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故事 作者:中条山人


 

 我经历的故事 

我插队在中条山的一个小山村,那是1968年底。我们去的时候村里还没有电,听说我们大队七个生产队中,只有我们和张家洼两个生产队没通电。通电要村里自己花钱,村里拿不出这笔钱。

刚去的那年春节,我们15个知青都没有回家,回一趟家来回需要五十多块的路费,我们没有,也不好意思找家里要,因为家里也拿不出来。况且我们刚去了一个多月,应该响应县知青办的号召: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快到年关了。一天晚上,队里开会讨论分红的事。我们几个男知青在窑洞里,点着煤油灯打扑克,忽听得隔壁传来阵阵哭声,把我们吓了一跳。赶忙跑过去看,发现几个女生抱在一起痛哭。问了半天,原来是她们去跟社员一起去开会了,听说去年队里分红是三毛三分六,村里大多数家庭欠款,少数几个长款的家庭也因为欠款户太多而拿不到分红——这也许是后来三角债的雏形。

当时我们已经经过民主评分了,男生最棒的是9分,女生最棒的是7.5分,弱一点的是7分。于是这些女生就开始发挥上过学的优势,拿一张信纸在那加减乘除地算。算来算去,365天,最棒的女生天天出工,也只能拿到91.98元。而天天出工是不可能的,即使你再有雄心壮志。尽管第一年国家负担我们每月44斤毛粮,你也攒不够回家的路费。

原来是这事。假装大大咧咧的男知青说:就这事,值当的吗?还哭!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村不是最惨的,我们公社有的村一个劳动日只能分到8分钱,据说还有的生产队竟然是负数——干一天赔2分钱。那时,村里要交公粮,要除去各项公共开支,比如通电,比如置办固定资产,比如村里的大马车。大马车农忙时在村里干,农闲时就出去搞副业,跑运输。车把式待遇比较高,因为村里的活钱主要靠他们。但我坚决认为,那个赔二分钱的村,干部一定贪污。这么多人干活,怎么会是负数?

山区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高,家家不够吃。那时又没有计划生育,孩子多的可以多分口粮,但是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工分来充抵粮食款,于是就恶性循环。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没有人为欠款熬煎,倒是粮食不够吃让他们常常发愁。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就到处借粮。公社在每年的四月份前后发放“返还粮”,但都是红高粱,吃了拉不出屎,但总比没吃的强。如果放在现在,开个酒厂,财源滚滚。但那时候不准。

我村22户人家,102口人,20岁左右的青年6个,5个是光棍。山西的买卖婚姻十分严重,娶一个媳妇要三份礼,一份礼240块,当然这是最贵的。女方条件一般的一份礼也行,但是这5个人谁也拿不出一份礼来。他们很羡慕那个娶了媳妇的青年,但他们只有默默地干活,没有憧憬幸福的权利。

他们的父辈也是如此。村里22户人家中,有三户现在的男人是继承了嫂子。这种事村里人司空见惯,然而对我们这些狗屁不懂的城市青年来说,却不啻是拍案惊奇。时间长了,我们才理解了他们的无奈和现实主义。没有钱,一切要遵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

放羊的陈仰老汉就是娶了他嫂子,他同母异父的儿子管他喊“大”。小儿子铁治是他亲生,长我一岁,个子很小,随陈仰。大儿子是复员军人,用安家费娶了一个媳妇,小儿子从小跟他爹放羊,一直到现在。羊是各家各户的,队里派人放,记全工分。政策是:队里提供羊圈和部分饲料,羊粪,羊羔归生产队,羊毛归个人。

陈仰是河南人,旧社会逃难,跟着他哥跑到中条山。他哥一根扁担两个筐,一头是破烂儿,一头是他。山区地广人稀,哥俩埋下头,披星戴月,垦荒种地,不知干了多少年,哥哥居然娶了媳妇。陈仰大点儿了,给附近的地主打工,竞争上岗,七个人考试,他拿了第一。他说:“恁大的白馍,只管吃,谁吃得多,要谁。”他吃了八个。

财主说:能吃就能干!就是你!一年两块大洋,一年歇四天,管吃管住,换下来的旧衣服给你穿。陈仰说到这里眉飞色舞:那时候收麦子,我天不亮就干,晚上看不见路了才回。老财把饭送到地头----有酒有肉!那吃美了!美炸了!有时,老财还给个大烟泡烧两口,可美!我不睡觉给他犁地去,犁几亩地我才回来睡!

说到这,他笑,我们也跟着笑。

由于陈仰勤劳认干,后来有了一些地,土改时划成了上中农。但是他没有文化,不知道上中农和贫下中农有什么区别,整天还是风里雨里地干,他认定一个死理,只要你肯出力,就不愁没有好日子过。

可是,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先是合作化,又是大食堂,大炼钢铁。想起那时的大饥荒,陈仰就骂。狗日的饿坏了,连包谷叶叶都吃了,那是人吃的么?那是喂牲口的!吃树皮,树皮都吃光了,唉,球,反正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往嘴里塞,塞进去又屙不出来!脸胖的不敢碰,一碰一个窝窝,狗日可把人整炸了!

我们问他,学大寨好不好?他说:好个球!学球啥大寨,越弄越球!最早吃白馍(小麦粉);再么,吃黄馍(玉米面);再么,又吃红馍(高粱面);这会么,又吃黑馍(红薯面),狗日啥颜色都吃过来了!

然而勤劳乐观的陈仰终究没能给儿子铁治娶上媳妇,他甚至觉得儿子还不如他有福气,他好歹还继承了嫂子。在取消人民公社,农村分地包产到户的前夕,陈仰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大概活了60多岁。

我2009年回村时见到他儿子铁治。还放羊,但是给自己放。娶了媳妇,孙子也有了。我说你现在发财了吧?羊肉那么贵。他笑。说,也不行,封山了,不让放了。和我同去的巷娃说,他狗日的行,一年弄两三万没问题。我们三个人在他的新院子里合了一个影,是他儿子给拍的。新院子很大,但是又是羊,又是狗,又是鸡,你来我往,苍蝇满天飞,一股羊膻气,我很奇怪他们也闻不出来。

也许是习惯,也许因为每天要干活,铁治还是穿着很旧的衣服,吃也舍不得。但他还是比他爸强,毕竟不像他爸受了那么多苦。在村子里他算是比较有钱的了,恐怕陈仰在阴间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有了重孙。我想,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改革开放,否则,村里人还在那以磨洋工,熬日头抵制着上边的瞎指挥,大家只有比着挨饿比着穷。现在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这个变化来得太迟,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201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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