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八号】连载五:更好看的是小报·姐姐去延安插队·后记 作者:庄生


 

 【我的十八号】连载五:

三十七、

文革的一大景观,是大字报。

不知大字报的发明者是谁,但推动普及者肯定是老人家无疑。自打他写了他在文革中唯一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声势就一浪高过一浪。从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开始,步步升级,终于在66年底一夜之间北京城到处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落款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好像简称“三司”。开头我们看了大字报都吓了一跳,刘少奇“十一”还上天安门呢?怎么一下子就被打倒了?

学校停了课,我们的功课就是每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不知谁想出的点子,把“刘少奇”三个字写的东倒西歪,“少奇”变成了“犬狗”。国家主席的名字居然可以随意污辱,真是国将不国。还有那些百丑图,估计是美院学生画的,很有艺术水准。看大字报也长知识,过去不了解林副统帅,一看大字报才知道,他黄埔出身,井岗悍将,二十出头当军团长,辽沈战役横扫千军如卷席;二战中在苏联疗伤,帮斯大林出谋划策打胜斯大林格勒战役,伤好回国斯大林不放人,愣要拿两个机械化师跟咱们换。“呸!想得到美!千金易得一帅难求,两个师就想换咱的副统帅?没门!”我心里这样想。

看大字报也有地点,开头去西单和王府井多些,后来不用往远地儿跑,附近的甘家口商场一带、二里沟的外贸部和展览馆一带,都是看大字报的好地方。阶级斗争越来越复杂,大字报也就越写越长,有些简直成了长篇小说。墙不够贴了,就搭棚,木头和席,上头还有雨披。许多大字报注明:某月某日前不许覆盖,可没用,你总不能老派人蹲守吧?有的刚贴上几个钟头就给别人垫了底。大字报一层一层刷上去,越贴越厚,太阳一晒,咔嚓咔嚓发出呻吟,一揭一大张,乐得捡破烂的不用再掏垃圾筒。

更好看的是小报。文革小报多如牛毛,最爱看武斗消息,因为常有照片。看着那些鲜血淋淋的“武斗烈士”,脑海里便会演绎出一幕幕冲锋陷阵的“英雄场景”。还有那些揭露走资派糜烂腐朽生活的内容,让我大开眼界。像刘少奇,娶过好几个老婆,总是喜新厌旧,最终娶了老妖婆王光美,王看得紧,刘没机会再换老婆了。刘在白区用党费给自己打了金皮带环和金鞋拔子,在延安隔几天就吃一只鸡,还对老婆说别穿好衣服,要吃好东西,好衣服穿在身上别人看得见,会说你不艰苦朴素;好东西吃到肚子里,别人看不见。

除了刘少奇,还有他下边大大小小的省长部长,也都一个一个揭老底。奇怪的是这些省部级走资派似乎生活都很检点,很少看到描述他们如何腐化堕落的文章,倒是军队干部利害,不胆娇奢而且淫逸,自己一栋将军院,把文工团漂亮的女演员弄到家里颠莺倒凤,有些简直像看黄色小说,让解放军在我们心目中的威信下跌几千点。

十八号院里的大字报也如社会上一样层出不穷。不过大多数我们都不感兴趣,因为都是造反总部与工勤大辩论的文章,我们看不懂。我们感兴趣的是揭发某某人是某国特务的大字报,十八号管党的对外联系,和苏联老大哥闹翻前,联系最多的自然是苏共,于是最容易“产生”苏修特务,其次还有美国特务和台湾特务。至今还记得一位女干部被揭发为苏联特务,在礼堂开完批斗大会,公安机关当场逮捕,扣上铐子押上警车送入监狱。在我们大院里,在我们身边,竟隐藏着如此多的特务,这让我们又兴奋又恐惧。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会贴着各家窗户底下倾听,听听是否有发报机的滴达声,或是收听敌台的声音,但总是一无所获。我们对十八号院里的大字报多数不感兴趣,不过我们发现那糊大字报的浆糊很好喝,是用白面熬成糊糊,食堂负责,熬好放在水缸里搁在食堂门口。我们常常偷着喝,味道像代藕粉。

文革十年,国民写大字报也十年,准确说还不止十年,因为粉碎四人帮后还有西单民主墙和月坛公园里的大字报定点场所。直到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才从宪法中将“四大”取消。其实“四大”中,“大鸣大放”是虚的东西,取消不取消无所谓;而“大辩论”在社会生活中其实是无法取消的,像人大通过法律法规,事先都要讨论,有些甚至激烈争论,这难道不是一种“大辩论”吗?中国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曾经举国争论不休,这难道不是一种“大辩论”吗?所以,真正被宪法取消掉的,是大字报。大字报曾经作为群众表达意愿的工具,或是宣泄怒气的渠道,成为官方声音之外的民间声音。80年后这种表达工具和宣泄渠道被取消,中国重回舆论一律的老路。但走着走着,发现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当我们全国山河一片红,人人投身“文化大革命”时,地球那端,与中国人同样有激情有毅力有韧劲的美国佬,也在悄悄进行着一场“技术大革命”。他们悄悄研制计算机,又悄悄用一根导线将一台台的计算机联接起来,形成一个小小的网络。随后这个网络不断蔓延,布满全美国,又越出国境织向世界。三十年后,一个名叫“互联网”的东西遍布了全球,自然也遍布了中国。执政者忽然发现,一个可怕的大字报栏,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它超越国界,四通八达;它传递信息的速度极其迅捷,地球那边发生的事情,用不了一分钟,地球这边就可以知道;它的信息发布无法预审也无法完全掌控,每分每秒都有无数渺小的草民登堂入室,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浏览网上的“大字报”也无需东跑西颠,坐在家里,吹着空调,喝着冷饮,就可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老人家有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可事实证明,“真正的英雄”常常被“幼稚可笑的”政治家所愚弄,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英雄”们能够了解的信息极其匮乏且完全一边倒。当群众真挚地相信某个大人物是神灵、官方媒体是真理的喉舌时,很容易由“群众”变成“群氓”,文革就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改革开放后,我们在政治经济诸方面打破了闭关锁国,如今,我们又在舆论宣传和民意表达方面逐渐开放,变革的原因,除了执政者的观念逐渐转变外,互联网这个“大字报栏”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曾经被视为或现在仍旧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邪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改革开放初期,《大众电影》登了一幅灰姑娘与白马王子亲吻的照片,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家长担心会教坏了孩子。二十多年过去,如今我想没有一个家长会对一张亲吻照片再发杞人之忧了吧?同样,那些这“独”那“独”、这“功”那“功”,并不能左右人民的思想,对这一点,我倒是拥护老人家的观点:“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相信党和群众会以成熟的心态对待不同声音。只要我们把经济搞好,把民生搞好,把环保搞好,把廉政搞好,把精神文明建设搞好,让老百姓的日子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难道我们还怕小小寰球的几只碰壁苍蝇吗?


