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卫兵到知青：艰难的反思与忏悔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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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卫兵到知青：艰难的反思与忏悔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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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卫兵到知青：艰难的反思与忏悔 卡拉扬，世界级音乐家，担任世界顶级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在大师云集的国际音乐界一言九鼎，被誉为“世界音乐总监”。他对人性的阐释，对历史的理解，对文明的宏扬，悲悯着人类的心灵使他享誉全球。瓦尔德海姆，前联合国秘书长，是历任秘书长中享誉较高的一位。他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特别对落后地区和人民的生存给予极大关注和帮助，这一切来自于他的善良与对文明的崇尚和推动。 这两位声誉卓著时，他们曾有的一段不光彩历史被揭出来：他们都曾是纳粹党人。卡拉扬因此被一些国家拒绝入境，瓦尔德海姆面对巨大压力，晚年没有迈出国土一步，忧郁至死。二人在二战期间均无直接的抢烧杀行为，特别是瓦尔德海姆，只在国内做管理工作。希特勒们当年在国内对公民宣传的并非侵略和杀戮，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跟日本声称侵华是为东亚共存共荣如出一辙。卡拉扬和瓦尔德海姆们正当“热血青年”，是标准的爱国者，自以为是为祖国和全人类做着伟大贡献。纳粹党，并非都荷枪实弹，打砸抢杀；起码分工不同，有后方管理人员，有医生，有会计，有做工种田者，就狭义讲许多人并无直接罪恶。但当然不能称他们无罪，因为他们也是纳粹党“一颗革命的锣丝钉”，这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当然，对这不是纳粹头目或重犯的二位，处于政治迷信、并且未有直接杀人、还有良知者，我们不必苛求。在那全国一盘棋的“车”上，有砸车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曼罗兰坚持人道主义，不惜背叛祖国同侵略者斗争，受到祖国的迫害，历史证明了罗曼罗兰的正确与不朽，他永存人间。但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做到这一点，文明在野蛮面前经常是软弱的，何况政治迷信有几人能一下子认清。 问题是，不能要求大家做到反抗野蛮，我们已经参与了野蛮，就可以释然得如旁观者一样轻松，甚至摆出受害者的苦相吗？就象日本有人说：去打中国的我们也是受害者。诚然，从受骗上当或受强制这一点说，受害者有道理，但说他们杀人或间接杀人时没有一丝主动，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基督教有这样的故事：当大家欲用石块击打一个淫妇时，基督说：你们谁没有罪行，谁就可以首先打她，结果大家一声不响而散。我佩服这些人，毕竟敢于承认自己有罪，比日本人强多了。 德国人对二战罪行的忏悔是真诚的，他们将不光彩的历史写进教课书，对纳粹份子采取高压政策，对受害国积极赔款。但卡拉扬终生未忏悔。大家看，他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作品的录相，令人荡气回肠的艺术“此曲只应天上有”，可从他紧闭的双眼双唇和冷酷的表情中分明可以察觉到某种东西；世界音乐界称他为“暴君”，容不得不同意见，似乎可以悟出些什么。瓦尔德海姆死后，媒体公布他的遗言，内中有“痛悔”字样，有人以为是临终的忏悔，其实不然。他的遗言意在说揭露他纳粹经历的人有不良“动机”，他的“痛悔”是指隐瞒加入纳粹的后悔，言外之意，不隐瞒就不会陷入被动，他并未对纳粹行为忏悔。 忏悔有何用？是的，任何针对个人的追究都无意义，我们可以宽容任何人。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希特勒能得惩，是因为全民都处在狂热的亢奋中，特别是青年热血沸腾，希特勒成了偶像，为他牺牲在所不惜。日本更不必说，至今，大日本东亚梦还在做，我敢说，再有入侵别国的事，日本国民多数还是狂热参加。所以忏悔是形式，目的是除掉每个人心中的专制残虐思想，否则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危险依然存在。 不能不谈到中国。中国是封建大国，专制残暴更甚。有人说，为什么会有皇帝？是因为有臣民。这话说得妙。皇帝当权本质上靠的并非武力，而是思想统治，这统治到了臣民被杀还喊万岁的程度。新中国成立后的专制，其实质仍是封建，至文革达到极致。文革的专制在当今世界可算手屈一指。那时我们的狂热，并不比当年德日法西斯差，红卫兵打砸枪抄抓，不次于法西斯的残暴。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残害“黑五类”及其子女，焚烧古籍，破坏文物古迹，比当年德国法西斯在国内制造的针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和焚烧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学者的著作远远超过。 1933年5月1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四个半月后，成千上万名大学生举着火炬，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市中心广场，那里堆积着山一样的书籍，狂热的学生们将火炬丢进书堆，数万册书籍在震耳的欢呼声中化作灰烬。