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片《知青》观后感 作者:曹小莉


 

 电视片《知青》观后感 

(一)

还没看剧前,了解到里面有些敏感事件被略去,如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以及当时批判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都是强烈冲击知青头脑的暴风雨。如果电视剧里只字不提,那它的内涵就很难深刻,它的概括就很虚假。林彪的“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振耳发聩,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心底怒吼,在那之后,我们心中不再虔诚和逆来顺受,想起军垦的强制劳动,“卖身为奴”的想法都出现了。何况“变相劳改”是从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的团队说出,这么重大的社会现象没有表现出来,起码是失却社会良知。

等我自己看完全部再评。评判这部电视,要看作者怎么表现那个时代,而不是听作者讲他的目的要如何如何。老毛的文革天怨人怒,这是定论,如听他自己讲,那一定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就“搞一次七八年”,循环往复,贻害无穷。


(二)

我刚刚看了前面数集,(跳跃地看,没必要观赏风景和一般的慢镜头,那是电视剧的美感需要,与正文无关,有时是煽情和点染,也是这部剧吸引人的地方,难道“金光大道”“艳阳天”“白毛女”“红灯记”就不煽情吗,我当时一样被感动得下泪。)

看到至今为止,我对比着我的兵团生活,我还没发现有那么多正直的女孩为出身不好的同屋仗义执言,最多不说话,躲着。不要说那种年代,就是今天,遇到是非,大部分人也是躲着绕着。如果有这么多正直的声音,文革能进行下去吗,哪有这么温情的时刻,资本家女儿被大伙爱护着,保护着,极左的女孩被全体共批之。我的小时候跳舞朋友有两个资本家女儿,一个爸爸红八月被打后自杀,一个被整瘫痪在家,前者漂亮老实嫁了陕西农民,后者漂亮高傲,最后回城就业,家中财产归还,被高干子弟追逐,结了婚似乎还可以,两人都没上成大学。失去联系,不知后果如何。资本家的女儿和右派的女儿有可比性吗,一个是毛老头指出的,民族资本家是人民内部矛盾,右派可是要翻天的,是人民的敌人。

我同班同学,小学是大队长,作文在北京小学生征文赛得过第一名,中学一上学被封为班长,后来得知是右派家庭,同学疏远,文革中落落寡欢,六八年自动提前报名去了内蒙插队,后来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认同,竟然放火烧麦堆,然后再奋勇救火,被烧伤,然后锒铛入狱。这场革命把一个青少年逼到绝路上去,怎么也不是,他的经历是极端的,却是真实的。

七八年春天,他突然到我的大学找我,原来刚出狱不久,我和他坐在学院大树下,众目睽睽,聊了四个小时,害得同学以为他是我的追求者之一,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躲在远处议论得哈哈大笑,男女生不时探头探脑,佯装路过。(后来女生透露给我的。)等我讲了他的坐牢遭遇,很有几个人掉下眼泪,再也不笑话他的未老先衰的相貌和早白的头发了。

他告诉我他父亲文革刚开始自杀身亡,母亲病倒,大哥被打成反革命,随后也自杀,妹妹成了神经病,他在学校无人理睬,在家没饭吃,不得不自寻出路,去内蒙古比别处容易,离家近一点,还能维生。他的眼睛深度近视,神情颓唐,瘦弱不堪,在六六年秋天入学时,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三道杠大队长,受同学尊敬的班长,此时是“落魄江湖”,“我见犹怜”,对不起,这应该大部分用在男人对好看女孩“怜香惜玉”时的用语。

