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芽的豆豉】:第十章 芦荟的恩赐 作者:林翔云


 

【发芽的豆豉】:

  第十章 芦荟的恩赐

公社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又想安插自己的亲友进入我的化工厂,都被我断然拒绝,最后逼着我修改承包合同--每年上缴利润五万元,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再为原化工厂还掉二十万债务。

接着,我又做了一些实验,开始生产染发粉,只卖给理发店,很快就供不应求,各地的要货单像雪花般飞来。我向公社租了一个早已废弃的砖瓦厂,把它改造成"日化车间",生产冷烫液、染发粉、洗发水,很快就成了全省规模最大的日用化工厂。

我想让自己生产的产品有一个注册商标,这个商标应该带个"黑"字,因为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头发用品,而中国人的头发以黑为美,想到了"黑牡丹",觉得还不错,便到县工商局注册。

工商局企业股股长刘得志正要出门,看到我就笑着说:"你是我们县第一个来办理注册商标的,你看县里现在已经办了几千个工厂,他们连工商执照都不要呢--我现在就是要去给他们送执照。你说你要注册的商标叫什么?""黑牡丹。""你真够大胆!还记得1966年我们写你的大字报吗?"原来刘得志跟我在中学时是同班同学,那个时候他和几个同学说我下棋时总爱执黑子,又赢得多输得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喜欢黑色,喜欢黑帮、黑五类等等,痛恨红色政权……

我说:"再来一场'运动'的话,我完蛋,你也完蛋,彼此彼此。"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全国百货订货会在郑州召开,我带着古镇理发店的一位老师傅赴会,在各地订货代表们住的宾馆门口用"黑牡丹"洗发水、护发素、染发粉免费给大家洗发、染发,全国有名的百货商店、百货批发公司一夜之间都知道有个新的牌子"黑牡丹"横空出世了。我们生产的头发用日化品开始出现在全国最大的几十间百货大楼的显要位置上。

厦门日报有位老记者赶来采访,用他那支热情洋溢的笔杆子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黑牡丹一枝独秀"发表,之后又连续"跟踪"报道我们在各地的销售"盛况","黑牡丹"产品很快成了全省家喻户晓的"名牌"了。

陈星有钱有"势"以后,"富贵思淫欲",同厂里的女出纳员勾搭成奸,被人捉奸在床。出纳员喝了"一点点"工厂自产的敌敌畏,竟一命呜呼死了。死者家人到陈星家里"吃人命"(这里的一种习俗:有人非正常死亡的话,亲友们要去"嫌疑人"家里借故闹事),陈星逃到我家求救,我托人送了一些钱给死者家属了结此事,又介绍陈星到乐东化工厂当销售科长。兴南化工厂也就树倒猢狲散,厂里所有人员各奔东西走了。

乐东化工厂那一年生意非常好,到年底结算时,净利润高达一百多万元。陈星来古镇对我说:"要不是我的销售水平高,工厂哪能赚那么多钱呢?按说我应该得利润的三分之一。"第二天厂长也来了,说"要不是我领导有方,哪来的一百多万元利润?我应得利润的一半!"会计员也来了,说:"我找到一份税务局的内部文件,今年就少交五十万利润,奖给我一半不算多吧?"派去乐东化工厂代我当技术总监的林华也对我说:"要不是我们的技术,他们会做什么呢?我们最少也应得利润的三分之一。"我把他们都召集到自己家里,然后对大家说:"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贡献,你们有两个人要利润的三分之一,一个要利润的一半,一个要二十五万元,加起来是多少?其他管理人员和工人们呢?难道他们就没有贡献了?"几个人都不听我的劝告,陈星说了一句:"争气不争财,不给我三分之一的利润,明年我就不干了。"一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好的工厂就这样由于利润分配问题而倒闭了。

我由此回想自己的工厂,今后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呢?苦思冥想了几天后,我召开家庭会议,宣布工厂为父亲与全体兄弟共同所有,平均分为八个股份,也就是每人拥有工厂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股份,包括还在上学的六弟林桑也有份。父亲认为不妥,建议改为我拥有百分之十六的股份,其余七个股东都拥有百分之十二股份,我为工厂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个方案得到"全体股东""一致通过"。

林霍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来古镇对我说:"你不应该给你的兄弟们股份,以后会出乱子的--你同他们的关系应该是雇佣关系才对,即便你给他们高薪或者偷偷给他们发红包也行。"但我坚持己见,以为自己"发明"了一种"克服家族式企业内在矛盾"的好办法,可以"一劳永逸"了,不同意"再议"。林霍金说了一句:"中国的家族企业全都倒于内乱。"我也不在意,把好友的话当耳边风。

