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青【连载一】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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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知青【连载一】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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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知青【小说连载一】 引子：我们回来了 2008年的春天。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熊广青和郭小刚、张长胜一起回到了云南西双版纳。 熊广青已经退休了。从云南农场回到上海后，他顶替退休的母亲进了一家纺织厂工作。一切从头开始，他从一名机修工人干起，当上了工段长，一直到当上生产厂长。可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初期，产业结构大调整，纺织企业首当其冲。熊广青所在地那个工厂倒闭，全部下岗或者转岗。熊广青转岗被安排到街道，当起了街道干部负责专门安排下岗工人的事情，一直干到去年退休为止。回到上海以后，熊广青与一起回城的王丽结婚，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王丽现在是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大医院的主治医生，工作很忙。熊广青到街道工作，每天按部就班上下班，生活很有规律。王丽就把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了熊广青。他们的儿子很争气，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明年就要毕业了。 这次熊广青他们一起回云南农场是沈贵和童来娣的儿子宝宝再三要求的。宝宝现在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多次来云南采访，对于自己出生的地方，他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自从父母在一场大火死去后，在知青们的关照下，宝宝随自己的爷爷奶奶回到了上海。宝宝记得，在爸爸妈妈的同事最终回到上海后，一起来到他们家里。他们围着爸爸妈妈的遗像一个个号啕大哭。宝宝从来没有看见过男子汉们这样的恸哭失声，青春艰难岁月里互相依偎的情感是深入骨髓的。那天，奶奶的银发在秋风中飘荡，老泪纵横，她望着这些痛哭的孩子们，呆呆痴痴地一遍遍说着：“沈贵从云南来信总说，我们想回家，我们想回家……” 宝宝是在知青们的关心下长大的。这个在云南西双版纳草堆里出生的孩子，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叔叔阿姨不停地把钱寄到家里供他读书。逢年过节的时候，熊广青、张长胜、郭小刚他们会到家里陪伴自己，和爷爷奶奶说说话。宝宝考上大学后读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是在报社当领导的张长胜叔叔推荐，当上了一名记者。 张长胜从云南回来以后，被街道安排到里弄生产组工作。凭着自己的天赋，他先是考上了业余大学，读新闻专业。然后在上海新闻媒体的联合招聘时，他考上了记者。录用的时候，报社的领导还专门对他说，你们上山下乡当过知青的人确实不一样，写的东西有深度，到农村锻炼过就是不一样。张长胜从一名普通的记者干起，现在已经是报社的副总编了。宝宝进到报社工作后，张长胜把采访云南的工作交给宝宝。那天，张长胜一脸严肃地对宝宝说：“孩子，记住，那里是生你养你的地方，那里有你的父母！不要忘记你是知青的后代啊。” 郭小刚与熊广青和张长胜不同，他回到上海以后顶替进厂。没有多久就辞职不干了。他嫌工厂里的纪律约束太多，还不如在农场自由。加上工资低奖金少，没有太多的意思。郭小刚和几位朋友跑到福建的石狮，做起服装的生意。几年以后，他打道回府，在上海的七浦路服装市场办起了自己的公司，开起了自己的门店，专门做起服装的生意。财富积累多了，郭小刚涉足房地产业。现在，郭小刚已经是一个拥有上千万资产的老板了。这次回云南农场，郭小刚坚持一切的费用都由他开支。熊广青和张长胜开始不肯，但是经不住郭小刚的软磨硬施，只好让他破费了。 在熊广青他们没有来云南农场前，宝宝利用采访的机会专门跑到自己父母的坟上。 群山环抱中，一条小溪缓缓地流淌着。父母的坟在一棵参天的大榕树旁，坟头前矗立的墓碑上写着：“上海知青沈贵、童来娣之墓”。对于父母，宝宝有点印象。他记得那天是一场大火吞没了他们的身影。宝宝是在阿珍阿姨的床上听到这个消息的。可能是大人们怕自己看见父母被烧焦的尸体后留下心灵的创伤，一直没有让宝宝最后看一眼自己的爸爸和妈妈。现在只有这棵参天的大树陪伴着两位亲人，宝宝在坟头上久久不愿离去。还是陪他去墓地的阿春再三拉起长跪在地上的宝宝回到连队。 离开连队的时候，宝宝特意到阿春家里去了一次。阿春是知青的孩子。他的母亲是一位重庆来的知青，他的父亲是一位退伍军人叫莫二。莫二在前年生了癌症死了，留下阿春和母亲。农场现在搞承包了，阿春见家里没人干活了，就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回来帮着母亲一起割橡胶。 阿春的家住在一间陈旧的砖瓦房里，一共是两间平房。家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阿春母亲的床是用竹子搭起的，床边是一个断了脚的床头柜。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阿春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没有上过油漆的写字台，据阿春说这是知青们走的时候送给他们的，至今也有30年了。桌上摆放着一排整整齐齐的书刊，看得出阿春还是很喜欢读书的。 阿春的母亲是当年从重庆来的知青。当她扛着锄头回来时，宝宝这么也不相信她曾经是一位知识青年。满头的白发下布满了皱纹，那一道道皱纹像刀刻过一样深深地扎在脸上。一张口露出几口摇摇欲坠的牙子，一口略带四川口音的云南话在告诉宝宝，她已经融入到农场的生活里。 “欢迎欢迎，你是沈贵的儿子吧。”阿春的母亲苏双碧微笑地对宝宝说：“唉，你爹你娘当年多好呀，可惜喽，可惜喽！要是今天活着，看见你这么一个小子会有多高兴啊。来，快坐，快坐。” 阿春告诉母亲，宝宝去过他父母的墓地。他是特意来看望你的。 苏双碧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说：“唉，都走了，就我们几个还在这里。想想哪个时候，苦是苦的，可我们知青都在啊，心里好像有个依靠。现在，我们几个留下来的知青算啥子呦，没人再来关心我们了。都走了，都走了，我们只好在这里到死为止喽。” 宝宝听了以后心里很难过，他不停地安慰着阿春的母亲，并且告诉他，上海知青熊广青和郭小刚、张长胜他们最近会来农场看望你们的。 苏双碧一听高兴地拍起手来，脸上露出一丝丝笑容。她说：“30年喽，想他们呀。我们都老了，见一次少一次喽。好，好！啥子时候来呀？”宝宝告诉她，这次回去以后，他会把这里的情况告诉熊广青他们。下个月他们就会来这里看看大家的。 