三十八、

68年的秋天一如继往,十八号大门外的银杏一片金灿灿的秋色。北京的秋季是四季中最美最好的季节,天蓝得像海,云白得像帆,在天空中盘旋飞翔的鸽子像自由的海鸥,用悠扬的鸽哨代替海鸟的歌鸣。然而68年的秋天却在美丽的自然景色中掺进了肃萧杀气,那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扣在刘脑袋上的帽子有三顶:叛徒、内奸、工贼,哪一顶都足以至人死命。

听了晚八点的全国新闻联播,播音员用一贯高亢的音调宣读了全会公报,刘少奇的形象在我们孩子心中终于完成了由天使到魔鬼的嬗变。虽说打文革开始刘的名字就在大街小巷的墙上被打上叉叉,但毕竟没有在广播中公开点名,报纸和广播中批刘时,一律使用“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称。如今遮羞布终于揭开,国家主席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形象面对国民,而他本人大概并不知道,因为他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力。全会召开之前,并没有先开人大罢免刘少奇国家主席的职务,从法律上说,他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一个党的会议给一个国家主席扣上足以杀头的帽子,这样的事情大概前所未有。

于是在十八号的孩子当中展开了一场争论:刘究竟是什么时候成为叛徒、内奸和工贼的呢?争论当然是在中学生中,我们小学生只能洗耳恭听。从大哥哥们的争论中我才知道,原来刘少奇竟然是在二十年代就被捕叛变了,为了掩人耳目,他竟然还将知情者杀人灭口。我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他竟然在我党内部潜伏了四十年!我的天,一个叛徒不但成功躲过无数次政审没有暴露,而且居然一步一步升迁到了国家主席的高位,他从事内奸工贼所干的那样多的坏事,居然一直不被发现。要知道,和他一起共事的可不是一群傻瓜,那可都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身经百战,火眼金睛,眼里不揉沙子。尤其老人家,那可是英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呀,他怎么会让这位赫鲁晓夫睡在自己身边这么多年,尽然一点没看出破绽呢?

事情想起来真是可怕,于是不敢再往下多想,只能认为不是我们不聪明,而是敌人太狡猾。不过另一个更实际并与自己切实关联的问题不能不想,就是:爸爸是刘少奇这条线上的吗?从67年“一月风暴”开始,十八号的领导,从部长到局长到处长,全都被夺了权,爸爸也不例外。所有领导,除了个别如王力那样正走红的人,都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虱子多了不咬人,我对有个“走资派”的爸爸并不特别苦恼。令人忧虑的是,报纸上给走资派又发明了一顶新帽子,叫做“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个走资派若不慎掉到“死不悔改”的陷阱里,就从人民的队伍中被除名,转入敌我矛盾,而他的子女,也将因此得到一顶桂冠,叫做“可教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背上这个名头,比得了麻风病还要可怕。

那时才体会到什么叫如坐针毡,什么叫风声鹤唳。总之是终日惶恐不安,生怕哪天一睁眼,大字报栏里出现爸爸的名字被打上叉叉,名字被打叉意味着“死不悔改”;这实在是件很恐怖的事情。还好,爸爸历史清白,在十八号工作中也没有四面树敌,没人想把他往死里整。爸爸还有两条绝好的防身术,一是耳聋,二是乡音。爸爸在延安时一次发高烧落下耳背的毛病,听人说话要戴着助听器,说话声小一点他就听不清,我们在家和他说话都要扯着嗓子喊。造反派斗他时,问他话他常听不见,弄得人家很烦。爸爸二十多岁离家,几十年乡音不改,一口浓重的云南龙陵口音,别人常听不懂。别人的话他听不清,他的话别人听不懂,批斗会还怎么开?耳背是生病闹的,口音是家乡给的,进十八号时就如此,没法说是装聋卖傻。

而且大形势也由“破”转向了“立”。老人家发动文革目的在于倒刘,现在刘已经倒了,天下大乱要转为天下大治。这真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人家发表最新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最高指示一下,满街敲锣打鼓欢庆大联合,十八号院干部们同样绕着大院游行,呼吁造反总部和工勤实现联合。这时军管会也进了院,打派仗不行了,部里有了新的权威机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除了军管就是选反总部的头头,工勤一派遂销声匿迹。