林霍金此行还有一个任务:他两年前承包了东兴化工厂,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做了一个项目--润滑脂,请市里有名的一个工程师负责全部技术工作,谁知这个工程师只会吹牛,技术不过关,生产了一百多吨钙基脂全是不合格品,人也连夜逃跑了。林霍金又找了好几个熟悉石油加工的工程师来看过,都摇着头说没有法子处理这些"废品"。工厂频临倒闭,找我是来讨救兵的。

我到了东兴化工厂,只见所有仓库到处堆放着像豆腐渣一样的废品,令人心酸。我取了一些样品测试,发现问题在于"缺水",就叫工人把一些"废品"投入反应罐里,加热到"沸腾",再加入一点点水,十年前的一幕重现在众人面前--几公斤的水让一百多吨的"废"润滑脂全部再生!林霍金感恩不尽,激动万分地对我说:"原来他们都说你是神仙,我今天再一次看到真正的仙了"。

从东兴回古镇的路上,我看到有人用"茶枯水"洗头,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情形,记得那时候没有洗发水,甚至没有肥皂,人们普遍用油茶饼煮水滤出"药水"洗头、洗衣服,洗后头不痒,而且可以去头皮屑,衣服洗得更干净,要是把这种天然的物质提取出来配制洗发水、沐浴液、洗衣液多好。于是我回到古镇就直奔农贸市场买油茶饼,迫不及待地到厂里试验去了。

经过几个月实验,我从油茶饼中提取了几公斤茶籽皂素,又用这茶籽皂素配制了几十瓶天然洗发香波,自己洗了以后感觉不错,再发动全厂工人试用,都觉得"可以"。我到乡下收购了几十吨油茶饼,制造出几百箱茶籽皂素香波,发给北京、上海、广州的几个大商场试销,几个月才销完。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个经理道出销售不佳的真相:这产品太超前了!过二十年也许好销。

我并不气馁,又想到小时候看到奶奶每天早晨用芦荟汁涂头发的情形,那时候奶奶就告诉我:用芦荟汁涂头发有许多好处--好梳理、干净、去头皮屑、头发健壮、不容易白等等。我发动厂里所有的工人到各地乡下寻找芦荟,几天后才搜集到几十株。我想办法用芦荟鲜叶制出了少量澄清的芦荟原汁,再用这原汁加到洗发水和护发素里,配出了世界上第一瓶芦荟洗发水和第一瓶芦荟护发素,给众人试用后,反应很好。又配制了几瓶发给几个大商场的柜台长试用并征求意见,获得全体试用者的好评,建议大量生产供应。

要大量生产,缺的是芦荟植物。我到厦门、福州、广州等地的植物园求助,答复是可以"试试"无性繁殖(组织培养等方法),要我拿出几十万作为这个科研课题的"开题费",哪来这笔巨大的开支呢?没办法,我只好拜老农民为师,用"土"办法--分蘖培养法慢慢扩大植株数量,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育出了数百万株健壮的芦荟苗,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山区种植了一千多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芦荟生产基地。

在这段时间里,我听说海南和云南可能有野生芦荟,就同妻子到海南,找了几个地方都说以前"曾经有过",现在见不到了。又从海南到广东、乘了几天汽车到云南元江,终于找到全世界唯一的一片野生芦荟。我写了一篇《云南元江野生芦荟考察记》在《科技日报》上登出,立即引起轰动,全国几十家大报都转载了这篇报道。

我又在深圳的一次全国精细化工技术交流会上宣读了自己写的论文《中国芦荟的开发和利用》,与会的八百多位专家学者很感兴趣,我乘机呼吁成立"中国芦荟协会",当场就有一百多位代表响应。

过了三个月,"中国芦荟协会筹备会"在厦门召开,会议期间我带着几百位代表到自己建立的芦荟基地参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看到基地的照片以后,派人到古镇找到我,说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都想拍一片有关芦荟的科教片,他们捷足先登抢先一步来了,要我尽快写出"脚本"。

我用了几个晚上写好了"脚本",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很快就组织了一个由导演、摄影师、制片主任、灯光等几十个人组成的拍片小组来到基地,我跟他们同吃同住忙了一个月完成拍摄任务,我既当"科学顾问",又是"编剧",还在片子里当了几次"演员"。

科教片《芦荟在我们生活中》先在全国各地所有大大小小的电影院里放映至少一次(那时候电影院放映故事片之前都要加映一片新闻纪录片或科教片),然后又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里播了几次,芦荟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东西,各地的化妆品厂、食品厂、制药厂都到我的芦荟基地要芦荟原汁、芦荟粉等去开发各种新型的化妆品、洗涤剂、食品饮料、保健品,刮起了第一场席卷全国的"芦荟热"。

