基辛格演出过,还接待过西哈努克和苏发努冯亲王。刘洪顺先生说有一次他正准备指挥开场时,乐池里的大灯突然亮了起来。正在他茫然之间,只见西哈努克走了过来要与他握手,这让他激动得不知所措。因为那时候的刘洪顺先生虽然看起来风光,但实际上只是个地位卑微的印刷厂的工会干事,工资也只有三十块钱,就是比厂里的一级工多,但又比二级工少。而那时候的演出补贴每天只有两毛钱,所以他与亲王在一起,自惭形秽也是应当的。

文革结束后刘洪顺先生被借到南京电视台工作过两年,那时候电视台用的16秒长的台标音乐就是他一举中的标,但最后还是因为身份问题没能正式调进去。直到八十年代初,部队首长换了人以后才恢复了他的军官身份,定为行政17级,并调进文联工作。后来他出差时曾经去过一次陕西,受到歌舞剧院老朋友的欢迎。据说那次聚会吃了一百多个菜,因为包括合唱队的成员每人都自带了一个,这让同去的同事们也大开了眼界。

刘洪顺先生任主编的音乐刊物《青春之声》在八十年代时很红火,曾经举办过全国十大作曲家的评选活动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晚会。我问那时候的歌星出场费有多少,他笑着说,那就不能说了,说出来你也不相信,其实最多也就几百块钱吧。那时候为了省钱,我住过地下室,还亲自写了十六首歌的伴奏谱,但我一分钱劳务费都没拿过。后来日本人送来了四架雅马哈钢琴,其中有一架说是送给我本人的,但我都充公了。他说得一点都不错,杂志社留下的那架钢琴真好,弹起来就是一种享受,而且这么多年来都不用找人调音。

刘洪顺先生现在住在仙林的一个联排别墅里,平时自己弹弹琴,老伴作作画,反正都没有闲着。去德国看望女儿时还特意到意大利故地重游过,在圣保罗大教堂里感叹人世的变迁。虽然晚年的生活过得很不错,但他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一生没能评上正高,就连副高也是我们的人事干部在人事局发了一顿脾气后才争取到的。不过人家也有人家的道理,说他连个高中毕业文凭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硬伤,我们能够让他申报副高已经算是破格了。于是这个硬伤就一直在刘洪顺先生的心里隐隐作痛,那天喝茶的时间之所以很长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我们那一批人现在谁不是正高啊,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我们又谈到我的那首《安塞曲》,他说总体上还算行吧,反正进步不小,但问题也不少。除了一些伴奏音还不够丰富以外,主要是ABA的结构显得单调了,应该在主题呈示之后再加上一段完整的转调和一段华彩,这样才能使作品丰满起来。于是我们约定择期再做细谈,到时候一定要改出点名堂才行。

那天喝完茶后刘洪顺先生坚持要付茶钱,我说这是万万不能的,你这么大年纪了,如果让你付账就是置我于不仁不义之地。但一争执起来他的火爆脾气就上来了,就像当年扔许世友的儿子一样把我推得远远的。他解释说,你别瞧不起我,我的收入比你多多了,等我以后教不动钢琴的时候你再付账吧。

                                                                    201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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