我们从66年在院里疯玩了一年多,到67年冬天开始复课。那时复课也有个光荣的说法,叫“复课闹革命”,似乎回到学校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闹革命。所以文化课虽说还上,但完全没有纪律约束,想上就上,想走就走。例如丁峰,原本就不爱念书,停课一年多更把心玩野了,每天把头一节课“天天读”上完,就惦记着回家。“你走不走?我可走了,”说完站起身就走,连书包都不用背----他根本不带书包。“你这么早走回家干嘛呀?”我奇怪地问他。他神秘地咬我耳朵说:“淘换像章去”;“淘换像章?”我没听明白。“就是毛主席像章呀,我淘换了一大箱子了,去看看不?”到丁峰家我的眼都看花了!我的天,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脏兮兮的红绒布上,一层一层的装了到丁峰家我的眼都看花了!我的天,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脏兮兮的红绒布上,一层一层的装了满满一大箱子。最小的是像一分硬币大小的,红法琅金色头像;再大点的像手表大小,双边有光芒图案,再大点的有茶杯大小,直到菜盘子那么大的;纪念章的图案也五花八门,有的只有主席头像,有的加上光芒,又加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还有的在背景中加入韶山、井岗山、延安、天安门等图案;光主席像就有头像、半身、全身、站着、坐着、正面、侧面、穿军装、穿大衣、招手、背手、严肃、微笑……,不但有铝的,还有有机玻璃的、陶磁的、铅的等等,简直像个毛主席像章博物馆。“你哪弄这么多?”我十分羡慕地问。“淘换来的呀,前门、动物园、新街口、甘家口商场,都有换像章的,各式各样,你转上一天都看不完。”丁峰得意地对我说。

“真得?我家也有些像章,哪天我也去转转!”我有些兴奋。“唉,你去可要叫上我,我给你掌着眼儿,要不你非挨蒙不可!”丁峰一付专家口吻:“像这个‘小崽’”,他指着最早发行的那种一分硬币大小的纪念章对我说:“用它换‘小天安门’,最多要12个,换‘大头’最多30个,换‘军星’用‘大头’至少3个,但‘军星’有假货,你要先看看背面,有‘人民海军代表大会’字样的是真的,没有就是仿的,不值钱……。”丁峰滔滔不绝却是对牛弹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小天安门’,什么是‘大头’和‘军星’,只能对丁峰在毛主席像章上的渊博知识佩服不已,心说这才叫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满满一大箱子。最小的是像一分硬币大小的,红法琅金色头像;再大点的像手表大小,双边有光芒图案,再大点的有茶杯大小,直到菜盘子那么大的;纪念章的图案也五花八门,有的只有主席头像,有的加上光芒,又加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还有的在背景中加入韶山、井岗山、延安、天安门等图案;光主席像就有头像、半身、全身、站着、坐着、正面、侧面、穿军装、穿大衣、招手、背手、严肃、微笑……,不但有铝的,还有有机玻璃的、陶磁的、铅的等等,简直像个毛主席像章博物馆。“你哪弄这么多?”我十分羡慕地问。“淘换来的呀,前门、动物园、新街口、甘家口商场,都有换像章的,各式各样,你转上一天都看不完。”丁峰得意地对我说。

“真得?我家也有些像章,哪天我也去转转!”我有些兴奋。“唉,你去可要叫上我,我给你掌着眼儿,要不你非挨蒙不可!”丁峰一付专家口吻:“像这个‘小崽’”,他指着最早发行的那种一分硬币大小的纪念章对我说:“用它换‘小天安门’,最多要12个,换‘大头’最多30个,换‘军星’用‘大头’至少3个,但‘军星’有假货,你要先看看背面,有‘人民海军代表大会’字样的是真的,没有就是仿的,不值钱……。”丁峰滔滔不绝却是对牛弹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小天安门’,什么是‘大头’和‘军星’,只能对丁峰在毛主席像章上的渊博知识佩服不已,心说这才叫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三十九、

好像是69年春天吧,姐姐要去延安插队了。

家里男孩儿多,只有姐姐一个女孩儿,但爸妈对姐姐并不娇惯,姐姐自己也不娇惯自己。在十八号院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很少见,当然有些会高傲,有些会多愁善感,有些会大手大脚,有些会脾气拧,但姐姐没有。姐姐的性格有些像爸爸,讲简朴,不计较,也有些像妈妈,做事认真,心细。姐姐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在院里人缘也好,有几个铁姐们儿,整天形影不离。原想小学毕业升初中时能分在一个中学,没想到四分五裂,有的分到玉渊潭中学,有的分到五十七中,姐姐最远,分到了十一学校。“十一”那时主要收军队子女,和“八一中学”差不多,名声要比五十七和玉渊潭好得多,但姐姐一点不高兴,因为好伙伴被拆散了,孤零零一个人去遥远的玉泉路上学,挺没劲。

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文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在其后几天里,《人民日报》等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于是,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西藏的世界屋脊,从西北的黄土高原到南国的红土地带,从黄河之滨到扬子江两岸……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不久,姐姐的好朋友所在玉渊潭中学组织毕业生插队,地点是延安。听说好友要去延安,几个铁姐们儿兴奋不已,聚头一合计,何不一起去?于是和各自的学校打了招呼,将关系转到了玉渊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奔赴延安。

延安是孩子们心中的革命圣地,宝塔山和延河水举世闻名,杨家岭、枣园的名字我们耳熟能详。爸爸参加革命就是从延安起步,那里还有他在抗大学习时住过的窑洞。一听说姐姐要去延安,我又羡慕又嫉妒,好像她中了百万大奖。等到当地来人介绍情况,才知道插队地点是在延安专区下面的宜川县,离宝塔山还远着呢。妈妈对姐姐的远行不免有些担忧,“延安很艰苦呀,几个女孩子跑到那样贫困落后的地方,能适应吗?”爸爸却一点不担心,“再苦也比我们那会儿强吧?”黄土高原有多贫困多落后,我们脑子里没有一点概念。我们心目中的农村就是玉渊潭公社那个样子,农家小院,有猪圈,丝瓜架葡萄棚,有吱哑吱哑的压水井;白面馒头少些,窝窝头多些,早上赶着老黄牛吽吽地去下地,晚上收工回来,站在小院里一桶凉水冲个澡,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来说不但不可怕,而且还颇有些诗情画意。两年后,当我独身前往宜川去看姐姐,一人走在黄龙大山之中时,才知道了陕北的贫困落后是城里孩子根本无法想象的。
当年赴宜川插队的知青,出过一起事故,竟惊动了中央。近四十年过去,往事仍旧惊心动魄,延安知青都不会忘记。