我搜集古今中外所有关于芦荟的资料,连同自己几年的工作经验,整理成一本《神奇的植物--芦荟》,这是世界上第一本芦荟专著,出版发行以后,成了畅销书。

国人历来有"我也来一个"的"习惯",几年内书店里就冒出几十本介绍芦荟的书籍,有《芦荟治百病》、《芦荟百科知识》、《芦荟治疗与妙用》、《芦荟》、《天然芦荟健康法》、《家庭医生--芦荟》等等,琳琅满目,这些书的内容百分之八十以上抄自《神奇的植物--芦荟》,有的甚至全抄,只是多了几张照片或漫画,著者和出版社换了,后面一大堆《参考文献》独独没有我的名字!

吉林有一个工程师为了"评"上"高工",花了一个月抄《神奇的植物--芦荟》,错别字也一字不漏,连书名都不改,加了几张漫画就交给出版社出版了,竟然也卖出几万本!据说此人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段抄了另一本别人的专著,顺顺当当地成了大学教授!但她还是太懒了,否则多抄几本就可以当院士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几个官员在国家科委、省市科委一大群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古镇参观芦荟基地,听了我的介绍后,联合国的官员们当场提出要我到第三世界国家传授芦荟生产利用技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根据民间传说整理、加工写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本《追拿黑牡丹》,说的是当年武则天在寒冬腊月时下令百花齐放,独牡丹不放,武氏火烧牡丹,红、绿、黄、白牡丹都开花了,就黑牡丹逃往闽南的故事,里面穿插着不少当时时髦的武打情节,发表在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刊物《芳草地》里,没想到被上海的一个导演看上要拍成连续剧,邀请那个时候红得发紫的明星潘虹来当主角。潘虹答应了,来到我家"体验闽南人的生活",我妈妈一看到潘虹就认出来叫她"杜十娘"。

后来潘虹与米加山闹离婚,去美国住了两年,这个电视剧没有拍成。

我编写了厂歌歌词《黑牡丹之歌》:

黑牡丹,黑牡丹,盛开在闽南,你用美丽的画笔,描绘生命的春天。

黑牡丹,黑牡丹,绽放在心坎,你用青春的旋律,谱写爱情的诗篇。

自己谱了一个曲子,觉得不太满意,请省文联的十几位作曲家帮忙谱曲。作曲家们谱好了以后,建议来个竞赛,看谁谱得最好。于是我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欢晚会,把作曲家们都请来当评委,《追拿黑牡丹》的片段也由省歌舞团的两位著名演员排练后在晚会上演出,我谱写的曲子作为主旋律贯穿于舞剧始终,深受好评。

我还编写了一个相声剧本《说黑道白》,其实是潜移默化地为"黑牡丹"做广告,自己上台演出,说、唱、逗、演样样来,台下的观众和省、市文联专程来看演出的表演艺术家们笑得直不起腰杆,嘴都合不拢了,直呼"过瘾"!

我们家在古镇里祖祖辈辈租房过日子,现在"发"了,母亲张罗着要盖房子。我让大哥林耕负责基建,先向镇郊的农民买了一小块地,向镇政府申请了盖房手续,交了一些款后,就请工程队画图纸,开始施工。

兄弟们计划盖三层楼,谁知道盖到第二层的时候,公社副书记李庆带了一群人来了,命令我们马上"主动"拆房,否则"后果自负"。林耕赶紧发电报给我,其时我正在上海举办展销会,接到电报急匆匆赶回家,看到李庆正在指挥推土机冲向刚砌好的石头墙,我问李:"我们盖房子又不犯法,你为什么拆房子?"李从裤兜里拿出一份文件,我拿来一看,是几年前公社"关于农民建房的规定",就说:"这是'十年浩劫'时制定的法规,现在不行了。"李说:"只要上头没有通知作废的文件都是有效的。"说完又指挥推土机"向前冲"。

我觉得跟这种人讲不清道理,就去找正书记张建斌。张来到现场,把李庆拉到一边说:"人家已经交款,办好了有关的手续,你就不要再管了。"李恶狠狠地说:"我们贫下中农都还没有盖房,地富反坏却在盖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绝不容许他们翻天!"张书记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中央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越富越光荣。他们能够盖房子也是好事,公社还增加收入呢。"李庆还是坚持要"先拆再说",否则"我一个副书记说话不算数以后怎么做人?"张说:"你的脑袋瓜怎么就不会开窍呢?"命令推土机开回去,拆房的人员也撤了,李庆骂骂咧咧地回去公社。