今天，熊广青和郭小刚、张长胜终于踏上了久违的红土地。 站在这片土地上，“秀才”张长胜有感而发----- 又踏上了红土地， 又踏上了红土地， 他们一下车就一路匆匆直奔知青公墓。 公墓的正门是一个气势宏伟的广场，两侧种着一片松树，黑压压地十分威严。进入墓地后，一排排坟墓整齐排列。坟墓的四周长满了荆棘野草。每一个坟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石碑，上面刻着死者的名字。一阵凉风吹来，打动着坟头的荒草，油然而生起一阵凄凉之意。 熊广青、郭小刚、张长胜在宝宝的陪同下来到沈贵、童来娣、华国龙、李素琴、阿珍的坟墓前。 “终于来看你们了！”熊广青哽咽着：“30年了，我们回家了，你们却长眠在这里。” 郭小刚一一念着他们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李素琴，我们的领导，你那个时候怎么这样傻呢，非要赶着回连队，何必呢？阿珍，宝强让我为你烧枝香，他来不了，过得不好，他天天在想你啊；华国龙，你小子潇洒地走了，你可知道，你的父母得知你的消息后都病倒了；沈贵、来娣，你们安息吧，你们的宝宝是我们大家的儿子，小家伙很有出息，现在当上记者了，这你们可要谢谢长胜啊。好了，来看看你们，想你们啊！放心，我们都很好的。” 张长胜一边在每一位知青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一边说：“大家都记得你们，这辈子是不会忘记你们了。好了，我来念一段知青朋友写的诗歌吧，算是对你们的怀念！” 我匆匆地走了， 三个人默默地站立在墓前。 宝宝和阿春来到墓地，接熊广青他们回连队。熊广青见到阿春时说：“快，去看看你的妈妈。” 苏双碧已经站在连队的大路口，她在盼望自己年轻时的知青伙伴。等了30年了，马上就要见面了，心里像沸水般剧烈地翻腾着。从山上转弯下来的一条小路上，熊广青、张长胜和郭小刚的身影出现了。苏双碧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她呆呆地站在那里，激动得手都在发抖，心里涌起了千言万语，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熊广青一个箭步冲了过来，紧紧地拥抱着苏双碧，两个人热泪盈眶。张长胜和郭小刚也跑了过来，四个人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宝宝和阿春站在一旁眼里包含着泪水，注视着这四位激动的老知青。 “也是回家啊！”熊广青对苏双碧说：“回到第二个故乡了，这是我们难以割舍的情结，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啊！” 望着熊广青额头上的白发，苏双碧说：“我们都老了，老了。” 郭小刚说：“双碧，你还好吧。当年，我们回家了，你留下了。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我看见你在流泪，在哭泣。我们心里真的很难过。” 张长胜问道：“‘挖大穴’呢？” 苏双碧告诉大家，“挖大穴”已经死了。在知青走了以后，连队里只留下她和“挖大穴”两个知青。老场长黄明很照顾他们。让“挖大穴”调到场部看看水闸。有一段时间，“挖大穴”清醒的时候，会一个人偷偷地流泪。一次发病的时候，场部就不让他看水闸，生怕出事情。可“挖大穴”偷偷地跑到水闸上跳了下去。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后来是苏双碧和老公莫二帮着埋葬了“挖大穴”。 听到这里，大家都很难过。郭小刚说：“都是上山下乡造的孽啊！” 苏双碧问：“宝强和长弘他们怎么没有回来？” 熊广青告诉她，阿珍的死对宝强打击太大了，回到上海以后，宝强顶替他的父亲进了工厂。一直到今天，宝强没有结婚。去年，他小中风后就一直在家里休息。我们劝了他多次，叫他成个家，可宝强就是不听。每年阿珍的忌日，宝强都会专门请假在家里为阿珍烧烧香。 张长胜告诉苏双碧，长弘和娟娟回到上海以后，都在街道的生产组工作。娟娟时好时坏的，经常发病。张长弘倾其所有为娟娟治病。一直到女儿出生以后，娟娟的病居然好了。但是他们的生活过得艰难，两个人都下岗回家了。现在他们的女儿还在读高中，家里经济上的开销很大。好在有我们大家经常接济一下，日子还算过的去吧。 郭小刚感慨地说，都是这个该死的上山下乡。我看毛主席在天之灵不会安宁。 “你们放心，只要我能够走的动，每年清明我都会代表大家到素琴和阿珍他们的坟地上去。你们回家了，几千里的路来一趟多么不容易啊。就由我来代表大家扫扫墓吧。”苏双碧说：“我也老了，眼睛花了，看不清东西。现在橡胶林都承包了，我实在是干不动了。苦了阿春，不读书来帮我管林地割橡胶，没有办法啊，只好这样了。好了，不说了，难得有今天，我还能看见你们，你们还没有忘记我啊。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走，到家里去。今天，谁也不许走，我们好好摆摆龙门阵。熊大哥，比起素琴和阿珍他们，我和你们还能有今天的相聚，我今生无悔了！” 四个人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了，思绪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岁月里……。
“今天干什么？”李素琴问自己。 一大早，父亲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上班去了，临走的时候关照她：“你好好在家休息休息，不要到处乱跑。接连几天发着烧，自己也不知道休息。唉，这么大的姑娘啥也不懂。”李素琴的母亲在里弄生产组工作。最近，生产组开始实行奖金制度，大家都争着多干一些活，好多挣点钱。下班的时间到了大家都自觉地加班。母亲离开家的时候也关照李素琴：“你的寒热还没有退，在家里多休息一下。明天我休息，再带你去医院看看。”李素琴的家住在上海石库门房子里。她的家是在二楼西厢房。狭长的厢房里只有前半间晒得到太阳。早晨，太阳升起后暖洋洋地照射进来。李素琴斜躺在一张破旧的躺椅上，看着大衣橱前的大镜子，她发现自己的圆脸已经变成了瓜子脸。细细的眼睛四周围绕着青青的黑圈，眼窝凹陷下去使本来就高高的鼻梁更加挺拔。干裂的嘴唇淡淡的没有血色。秋天快过去了，一丝丝寒意悄悄地逼来，李素琴不由地哆嗦了一下。 从云南的农场探亲回到家里以后，李素琴一直有点热度。她去了一趟地段医院，医生说好像是感冒了，开了一些药嘱咐她过一周再来看看。在她离开门诊室的时候，一位手持扫把的老人站在一旁，见医生正接待另一位病人的时候便悄悄地对李素琴说，你可能是病毒性的心肌炎，还是到大医院去看看。李素琴将信将疑地注视着这位老人，不知该说什么。一个探亲假总共只有45天。从上海到昆明火车要走3天，然后再乘长途汽车要5天。在路上一切顺利一个来回也要16天。留在家里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李素琴回到上海以后，就一直生病。这热度时来时去，没一个准绳，浑身上下感觉懒洋洋的。 李素琴的脑子里还是农场的那些事情。她不知道该怎样来打发今天的日子。到云南的农场将近8年了，可以说是在风风火火里过来的。记得70年代第一年的春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又开始了。李素琴小学毕业是在1966年的夏天，正巧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里都在搞运动，校长被戴了高帽子批斗，老师们有的忙着“造反”，有的也被打到了。没有人再来管李素琴他们。天天在家里闲逛，好不容易被分到中学。中学里也一样，大哥哥大姐姐还留在学校里，李素琴他们连上课的地方都没有。