事情发生在69年1月,第一批北京知青抵达宜川,11日奔赴14个公社。因山路坎坷,寿峰公社用80多头牲口,将51名知青的行礼驮上,翻越70华里的高山峻岭,当晚抵达薛家坪宿营。知青彭维克、江浩、徐西侠等人睡在一孔窑内。因为窑冷,晚上冻得睡不着,起来找柴拢火,发现墙角有个小木箱,内装的黑色颗粒,以为是煤渣,便抓一把扔到火中,顿时蓝光四射,原来那是修公路用剩的火药。彭说:“还挺好玩的”,说着便将烧红了的木材放入木箱内,“轰”的一声,顿时火光四起,彭维克被烧成了火人,徐西侠、江浩二人赶紧跑过去把彭维克拉起来,此时三人身上都着了火。不一会儿,村上干部和其他知青赶来将三人身上火扑灭。彭维克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身上的衣服烧光了,头发眉毛也烧光了,脸色成了焦黑,生命垂危。

此时,知青焦急不安,乱作一团。与县城远隔近百里,夜黑山陡,如何迅速将火灾情况向地、县汇报呢?凑巧薛家坪大队原是一个红卫兵串联接待站,有一台电话机。知青马上在院子里架起了电话机,接通县革委会报告了情况。县革委会立即派邮电局通讯摩托带了一名医生前往现场抢救,同时两次用加急电话报告了延安专区革委会和省革委会,要求派直升飞机和救护车援救,又打电话直接向中央报告,这件事惊动了北京,惊动了周总理。

当时,县革委会没有车,只能借用生产队的拖拉机,载着县革委会领导、军管组负责人和医生、护士等有关人员赶往现场。众人到达薛家坪后,一边组织紧急抢救,一边准备将伤员转往县医院。但几十名天真幼稚又血气方刚的知青不同意将伤员运往县城,提出要等飞机来接。他们不知道薛家坪山高沟深,森林茂密,地势狭窄,根本没有降落飞机的条件。经多方做工作,终于说服了知青们,将伤员转往县医院。

三位知青送到县医院后,县委立即成立了抢救小组,制订了抢救方案,并从乡下接回了正在支农的总后医疗队的医生参加抢救。烧伤较轻的徐西侠在清醒后向县革委会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北京,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别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影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绝非做秀,那时的知青们真是把上山下乡看作一场神圣的事业,甘愿为其献身。这件事引起了中央的重视,经周恩来总理批示,1月16日中午,中央派来直升飞机,降落到宜川县体育场,三名知青被接到了西安省人民医院治疗。

1969年1月16日,县革委会向全县发了通报,寿峰乡革委会主任赵风勤被停职检查,并要求各公社以此为戒,安排好已下去的知识青年,同时,做好第二、三批的安置工作。2月5日,县革委会向省、地作出了薛家坪事故的检讨。2月9日,宜川县革委会向全县发出“关于向彭维克等同学学习的号召”。彭维克、江浩、徐西侠三名知青出院后,回到了寿峰公社下涧头村插队。由于伤残劳动有困难,不久,分别返京。


四十、

69年有多少个家庭“解体”了?统计一下,相信数字巨大。而我的家,我的高二三班同学们的家,都应列入被统计之列。头些年波尔布特垮台后,柬共的内幕被爆光,我们才知道柬共夺取政权后,曾经把城市居民集体迁往农村,好像如今警察抓到小偷,拉到昌平去筛沙子一样。更像当年把城里人忽悠到农村----大人去干校,孩子去插队一样。只不过,柬共是靠冲锋枪和木棒皮鞭,把市民像轰猪一样赶去乡下,那过程太残忍太血腥;而我们高明得多,我们是让市民们心甘情愿奔赴广阔天地,敲锣打鼓,热泪盈眶,写血书,发毒誓,非去不行,谁拦跟谁急!柬埔寨毕竟是个寨子,和我泱泱大国不能比,以柔克刚以德治国的本事没学会,不倒台才怪!

姐姐走后二哥也走了,他去内蒙插队;接着爹妈也走了,他们去东北肇原,十八号在那里建立了五七干校,而我和三哥年龄小,没资格插队也没资格下干校,只能留守北京。于是一个家庭分在五处:父母在东北,大哥在云南,二哥在内蒙,姐姐在延安,三哥和我在北京。那时最爱背白居易的《望月有感》,那伤别悲离的心情特别贴近我的心境,尤其最后一句简直说的就是我的家呀:“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就在那时,我忽然发现自己不再喜欢十八号了。满脑子一会儿是东北的皑皑雪原,一会儿是云南的莽莽森林,一会儿是内蒙的草地牛羊,一会儿是延安的黄土高坡……,哪一处都对我无限诱惑,令我心驰神往。我开始憎恨十八号那高高的围墙,似乎它禁锢了我的心灵;大院里那些花花草草、虫虫鸟鸟也不再能吸引我的目光,我对十八号的一切都失去兴趣,只想着如何尽快与他分道扬镳。

家长下干校后,一大批从小学到初中的孩子与家长分离,为了管理这些孩子,十八号成立了一个辅导学校。学校设在原来的部长楼,是一栋二层的小洋楼,红木地板,弹簧床,大玻璃窗贼亮贼亮的。小楼在东院最南侧,周边树木茂盛,各种鸟儿在树上唱得动人。男孩儿们住一楼,女孩子住二楼,开始集体生活。我那时已上初一,在大院里已升入大孩子的圈圈,因为老三届都去广阔天地了,属马属羊的孩子替补为孩子头。我们那拨孩子不像大哥哥们那样爱看书、爱讨论政治、爱探究哲理,我们更多的是疯玩。正处在青春萌动期,对异性开始有了好奇和追求,对权威开始有了叛逆和抗拒。一帮这样大的孩子住在一起,“堕落”的速度必然加快。

我们对着楼上大声唱“黄色”歌曲,其实都是《外国歌曲二百首》里的,现在看没有一首够得上“黄”,但那会儿绝对是黄色的,比如那首《哎哟妈妈》:河里青蛙从哪里来?

