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讨到的帐 作者:黎京


 

 没有讨到的帐    

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发生在1986年秋天。很早以前就写好,现在修改再次公布。为了纪念刘迪去世周年,也是我与刘迪当年的往事。由于当时在准备出国,不愿多惹是非,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至于那笔欠债如何,至今不明。与赵一凡有关的故事可以在网上搜索到,这里就不详述。

那年,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三教九流各显神通,争相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故事和传奇,搞得那些没有路子先富起来的我们感到眼前一片茫然,多少也有些不知所措的感觉。

捧着铁饭碗,虽说挣钱少了点,倒也少担了很多干系,何况到了吃饭的时候,也能唏唏溜溜没少往嘴里填,日子过得稳妥,心安理得,茫然了一阵后就不再茫然了。

报纸、电视上相继絮叨着那些先富起来的事迹,却再也激励不出我的斗志了。咱就是有这点好处,看见别人发财咱不会嫉妒,别人怎样是他们的事,“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条掌握得非常好。

老婆出国深造,我每天下班后就隔三差五的去岳母家看女儿,和她玩到睡觉再骑车回家。那一段倒和女儿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一天下班后没去看女儿,先到小铺买了几包方便面火腿肉之类的充当晚饭,一心想回家安安静静看些书。

现在的社会,真是搞不懂,今天说这个对,明天又改了口说那个好,好坏的标准在一日千里地发生着变化。当年,刘少奇说“三自一包”,把田分给了农民,文革给打死了。现在又说包产到户好,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田又给分了。上学那会儿,老师讲苏联集体农庄和农业机械化,新闻纪录片上看大片的农田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在收割庄稼,那气势,那阵势,就像几头排列成横队口吐黄尘的巨兽在喷云吐雾。现在农田都小了,康拜因还没转起来就到头了,农业机械化看来是实现不了了,可能又要回旧社会去了。咱本来就不是明白人,那阵就更糊涂了,还是“躲进小说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先活个自在。何况再混些日子就要出国和老婆团聚去了,更不想搅和进这潭烂泥里去了。

推门,进屋,客厅里面坐了俩人,正聊得火热,连我进屋都没理会。听声音是姐姐和刘迪。

只听刘迪说:“上午去,没找到人,我怕那小子犯混,还带了个朋友。”他们聊得正欢,我进屋才发现,问:“吃饭了没有?”我从挎包里掏出刚买的方便面和火腿肉,说:“没吃,买了,这不是,全在这里呢。”姐姐一撇嘴:“来你家,就让我们吃这个啊。”刘迪一扒拉姐姐,说:“你也忒不象话了,人家上一天班了,你不给他做饭,还挑理,这姐姐当的,真够戗!”姐姐反唇相讥道:“你不是也在这里等着吃白食吗?”刘迪的上下嘴唇蠕动了几下,支吾出了声,但谁也没听懂那“声”代表什么意思。

姐姐却跟得了便宜似的,大笑起来。

这俩人,全都没有正当职业,不是没有本事,而是因为本事太大了,大得没有单位敢接受。

那年,从农村返城的青年囤积在家,里面着实埋没了不少人才,国家发出指令,各用人单位公开考试招聘,刘迪去了《中国画报》社,他想当记者。

考试结果出来后,刘迪居然是第一。可却没录取,政审通不过。蹲过大牢的人,谁敢用。

直接肇事时间、地点:1976年,天安门广场。

你瞧他找这地方,那不跟在皇上脑袋上动土一个性质吗。

其实刘迪是个不关心政治的,那年还在陕西插队,回来探亲。几个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和他一样,见面后除了吃喝玩乐,就是侃大山吹牛皮,至于天安门那海洋似的白花,涌动的激情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幕悲壮的画面,而悲壮后面潜伏的危机,他们却都是心照不宣,自然也就没人提起。

在陕西饿的前胸贴了后背的平哥只想回京大补,话题无意间就扯到了京味小吃。谈得兴起,刘迪自告奋勇出门采购,几个人凑了钱粮票若干,刘迪就出发了。

也是鬼使神差,出门往西,东四的隆福寺小街上也应有尽有,他却舍近求远,偏偏奔了东。骑辆破车,吱吱呀呀扭过东单,穿东交民巷,到正阳门下,往西看去,万头攒动,低矮的松墙已然被白色的纸花铺满,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层层花圈,环绕广场四周电灯竿上飘动着挽联。刘迪一时心血来潮,顺手把破车扔树林里,一头扎进人堆看热闹。

