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忆文革】：

红卫兵存在十二年

红卫兵是文革中产生的历史名词。不过，即使亲历文革的人也未必对红卫兵的历史讲得清楚。最常见的说法是红卫兵开始于1966夏天，结束于1968-12-21指示引发的上山下乡运动。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整，没有覆盖全过程。

对红卫兵的起始日期没有太多的异议，但对红卫兵的结束日期就众说纷纭了。据我目力所及，红卫兵的消失是在1978-8共青团九大筹备期间，比知青“大回城”的时候略早（与知青“大回城”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的看法是，红卫兵组织存在十二年，红卫兵的历史是有若干个阶段的。

有一种说法，红卫兵包括系上红卫兵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人员。他们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大体上是在1966-8红卫兵大量出现到1969-4九大召开前后山头式群众组织解散。这种广义的红卫兵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一〗老红卫兵，大体上是1966下半年到1967年初对于大多数平民百姓来说，红卫兵这个名称是在1966-8-18毛泽东首次检阅“文革大军”以后才知道的。根据资料介绍，它实际出现的时间则要早两个多月。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名作家）的笔名——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1966-5-29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红卫兵席卷全国，则是从1966-8-18开始的，各地在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主要活动是破四旧、抄家、批斗黑五类、到北京接受检阅等。这一时期的各地红卫兵多是跟着到处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而行动。而北京红卫兵“一马当先”，其中有名噪一时的“西城区纠察队”，一度被各地红卫兵奉为圭臬，“西纠”的一道道通令在各地翻印翻抄，布满街头。

人民日报社出版的《文史参考》半月刊今年六月（下）号上有一篇《联动，红卫兵中醒着的人》，长达上万字，有网友把它搬上了网络，http://q.sohu.com/forum/12/topic/53084157。由该文可以知道，当时有一批干部子弟、“红色贵族”，成立了“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尔后演变成为“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红卫兵中醒着的人》一文把联动称作“是最早得势的红卫兵，也是最早觉悟的红卫兵，还是最早完蛋的红卫兵”。

该文介绍说，这些干部子弟比起那些老百姓家的孩子还是要多点政治头脑。当“文化大革命”斗争不断升级，他们不久就看出“文革”是要打垮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打倒自己的父母，闹了半天自己点起的这把火是为了烧自己的父母啊！他们发现再斗下去连自己也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只能组织起来自救，由于长期自命为“无产阶级接班人”，他们用“血统论”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联动”的行为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被定为“反革命组织”，1967年，他们遭到中央文革的无情打击，整个组织被解散。

如果说，这是红卫兵中的“红色贵族”由兴起到覆灭的过程，那么也只是整个红卫兵运动历史的一小部分，联动为代表的老红卫兵也只是整个红卫兵队伍的一小部分，因此，“红色贵族”的上山下乡也不等于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寿终正寝。

事实上，在联动这些“红色贵族”之外的其他各地老红卫兵，是另外另一种形式的衰亡。1966国庆节以后，他们被“造反派”看做是“保皇派”“老保兵”，因为他们是当地党组织批准成立并资助的（上海的这批红卫兵在袖章上注明了“上海市”），而且往往站在当地的当权派一边。所以，到1967年“一月革命”开始以后，“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党组织趋于瘫痪，这些老红卫兵连同其他“保皇派”组织（例如在上海同一时期相应的工人组织是上海“工人赤卫队”）就土崩瓦解，分崩离析。

〖二〗造反派红卫兵，大体上1是966年底到1968年底在1966-8-18红卫兵运动开始走向高潮时，还有一批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走上了“造反”之路，特别是在1966国庆节以后“异军突起、势如破竹”，以“首都高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为代表，中学红卫兵退居其后。这是因为当年国庆社论中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又传来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消息，刘少奇邓小平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目在会上所做检查很快传遍各地，中央文革等领导人屡屡发表讲话支持“首都三司”、“五大学生领袖”和各校的造反派组织。自此，造反派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大有“搅得周天寒彻”（毛泽东词）的气势。各地也随之出现造反、夺权，风起云涌，继而武斗遍及全国，“全面内战”，天下大乱。