毛主席派了工宣队进驻学校，李素琴他们就到工厂去学工。学工结束后又到郊区农村去学农，回来后就算是中学的毕业生，统统去农村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叫“一片红”。李素琴他们在中学连个课堂也没有进过。说这些人的文化水平吧，只能是个小学毕业的中学生。同班的同学张长胜戏称自己是“小学本科毕业生”。 学校动员后，李素琴的母亲哭哭啼啼不愿意让她去云南，叫她到浙江宁波投亲插队。这样可以离上海近一点，家乡的亲戚还可以照顾照顾。没想到李素琴就是不肯，坚决报名去云南的军垦兵团。学校动员的时候，工宣队和老师都说到云南建设兵团是当解放军。从云南来学校接人的是一个现役军人，老师介绍这是一位连长。连长专门为大家做了一个动员报告。这下大家都争着要去云南建设兵团当解放军。更为诱人的是到云南建设兵团每个月还有28元钱。这对于李素琴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家里靠父母的工资开销，要养活爷爷和奶奶，李素琴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这样一大家子只有60多元的收入，日子过得很紧巴巴的。如果自己去了云南，每月可以多28元了。不但自己可以不吃父母的，还可以接济接济家里。 一路颠簸，走了8天的路程到达连队。 这是一个还在建设中的连队。李素琴他们到的时候，一些老工人正在山沟里的一块平地上搭建茅草房。云南建设兵团一共有四个师十八个团。李素琴所在的是十八团十营八连。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序列里，他们是最后一个连队，是一个新建的连队。迎接知青的连队支部书记、指导员肖大宝对大家说，我们是最后的连队，也是一个从头开始建设的连队。条件是艰苦一些，但是对于你们年青人来说，这是最好的锻炼机会。 从离开上海的时候，李素琴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干出样子来。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干，不让爸爸妈妈操心。李素琴是连队里唯一的女知青和男知青们一起上山砍坝。他们在莽莽的原始森林里抡起斧子伐大树，挥起砍刀砍竹子，高举铁锤打炮眼、炸石头。一棵棵红椿树、香樟树、墨樟树、冬瓜树、铁栗树、大青树、柚树在他们的手中倒下。大家对李素琴都刮目相看，纷纷翘起大拇指赞扬。砍坝结束后，然后再由太阳晒几个月，把砍倒的大树、草木晒透，然后再由太阳晒几个月。等到这些树木草木都被晒干了，放上一把火将它们烧掉。在一片冲天火海后剩下的是一座漆黑的山，然后就开始挖梯田。上山挖梯田时，李素琴敢和男知青们叫板。一天不挖它十个橡胶穴位不下山。一个“铁姑娘”的形象在农场里出现了。没过多久，李素琴入团了，后来很快就入党了。领导上考虑到李素琴所在地连队大多数是知青，有意在他们中间提拔一位连队干部。以在知青当中的威信和人缘来说，非熊广青莫属。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农场选择了李素琴。现在李素琴是连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她的口头禅是：“我是党员，我要带头。”在一起去云南的知青当中，李素琴是职务最高的。为此父母在家里感到很自豪。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会在李素琴的父母面前夸奖她。同去云南的知青原来都是一个学校的，大家又都住在一条里弄里。于是家长们见李素琴回来探亲，都会来到她家里。一来是当着李素琴父母的面夸夸李素琴，二来是请李素琴回去后照顾照顾自己的孩子。毕竟人家现在是领导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家都是知青，又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邻居。每当这个时候，李素琴的父母就有一种喜悦的自豪感。而李素琴呢，则会摆出一副严肃地面孔对这些前来拜访的同学家长讲知青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讲大家在农场得到的锻炼。至于家长们拜托的事情，李素琴从来就没有答应过。只是回答知道了。 这次李素琴回上海探亲离开农场的时候，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有一个上海知青叫丁惠民，他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李素琴没有去看这封信。连队里的知青们都在悄悄地议论这件事情，但是一看见李素琴大家就把话题转移到别的地方。李素琴知道这是大家有意在回避自己，因为自己是连队的干部。难怪肖大宝在她走的时候特意关照，知青当中许多人的情绪很不稳定，你回去以后要做做知青家长的思想工作，叫他们关照自己的孩子，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肖大宝告诉李素琴，农场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了三条指示：1、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丁惠民的信在这个时候出现与境外国民党残匪的蠢蠢欲动有关。2、不许传抄丁惠民的信，已经抄的必须将抄件上交。3、各生产队党支部要抓紧对青年的管理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对于农场党委的这三点指示，肖大宝在连队的大会上进行了传达。他本以为这下知青们可以不再谈论这件事情了。但是事与愿违，连队里的知青们议论的劲头越来越大。大会结束以后，上海知青熊广青特意找到肖大宝对他说，党委的三点指示是在胡说八道！ 熊广青问肖大宝：“丁惠民的信怎么是与境外的国民党残匪有联系，这不是乱扣帽子吗？”肖大宝反驳道：“我们看问题要有阶级斗争的眼光嘛。”熊广青讽刺说：“你就是知道阶级斗争，除了这个，你还知道什么？肖书记，不知道你知道吗，宪法上都写着，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抄丁惠民的一封信有什么错？”肖大宝被问的哑口无言。他用手抓抓头皮，点燃一根香烟猛吸了一口说：“熊广青，你不要狂。你的老账还没有算清楚，不要带头在知青里煽风点火。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党委的决议，不许抄就是不许抄。”熊广青一点也不害怕，他提高了嗓门说：“老账，哼，是要算的，只不过是时间不到。你就等着瞧，你这个支部书记也有许多的帐要算的。你这个支部书记就是靠阶级斗争、靠运动混上来的，大家心里都很明白。看看你这个人，连一点基本的常识也不懂，我真的为你感到可怜。难道知青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信的权利也没有了？再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再搞老一套的阶级斗争是不管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知青上山下乡的实践究竟是好是坏已经清清楚楚了，用不着我们大家多说。你们可以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我们的老家是在上海、在重庆、在昆明、在北京，不是在西双版纳。”