他要我读一下他写的小说初稿,准备投去发表,他对毛泽东的总结是“恩比天高,罪比海深。”我极力劝他不要再为自己找麻烦。当时我有一种成为“天之骄子”的喜悦,对邓小平的政策充满感激之情,对打倒四人帮后的形势充满乐观,高度的理想主义情操又注满心怀,我苦心地劝他把才能放在知识学问上,争取考下一届大学,别用耸人听闻的词语来博出位,甚至出于同窗之谊,用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来规劝他。他非常失望,他讲为什么他敢把心里的话告诉我,是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原来在六五年考中学作文,叫做“在五星红旗下成长”,我们六四年入学,已经是初一的孩子了,老师也让我们做这篇作文,改为“我的家庭-在五星红旗下成长。”有几个同学得了五分,包括我在内,成为范文贴在墙上。有革命子弟的,也有一般子女的,也有他的和另一个全班最崇拜的男孩的,没想到他俩写的是石破天惊的家史,一个父亲右派,一个父亲自杀。那位父亲自杀时还在襁褓的同学,是国家队即将选走的少年运动员,从小似乎一直在阳光下生活,只是刚刚被组织告之这一消息,他才知道在大学当老师的父亲只是继父,并被鼓励不要背家庭包袱,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在等着他,他将是要为国家争光的金牌选手等等等等。我们住校女生被这两篇作文感动的热泪盈眶,觉得不必为另一位锦上添花,他已经是国家栋梁了。(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体育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肯定与家庭有关)可怜这位班长有这样的苦难,大家觉得应该给他写一封信,于是大家口述,我成了主笔,后来男女生都签了名,无非是抄袭了当时最时髦的语言,“重在表现,作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你的阶级兄弟姐妹。”之类废话,没想到感动得他热泪纷飞。

文革开始,家庭出身成了他的罪恶,我也被同学批评成“小资温情、划不请阶级路线。。。”加上学校高干子弟众多,自来红一片一片,我基本上自身难保,是一个几乎要被划出的“修正主义苗子,学校树立的白专典型。”,又是我老爸推迟出生几年的选择救了我,他四八年刚从大学毕业,兵荒马乱没找工作,定为职员,我才能当个不红不黑不温不火的逍遥派,你整不着我,成为奈何我不得的女红卫兵的眼中钉,学校老师校长心中的好少年。如果不是以下的不小心,一个不小心我爸爸要养家糊口而为旧政府工作了一年,一个不小心我爷爷十岁他父亲死了离开安徽乡村去南京投奔他当南京商会会长的堂哥,一个不小心我爷爷没把他发家后买的土地给了他乡下的妹妹,一个不小心日本人烧了我爷爷的房产店铺而促使他拖妻带子跑到乡下避难奶奶变成佛教徒,一个不小心爷爷奶奶想到财产会毁灭而教育跟随终身就供五个儿女上了中国的名牌大学,一个不小心我爷爷没把土地捐给他乡下的祠堂而变成开明地主,那我们的成分就会改变,我们家就得遭罪了。老毛一句语录“开明地主,还是开明士绅”可就救了我家两代人。

说到我们的讨论,我不同意他这样想,而且认为他太灰,要激励自己,跟上社会,忘记过去,我把心中的全部同情都给他讲出,力劝他别招惹政治是非,刚刚二十六七岁,他还是对我失望,认为我不是六五年的曹小莉了,那时多么地纯洁,多么地正义,现在变得软弱,失去锋芒,我真是哭笑不得,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当年也是人云亦云,懂得什么?“早岁哪知世事艰。”现在经过十二年的煎熬,想的就是弥补失去的青春,那有功夫去算别的帐。现在想起来我这位同学对社会的认知肯定比同代人深刻,但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余生还在付着惨烈的代价,因为他是刑满出狱犯,就如同强奸未遂犯、摘帽右派,没有土地、农村最穷最底层的人是地主成分一样地荒诞,经不起世界法律推敲,可是给了中国法律不给他正常公民待遇的理由。

我在一九九六年阔别十二年回京时,遇上全班同学,这是自上山下乡后全班籍欢迎我的机会第一次聚会,除了我一人正式上大学外,还有几个工农兵大学生,(万里表妹,妈妈是万丹如-全国最高法院院长,以及两三个高干和工人子女。)几个后来上夜校的,几乎全军覆没,境况都不好,如没有文革失学,我敢担保百分之百能上大学。百分九十以上的同学是各个小学大队长、中队长,品学兼优,百里挑一考来的。这位同学没联系到,在我要上飞机场的那天出发前,他打来电话说刚刚知道,非要来送行,但是来不及了,他的境遇仍是全班最差的,九十年代中四十多岁还没结婚。前几年听说他五十多岁时勉强娶了一个残疾人,抱上了孩子,穷得在北京呆不下去,去一个小县城生活了。这也是一位知青的遭遇,经常想起就很痛心,他的资质极高,长相也不差,在牢狱里没死就算万幸。