后来练了气功才明白,刘迪自打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一逍遥派,为什么那天居然成了小头领,感情是让那“场”把定力给冲了。

到了后来,大会堂也冲了,汽车也烧了,事发后看来京城是不能久住了,几天里朋友们凑了些盘缠,刘迪便祖国各地看大好河山去了。

他刚离开北京,天安门就出事了,他也被当作当年头号通缉犯全国抓捕。

水开了,泡了一锅方便面,再把火腿肉切碎放里头,倒点酱油、香油、葱花、虾皮、辣椒油,也吃得满头大汗。

吃面时我问:“听你们讲,好像是要到一家什么商店要帐,那家是卖什么的?”姐姐告诉我说:“工艺品,主要是礼品。”我正准备出国,需要买一些礼品送人,心想,还不如一起去,到那里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东西买点回来,也省得再专门跑一趟了,然后顺道去灯市口附近的同事家取照相机。

三人说笑着,顺王府大街一路向南,过了灯市西口,刘迪说到了。

小店位于八面槽,进店要上三层青石高台阶,记得那里原来是理发店,不知道什么时候分割出一半,变成了礼品店。走进店门,三面全是货柜,里面摆放着各种工艺美术品。

进去后问:“你们老板来了吗?”答:“还没到。”刘迪看了看腕子上的表:“说好了七点,现在都过时了,他怎么还不来?”两个店员中高个子那个白了平哥一眼说:“他是老板,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咱管不了。”这时我才感觉到气氛不对,双方明显不太友好。

门外进来一个年轻人,见了平哥点了点头。平哥问:“小许,你怎么现在才来。”“刚吃完饭。马祖乔来了吗?”马祖乔,这名听着不陌生,可一时却想不起是在哪里听到的。

柜台里摆放着的货物吸引了我,玉石手镯、景泰蓝花瓶、手绣丝帕、漆器礼盒,价钱还说得过去。猛然间觉得背后似乎有眼睛,转过身看,一矮个子店员死盯着我看。职业语言叫“犯照”,小流氓们的绝招。稍微竦点儿的,在那凶狠如狼的目光逼视下,往往会产生出不自然的怯懦。这阵势咱见多了,用眼角扫了他一下,嘴角略微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转身走向另一柜台。对付这种人不能跟他对着“照”,否则他反而会更嚣张,最灵的就是臊着他,让他有气还找不到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更难受。我也够损的。

刘迪跟姐姐和那小许在门外不知嘀咕啥,我转圈把三个柜台的货物看了个遍。那小个子店员没了对头,愤愤地走出店外,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后来才明白,他是去通风报信的,顺带着把我当成了第一号敌手。

天色渐渐黑下来时,一人摇晃着身子进门来,身后还跟着两个类似打手的青年。随后,那矮个子店员也回来了。只见那人阴暗的脸色黑里透灰,下巴鼻子都是尖尖的,眯缝着双眼,透着一股邪气,他头上戴了顶呢子礼帽,身穿古铜色丝绸长袖衫,下面黑色丝裤扎着裤脚,大有遇见汉奸夜袭队的感觉。身后的两人一个穿了件兰色羽绒服,显得粗壮有力,站在我身边。另一个身在暗处看不太清,他随后靠近了刘迪。

刘迪看到来人,走上前客气地说:“我是受赵一凡的委托来要服装款的,这里有他的委托书。”说完,从兜里掏出一张写满字的纸。

马祖乔看也不看,说:“我不认识你,让他们公司的人来要好了!”刘迪说:“这个人你也不认识吗?”说完指着身边的小许问,“他可是你们合营的经理。”马祖乔看了眼小许,对他说:“没钱!”根本没把他当成人物。