熊广青的这一番话博得了在场的知青们的叫好。李素琴心里明白，在这个连队只有熊广青有这个胆量可以和肖大宝叫板。肖大宝也只有对熊广青礼让三分。对于熊广青的挑战，肖大宝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无奈地说：“这是你们的权利。”熊广青依旧不依不饶地说：“你不想想，为什么这样的一封信会在我们知青中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憋了许久，总要爆发的。知青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决策，可是到了下面，你们是怎样在贯彻的？就说我们连队，在你的管理下，我们是在接受再教育吗？不是！总有一天，这些帐是要算的。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统统报销！陈毅老总的话会得到印证的。肖支书，你就等着吧！”肖大宝不买账：“这就从反面说明，我们要加强教育。丁惠民的信里面是污蔑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他利用青年不安心边疆，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坏思想，煽动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没等肖大宝说完，熊广青带领着一大帮知青在一片哄堂大笑中扬长而去，会场里只留下肖大宝和李素琴两个人。 “看见了吧，小李，这就是阶级斗争在我们连队的反映。那个小狗子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据说是到景洪找那个丁惠民去了。还有张长胜，本身思想就很反动，最近一直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老是与熊广青嘀嘀咕咕的，我估计这些人在想闹事。熊广青自从来到连队以后，反对军代表，农场领导一直要求我们要注意这个人的动向。”肖大宝说到这里，发现自己把熊广青讲的过头一些了。他隐隐约约听到李素琴对于熊广青很有好感。对于自己这个助手，还是以团结为主。于是肖大宝把话题一转：“你也是知青，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别看他们这几天闹得欢，到时间哭都来不及。不信，等着瞧。”李素琴离开连队的时候，张长胜正好要到场部去，他就帮着李素琴拎着行李边走边聊着。李素琴清楚地记得张长胜的一句话：“风雨欲来。”这四个字一直在李素琴的心里敲打着。是啊，风要来了，雨要下了，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要来了。
李素琴离开农场的时候，肖大宝特意关照她要去找找宝强，要他回来接受处理。如果不回农场，以后要加倍处罚。 李素琴回到上海家里的第二天，宝强的母亲来到李素琴的家里。宝强的母亲是与李素琴的母亲在一个生产组工作的，由于两家的子女都去了云南的农场，两位母亲就像小姐们一样，谈话的主题自然都是孩子们在农场的事情。宝强的母亲一到家里，李素琴的母亲立刻又是让座又是递茶。李素琴则板着脸冷冷地看着她们一言不发。 宝强的母亲对李素琴说：“素琴啊，宝强的事情要求求你了。这个小囡不懂事体，现在闯祸了。唉，还不晓得阿珍现在怎样了。真是急煞人了。”说着说着，宝强的母亲哭了起来。 坐在一旁的李素琴的母亲说：“素琴啊，你能帮帮忙就帮帮忙呀，都是邻居。我是从小看着宝强长大的。小囡人不坏的，上了年纪了，有点错，改了就算了。”“是啊，是啊。”宝强的母亲应声道。“实在不行，就叫他们把小囡生下来，我来养。我也可以做阿娘（上海话：奶奶）了。唉，我家的老头子死不肯来认错，还说是人家阿珍勾引宝强。我知道这件事情是阿拉宝强不好，这个小囡就是不听闲话，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事，早晚要吃亏的呀。还是你们素琴好，多么争气，当干部了。素琴娘，侬福气好啊。”两位母亲唠唠叨叨说着。李素琴的脑海里呈现出阿珍的影子。唉，这个阿珍就是不听我的话。到了农场以后，我劝过阿珍多少次，不要早早地就谈朋友。可阿珍就是不听，非要与宝强谈。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一对结婚的夫妻，除了没有睡在一起，天天一起上山，一起吃饭，像啥个样子，最后还是出事情了。 李素琴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大家都到场部看电影的时候，宝强和阿珍偷偷溜到宿舍里睡在一起，结果被肖大宝抓了一个现行。想起来也难为情。 那天，当大家从场部看电影回到连队的时候，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操场中央的篮球架下，宝强和阿珍竟一丝不挂，被一根绳子背靠背捆在球架柱子上。昏暗的灯光照射着宝强愤怒无奈的脸庞。他面对着陆续回来的人们怒骂道，我操你肖大宝十八代的祖宗！阿珍脸色苍白，披头散发低着头，人几乎瘫倒在地。浑身洁白的皮肤在灯光下更加显得苍白。两颗尖尖的乳房被绳子捆绑着凸显得更加坚挺。阿珍紧闭着眼睛，任由人们好奇的目光在她的身体上游动。 肖大宝站在宝强和阿珍的边上，对着所有围拢过来的人骂骂咧咧地宣布他们的罪证：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违反农场的纪律，私自幽会，干了那见不得人的丑事。 站在一旁的民兵排长莫二是和肖大宝一起抓宝强和阿珍的，他乘机在阿珍的乳房上捏了一把。阿珍“啊”的一声叫唤激起了熊广青和小狗子的愤怒。熊广青冲了上去，给了莫二一个耳光。小狗子用手指着肖大宝说：“你这个老流氓，格老子打死你！”说着就要挥拳打肖大宝。幸亏李素琴动作快，一把拦住了小狗子说：“好了，大家都回去吧，我来处理！”李素琴连忙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阿珍的身上。熊广青和小狗子为宝强和阿珍解开绳子，搀扶着他们朝宿舍走去。 肖大宝急了，冲着李素琴说：“你要包庇坏人啊，成何体统！老子非要好好处理着两个混蛋。熊广青、小狗子你们不要狂，有你们好果子吃的。”那个莫二捂着脸对熊广青吼道：“小子，你等着，看老子怎样收拾你。”一场风波平息了。 李素琴找宝强和阿珍谈话，叫他们写检讨。肖大宝一定要处理宝强。他把这件事情汇报到场部的保卫科，扬言不处理宝强，他这个支部书记不干了。肖大宝下令把宝强关了起来，派莫二带人24小时看管着宝强。宝强死活不肯认错，为此还被肖大宝打了几次。直到今天，李素琴还是没有搞明白，宝强是怎样悄悄地逃离连队回到了上海。 李素琴探亲回来的第一天就去找过宝强。宝强见她来了以后，恶狠狠地冲了她一句：“你来哭丧啊！我还没死呢。”李素琴不计较，自己是党员，又是宝强的领导。她对宝强说：“你要回农场去。一个大男人，把自己的女朋友丢在那里，你还是不是人啊！”宝强听到李素琴说这样的话，低下头不吭声了。是啊，阿珍现在怎样了，这是宝强一直牵挂的事情。写了几封信都没有回应。阿珍来过信，说自己很好不要牵挂。宝强估计自己的信一定是让肖大宝扣住了。 “行了，这次和我一起回去吧。”李素琴说。 “回去？”宝强瞪着惊奇的眼睛看着李素琴：“你叫我回去，是想让肖大宝把我整死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年来，肖大宝害死了几个知青？我才不会像小狗子那样傻，自己送上门去。这个坏蛋，不得好死。我才不去！再说，现在知青开始造反了，你知道吗。哼，我回去，就要找这个肖大宝算账！