这一时期的红卫兵与其他造反派一起积极置身于派系斗争。尽管文革的始作俑者、红卫兵的“红司令”再三号召“大联合”，还明确警告造反派红卫兵，“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但是，造反派红卫兵依旧头脑发昏，及至清华大学1968百日大武斗达到顶峰，这些高智商、高学历、入读最高学府的造反派红卫兵，相互厮杀得红了眼，1968-7-27更与伟人派出维持学校秩序、“占领上层建筑”的数万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分庭抗礼，用长矛、手榴弹、步枪等袭击无武器的工人，导致5名工人被杀害，731位工人受伤，史称“七·二七事件”。此事表明文革中的“全面内战”、群众武斗已经远远超出预料，完全可能失控于“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7-28凌晨3点半到上午8点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召见了北京“五大领袖”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对他们的武斗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参见维基百科《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7%99%BE%E6%97%A5%E5%A4%A7%E6%AD%A6%E6%96%97）造反派红卫兵自此走向衰落。

五个月后，1968-12-21上山下乡指示掀起上山下乡狂潮，学校里的红卫兵派系最终瓦解。但是，学校里的红卫兵组织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

〖三〗后红卫兵，大体上是1968年下半年到1978-8这个名称是我的杜撰，目的在于说明红卫兵运动在造反派红卫兵衰落以后，红卫兵这个名称依然存在，但又与前述红卫兵有所区别。

纵观红卫兵历史，仿佛也是一个“螺旋式发展”或“否定之否定”过程——文革初期由各地党组织搞过一次“体制内”的红卫兵，即老红卫兵，数月后它被冲击“体制”的造反派冲垮。尔后进入山头林立大混战，造反派红卫兵横冲直撞、桀骜不驯、无法无天、争权夺利。到了造反派掌权大局渐成，“大夺权”的口号逐渐被“大联合”取代，尤其是1968-7-27清华事件以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削平山头、一统天下。于是当权者就搞起了“新体制内”的红卫兵，各地都建立了“大联合”的“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记得上海普通中等学校的做法是，区县设置“红卫兵军区”（军区），中学里是“红卫兵团”（红团），年级是“红卫兵营”（红营），班级是“红卫兵排”（红排）。

虽然还是那么些人，但大局发生了改变。就中学而言，66、67、68届毕业生（即“老三届”）从1968年夏天开始逐步“毕业分配”离开学校；曾经与老三届同时在校还有1967、1968进入中学的69、70两届学生，他们多少受到老三届红卫兵等造反派的影响，所以他们之中也有继续卷入学校里派系斗争的红卫兵。但是已经难成气候，没有了“群雄割据”的大环境大氛围。再往后进校的学生中，也发展了红卫兵，更在红团、红营、红排的编制内活动。所以，我称之为后红卫兵。

到了1969-4中共九大以后，各级党组织的逐步恢复机构与活动，省市级团代会也陆续召开，但是对红卫兵的去存一直存在斗争。（参见《中国青年研究》1998年第一期《“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历史公案》。http://www.gjgqt.cn/PubNews/HTML/806.html）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毛泽东还要共青团的鲜明态度，无疑地对江青一伙蓄谋彻底搞跨共青团，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退而积极插手整团建团工作，变“以红卫兵代替共青团”为“以红卫兵取代中学共青团”。党中央在1970年7月12日正式发出《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指出“全国整党工作正在继续深入发展，整团建团工作也要跟上来。”1971年1月上旬，上海市革委会在整团建团中，便首先提出，在大学建立共青团，在中学只建立红卫兵组织，不建立共青团的意见。接着，张春桥在1972年又两次发表讲话，坚持共青团在中学的组织就是红卫兵。一次是10月16日在上海共青团工作座谈会上说，“我还是保留原来的观点，红卫兵就是共青团。……今后团章上规定一条就可以了，共青团在中学的组织就是红卫兵。”“红卫兵这个名字，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我们创造的，共青团还是从苏联学来的。”另一次是11月20日，张春桥在上海团代会筹备工作会议上说，“红卫兵就是共青团在中学中的组织，一个概念，两个称呼，现在全国做法不一样，等全国团代会定论。”到1973年7月中旬，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已全部召开了共青团代表大会，建立了新的团委，地、县两级团委除个别地区外，也都建立起来了。各地团委都希望尽快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共青团的中央机构建立起来。可是由于江青一伙策动的批林批孔运动而拖延下来，直到197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才批准成立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江青一伙便乘机安插亲信谢静宜担任筹备组的组长。1975年2月26日筹备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讨论修改团的章程草案对中学共青团组织名称是红卫兵时，谢静宜便强调说，“这就简化了青少年参加政治组织的层次，领导关系更明确了。”会议期间，她又把王洪文请来压阵。王洪文武断地确定，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取消中学共青团的名称。他不顾与会许多人的反对，竟说，“这个问题先保密，写在团章上，团的‘十大’通过后公布，那时候乱就让它乱去。”后来，谢静宜在会上特别交待说，“关于青年团与红卫兵的关系问题，先不要讲，现在的任务就是选代表时要有红卫兵的正式代表。”1976年8月18日，谢静宜又以纪念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为名，用团“十大”筹备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青年运动的新篇章》的文章，继续为红卫兵造势，称“红卫兵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青年运动的模范”。“红卫兵运动以它始终不懈地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光辉实践和空前规模地同工农相结合地坚定步伐，谱写了我国青年运动的新篇章。”1978年5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并随即成立了共青团“十大”筹委会。筹委会于8月10日向党中央作了《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求报告》，提出“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的意见，8月19日，党中央正式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自此，全国各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中国共青团网”上有这个报告和批示的全文。见http://www.ccyl.org.cn/695/gqt_tuanshi/gqt_ghlc/his_wx/his_wx_1970_1979/200704/t20070418_19633.htm