被烧的书大多是具有世界声誉和影响的作家或学者的著作，其中有德国的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雷马克、爱因斯坦，法国作家有雨果等；外国的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弗洛伊德、纪德、左拉等。很难相信，这些狂热的学子们就是以产生大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诗人和科学家，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德意志民族的后代，是黑格尔、康德、费希特、席勒、歌德和贝多芬的传人。 所幸，德国人作了深刻反省，当年烧书广场已改名为倍贝尔广场，广场中心建有烧书纪念碑：从一个玻璃窗口往下看，可见地下一个空房间，房间四周的书架是空的。玻璃窗口南北各有一块铜板，上边刻着海涅的话：“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只要是烧书的地方，那里终将也会烧人。”海涅十九世纪说的话，是对他那个时代以前十多个世纪的总结，也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控诉，更是对未来的警示。余秋雨也写过一段话：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才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起因就在于人们迟迟不敢用坚实而透明的方法把灾难的史迹保存下来。 再看看我们的红卫兵吧。 “8.18”天安门前接受检阅的“革命”总动员的红卫兵，满面流泪，疯狂叫喊，打伤打残国家主席、国防部长、作家艺术家和数不清的平民，捣毁无数文化产品，种种暴行与狂热的纳粹分子何其相似！红卫兵们觉得委屈，有说受骗上当的，有说好心办错事的，总是归结为当权者负责，与我无关。其实，没有红卫兵的狂热，文革根本搞不起来，因为当时文革在中央受到抵制，百般无奈，决定利用红卫兵来“夺权”。我们思想的封建崇拜、法西斯的残暴，正是专制的土壤。具有封建思想的臣民与封建体制互为表里，没有土壤，草长不出来。封建思想的臣民造就了封建专制体制和君主，封建专制体制和君主反过来又加剧臣民封建思想的腐蚀。 但是，我们何时认真反省过自己呢？老将博客曾转载的中共中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楚写明文革的思想根源是封建主义，导致了封建专制的个人崇拜。但是，这种封建主义并没有彻底清算，更没有彻底清除，高层尚且态度暧昧，何况一般群众包括打砸抢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紧捂着自己的癞疮疤，尽力遮掩自己的罪恶，尽力美化自己，甚至还有人探头探脑地要为自己文革中的行为翻案。这正是文化革命余毒未清，封建专制思想仍存的结果和表现。 这一点在某些知青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知青，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应当说，他们是那个时代同龄人中的双重受害者：他们作为红卫兵作为最富激情的社会群体，被领袖当作造反的刀枪，狂热地充当了反文明的急先锋，干了许多错事坏事甚至罪行；他们也是文革的牺牲品，他们的青春、理想很大程度上被埋葬于这场疯狂的闹剧中。 浩岭在《青春、良知与铁血——《第三帝国的兴亡》再读札记》中写道： 近代史，举凡大的政治运动、社会变革，青年学生总是最早被发动、处在最前列的一群；而当运动结束或变革终止，他们不是流血倒地，就是监禁逃亡。青春，生命，热血，激情，在欺骗、蒙蔽、野心和阴谋的运作中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页淡淡的墨迹。这固然是由于他们的年少无知，由于他们过分“关心国家大事”而又易于感情冲动，但强大的现实和历史自身的迷误，却也并非只是在青年学生身上发生作用，经验和理性并不能百分之百地阻止一个智者走向深渊。 是的，连许多名人和高级军政要员都不能免于上文革贼船的命运，一帮受封建思想毒害的“三忠于”“四无限”的青年，又怎能不涌入文革大潮呢？可是，作为当年红卫兵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知青，对过去却怀着莫名的思想，有些人表现出来的某些东西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对于自己文革中的错误甚至罪恶，并没有反省和忏悔，对于当年造反的思想根源没有反思和检讨。而对自己的知青经历则津津乐道，在他们的笔下那一段经历似乎成了美好的篇章，温馨的回忆。本来他们的青春遭到了两次毁灭践踏：前期毁灭在造反的狂热里，后期践踏在上山下乡的乌托邦里。作为这两次毁灭践踏牺牲品，他们本来应当控诉和批判，然而，不但不如此，反而有意无意美化那个时代的经历，甚至美化那个时代。 红卫兵们下乡了，似乎进了桃花源，立地成佛了，种点地，算是青春闪光，吃点苦，算是磨练意志，发点牢骚，算是“与命运抗争”，总之是“青春无悔”，对此，我总感觉滑稽。我承认，知青中有真正认清文革实质并反抗之勇士，但并非主流。我们不能要求知青在那样的土壤中都破土而出，奋起“砸车”。象顾准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主张中国应走民主、权力制约之路，走市场经济之路，这是特例。但我们不能由此而把自身封建的东西和曾经的错误甚至罪恶掩饰起来，我们应当反思和忏悔。有人以为知青早已结束了反思，甚至思想达到了改革的前驱。其实不然，知青有不同程度的觉悟，但对封建真正的根子不少人并未真正认识，不敢直面错误就是表现。就连参加著名的“四五”运动的知青，多数也不过是悼念总理这样的“清官”，希望打倒奸臣起用“清官”，并未意识到封建问题。 