要回去，你自己回去。”“宝强，我是党员，我要带头。你可不能胡来啊，千万不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啊。”李素琴耐心地劝着宝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事物。这是不能否定的。我来的时候，领导上再三关照，我们在这样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坚决扎根边疆农场，……”没等李素琴说完，宝强打断了她的话：“领导，领导，你干脆说是肖大宝这个大流氓说的话。素琴，你不要再死抱着这些陈词滥调来教育我们了。大家都是知青，我劝你到人民广场去看看。许多人都在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上山下乡，都是毛老头胡搞的。”李素琴一惊，连忙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毛主席的！”“说了，说了又怎样？”宝强不服气地说：“我看广场上一句话最对：邓小平是我们心中的月亮！现在就靠他了。你不知道吧，中央已经在开知青工作会议了，反正是要解决我们知青的问题了。我要等到确切的消息后再看是不是回农场。”话不投机半句多。李素琴和宝强不欢而散。回家的路上，李素琴自己也在纳闷，原来自己在这些同学面前是说一不二的。大小自己也是他们的领导。自从丁惠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以后，好像自己说话不灵了。大家开始纷纷议论，都很赞成这封信里讲的事情。连队里最起劲的是那个重庆知青小狗子，还有上海知青熊广青。他们把这封信抄成大字报贴在农场的场部，引来了各个连队的知青们。肖大宝暗地里要求李素琴去把小狗子和熊广青贴的的大字报扯下来。李素琴头一次违背了肖大宝的意愿，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为此肖大宝生气地说，你还是不是一个党员？李素琴很为难，一方面肖大宝在威胁自己，要她去阻止知青们的造反，另外她又明显感觉到大家对自己的冷淡。知青们整天围着小狗子和熊广青议论纷纷，只要李素琴一出现，大家就转移话题，有意回避着自己。正好，自己回上海探亲的时间到了，李素琴干脆请假回上海了。开始，肖大宝不同意，说是在关键的时刻怎么能当“逃兵”呢。李素琴也火了，说自己身体不好想回去看看。无奈之下，肖大宝只好准许李素琴回家。 宝强的母亲还在唠唠叨叨地说着，李素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宝强说人民广场的事情，李素琴在家里听自己的弟弟说起过。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李素琴也想去人民广场看个究竟。
宝强其实对李素琴一直存有感激之情。 刚到农场的时候，宝强得了疟疾，当地的人叫“打摆子”。宝强一会儿高烧不退，一会儿又浑身冷的发抖。是李素琴叫上一帮子知青把他抬到场部的医院救治。李素琴和阿珍整整陪了他三天三夜，宝强才醒了过来。以后，李素琴当上了干部，对于宝强一直还是很照顾的。一来是同学加邻居，二来母亲都是一个生产组的同事。在宝强和阿珍谈恋爱的时候，李素琴也劝过他们。肖大宝几次要找茬，都是李素琴给挡住了。李素琴明白，肖大宝有点不安好心。说是批评宝强和阿珍什么“资产阶级的情调”，什么“生活作风问题”，其实他是对阿珍垂涎三尺。在知青当中，阿珍长得漂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加上一对迷人的小酒窝，苗条的身材，使得知青们常拿宝强开玩笑，说宝强是蛤蟆吃上了天鹅肉。阿珍曾多次告诉李素琴，这个肖大宝经常在上山干活的时候，寻找各种理由帮阿珍干活，趁机对阿珍动手动脚的。有一次还抱着阿珍亲嘴，吓得阿珍大叫起来，结果被赶来的李素琴看见。肖大宝却若无其事地哼着小调走了。这些事情阿珍从来就不敢告诉宝强，生怕宝强知道以后会去找肖大宝的麻烦，惹出一些事情来。一直到阿珍和宝强被肖大宝抓住以后，肖大宝企图严厉处罚宝强的时候，阿珍才把这些事情告诉给宝强。宝强气的两眼冒火，但是又很无奈。那时，自己被肖大宝以“违反纪律，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关押起来。李素琴多次找肖大宝说情，还暗暗警告过肖大宝，要是对宝强胡来，她就要到农场党委去告发他。肖大宝才有所收敛，只是把宝强关起来，每天派人押着宝强劳动。阿珍受了惊吓，是李素琴把阿珍接到自己的宿舍里一起住，也有个照应。对此，宝强是很感激的。 宝强在熊广青和小狗子的掩护下逃回上海的。临走的前夜，宝强专门给李素琴写了一封信，感谢她对阿珍的照顾。信里暗示了自己要逃走的意思。李素琴看了以后就把信烧掉了。李素琴回来探亲的时候告诉宝强，阿珍好像是怀孕了，经常呕吐，人也无精打彩的。宝强为此很着急。想回去吧，生怕肖大宝的打击；不回去吧，阿珍在那里谁来照顾？宝强的父母知道以后，都劝宝强就把孩子生下来。叫阿珍回来结婚。宝强得知是肖大宝坚决不批阿珍回上海。天高皇帝远，宝强一点办法也没有。宝强的母亲来求李素琴回去以后帮帮忙，让阿珍回来。李素琴答应试试看。 宝强除了关心阿珍的事情以外，还关注着农场发生的事情。在回到上海以后，他收到熊广青的来信，得知了一个叫丁惠民的上海知青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据说是讲了许多知青在上山下乡的事情。这封信在知青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熊广青在来信里告诉宝强，大家都赞成这封信里的观点，在场部写了声援丁惠民的大字报。那么，丁惠民的信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宝强急切地想知道这一切。就在宝强焦急不安的时候，熊广青把丁惠民的信寄来了。 敬爱的邓小平副总理： 回顾以往的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说敢干敢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广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您倾诉。 我们是1970年到云南农场支边的知识青年。岁月流逝，一晃已是第8个年头了。8年中，我们有很多思想和看法，向敬爱的副总理汇报。当然，我们知道你日理万机工作无暇，不过我们觉得思想不能解放，问题不能解决，那么我们就迈不开新长征的步伐，而四个现代化也就不能在边疆尽快实现，因此大胆冒昧打搅敬爱的副总理，我们迫切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和指示。 目前，我们知青当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在来到边疆的这八、九年的艰苦环境考验过程中，有的人日益堕落了，有的正在消沉，有的感到渺茫。总之都不安心，各种情况都有。 1、少数青年被阶级敌人所拉拢勾引，走到犯罪的道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2、有的青年感到生活枯燥无味，思想空虚，逐渐沾染各种不良习气和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追求享受，热衷于吃喝玩乐，产生偷窃、赌博、打架滋事和生活作风腐化等各种现象，虽然未涉及大罪，但小错小误终年不断，社会影响很不好。 