综上所述，无论是1968-12-21指示还是1969-4党的九大，都不是红卫兵的终点。百度百科的“红卫兵”条目中的说法在网上广泛流传：“1979年10月红卫兵组织被中共中央宣布正式解散。”不知道此说依据何在。有一点是肯定的，红卫兵又继续存在了十年左右，但是与最初意义上的红卫兵有所区别。

2011-11-19补充：

今日在网上搜索有关1970年“五二零声明”的资料时，查到1070-5-22人民日报报道，5-21毛、林参加首都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在林宣读毛的声明以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以及首都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红卫兵和文化界代表分别在会上讲话。据这篇报道，1970-5-22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讲话的是清华大学红卫兵戴德慈。详见http://rmrbw.net/columns.php?action=columns。

我相信类似的资料肯定还有不少。归根结蒂是说明：红卫兵并不是1968-12-21“最新指示”掀起上山下乡狂潮以后就消失的。

 

“五一六通知”十周年，我发现一个“新大陆”

三十多年前的1976年，我是个“病退回城、等待安排工作”的“回沪知识青年”。在这“赋闲在家”的日子里，阅读报纸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当时家里订阅的是《文汇报》，父亲所在的部门里有一份《解放日报》，就时常带回家让我“解解厌气”。

那时候，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意思是，各地报纸（小报）的“宣传调门”以中央报纸（大报）为准，中央报纸以“梁效”为准。“梁效”是“北京大学大批判组、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重要文章”时使用的笔名，谐音“两校”。在那样的环境里，纵使上海也有“两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但还是没有什么可读性，“看报看题”足矣。百无聊赖之中，这两张报纸总共八个版面，也实在难以打发多少时间。

1976-5-16，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发布10周年。第二天上海的两报都用大量篇幅报道纪念活动，其中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上棉十七厂的纪念大会。由于上棉十七厂是王洪文的“发祥地”，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重点报道的对象。当时的“重要文章”“重要报道”尤其强调“统一口径”——各报报道的内容、甚至排版位置、字体大小都必须一致。持续了十年，也就形成了习以为常的读报法，看过一张报纸的重要报道，另一张报纸的同一报道就不必再看了。这一天，我也是“照此办理”。

晚上，父亲下班回家时，带回了当天的《解放日报》。晚饭后，我习惯性地打开了报纸，扫过各个版面，瞄过各个标题，实在是近乎千篇一律，“呒啥看头”。正打算合上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种异样感觉：同样是对上棉十七厂的报道，似乎不太一样！……不过，又很快自我否定了——不可能不一样的！……可是，先前的异样感却挥之不去。