这李副书记的头脑果然有问题--此事发生后不久,李突然头痛不止,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脑癌晚期",手术后几天就一命呜呼见马克思去了。

盖好了一栋楼房,兄弟们还是不能全部住进去,我又向附近的农民买了一块地申请盖房,这一次办手续、盖房子都非常顺利,没有人阻扰。有了两栋"全镇最亮丽"的楼房,兄弟们全都住进了宽敞的新家。

有个台湾人叫陈杰,比我大两岁,属虎的,在东南亚各地做香水、化妆品生意,小有名气,偷偷地从菲律宾转到香港进入大陆,同我谈"合作"的事,我同他去广州"看市场",买了票准备上火车去深圳时,列车员要看每个人的证件,陈杰"不小心"掏出两个护照,列车员看到其中有一本是"中华民国"的,赶快叫列车长过来"处理"。

列车长把我和陈杰两人带到挤满了人的车厢里,叫两个坐得好好的乘客站起来让我们坐。我看到那两个"被让座"的乘客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就拉着陈杰去餐厅吃饭,把座位让给他们。在餐厅外排队的时候,列车长又来了,硬是带我们两人挤进餐车中间,又把两个正在吃饭的乘客赶走,说是要"接待台湾同胞",我又拉着陈杰跑了。

陈杰说:"我们一会儿是'敌人',一会儿是'同胞',还要'热情接待',我真是受宠若惊了。"我又同他到北京、上海、杭州、苏州、西安等地,一路上顺便游山玩水,谈古论今,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几乎每一次游览"古迹"的时候,导游人员总是说:这个地方本来怎么壮观,怎么好看,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破四旧"时被毁坏了,现在正准备修葺云云。同样的话听了几次以后,陈杰突然问我:"这'红卫兵'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这么厉害,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都破坏了?他们都是青面獠牙吧?"我盯着陈杰的脸一板一眼地说:"你要是生长在大陆的话,按你的性格,那时候肯定也是红卫兵,而且肯定还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陈杰怔住了半天,然后自言自语道:"我会打砸抢?我也是青面獠牙?"几年后的一天夜里,陈杰又打电话对我说:"我会是红卫兵头头吗?我是青面獠牙的坏人吗?"全国开始发放身份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户口",找到乐东公社,公社文书找了半天才对我说:"你的户口早已迁到古镇成为'居民'了。"我又找古镇派出所,所长找了半天才说:"你的户口不在我们这里,也许在公社干部的'大户口本'里,你去找找看。"我又找到公社管户口的人,把"大户口本"翻烂了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最后在夹缝中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1952年退休,注销"的字样--就是说我刚出生就"退休、注销"了。

原来公社的干部们每年有许多"特殊供应"、"补贴"、"津贴",这些特权据说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干部们把它当做"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当官的象征",也是向别人炫耀的本钱,没有人傻到不要的。我从来没有来"享受"过这些特权,管户口的人员干脆把我"注销"了。

没办法,我只好重新"出生"了一回,几番周折才算办好了身份证--要不是出差时住宾馆需要这个证件,我干脆也不想要它了。

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觉得应该让立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穷孩子有机会念到大学,把这个想法对古镇中学校长说了,校长建议我在学校设立"奖学金",每年拿出几万元奖励那些在读书、艺术、体育各个方面出类拔萃的青少年,我同意了。于是,全省第一个由民办企业设立的奖学金在这个学校诞生了。

有一天,秦霓突然带着几小瓶香精样品来找我,说她现在是镇办卫生香厂的会计员,厂里每年要使用不少香精,这香精只有上海一个工厂有生产供应,但质量常常出问题,香味也不稳定,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自从离开竹器厂后已经有几年没有同她联络过,直到结婚后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她还在痴痴地等着我,我通过朋友委婉地转达当时"不敢'追'她的理由",后来她竟嫁给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外表看比她足足多三十岁!她对我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而"不敢'追'她"的说法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我是"嫌"她"不够漂亮",因为我以前确实对她讲过"苏小妹才高额头也高"的故事,而她认为自己的"唯一缺点"就是额头高一点点。

我把自己知道的有关香料香精的情况都告诉秦霓:我国解放前有"三个半鼻子",也就是有世界上公认的几个一流调香师,调出的香精还是挺好的,解放后把香料、香精、香水、化妆品当做"资产阶级使用的"奢侈品,不能使用,也不准生产。只有五交化商店里卖的"四大金刚"--香蕉、菠萝、柠檬、草莓四种食用甜味香精和极少数的日用香精在上海的"大众香精厂"还有生产,配方也早就由"三个半鼻子"调好了。国内不需要香精,也不需要调香师。"三个半鼻子"曾经长时期被当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敌人"批斗,现在都很老了,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学调香--要知道,法国的调香师可都是"世袭"的。