3、有的青年刚来边疆时，工作学习尚肯努力，按逐渐消沉下去，对生活和前程失去信心，麻木不仁，默默无声地度日，这类人数很多。 4、有的青年草率结婚，把自己圈在小家庭里，让家务事缠于身，以期得到慰籍，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转移，由此造成的烦恼，经常自叹：“这辈子就这样算了……”5、有的女知青为了离开这里，纷纷到外面寻找对象，匆忙了结婚事。女知青的大量外流，使农场男女人数造成很大差距，出现找不到对象的“饥荒”，引起男青年思想极大的波动。 6、也有青年擅离农场，一去不返，长期呆在家中靠父母供应衣食，荒废自己的青春年华。 7、有很多青年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要求上进，先后入团入党，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但近些年来他们中一部分也有了变化，思想逐渐消沉，精神不振，干劲不大，虽然牢骚不常发，但一谈回家之事，劲头十足，同样他们也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8、有的青年生活热情日减，终日谈回家之事，对生产劳动没有干劲，或者怠工，懒洋洋的。 以上几点是知识青年的大体情况，由于一心想回家，还造成些不良倾向，归纳起来如下几点： 1、由于对生活失去信心，吸烟、酗酒的现象就日益增多，青年吸烟率达百分之五十以上。酗酒现象也到处可见，特别是在逢年过节，趁伙食梢有改善，许多青年便狂饮滥吃，伴之猜拳行令，真是一片乌烟瘴气。此种现象已成“蔚然成风”之势，愈演愈烈，不可遏止，简直令人感到遗憾。 2、为了达到回家目的，许多青年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途径，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近来农场医院门庭若市，求医者络绎不绝，然而真心实意治病者则寥寥无几。多数人是来找病的，希望术道高明的医生能从自己身上找出毛病来，以便能通过病退这一途径回到家乡。这样使医院受到影响，人员来往频繁又使交通运输紧张，药品也浪费惊人。无病找病者且不说，就连那些本身患病的青年，为了保持病状，争取病退，有药不服，情愿忍受病痛的折磨，往往前脚刚出医院大门，药品针水就扔进草丛水沟。更为罕见的是，有的青年实在找不出病，就人为地造病，故意乱服危险药品，为能造病创造条件，结果弄巧成拙，造成事故的发生，甚至丢失生命。此类情况大家非常痛心，必须严加制止，从此例可见知识青年返家心切的宿愿达到何种程度。 3、由于青年思想被动，造成出工不出力和消极怠工现象也日益增多。遍及全农场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并且将继续给国家在经济上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要清除这一弊病，不言而喻，最好的办法是采纳知识青年梦寐以求的宿愿——回自己的家乡。 以上几点是我们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没提出来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可以说是枚不胜举。 总之，从我们大多数来讲，到边疆已有8、9年之久，有的已有十年，接受再教育的时间也不算短。风吹过，雨淋过，种种考验都经历过，年龄在增长，一些个人问题迫在眉睫。家中父母也日益衰老，需要我们去膝前后尽做儿女的本分，我们要回去的心情是可以谅解的，也希望邓副总理能谅解。这些年来，同样，我们的父母也不知为我们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他们望眼欲穿地盼念着我们，心操够了，泪流干了，该是让他们安心的时候了。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很多万，如果知识青年问题早日妥善得到解决的话，那么我们这批知识青年的力量以及父母仍为此操心而分散掉精力，用到建设“四化”上去，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推动作用啊！华主席最近提出实现“四化”的号召，也就更有把握实现了。相反让这种知青不安心，家长不安心的不堪局面继续下去，对实现“四化”抓纲治国带来什么影响呢？谁也没有理由拖“四化”的后退！ 为此，我们农场的知识青年以最诚挚的心情向您——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 我们深信您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以及这一正当要求，也一定会采取正当的措施解决知青的具体问题以及困难。 我们殷切地等待您的指示。 最后，我们全体知识青年向您致此崇高的敬意，并祝您健康！ 云南版纳知青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丁惠民1978年10月16日 宝强一口气看完了这封信。他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亢奋之中。他不知道丁惠民是谁，但是就这些话来说，宝强真想去拥抱一下这位陌生的知青朋友。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哪个知青没有一本帐。上山下乡这些年来苦不堪言，有谁来关心过我们知青呢？有谁来为我们知青讲话呢？现在，“四人帮”被抓了起来，好像一切还是老样子。虽然听说中央在开知青工作会议，要解决知青的问题，但是这件事情太难了。因为是毛主席老人家定的事情啊。不管怎样讲，现在有人开始为我们知青说话了，而且是说的这样贴心贴肺，真的是高兴啊。宝强大叫了一声:好啊！ 宝强的母亲吓得放下手中的拖把，连忙跑过来问道，啥事体，侬在发神经病啊？ 宝强高兴地一把搂住母亲兴奋地说：“妈，阿拉要出头了，有人帮阿拉讲话了。侬看！”宝强把丁惠民的信递给母亲看。 “什么什么，侬好回来了？”母亲接过信问道。 “不是的，是一个知青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都是讲阿拉知青的事体的。侬快看呀！”“喔约，我当做是啥事体。一封信呀，弄的大惊小怪的。又不是邓小平批准你们好回来了。”宝强的母亲边说边戴起老花眼镜看了起来。 “好，总算有人为我们知青讲话了”宝强兴奋地挥舞着双手。