是从那水田小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当唱到“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时,在第三句我们故意停顿一下,让满屋寂静无声,然后突然一齐大吼:“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接着便把姆指和食指放到嘴里使劲吹口哨,然后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唱得多的还有《一条大河》,前两段都唱得很柔情,到了第三段第一句“姑娘好像花儿一样”时,我们全都变调,用几乎高了八度的声音把它嚷嚷出来,大家躺在床上脸冲天花板,相信那声音会穿透房顶飞入二楼女生的耳朵里。

楼板的确不能阻隔歌声。没两天女生就向负责辅导学校的干部、一个矮矮的南方男子、姓解我们都叫他解老转儿的人提出抗议。解老转儿是个儒雅的文人,管不了我们这群狼崽子,只得将情况报告给军代表。于是军代表将我们一一传唤,警告再敢唱黄色歌曲就要扭送派出所!

家庭解体带来的苦头,是吃不到肉了。辅校孩子在机关大食堂吃集体伙,每月伙食费12元,平均一天4毛钱。4毛钱管一日三餐,根本甭想吃肉,日日是白菜豆腐,西葫芦炒虾皮,吃得肚中清汤寡水,见着肉两眼放蓝光。过去我在家是从不吃肥肉的,猪蹄就更不吃了;可自打吃上集体伙,口味大变;春节改善生活,食堂给孩子们做了一大盆红烧猪蹄,那时猪蹄收拾得不像现在超市卖的那么干净,还带着不少猪毛,所以很多女孩子不吃;这下便宜了我们这些饿狼,一人捞仨,抱着啃得满嘴粘糊糊的。

没有了家长约束,我一下放了羊。不但厌烦了十八号,也厌烦了学校。我开始逃学,几天几天不上课,还学会撒谎,说自己病了,手上绑个绷带说摔交骨折了;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不再是三好生,不再是从小队长当到大队长、又变成红小兵团长的那个好孩子,因为我对当好孩子、好学生、好干部那一切都厌烦了,班主任李老师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继续做好班干部,我心里说没门,我当腻了!那年正逢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学校有天安门组字的任务。对多数孩子来说这是个很光荣的任务,我可一点没兴趣。提前几个月就在太阳底下苦练,练耐晒、耐站、耐渴、耐憋尿、耐不说话,还要记住信号旗,天天背啥旗举啥花,举错了就是政治问题,于是我开小差溜号了。

唯一能给我一点乐趣的是我的新同桌,孟佳。孟佳是铁道部的孩子,也是在大院文化背景中生长起来的,和丁峰完全两样。他也爱看书,爱写点儿诗,但更爱的是说俏皮话。他的俏皮话不但在口语中,甚至能写入书面语中,所以他写的大批判稿特生动,有时听得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不但擅长说俏皮话,还擅长挖苦人,谁要是得罪了他,他能损得你恨不能抽自己两嘴巴。当时写过一首打油诗送给孟佳,好像是仿《孽海花》里面的诗,记得头几句是:“孟佳孟佳,骂人如儿戏,空际纵横一杆笔,专削人间不平气!”孟佳常带我去铁道部大院转悠。铁道部大院严格说应该叫铁道部宿舍区,因为它没有院墙,不像十八号那样独立。孟佳带我在那些与我家楼房全一个模样的红楼中穿行,一会儿在这个楼下喊喊张三,一会儿在那个楼下喊喊李四,随着他的喊声楼上某个窗户打开了,一个小脑袋探出来,看见我俩,便会问:“嘿,孟佳,你旁边那个瘦猴儿是谁呀?”孟佳便会笑着骂到:“你丫才瘦猴儿呢!这是我哥们儿!十八号的!”十八号和铁道部宿舍只隔一条街,但十八号的孩子们从不和铁道部的孩子们交往,不知为什么?大概一个是中直口,一个是国务院口,像是武林的不同门派吧。

我俩经常会溜达到一栋特殊的楼房前,那楼是58年盖的,单元门上边钉着块牌牌,记载着这栋楼施工的起止日期,算来只有五天!我俩叫它跃进楼,每每看着那块牌牌感慨万千,又总是担忧它哪天会突然瘫塌。“这楼你敢住吗?”我问孟佳。“那有啥?摊上你了跑也跑不了,不该你死你就是赶上八级地震也没事!”他若无其事地说。果然,这栋楼历经邢台和唐山大地震仍巍然屹立,谁敢说它是豆腐渣工程?

除了和孟佳在一起能有些好心情,剩下的能慰藉自己孤独的心的,只有书。在辅校屋里是没法看书的,一群孩子的喧闹声让你无法沉静下来进入书的境界。幸好父母下干校后家里还保留了一间小北屋,南边两间大屋给了后来官拜政治局常委的乔大人家。自从军代表提出警告后我不愿再住辅校,就搬回家里那间小屋,成天闭门看书。儒勒.凡尔纳、史蒂文森、柯南道尔、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一切能借到的世界名著都爱不释手,只要一拿起书,就忘却了窗外的寒风,和肚中的饥饿,甚至日以继夜又夜以继日。最后所有伙伴家中的小说几乎都让我看遍了,找不到小说,就抱着《资本论》瞎啃。

终于,因为和苏修要干仗,干校奉命迁往河南沈丘,初二以下的孩子,允许随父母去干校了。于是在70年的早春,母亲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安置好仍留在北京的三哥后,带着我去了河南。

离开十八号时正是春天,那一天清风和煦,阳光明媚。我坐上机关的卡车,和妈妈以及其他下干校的伙伴们家长们一起,奔向北京火车站。车驶出十八号时,我回首看了他一眼,感觉自己很绝情,与相伴十四载的十八号分手,竟不悲伤不哀痛不流一滴眼泪。我想十八号一定会怨我怪我恨我的,但我一点不在乎,脑子里已经让豫东平原如诗如画的幻想中的景色所占领,完全看不见十八号院子里的迎春正开玉兰正绽,我在心里悄悄说:“别怪我呀十八号,是雄鹰总要远走高飞的,你就把我当作一只小鹰吧!”