我看过的“蓝风筝”“活着”“假如我是真的”“走向共和”等电视电影,都让人觉得很真实,可是全被封了。

目前我还是在抓紧时间观看,把我带回青春岁月,一阵阵也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在最黑暗的时候,也有阳光灿烂的一瞬间,也有伟大人性的光辉,我就不时地遇上贵人在帮助我,老师、校长、老工人师傅、同事、朋友等等。中国社会具备着很多的正义和美德,在汹涌澎湃的恶浪浊流中自有一股清泉,但是是一种默默的助力,没有影片那样的理想化到不着边。

我具备一切在那个年代被批判的东西(偷偷自学、不合时务、不合群、不追求进步、不和积极分子谈心、清高自傲、爱漂亮、对着河水都能看自己的影子半天,乐此不疲,从不称那些不学无术的人为排长班长,能躲着不正面称呼就极力避免,客气而从心中疏远,不合群,罪状多多。)唯一使我没打成另类的原因就是我父母晚出生了几年,解放后才工作,家庭出身变成职员,别人想整我不得要领,我不是黑五类,从这也可看出多么不正常的社会,那些出身倒霉比我表现好的女孩动不动就受冷遇,遭陷害,而我最多就是不让入团不让上学而已。要是我父亲早生两年,为国民政府工作过,(不可能为其他政府工作吧,那时可是地下的呀)那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出身决定命运是那个年代不可否认的特色,由此引起的故事千奇百怪。

文革前受阶级路线影响被大学大门关在外面的知青何其多矣,他们的婚姻、职业遭到永久的限制、永久的伤害,只有遇罗克奋起申诉,最后惨烈被镇压,他的家庭成了“杀、关、管”,更是永世不得翻身。

我刚才写的一些东西突然被抹去了,可能我碰了一下,无时间再重复,不管怎样,这部影片能引起我们知青的回应,思考也罢,赞扬也罢,怒斥也罢,一分为二也罢,就是一件积极的事物。

对我辈来说,在中国谈论知青,路漫漫其修远矣,纵有文人志士上下而求索,如不能正本清源,清算老毛和共产罪行,还将永远地谈论下去,电视系列还将一部又一部,方兴未艾,心和笔和口都被半封,能有突破口吗。
                                                          

(三)          

对重大的社会议题,不疼不痒,一带而过.对阶级友爱给予煽情的渲染,激起观众的美好情感,对知青的苦难,适当地恰到好处地点评,再来些牺牲流血的镜头以示公允,梁晓声就这样声称对一千七百万的上山下乡青年遭遇作了全面的高度的总结.他要是谦虚地讲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生活经验,也就没有这么多人来求全责备了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梁当了几年知青,后来一帆风顺,志得意满,青年才俊,名利双收.他能深刻地表现出这场灾难吗?我大大怀疑.

并不是一定要受过最深的苦难才能深刻地刻画那一场革命.重要的是作者是否把自己的立场转到大多数知青的立场上,反映出大多数人的得失.

电视里讲东北兵团一去就是四十元一个月,那真是很有吸引力,我好像不知道有这种待遇.我七一年秋天离开内蒙军垦时正是林彪坠机之后,一两年后据说人心涣散,军垦变成农场。男女生各自找出路,纷纷恋爱,有的人饥不择食,匆匆订下终身,造成以后的遗憾。

只要想一下,大部分人去时是十六岁的年龄,没有书本的熏陶,没有知识的武装,没有父母的监督,没有师长的教导,被训练得唯命是从,几年后突然解散军垦,变成谁也不管的松散农场,有门路的人早走了,走后门参军、上大学、回城,剩下来的青年,遭受这么巨大的落差,少男少女在一起同甘共苦七八年,现在到了二十几岁老大不小前途无望的惨淡年华,一些人朝夕相处,耳鬓厮磨,能不产生感情吗?这是情感上的相互慰籍,这是异性的天然吸引,很难说是真正的成熟的爱情。难怪在以后的社会变动下,有些婚姻产生触礁,造成很多悲剧。

我手上有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单亲女性独白》,全是女知青的婚姻悲剧,有我所在中学的好几位女生婚姻失败的惨痛故事。

上山下乡不仅仅是把中学生抛到生活最底层去磨难,而且摧毁了知青求知的机会和欲望,使文明倒退,让大部分人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走进婚姻,为以后的回城、住房、就业而继续苦斗,改变了两代人的生命轨迹。

我曾经写过一句话,“让青春无悔的论调见鬼去吧!”有朋友坚决不同意,认为我不该这样说,他有他的一千个理由,我相信他是善意的,也真诚地认为他有许多理由不会和我有共同见解,但我不会改变初衷,我们这一代人的健记,而不是健忘,会给后来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一个个粉饰的银幕上响彻着主旋律的故事。