阿珍的哥哥和姐姐从安徽回到上海。他们都是办理了病退的手续后，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上海，可惜父母都已经去世，一个妹妹还在云南的农场。 阿珍的哥哥听说妹妹与宝强在谈朋友，他找过宝强想了解妹妹的情况。宝强不敢把自己逃回来的事情告诉给他听，只是说阿珍很好，他们打算要结婚了。阿珍的哥哥很高兴，直夸这个未来的妹夫对自己的妹妹照顾的好。 宝强得知，阿珍的父亲得到了平反。单位里把2万元钱补发给了他们。2万元，这个消息在宝强的里弄里引起了一阵轰动。 阿珍他们家里原来是独享一幢石库门的房子。解放前一年，生下阿珍的哥哥后，阿珍的母亲就在家里照顾起这个“小开”。那时，他们家里还有一辆“奥斯汀”小轿车。一到休息天，三个孩子在周围邻居羡慕的目光中，乘上“奥斯汀”小轿车扬长而去。解放以后，阿珍的父亲和所有的资本家们一样，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在公私合营的浪潮里，阿珍的父亲把自己开的三家机械厂都交给了国家，开始吃起定息。阿珍家里三个孩子在父母的庇护下，依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家都在饿肚子，唯有阿珍他们三个孩子照样吃吃喝喝，无所顾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阿珍一家遭殃了。先是来了一帮子造反派，把阿珍家里的红木家具统统搬走了。家里值钱的金银首饰都被抄走了。随后，造反派下令，把他们一家赶到楼下灶间旁一间15平方的小屋里。这里原来是佣人住的地方，一扇小窗可以看见弄堂。到了夏天，这里闷热难忍。由于是朝北的方向，冬天的北风从这个小窗里吹进刺骨的寒风，冻得一家人浑身发抖。 阿珍的父亲是个倔强的老人。他对于造反派的举动从不说三道四，只是用一种冷漠的眼光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挨了批斗，他回来洗洗脸倒头就睡。出去接受批斗，他依旧衣冠楚楚挺胸昂首。但是，谁要是欺负他的孩子，他会毫不客气地反击。一次阿珍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学生模样的人打了，他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天天在路上守着。终于，这伙人又出现了。他上去一个一个揍了他们一顿。没有想到的是，这里有一个是造反派头头的儿子。造反派硬说是资本家在反攻倒算，连续开了三天的批斗大会。阿珍的父亲突发脑溢血死了。 阿珍的哥哥领到2万元以后立即找到宝强，一定要请宝强一家到“绿波廊”饭店聚一聚。开始，宝强的父母说啥也不肯。这宝强和阿珍的事情还没有一个准绳呢。阿珍的哥哥就说，就算是邻居聚聚也是应该的。再说在他们到安徽去插队落户以后，是宝强的妈妈一直在照顾着阿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好说歹说地，宝强一家总算去了。 阿珍的哥哥点了全鸡全鸭，再点上一些传统的小菜，“香菇菜心”、“蚝油牛肉”等等。他叫服务员拿来一箱光明牌啤酒，对宝强的父亲说：“爷叔，侬放开肚子吃，就算是陪阿拉阿爸吃的。阿爸在天之灵都会开心的。谢谢你们一家对我们的照应。特别是宝强，对阿拉阿妹阿珍的照顾，我心里是有数的。来来，今朝敞开吃，敞开吃！”对宝强一家来说，这样的饭店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来的。几圈酒喝过，大家都有点醉醺醺的样子，说起话来有点语无伦次。 宝强吃着吃着想起了阿珍。他不知道阿珍现在正在做啥？他也不敢把自己和阿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她的哥哥。这“生米煮成熟饭”的事情实在是难以启口。想着想着，宝强哭了起来。阿珍的哥哥见状就安慰宝强说：“好了，好了，世道变了。那些害人的‘四人帮’被打到了，我们可以扬眉吐气了！应该高兴才对。宝强，你和阿珍结婚，没钱不要紧。我大阿哥代父做主，保证你们的婚礼办得像模像样的。”宝强的父亲吃的脸色像猪肝一样，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冲着儿子骂道：“小赤佬就是不懂事体，侬讲呀，成哑巴了？ 宝强的母亲急了，一边给宝强的父亲使眼色，一边对阿珍的哥哥说：“是啊，是啊，有侬这个大阿哥做主，我们一百个同意。阿珍是个好姑娘，我打心里喜欢。”“侬喜欢，我比你还喜欢。”宝强的父亲噎了一下说：“侬叫宝强自己讲，阿珍到底怎样了。做事体要对得起人家。人家阿珍的阿爸原来是我的老板，我最佩服的是老板的为人。一句话，实事求是，做人正直！不像现在的领导都虚的很！”阿珍的哥哥意识到这里面有些问题，阿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他知道在这样的场合里，也许宝强有难言之隐。于是他立刻站起来端着酒杯对宝强的父亲说：“好了，老爷叔，我敬你一杯！”阿珍的哥哥放下酒杯说：“我现在在里弄生产组，每天才8角。实在是太少了。当然，这要比阿拉在安徽好多了。自己30岁了，连个女朋友也没有。唉，转了一圈，我们的国家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要不是‘文革’，阿拉这批人早就是大学生了。现在什么都不是。想想毛主席不知道在干什么。‘文化大革命’弄的阿拉家里家破人亡。要不是华国锋把‘四人帮’捉起来，阿拉现在还在安徽修理地球呢。宝强，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了？”宝强说：“阿拉农场与你们插队落后不一样。这次中央的知青工作会议说，阿拉都算农场职工了，以后要回来必须是商调。这下就难了。”“搞病退呀。”“很难的。”宝强说：“农场里那些土皇帝坏的很，一个个把自己的子女弄到城市里的工厂去，叫阿拉上海来的知青扎根农场。侬要搞病退，他就是不批，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唉，当时你们到农场去，阿拉都很羡慕的，有工资的。比阿拉插队好，全凭做出来的工分吃饭，苦啊！”…… 酒足饭饱以后，宝强还是没有把阿珍和自己的事情说出来。回到家里，宝强蒙着被子痛哭了一场。
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热闹过一阵。什么批判走资派的大会，什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什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游行集会等等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在人民广场这个舞台上，一方人士登台，一方人士倒下，这里演绎了人世间的喜剧和悲剧。曾经是上海的最高领导人，却在这里“低头认罪”。而那些不可一世的造反英雄们在这里摇旗呐喊不久，就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去，成为一个笑柄。自从北京有了一个西单“民主墙”后，1978年的人民广场成为上海的各界人士的谈论民主的聚会场所。好像新的民主就要在这里诞生，一批批激情满怀的人士在这里开始了新的活动。这里就是一个舞台，你唱罢了我登台，好不热闹。 人民广场的中央是一座六、七层楼高的办公大楼。灰蒙蒙的外墙和火柴盒一般的外形，如同这所城市所有的建筑一样千篇一律。这里是上海市的最高权利机构的所在地。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象征着这里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离权力中心不远处是人民公园的出入口，那里则是人山人海。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围拢成一堆又一堆，一圈又一圈。没有固定的规则，时而扩大，时而缩小。每一堆人群里总有一个人在那里慷慨激昂地讲述着，而围在四周的人则默默地听着。 沿着人民公园的外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这个情景似乎把人们又拉回到了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的时间。暗淡的灯光下，围观的人们在仔细地阅读着。一些地方，也许是大字报的内容太精彩了，人群拥挤的水泄不通。 李素琴是从家里步行走来的，这样可以省下4分钱的车费。从福州路朝人民广场走来，远远地就看见了围墙最高处的一幅标语----“邓小平是我们心中的月亮！”