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一中文革纪事【二】 作者:田小野


 

 女一中文革纪事【二】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并号召“要武”,第二天的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的三所男校,四中、六中、八中,与北京市新团委及市教育局共同发起召开了批斗“黑帮”大会,批斗对象有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长李晨等领导和四中、六中、八中的校长等基层干部。“8.19”最恶劣的是首开批斗会武斗之先例,在台上声泪俱下煽情的发言过程中,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批斗对象没头没脸抽去,台上无人制止,台下齐声叫好。教育局长李晨的脑袋被打得鲜血直流,押他的红卫兵带他到后台,用凉水冲一下,再押回前台接着跪。“8.19”批斗会是在“8.18”毛支持红卫兵的第二天,又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新的团市委牵头,所以本身就对武斗起着号召、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三天后的1966年8月22日,北京女一中的红卫兵也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批斗校党支部书记张乃一的大会。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台上跪着张乃一,台下跪着十几个有着各种问题的老师,无一例外被站在身后的女红卫兵揪着头发、拧着胳膊。只要听到台上的抽打声,台下一排女红卫兵就抡起皮带,朝跪着的老师一通胡乱抽打,不知谁,还被抽得满地打滚。

当时这十几个“牛鬼蛇神”晚上都是不能回家的,所谓关“牛棚”。有8个是女老师,她们共住一间大教室:党支部书记张乃一,副校长王毓贞,副校长佟佩珍,政治老师胡筠若,团委书记刘红芳,语文老师王品端,语文老师魏静青,美术老师樊尔萃,对这8个女老师来说,比批斗会更痛苦的事情还在第二天。

8月23日,女一中在学校操场搭台子继续斗张乃一,天黑后,满身墨水、几乎没有了人形的张乃一被拖进关她们八个女老师的大教室里,女红卫兵让女牛鬼蛇神往张乃一身上泼了几盆凉水,然后一个个揪着头发让她们跪在水地上。跪到晚上的12点的时候,另一伙挥舞着理发推子和剪刀的女红卫兵闯进来,不容分说,按住女老师的头,揪起头发,咔嚓咔嚓连推带剪完成了八个鬼模样的阴阳头。

尊严没有了,生命还重要吗?在40多年后的今天,同样作为女性,当年的女红卫兵能懂得女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后内心的绝望吗?!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这话好像是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他还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

牛棚里的女老师被集体剃阴阳头这个夜晚,张乃一已被毒打折磨得奄奄一息,女红卫兵抓住她没有了鞋袜的两只青肿的脚,一路血迹斑斑把她拖到另一间单人牢房等死。学校里有个总务老师叫王吾建,是名转业军人,第二天早上他看到只剩一口气的张乃一后,对红卫兵负责人说,张乃一最后究竟有无问题要看她丈夫李达的情况。李达是开国上将,在国家体委任职,于是电话打到了国家体委,那边说,李达的问题还没定性,就这样,张乃一被王吾建等人用平板车拉到医院抢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女牛鬼蛇神住在牛棚里,她们的“床”是拼起来的3张小课桌,不但窄,长度也伸展不开腿,只能蜷缩着,有一条褥子,没有被子和枕头。睡觉的时候,她们既不脱衣也不脱鞋。8月底的一天深夜两三点钟,与女一中在一条胡同里的男六中的红卫兵把一个“女流氓”拖进了这间牛棚,他们用带铜圈的皮带拷打她,皮带抽下去,浅色的衬衣就渗出一道道血印,“女流氓”大声惨叫着。牛棚里女老师也不能幸免,她们同样被六中的男学生毒打,王毓贞校长肩胛骨的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衫。在另一个深夜里,学校的一名化学男老师(右派)被推进这女牛棚里,女红卫兵用军棍把女老师睡觉的铁桌腿敲得巨响,喝令她们起来围着化学男老师跪成一圈,几名女红卫兵抡圆了带金属头的皮带狠抽化学男老师的后背,开始也是一条条的血印,很快后背就血肉模糊了,男老师的呻吟越来越弱,最后趴到地上一动都不能动了。

女一中的8名女牛鬼蛇神,除了张乃一是学校的书记,王毓贞和佟佩珍是副校长,其他5名都是学校的普通老师,她们怎么了?政治老师胡筠若曾是女一中的优秀学生,1953年高中毕业留校工作,担任过全校各年级的政治课同时兼任校工会主席,她因为出身不好,是“钻进共产党内的异己分子”;团委书记刘红芳还不到30岁,血统工人家庭出身,是“张乃一的大红人”;语文老师王品端和魏静青,因课上讲毛主席诗词贬低了伟大领袖,是“现行反革命”;美术老师樊尔萃年纪大,不但与世无争还患有不断摇头的风湿性舞蹈病,就是因为音体美组的周屏老师,看她不顺眼,把她送进牛棚的,樊老师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租住公家的房子),罪名是“房产主”。

那时出身就是一切,出身好的体育老师周屏,她出于公愤也出于私仇,公私兼顾把音体美教研组能找出点儿问题的老师挨个斗了一圈,把樊老师送进了牛棚。文革的潮流是学生斗老师,老师斗学生肯定是“人咬狗”式的奇闻,如果不是亲历很难有人相信。1966年笔者在文联大楼(笔者父母的单位,父亲被揪出)看大字报的时候,就遭遇周屏老师并被她追斗,幸亏那时年纪小跑得快,周屏老师一边喊一边带着女一中的几个红卫兵追,虽然最后没追上,然而周屏老师高昂的喊打声却至今留在笔者少年的恶梦里。

那是一个全民疯狂的时代,中学红卫兵属未成年人,学校里像周屏老师这样的成年人还有。女一中的杨姓工友,原为泥瓦工兼看传达室,文革因出身好成了劳改队的监工。劳改队从学校的东院把煤末抬过马路送到西院,运水合煤,用双手攥成一个个的煤球。在学校西头的望红小院里,到处是挂着牌子席地而坐的“牛鬼蛇神”和排列整齐、光溜溜的煤球。后来,杨监工不知为何在煤末里掺进了大量的石灰,使得劳改队的老师们双手溃烂、黄水直流,攥煤球时个个疼得龇牙咧嘴,直到今天,胡老师手指的伤疤还隐约可见。女一中的另一位出身不好的工友马铁山,则在被斗后的1966年夏天自杀身亡。

女一中的学生们一定忘不了劳改队里的老师们排成两排表演唱“牛鬼蛇神嚎歌”的情景,开头两句“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最后以“我有罪”结束,唱的时候还要求全身乱动,做卑微猥琐状,唱到最后一句时,一定要发出尖锐的嚎叫声,同时双臂后蹶,弯腰匍匐,前额抢地,这是每天必演的保留“节目”。杨监工是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出身,愚昧无知没有半点文化,说话不利落是个大舌头,他就最爱看这个节目,一旦心血来潮,命令这些斯文扫地、被剃了稀奇古怪阴阳头的知识分子表演“嚎歌”是他的最大乐趣。大串联时,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来到这所位于天安门旁、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中学参观学习,因此一天加演几场是常事,然而笔者远远见到过一回,还没等牛鬼蛇神们最后趴到地上将这“嚎歌”表演完,外地参观的人群就纷纷无声地散开了,离去了。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他们到北京来学习取经,但是他们看不下去了,他们不忍看。

1966年底,文革进行到大串联的后期,学校里的红卫兵大多出去串联了,牛鬼蛇神劳改队自行解散。(未完待续)

                                                                       201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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