记得我们在三年前第一次温哥华知青见面聚会时,我请来了多年的文友、专门研究知青文学和历史的梁丽芳教授来参加。后来在本那比图书馆她也兴致勃勃地来参加聚会。她在会后告诉我,有些人很奇怪,高谈“青春无悔”“没有这样的锻炼,就没有我后来的励志人生。”对此表态梁丽芳教授很不以为然,她说“这些话真可笑可悲。受过残害的犹太人能说集中营使我受到身心的锻炼,体能的煎熬,吃过那样的苦,受过那样的煎熬,我一辈子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我们军垦前三年没有工资,第一年是六元,军衣服装全部供给,从里到外,包括军大衣一件。第二年是八块,我没有度过第三年,不知道多少。

在六九年战备期间,内蒙军垦规定家中就是死了人,也不许回家探亲。除了那几个月的紧张特殊时期,三年中允许一次探亲假,好像是十天,也许是半个月,记不清了。我们每日的劳动强度比农民还累,连续作业,不让休息。连长是乡下长大,现役军人,半文盲,习惯了劳作,赶不上他的水平就是城里的娇生惯养的“资产阶级”,他毫不怜惜。不把你们折腾出吐血,就不算劳动改造,事实上,烧砖打坯的年龄小的男知青吐血的很多,一句“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就堵了任何人的口。

我们的前身是劳改农场,他已经习惯了那套操作,我们去的时候常常见到一批穿黑衣服的劳改犯,远远地劳动,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片死寂。后来中苏边境紧张,据说怕他们里应外合,给调走了,到更偏远的无人地带。我们真是太小了,对历史一无所知,劳改犯简直是地狱里的人,好像连想都没想,他们为什么是劳改犯,他们有家人吗?

值得指出的是,当初被批准去内蒙兵团的人据说是参军标准,每个班没选上几个,很多人不合格的包括大批黑帮高干子女,(人家父母时来运转,马上就是特殊群体)只能去东北兵团,然后是农村插队,最后是回乡自讨出路。我们不胜荣幸地跑去受了大罪,后来和东北兵团的人一聊,大呼上当,他们的自由度比我们要高很多。有文献报告,内蒙军垦的极左政策是全国兵团第一,无以伦比。而且像我这样出身职员的,要在东北兵团或农村,就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了,在内蒙,简直就是最下等的了,要不是入乡随俗,不怕吃苦,差点伤残才评成五好战士,要是稍微娇气一点,肯定批成小资产阶级小姐。

唯一一点是没有饿肚子,但他们可以让人吃十天的忆苦饭,美其名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有一战士私下讲“不折腾你们,让你们舒舒服服,这是搞革命吗?”就遭来大会批,小会斗。

然后一九七一年我回北京工厂,从十六元开始学徒,三年后一级工,三十六元,然后转正二级工四十二元,直到上大学四年,带着这份工资。后来大学毕业,四十六元转成五十六元。

一九八四年我一到蒙特利尔,两天作了一份翻译,挣了二百加币,马上向北京父母报喜。同年秋天,在UBC,亚洲系系主任介绍一位美国教授给我,他需要紧急翻译他的国际海洋仲裁法,给了我厚厚一叠文件,限期一周,我简直是玩命,字典也没有,在图书馆里奋斗,阿冠帮我解释,终于一周内交上译文,得了九百五十加币,(如果有政府的专业机构来接受,这是两千加币的活儿,他们付给我的是大学研究生的廉价费用))你们可以想象我的兴奋,虽然是从英语译成中文,但是法律文字没有一点误解空间。美国教授在中国参加了国际会议,我的翻译得到会议肯定,他特地打来电话感谢,后来又介绍了几笔翻译,但这一次是在最短时间内的最大收益,终身难忘。

这在二十八年前,对我是一笔天文数字。今日看来,不过尔尔,刷墙的韩兄两三天一拼命也出来了,JIM兄卖一栋房子,几倍这个收入。

但人生永远活在当下,活在那一时,这一刻,远隔时空,不可比拟,无论是金钱、地位还是荣辱。

忆苦思甜,真是喜洋洋,步步高,心中顿时响起那动听的广东音乐。

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诸位,我们哪一位没受过此劳苦?

俱往矣,看幸福人生,还在今朝。

                                                              2012-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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