李素琴心里嘀咕，怎么能够这样说呢？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现在说邓小平是心中的月亮，这不是和毛主席对着干吗？尽管邓小平现在被解放了，但是不能说他没有错误嘛。要不然怎么会被毛主席两次打到呢？唉，这些事情真的搞不懂。一会儿是对的东西，一眨眼的功夫就是错的。在农场那个山沟沟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当天的报纸要到三天以后才能看见，你的手脚稍微慢一点，这刚来的报纸就会被肖大宝、莫二他们拿去当卷烟纸了。收音机是收不到国内的节目的，知青们只好在私下里听听境外的电台。什么国家大事，什么世界大事，在农场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人们更多的是在操心每天的三餐饭。剩下的时间只好靠打打扑克，下下象棋来打发。要不就是男男女女在一起谈恋爱。 这次李素琴回到上海以后，她突然发现上海变得很多。上次回上海的时候，毛主席还在，到处在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次回来，家里的大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单位里发的奖金。作为知青，李素琴和大家一样，两年多没有回来了，一到上海就喜欢去南京路看看，淮海路逛逛。她发现自己还是在小时候朦朦胧胧的记忆中的一些东西又出现了。一些老饭店又开张了，什么“大新雅”、“小新亚”、“绿波廊”、“老正兴”……那一桌酒席要30来块，这是李素琴他们在农场一个月的工资。怎么这些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批判的东西又出来了。城市里五颜六色的巨变使得这位从大山深处来的年青人目不暇接。 忽然，有一个人拍了一下李素琴的肩膀。 “哎呀，是侬啊！”李素琴回头一看是复旦大学的张老师。原来，张老师在1975年的时候曾经到过李素琴的农场。那时，他是作为函授教育的辅导老师派到农场来的。李素琴参加了函授学习，就是那个时候认识张老师的。 “从农场回来了！”张老师问道。 李素琴明白，张老师的意思是指再也不用回农场了。她连忙摇摇头说：“不是的，我是回来探亲的。”张老师问道：“据说你们云南的农场有一个知青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知青回城。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啊？”周围的人一听到这样的话题都围拢过来了。见此情景，李素琴有点急了，她涨红着脸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张老师见她有点紧张，连忙安慰说：“小李，你不要害怕。这里都是大家自由讨论问题，没有人会给你戴帽子的。那时，我到你们农场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营农场。一些干部像土霸王一样，对知青胡作非为。什么捆绑吊打，什么侮辱强奸。我们的任务是搞函授教育，也不好说什么。回来以后，我们几个联名给市政府知青办写过材料，结果是不了了之。现在，‘四人帮’被打到了，你们还怕什么！要跟他们算账。听说，那个知青写的信在你们那里引起了轰动。知青要罢工了，要上北京去告状了。小李，你说来听听。”这时，李素琴有点后悔了。她心里暗暗埋怨宝强居然会到这样的地方来。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事情，怎么能够否定呢？再说，自己确实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在离开农场回家探亲的时候，支部书记肖大宝说过，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很复杂。要自己不要上当，看来是有点道理的。就说这位张老师吧，在农场为我们知青上课的时候，讲的头头是道都是毛泽东思想，现在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这些话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我是党员，可不能胡来。想到这里，李素琴说：“张老师，我真的不知道。”好像是有人故意在为李素琴解围似的，还没有等张老师说话，就听见有人在大声叫好。人们一下子又朝另外一个圈子围拢过去。张老师也顾不得与李素琴打招呼，也跟了过去。李素琴尽管有点后悔到这里来，但是好奇心吸引着她留了下来。她不敢朝人堆里挤，生怕再遇到刚才这样的事情，弄的自己不知说什么好。站在人堆外面，李素琴隐隐约约能够听清楚。人堆里有一个人在念着一封给邓小平的信。李素琴听到信中在说：“由于对生活失去信心，吸烟、酗酒的现象就日益增多，青年吸烟率达百分之五十以上。酗酒现象也到处可见，特别是在逢年过节，趁伙食梢有改善，许多青年便狂饮滥吃，伴之猜拳行令，真是一片乌烟瘴气。……”是啊，这些事情在农场是很普遍的。 还有什么：“为了达到回家目的，许多青年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途径，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近来农场医院门庭若市，求医者络绎不绝，然而真心实意治病者则寥寥无几。多数人是来找病的，希望术道高明的医生能从自己身上找出毛病来，以便能通过病退这一途径回到家乡。……可见知识青年返家心切的宿愿达到何种程度。”回家，都是为了回家。李素琴边听边在嘀咕着。李素琴也遇到过不少的人要求病退，她也看见过一些同学为了回家，没病装病的，威胁医生的，胡乱吃药的。在农场这些都已经不足为奇了。 人堆里的那位在信的男人有着一幅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嗓门，读起信来声情并茂，令人血液似乎要沸腾起来了：“由于青年思想被动，造成出工不出力和消极怠工现象也日益增多。遍及全农场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并且将继续给国家在经济上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要清除这一弊病，不言而喻，最好的办法是采纳知识青年梦寐以求的宿愿——回自己的家乡。”“好，说的好啊！”“是该解决知青问题了。这些小囡多少苦啊。都是毛老头发昏了，叫他们充军去了，……”“都是学生，不让读书去种地，亏毛老头想的出来的……”“……”李素琴下意识地用双手将耳朵捂住，脸涨的通红，一路小跑离开了人民广场。 心，在砰砰地跳着。李素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都不叫了，叫起“毛老头”了。这要是在农场，非得开批判会了。这是侮辱毛主席啊。我们知青想要回家，也不能这样来说毛主席的坏话呀。李素琴已经把那封公开信的话都忘记了，人民广场一行，给她刺激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变成了毛老头。唉，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未完待续）
余 杰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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