我对秦霓说:"你们到上海去购买香精,他们只能把原来用于配制肥皂、香皂、花露水的香精推荐给你们使用,没有针对卫生香加香的特点调配,当然不行。我现在用的香精全部要靠进口,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目前国产的香精确实不行。"我下决心自己调配香精,就在自家腾出一个小阁楼作"调香室",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处搜集各种香料香精样品,特别是各地产的植物精油,坛坛罐罐塞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陈丽不解,问我为什么实验不在工厂里做?我说:"我想自学调香,不管能不能用于生产,把它看做一门艺术,像画画、书法、作曲、雕刻一样,业余生活丰富一些也不错。以后我们的孩子要是喜欢的话也学,我想把它一代代传下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既会科学技术,又会艺术。"陈丽觉得有理,也跟着我学习调香。

工厂出名了,从中央到地方每天都有几十辆汽车、几百个人前来"参观学习",来的人都指名道姓地要我陪看陪吃陪玩,临走时还要带上几十箱化妆品。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同他们闲聊、吹牛,又看不惯官场的种种不雅现象,只好到公社"求助",公社很快就派来了企业办副主任张继进驻工厂"协助"我处理上上下下的关系,我干脆请张继当厂长,专门负责"接待工作",理顺同各级领导的关系。总算又能腾出一些时间来做些实验、写点文章了。

没想到这样做还是不断地得罪那些干部们--说实话,只要是"干部",我一个都得罪不起,连居委会的老太婆都可以来找我的麻烦。有一天早晨,我交代厂里所有的人说"今天如果有人找,就说我出差不在",然后一头钻进实验室里做实验。过了一会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来了,听说我不在,就在办公室里同张继聊天。办公室在我实验室的隔壁,有个工人有事找我,大声叫唤着,我应了一声。副县长当场对着张继发火:"这小子发了,翘尾巴了!我非让他夹着尾巴做人不可!"第二天县里就派人来化工厂"检查工作",折腾了几天,我又送了几车化妆品到县里打点各个"关节",才勉强把一场风波平息。

我向好友林霍金讲了几个类似的例子,霍金说:"官员们主动来找你是好事啊,我还巴不得呢--你'黏'上他们就是了:他们要你陪吃陪喝,要化妆品,你回头找他们要批条、要'优惠政策'、要土地、要矿产,哪一个不是钱呢?"我说:"这样的话我不是成了'不是官的贪官'了吗?"霍金说:"你看周围哪一个企业家不是这样发的?贪官越贪,我们的生意越好做。"我听懂了,但做不来,也不愿意做,每年白白花大量的精力、财力给这些贪官污吏。各级"领导"们看我傻,来得更勤快了。工人们只要看到"官车"来拿产品,就在车子后面骂人,连自己的老板也骂,说我巴结官府。我实在受不了,就交代办公室"如果来人'不太重要'的话,就收一点成本费",谁知这一招得罪的人更多。

有一天市卫生防疫站一个普通"科员"来要化妆品,假惺惺地要交"成本费",财务人员收下了,这"科员"当场开口大骂:"明天我就让你们关门停产!"第二天县卫生防疫站果然来了一大群人马,说是"奉上级命令前来抽检化妆品",到仓库里取走几十箱"样品",又命令其它产品不许"动用",待检查合格才允许生产发货。工厂停产几天,各地来电来信催赶要货,我只好到市卫生防疫站找站长求情,又塞给一个大大的红包,产品才算"检验合格","准予恢复生产"了。

虽然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但生意还是越来越红火,芦荟产品在各地经常"脱销",我想到了贷款,就去找工商银行行长,行长看了我的贷款申请报告后说:"你这项目到任何一家银行都贷不到款的。"我不解,问:"为什么?"行长回答得很干脆:"你要是生产鞋帽、服装、食品等等,要多少款我都贷给你。你生产什么'日用化工品',我们又不懂,要是销不出去怎么办?当然不敢贷给你了。""鞋帽、服装、食品就保证能销得出去?""当然了,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吃食品、穿衣服、穿鞋子,直接拿来吃、穿、用的产品是永远有销路的。"我觉得跟这种人谈不到一块,从此不找银行,把每年的利润几乎全部用于"发展再生产",用"滚雪球"的办法慢慢扩大营业额,祸根也从此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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