姐姐大声质问:“你拿着人家残废人的钱不还对吗?”刚进柜台的矮个子店员突然张口大骂:“X你妈的,不给你能怎么样。”说完从柜台后面冲了出来。

我正好在柜台出口站着,见他出口伤人,用身子堵住出口,迎了上去说:“你为什么骂人!”那小个子仗着人多,大喊:“骂你怎么了,你要干什么?”就在这时,那两个打手突然冲上来,一个冲平哥扑过去,一个抡着胳膊向我扑来。我一看他们要动手,伸手就把来人的双臂攥住,那人虽然使出全力,挣蹦了几下却抽不出手。柜台后面矮个子店员乘机窜出来,一手撑住柜台,跳起老高,另一手挥起手里的一个唐三彩瓷马照我脑袋就是一下,那瓷马身受重伤,四条腿断了三条。我抽出左手,一下就把那小子揪住,右手攥着另一个人胸膛的衣服,胳臂平伸,那个人虽然挥舞双臂可是一下也打不到我要害。这时姐姐跑到街上大喊:“你们欠钱不还,还打人,讲理不讲。”刹那间,当街吃完饭出来遛弯的人围过来,有人高喊:“不许打人!”听见有人说:“快打110,叫警察。”这时对方看见占不到便宜,而且我和刘迪并不和他们真动手,就都住了手。那身穿兰色羽绒服的打手发现,衣服袖子让我给拽下来,说:“你陪我衣服。”我直想笑,说:“你是自找的,你要是不先动手,衣服也坏不了。”双方僵持在那里,马祖乔抬头看着天花板。

这时进来两个值勤的兵,进门问:“谁打110了?”马祖乔指着我们说:“他们到我店里打架,还把东西弄坏了。”还没等我们分辨,门口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他们欠人家钱不还,还打人。”“是啊,人家可没还手。”“……”我指着那小个子店员说:“他用那个瓷马打我,把瓷马打坏了,我们根本就没还手。”当兵的冲马祖乔说:“到派出所去,到那里解决。”于是我们一群人被兵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门口。进门后却看不见马祖乔和那两个兵了。

从头至尾,我一直不明白,那个小许是什么人,这马祖乔又是什么来历。

直到从派出所出来,姐姐和刘迪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我。

马祖乔,其人是北京通县农民,据说也是当地一霸。老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他不知从那里搞到的钱,居然成了全国农民进城经商的首例,尤其是闯进了首都的闹市区。没有去过北京的人也都听说过王府井,八面槽紧靠王府井,在它的西面。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北京晚报》一记者听说,追踪、采访,倒也整出了当时轰动京城的一大新闻,在商店开业那天,北京电视台还播放了实况。怪不得听到这个名字那么耳熟。

《北京晚报》上的那篇报道可不得了,记叙了一个农民进城经商的全部辛酸苦辣,牵扯到市里民政局、工商管理、卫生检疫、地区街道委员会、清洁队、派出所等,凡是能打上交道的都在报道控诉之列,各类“衙门” 利用职权盘剥、欺榨,层层克扣,乱收费,使得一个为了响应老邓号召的农民兄弟几乎绝望。但他还是突破了各种困难,与那些官僚机构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他开始上告,求助社会舆论的支持,并取得了最终胜利,有关人员得到了惩罚。

当时的北京市民对各类民政官僚政机构早就很反感了,当看到这篇报道后,大家都很高兴,觉得是该有人出头反反那些利用职权谋私的人了。马祖乔的这一举动着实为北京市民出了口恶气。

小许,其人是北京东城残废人协会下一公司的经理,他本人没毛病,是受残废人赵一凡委托当上了合营经理,因为残废人毕竟行动不方便,所以需要正常人来主持一些对外的工作。当初马祖乔提出与他们联营,是因为如果与残废人合伙经商可以减税。可没想到,分配给马祖乔的服装,他们直到买完了货款也不还。小许年轻,去过几次马祖乔都死赖着不理,有时甚至连人也找不到。最后赵一凡没办法了,才找了刘迪来,委托他去要货款,并亲手写了委托书授权。

闲话说得太多了,还是回到派出所门口吧。

听他们讲完,我觉得里面有问题,这件事明明是我们有理,可是派出所的所长却似乎在偏袒那个姓马的,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猫腻,听我们介绍完了情况后,他没有表示出任何意见,而是对我们说:“你们先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问题,明天你们再来。”就这样把我们打发了。是不是由于那姓马的现在成了社会名人,又登报纸,又上电视的,所长官小惹不起。问小许,他支支吾吾说了半天才弄明白。