不知道十八号听见了没有?只看见大门外一江春水向东流。

 


后记:

 阳关千遍也难留——给我的十八号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录清照词《凤凰台上忆吹箫》下阙

一、

豫东三年让我知道,你是港湾,我是船。当我弱冠之年重回你的怀抱,你的拥抱是那样慷慨,不论三年前我走得如何绝情。沧海很大,暗礁很多,只有回到你的怀抱才让我坦然,像一只倦游的小船,在你怀中搁浅。

又有了家,还是那栋红砖砌就的四层小楼,还是那套三居室的老屋。父母兄弟们又团聚了,只有姐姐留在兵马俑镇守的古皇城,印证团圆的艰难。朝花夕草,白云苍狗,我像读小说重新读你。读那楼前老松、墙边残碑、东院海棠、西园弱柳;读青苔上的足迹像一首唐诗,读枯木上的蜗涎像一阙宋词,在朝霞灿烂中读你犹如青春处子,在暮色苍茫中读你宛若倩女幽魂;细雨之中读你,给我最恬适的安谧,即便风来雪来,对你的阅读也不会中断。在我眼中,你永远是最美的一部小说;在你眼中,我应该永远是你最忠实的读者吧?

不管是在一五0,还是在孔化营,不管是做个小小的混凝土工,还是做个小小的职员,你都是我旅程的驿站。每走一段,便去你怀中洗净征尘;黑夜中,你像颗北斗星,烈日下,你像顶遮阳帽;精疲力竭时有你扶助;洋洋自得时有你警醒;垂头丧气时有你安慰;冥思苦想时有你启迪。你的爱不止奉献给我,你将她赠与依偎你怀中的所有人,譬如我的老父。当他离休时,不是你将西院那片肥沃的土地送予他,让他结篱耕耘吗?他种春兰秋菊,植月桂丁香;多少人路过花圃时,都忍不住惊叹那花的艳丽婀娜,而老父亲对赞美声似乎一点不耳背,总会发出孩子一样灿烂的微笑。

或许你有返老还童的魔力?七十多岁的老父竟能骑着自行车,独自跑到黄土岗去弄花肥,午饭时不见人影将母亲吓得够呛。即使到了八十岁上,老父仍腰不弯背不驼,话音洪亮得像打雷。我想这大概是接了你的地气吧?你的树林是天然氧吧,花香鸟语是最好的补品,你的晨露胜过一切滋阴理肺的药丸,你的昆虫歌吟是灵验无比的催眠曲。只要躺在你怀中,所有的梦都是甜蜜的,只要与你相伴,难道我还要苛求什么吗?


二、

当爱情降临时,你是我最好的媒人。

你看着我出生,看着我从婴儿到幼童到少年再到青年,到我步入那个酿造爱情的季节时,你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当高大的白杨用金黄的落叶掩埋了楼前小径,当石榴兴奋地开怀大笑,当喇叭花并排昂首将那粉红色的号角吹响时,想必我的她该来了。三十年前的一个傍晚,她袅袅走进了你的怀抱,你用晚霞覆她一袭长裙,用缤纷落英为她斜簪一支金钗,你用夕阳在小径铺上地毯,用松汁的芳香熏透她的红唇,“啊,我喜欢!”她欣喜地叫起来,在月圆时刻,赠予我沁人心脾的一吻。

从此眸中那扇窗只为她开了,从此也知道爱情是一场生死的考验。从玫瑰色的温柔乡里,踏进了烟火人间,从抑扬顿挫的诗句,回归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情难免会变成那棵养在瓷碟中的水仙,馥郁一时,终又凋零。幸好有你,有你的树影斜过窗纱,春天那树上有一簇簇小小的黄花,接着便结出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它先绿后白再变黄,然后在秋风中飘然落地;那时她会轻轻哼起“啊朋友再见”,让薄雾朦胧得有了诗意;还幸好有你园中的野苋菜,夏天的傍晚,正是她拉我去采野苋菜的时候,那茂盛的苋菜轻抚她的手,冷不丁蹿出的蚂蚱让她发出惊叫;当一盘红得发紫的凉拌野菜端上饭桌时,平淡的日子也被染上些许色彩;最幸运的是你有那美妙的夜色。忙碌一天后,摆脱尘世的烦恼,并肩徜徉在树林中的小径,仰望海一样幽深的天空中,云似风帆,月似航灯,清淡的月光中似有《献给艾丽丝》在回荡,于是一切淡褪的记忆忽又浓重起来,月夜唤醒了海誓山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人生的终点共同撞线,那将是我唯一的期待。

从此每次远行,总将她托付你照料,此刻你像她的慈母。即便有风有雨,我知道她在你怀中一定安稳。你会小心呵护她如掌上明珠,把臂弯做她的周末,放纵她无羁无束地慵懒,让朱红木窗凭她远眺,路在眸中,道阻且长,人在心底,影若花香。从此又不再愿远行,还没出门,已将返程票装在口袋里,因为有她在远方相守,她的孤寂成为我唯一要去的方向。