红卫兵象孙猴子变成庙宇一样变成知青，可尾巴还在。若说红卫兵是“革命战士”，当知青则不过是“屯田”，等待召唤而已。就在知青时期，阶级斗争的把戏并未少搞，领袖如果一声令下回城继续造反，我看，多数人会积极而行。比如张铁生，他在农村劳动很棒，社员们认可，可一但面对专制的召唤，立即成为残暴的工具。这有点象余秋雨，自以为写了文明的书就可以掩盖自己文革的野蛮；好象马季，自以为成了“相声大师”就可以对文革打师傅嘴巴拒不忏悔；好象舒芜，自以为写着风流儒雅的文字就可以免掉让胡风进监狱的旧帐。有朋友说，我们知青的主要任务不是评价知青运动，而是真实地写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我觉得，若没有对封建思想意识的认识和自我反思，所谈不会真实，反而会给后代留下一种“假面”。因为，任何回忆性的经历和感受，都带着明显的个人的思想倾向，带着自己的感情的印记，就是一些自诩“真实客观”地纪录历史的人，所写的东西，也有明显的倾向性，或是怀念或是留恋或是批判或是否定，真实容易作到，而客观却往往未必。读读我们知青所写的回忆，有几篇是“客观”而没有思想和感情倾向的呢？ 更何况有些人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对运动的肯定，甚至认为知青运动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而闭口不谈造成上山下乡的根原和实质。上山下乡只是“果”，而“因”则是领袖导演的文化大革命，小将打先锋的任务已经完成，再闹下去就会失控，况且经济倒退吃饭成了问题，于是只好让小将受点委屈，到农村去接受所谓再教育。在他们应该上初中高中或者上大学接受正规教育的时候，却被赶到农村劳动改造，有相当一部分甚至是未成年人，形成十年中国人才断层。有人怀念那个时代，肯定下乡运动，就像古代大臣被皇帝赐死还要“谢主龙恩”一样。这里面所反映的是真正的个人崇拜，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 鲁迅先生伟大在于，他首先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逐步把封建的东西清除掉，同时否定专制社会。《狂人日记》说的是每人在那样的“车”上，都会有意无意“吃了我妹子的一片肉”，救救孩子的呼唤其实首先是对自已的否定，而非许多人以为不包括自己光是义正词严喊别人。应当学习巴金先生，建国后他就受冷遇和迫害，在高压政治和政治迷信下，他也曾批判别人，粉碎四人帮后，他多次忏悔，是一种清除封建思想的忏悔。 中国的改革成功取决于体制的转变，体制的转变取决于封建思想的清除，这，需要几乎每个人的自我否定。要说知青应当担负起历史重任，或许这才是最大的重任。 这里又可对比日本和德国，认识和清算不同，其情况就不同。德国检讨忏悔比较彻底，纳粹土壤就铲除得彻底，纳粹就不会死灰复燃，德国在世界上就受到尊敬。而日本死不认罪，元首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其军国主义的土壤既肥且厚，因而遭到亚洲人民唾弃，同时也酝酿着军国主义复活，发动战争的潜在危险。 而我们对文革的清算忏悔从来没有彻底，从高层到百姓，都没有认真反省过，可谓“讳莫如深”。德国自己建立忏悔纪念碑，我们却连巴金多次提出的文革博物馆都不敢建立。大家小心翼翼地掩饰着罪恶的癞疤，就像阿Q一样。耐人寻味的，是我们某些知青，对于自己文革前期和知青经历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对于前期，要么绝口不提，要么闪烁其词，或者干脆让后人来评论。千秋功罪当然可以让后人评论，可是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难道自己不能作出忠实于良心的评价吗？对于知青经历，他们倒是很乐意提起，往往充满激情地回忆和歌颂，表面看起来是歌颂青春和贡献，实际上很有美化知青运动的味道。我不否认各人有各人的感受，但有些人确乎是以煽情的文字躲避对于那段历史的批判。而让后人来评论的主张，则更是明白不过的避免批判否定那历史的遁词。更何况已经有人公开在为知青运动唱起赞歌。我记得粉碎四人帮后老干部和作家们从摧残文明的“五七干校”回到工作岗位，大家集中清算文革流毒时，臧克家却发表大量歌颂“干校”的诗作，在他的笔下，“干校”简直是人间仙境，他因而受到多数有识者的严肃批评。这与对知青的颂歌何其相似。 还有人喊出“光荣的老三届”的口号。我不能理解老三届光荣在何处。文革造反光荣？当知青历史光荣？抑或是别的？如果“光荣的老三届”成立，那么，几乎可以由此推论，文革和知青运动都应该肯定。 历史不容亵渎。从老三届的整个历史来看，“老三届”前面可以加上很多修饰词语如“倒霉的”、“苦难的”、“可怜的”甚至是“可悲的”，但决无法与“光荣”这样的字眼发生联系。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的人，很难会检讨反思自己，更不会忏悔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由此也可见，深藏在我们这一代人心底封建专制的愚昧思想多么根深蒂固，以至于到了二十一世纪民主意识崛起时，还在怀念那个疯狂的荒唐时代。本来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却不但不觉悟，反而还在客观上为那个时代唱颂歌，可称是可悲且可怜了。 这样的思想存在，为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了隐忧，封建专制思想的土壤还在，一旦有了合适的气候，文革的悲剧是可能重演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00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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