原来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也为了索要贿赂,现在正在接受上级审查,难怪那所长在处理时不敢轻易表态。光是这么点事也不至于吧,说不定那姓马的还攀上什么高枝,问小许,他说,真听说有个高干子弟和他搞联营呢,具体是谁小许也不清楚。

算了,还是先去医院吧,我这时才感到被瓷马打过的地方隐隐做痛。

我们几人来到位于东四附近的瑞金路医院,刘迪让我们等着,他认识这家医院里一大夫的老公,有熟人好办事,小小的毛病兴许会给整出个脑震荡,轻微骨折之类的。

刘迪骑了小许的自行车,消失在昏暗的路灯下。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刘迪回来了,同行的那朋友一下车,我和姐姐全笑了,是赵寅,认识,不仅认识,还很熟,小学同学,比姐姐小一届,比我高一届,同在学校合唱队里唱过歌,毕业后各奔东西,文革、插队,返城,转了老大一个圆圈,在医院门口相遇。

我的诊断结果是:轻微脑震荡,胸部挫伤。

已经到后本夜了,我们三人仍无睡意,想起傍晚那莫名其妙的一场混战,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一个被报纸上,电视里宣传得轰轰烈烈的农民企业家,怎么就像个地痞流氓呢。我问刘迪,他说:“这里面一定有问题,现在的社会越发的不可理解了。皮包公司到处都有,会蒙的,敢骗的,来钱快着呢。你看我现在没工作,可我钱也不少挣。帮朋友倒腾点儿录音机、彩电什么的,一个星期出去一件,基本吃饭问题就有着落了,何况这几大件都是紧俏货,出手可容易了。”那更奇怪了,“这些商品商店几乎见不到,你们是从那里搞到的?”“我们搞不到,可是有人能搞到啊。”刘迪神秘地说道,“搞这些东西要靠关系,所谓关系当然是那些官们了,他们手里有权,批个条子就进货。只要认识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进货容易。不过转几道手,那价钱可就被抬上去了不知道几倍。现在手里有钱的人还是有,特别是落实政策后,很多人家里都退赔了不少钱,一台几千块钱的录音机,只要能搞到手,不发愁卖不出去。”姐姐在一旁忍不住了:“你们胡扯那些干吗,正事还没说呢。”我问刘迪:“那马祖乔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看他像个流氓地痞,居然还混成了名人。”刘迪说:“听小许讲,这人本来就是通县一混混,现在开了家店,手里有了点钱,在城里租了间单元房,带着情妇住,根本不回家了,他老婆每月来要一回钱,只要有钱,别的也就不管了。”这事听着可真新鲜。原来被宣传成英雄的公众传奇性人物,居然是这样一位苦大仇深的农民兄弟啊。

刘迪看着我的傻样,笑了,接着说:“报纸上宣传的那些事情,其实都是听了一面之词。当初马祖乔为了租下那半间理发店,抱着一台大彩电去找那里的经理,死气白赖非要送给人家,理发店经理不敢要,他撂下就走,是硬塞给人家的。也许什么工商管理部门和民政局之类的地方也是一样。等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他就倒打一耙,反过来说是别人利用职权索取贿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也可能是报社记者不了解事情真相,让那姓马的给骗了。也不能怪那些记者,平民百姓到那些官僚机构办事确实很难,如果没有关系,后台不硬,不靠贿赂也许真的办不成事。可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有这种情况,也不能不做调查就随便在报纸上乱宣传。反正也睡不着了,干脆给报社写信,说出事实真相。于是我们三人找来纸笔,核计着给《北京晚报》写了封信,把我们知道的关于马祖乔的情况全都写上了。准备早上去工厂交假条时,路上顺便塞信筒里。