更忘不了那个月白风清的夜,她接纳了一颗生命的种子,他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了,悄悄闯进了她的生命。畏冷、饥饿、疲劳、晕眩,当生命大厦破土动工时,她经历了怎样一个凤凰涅槃,怎样一个生命周期秩序混乱的时刻。多亏有你,你替她挡住马路上的烟尘和汽车废气,替她消除大都市的嘈杂和喧嚣;你给她一粒野葡萄,让她含着,抵御口腔的麻木。炎炎夏季,你把高大的老榆树变作芭蕉扇,为她扇来凉风;她喜欢躺在草地上,听窸窸窣窣的虫鸣,感受着腹中的胎动,“他爱听蛐蛐叫呢,蛐蛐一叫他就踢我呢!”她常常这样欣喜地叫着。


三、

儿子问世时,哭声定比我来时响亮得多,因为有你的殷勤照料,他要比我健壮,比我聪颖。他是你怀中第三代人,他来时你也为他准备好了一切。正是金秋,河岸的银杏重又燃得似火。蜂儿在秋菊上盘旋,天牛和蜗牛聊着天,蚂蚁忙忙碌碌奔走着,偶尔思忖片刻,又转身疾行;太平鸟慢条斯理地打理着羽毛,间或得意地银铃般唱上一嗓子。喜鹊和麻雀在争食,小野猫虎视眈眈地匍匐而行,准备给鸟儿们突然一击。树上的蝉蜕还挂着露珠,秋蝉的歌剧已经唱到尾声。这一切与我来时差别不大,万物仿佛循着亘古不变的道路行进,在你园中上演着精彩大戏;在那一天,当启明星照亮夜空时,他来了。

和我一样,他喜欢你的怀抱,喜欢和你交朋友。那时你还拥有大自然中应有的万物,有一天他居然在草丛中捉到了一只刺猬,他把它放在一个鱼缸里,和小伙伴抓来许多小虫喂它。那时蛐蛐蚂蚱还很多,在大煤堆上踩一脚,随着煤块哗啦溜下,一只只活物就辟辟啪啪地跳出来。那时你还拥有够他玩耍的空间,他最爱踢足球,每日放学后,抱着球飞奔出去,找小伙伴们到大广场踢球。听着孩子们的欢笑声,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又看着Y哥他们在篮球场上驰骋,又想起为了打球的权力与大人们抗争。

一天晚上很晚他还没回家,我下楼找他,发现他站在门外向隅而泣。“怎么了?”我问他;“我踢球,把办公楼的窗玻璃踢碎了”,他告我;我笑了,因为这事我小时候也干过。“没关系,赔块玻璃就是了”,我安慰他。可从此他不再到大广场去踢球,只能对着自行车棚的围墙练脚。那时我忽然感觉你有些悲凉,有些无奈;这不能怪你,你已经为我、为她、为他付出了太多太多,而许多事情不是你能左右的。


四、

当祖国的春天来时,老父却和你一起渐入冬季。

三十年来,中国人比谁都骄傲,经济像卧龙升天,生活日新月异。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获取比老屋更大的住宅、比自行车更快的轿车、比风扇更凉爽的空调、比收音机更迷人的彩电……,享乐是人类的本性,欲望从不会止步,中国人善于创造神奇,唯一难题是人口的庞大。空间有限,资源有限,可对摩登时代的求索永无止境。于是楼盖到云霄里,路修成立体形,汽车像蚂蚁爬满街道,空调挂在每家窗外,像贴了块狗皮膏药。人类的膨胀伴随自然的萎缩,我们进入了与大自然背道而行的时代。

你的怀中也已人满为患。我们----第一代人的子女,也都早已生儿育女;我们的子女,如今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当年那五栋楼一百六十多套房子,早就人满为患。从八十年代开始,你变成了大工地。楼的密度可谓见缝插针,一片片树木被砍倒,草地花坛被铲平,混凝土搅拌机日夜轰鸣,太平鸟和红靛颏没了踪影,蝴蝶和蜜蜂也迁居离去,蟋唱蝉吟难觅清音,甚至连蜗牛和蚯蚓都成了稀客,连洋喇子和吊死鬼都成了化石,更不要说雨前低空盘旋的蜻蜓、和那笃笃作响的啄木鸟就餐之声了。当老父的花圃一点点被蚕食以至最终消失后,他的精气神儿也随之去了。他忽然老了胳膊老了腿,颤巍巍的手上青筋暴露,牙齿也老得嚼不动肉了。每天他拄着拐杖下楼,坐在石椅上默默看着工地,看着头顶上那一块蓝天。他无力再走出你的怀抱,他接收外界信息的渠道只剩下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北京晚报》和那台天天贴在耳边播放的收音机。一天他把儿子们召集起来,郑重宣布他要给老家捐五千块钱,让县委在公园里种棵树,我们都笑了;现在五千块钱能干点什么事呢?还不够县太爷们一顿饭钱呢!再说那棵树种了做什么?难道还要树碑立传,还要派人养护值守吗?但老父执意要做,这是他一生的脾气,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结果,过些日子老房要出售给职工了,算下来要拿两三万块钱了,他又紧张起来,喃喃自语上哪去弄这笔款子呢?他一辈子也没攒下那么多钱呀!我们又笑了,都说甭发愁有儿子们呢。

老房子买下来,拿到房产证,老父拿着放大镜左看右看。他一辈子没有啥“私产”,这房子可是跟了他一辈子,或者说,是你陪伴了他一辈子,更确切说,是你们相伴了一辈子。当年四十出头的精壮汉子,而今已风烛残年;他由中年至老年,虽已两鬓飞霜皱纹满面,但他还是他;可你不是,你在一次一次的“整容”中变得面目全非,让人难觅你当年的英姿。七年前你又动了一次大手术:大门内的那栋办公大楼被推倒重盖,我们小时常去玩耍的“大广场”也禁止入内了。那工地紧挨着我家的楼,振捣棒的轰鸣声终日响在窗外。两年后一栋豪华大厦屹立在木樨地桥南河西侧,成了附近地标性建筑。从此东院的自然景色彻底扫除了,没有了老榕树和海棠花,没有了马兰草和蒲公英,在庞然大物的阴影下,只有新铺上去的地板砖一样的草皮,和三三两两人工栽培的小菊。