清早下楼时碰上一警察,他冲着我笑,一看原来是住在三楼周师傅家的大小子,我只知道他是警察,但不知道在那里上班。他笑着说:“我昨天夜里看见你们了,不敢打招呼,我们有纪律,马祖乔的事情不敢说。”我说:“感情你就在那派出所啊,你们那里是有人去索要东西了吗?”他说:“哪里啊,是俩哥们儿从那里路过,硬让他拽店里去的,人家本来没打算买东西,他全都减了一半价,硬要人家买,跟白给的似的。你想,咱们警察很多都是农村来的,要那玩意干嘛。后来他把这事告到了局里,现在所长还在写检查呢。他怎么敢再惹那姓马的。买东西的两个人也让姓马的给毁了,轻的也得是个记大过处分,重的也许消籍回老家。”这下全明白了,也很同情那所长,警察也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从工厂回来,我们三人到派出所,那所长看见我们问:“身体检查了吗?”我把医院的诊断证明给他看,那所长看了一眼,说:“我们的指定医院是协和医院,瑞金路医院的不行。”真tmd,昨晚你不说,人家看完了你才说,这不是成心刁难人吗。看来这警察也真该由那姓马的来处理一下了。

所长叫来一个人,介绍说“他是我们派出所的民事调解员,负责调解双方的民事纠纷,我看你们还是别去打官司了。”话里有话,他是被那姓马的整怕了,虽然同情我们,可又不好明着说,一桩还未了,闹不好再加上个打击报复就更加吃罪不起了。

民事调解员的态度还算中肯,问了事情的经过后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可以转达给马祖乔。”刘迪说:“货款必须马上还,还有我们的医药费要由他承担。”刘迪指着我说,“他因为打架受伤,病假厂里不批准,现在是请事假来的,工资也要由马祖乔出。”调解员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说:“我可以把这些话带到,你们先回去吧。”直到我离开中国,这件事也没有下文。原来准备和那姓马的打官司,一打听,如果牵扯上民事纠纷会影响出国,所以也就作罢了。至于写给报社的信,也如同石沉大海。

这事就发生在改革开放的1986年,一个伟人在南方挥了一下手的那个年代。

多年后,出了一本书——《沉沦的圣殿》,我回国时朋友送了一本。当时没太在意,放书架上装了几年门面。几天前,无意中发现,打开后才知道,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我都知道,还有很多人物也是我所熟悉的。由此想到了86年无缘无故挨的那一瓷马。

赵一凡的故事,在《沉沦的圣殿》里有专门一章介绍,他开办公司是为了用赚来的钱资助民间喜欢诗歌、文学的青年。他也参与了《今天》的工作,并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当年遇罗克平反,《光明日报》写文章报道,到处找不到《出身论》,还是赵一凡提供的原文。可惜他于1988年病逝。

赵一凡,一九三九年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他一直跟著父亲转战南北。经常随部队急行军,由于不负重任,致使腰椎受损瘫痪了。他一共睡了十年石膏床。基本上没上过学,全是靠自学。凭著毅力,柱着拐走。文革前后,赵一凡曾在儿童出版社做儿童读物的编辑工作。后来别人都转正了,他因为身体不好,还是临时工。离开了出版社后,成了“待业青年”。他的周围经常聚集着很多学生,虽然他自己不是任何一个中学的学生,但是很多中学生都喜欢和他来往。他住的地方就像是一个文学沙龙,很多当时被禁止阅读的书籍都在他那里传递,大家在他那里互相交流思想。

赵一凡的一大功劳是收集了很多文革中地下文学的资料,例如:北岛、芒克、郭路生等人流传在民间的作品。他们自己写的诗都丢了,赵一凡都给他们保存得非常完整。他在民间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情,却牵连进了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事件,被关了两年监狱,放出来以后身体更加不好。但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有一些喜爱文学的年轻人,可以有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民间文学。他开公司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用赚来的钱做经费,供那些文学青年搞创作。

赵一凡我见过,姐姐带我去他的办公室,那里也是他家。一间宽大的房屋,里面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家具。靠墙的书架上堆积了很多大纸箱,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赵一凡收集的文革资料。赵一凡去世后,很多都被家里的保姆卖给了废品站,还是徐晓赶去抢救回了一部分,那都是后话了。

                                                                      2012-10-16


说明:有些事写清楚估计要被河蟹掉。赵一凡和徐晓是因第四国际入狱,简直就是个笑话。徐晓在《半世为人》中介绍了赵一凡、刘迪、李南等。刘迪去世近一年,写此文算是纪念吧。那天刘迪还给我讲了四五事件期间他的很多事。在当年这些事情他都不对别人讲,所以知道内情的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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