新办公大楼紧靠我家的老楼,与它相比,老楼显得很寒酸。可我觉得只有这老楼才是你的标志,你的特征,那新大厦已经不是你、不属于你、不适宜你了。然而这最后的一点“古迹”也即将不保:新办公大楼竣工不久,小道消息传来:大院里所有老住宅楼都将拆掉,在你的尸骸之上,将彻底新建一个你。这项宏伟计划使居住在老楼里的老头老太太们一片哗然,他们实在对这老楼难以割舍,而且他们知道:当新宅落成时,不知有多少老人已经去了天堂。

母亲将消息告诉了老父,老父默然。他对世间的事都已无能为力,连走路、连吃饭、连大小便都很困难了;他心里明白拆掉老楼意味着什么,但他无力阻止也不会阻止,他一生的信条就是“相信组织”。而你呢?你一生的守则就是“服从组织”吧?因为有了组织,才有了你。


五、

当你的命运最终敲定后,老父的病情迅速恶化。春天在家跌了一跤摔断几根肋骨,全身器官就都乱了套。心脏乱跳,喘不过气,听不清话,便秘,排尿困难,吞咽困难,还有种种老年痴呆症状。送到北京医院,滞留在急诊室半个多月,没有哪个科愿意收留:他哪都有毛病,哪的毛病都治不好了。稍稳定些只好拉回家来,只有回到你怀中他才会不那么烦躁。然而拆迁的期限一天天逼近,当初满腹牢骚的老人们最终乖乖服从了组织,毕竟听了一辈子党的话,毕竟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毕竟要比买商品房省很多钱,即便自己享受不到,总还可以惠及子孙。

匆忙在附近租了房子,三年前的国庆节,儿子开车拉着爷爷驶出你的怀抱,驶向临时的新家。车内,老父目光茫然地望着你,望着楼前那片活了百年的老松,望着西院那工作了几十年的办公室,望着他曾经种花植卉的那片土地。我不知他内心里想些什么,但我明白,他这一去就难以回来了。

住进租住的小屋没几天,他开始念叨你,要我们带他回你那。“回去干什么呀?”我们问他,“拿东西,有东西落在家里了”他回答;“拿什么呀?什么落在家里了?”我们继续问,他茫然了,拼命想,却想不起来,最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躺下了。我知道他落下了什么,你也知道,落在你那的,是他的魂。

三个月后,父亲在与你一岸之隔的复兴医院去世了;寒冷的北风带走他,相信他的灵魂飘过河西时,一定看到那片老楼已被夷为平地。他走了,你也随他去了。或者说曾经的你,那个充满大自然勃勃生机的你、那个没有人工雕凿却天姿秀丽的你、那个永远柔情爱抚我们的你,也随着老父去了。

而没有了你的十八号,又该是谁呢?


六、

一晃三年,今年春天,单位通知妈妈,可以看房选房了。

当我陪着母亲重回你的怀抱时,我真的认不出你了!一群十几层二十几层的高楼压在头上,让天空显得异常狭窄,让院落显得过分拥挤,让我感觉是在香港甚至纽约。这是你吗?没有了东院西院,没有了能让孩子们纵情奔跑的草坪,没有了曲径通幽和柳暗花明的感觉,举目四望皆是方方的窗扉,像一个个鸽子窝;院子还是那么大,房子从二百多套增加到一千多套,这还是你吗?

托父亲在天之灵,母亲挑到一套满意的新房,一百六十平米,十层。透过客厅那落地窗,可东瞰昆玉河的涟漪,南眺西客站的灯火,西望玉泉山的云霞,视线很开阔,只是不可俯视,因为楼下的院落像口井,院内的人像坐井观天的蝼蚁。我不知道你在哪给那些情侣提供窃窃私语的场所,又让那些要做妈妈的姑娘们去哪能摘到酸酸的野葡萄?我不知道你让那些孩子们去哪踢足球打篮球?还有我的老母亲,在哪能躲避那没完没了的汽车喇叭的噪音呢?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苛求,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时代也不是原来的时代;可我总觉得我仍是原来的我,我不知道应该赞美过去的你,还是赞美现在的你呢?当我走到东大门时才恍然大悟,你已经不在了:“复兴大路十八号”已经不在了,挂在东门上的牌子早已是“复兴路四号”了。你曾是我们的舞台:政治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在政治和社会的舞台上,戏演砸了可以重来,可在自然的舞台上,一切演出都不可重复。

世间万物都不曾尝试改变世界,它们只是适应天地,按照自然赋予它的规律周而复始,按照自然给予它的资源繁衍生息。只有人类雄心勃勃,希望世界按照人的法则运转。于是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伟大的文明奇迹,譬如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大都市。没想到森林不见了,河流枯竭了,草原沙化了,动物灭绝了,冰川消融了,气候反常了,疾病暴发了……;贪婪攫取天地万物为我所用,终将毁灭天地万物,包括人类自己。我们自谓万物的灵长,孰不知我们或许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动物呢?

而今我仰望你满身灯火,夜幕中听你对我说:“逝者如斯,我这本书你已读完,你该去读新的一页了。”我仰望天上繁星,期盼上天赐予我足够的时间,让我能够读完那刚刚打开的新卷。我知你终将离去,纵然“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我也只能举觞遥祝一杯酒了,明天的生活将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将与你从此永别;我也期盼这卷新书能够返璞归真,让我们重新找到与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法则。那时或许你能回归;当你回归我们,我们也回归你时,一个鸟语花香的家园,是最好的见面礼。

那时,我们的后人或许也会给他们的子孙讲你的故事,或许他们也会这样开头:

“多少年前,在西郊一片荒芜之地,一个神秘的大院,像个初生的婴儿,降临世上。墙外路人不知他的大名儿,周边百姓只知他叫“复兴大路十八号”……。”


 庄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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