反正闲着也还是闲着，没什么事情可做，就把两报再看一遍吧！

两报报道上棉十七厂的新闻稿是一模一样的，也都配发了一张新闻照片，内容是纪念大会的场景，虽然拍摄的角度略微有一点差别，但是大方向是一致的。恰恰就是这“新闻照片”使我产生了感觉异样、发现了“新大陆”！

纪念大会会场里成排坐着身着工作服的纺织女工，整整齐齐；会场的墙上悬挂着标语横幅：“隆重纪念五一六通知发布十周年！”大幅醒目。可是，另一张报纸上，却是“隆重纪念5.16通知发布十周年！”相同的内容，不一样的写法——5.16与五一六！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角度、同样的大会、同样的会场，偏偏出现异样的照片！可见这张“新闻照片”不是真正的“新闻照片”！再仔细琢磨、观察，照片上的横幅有明显的人为的痕迹……。

就是这个“再看一遍”，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新闻照片”有“新闻”。记得文革之初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新闻照片中采用“换头术”的手法大张挞伐、口诛笔伐，想不到，当初义愤填膺的“批判者”们也差不多啊。我把此“发现”展示给家里人，闻之见之都说，“莫谈国是”“少说为妙”“到此为止”……。要不是父亲谨小慎微把带回家的报纸又“完璧归赵”的话，我会把那两张报纸都留下做个纪念。

                                                  (写于2009-01-23，05-16修改补充)

 

1966-9-6家耻日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一年一度的9月6日又到了。这是我这辈子不会忘记的一个痛苦日子，我家的家耻日——1966-9-6。这一天标志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一个普通平民、一介草民家庭的“冲击”全面开始了。

其实，我家在1966-9-6之前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因为严格地说来，这场“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末就拉开了序幕。1965-11-10，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29，《解放军报》转载该文并发表编者按，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当时我家就有不祥预感。《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吴晗，虽然我家与他毫无关系，可是1963年开始，我父亲参与的一场学术讨论中，所持观点与吴晗有相似之处！这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浪逐步升级的大环境下，我祖父、母亲都显得局促不安，但我父亲坚持认为这是两回事，自己的观点与吴晗不一样。

1966-5-10，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对北京市委中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公开点名批判，把他们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在这样的风云变幻中，我们越来越觉得坐立不安，但是父亲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参与的纯属学术讨论，不涉及政治，与“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1966-6-1，广播、发表了5-25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此后，人民日报几乎每天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等等。文革烈火从高校迅猛地蔓延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我父母工作的单位虽然不是学校，但属于文化领域、上层建筑，也很快掀起了打倒反革命黑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我父亲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和名列前茅的批判对象。我父亲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还不到40岁，默默无闻，只是近几年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名不见经传，何以称得上“学术权威”？与吴晗素不相识、从无来往，自己的论文全是一己之见，没有他人参与，何以成为“黑帮”？

1966-8-8，广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12，广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指导文革的重要文件。对于一介草民来说，也只有通过广播、报纸能够了解天下大事，了解大政方针。我父亲特别注意到，在《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我父亲认为自己无党无派、无职无权，无论如何不是“党内走资派”，也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至于是不是“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也是能够说明白、说清楚的。

万万没有想到，虽经历过十多年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文革的史无前例竟然是如此的闻所未闻、不可预料、不可想象。

1966-8-18，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师生、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伟大领袖亲自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红卫兵”第一次在全国、全世界公开亮相。8-23以后，北京和各地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杀”向社会，横扫“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当时我刚刚满14岁，跟着学校的老师同学上街宣传“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到公共汽车、电车上读语录、唱革命歌曲，以为这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了。但是，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抄家风”。无需任何手续，任何“革命群众”都可以对“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权威、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等等阶级敌人“采取革命行动”，发出各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勒令”。一时间，抄家成风，伴之以大街小巷的“批判斗争”，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家里，直至全家老小“扫地出门”。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甚至大量散发“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虽然报纸上、广播里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各种各样令人胆战心惊的消息不胫而走。尽管9-5《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用武斗》，但是“红色恐怖”并无改观。面对如此史无前例，不禁瞠目结舌，惶惶不安……。

1966-9-6。我照样和同学们上街“宣传革命”，照样是吃了晚饭再去学校逛一圈，晚上九点钟才回家。当我走进弄堂，就发觉有点异样：自家窗口对面住房的墙上，一片白亮的灯光，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到晚上九点钟还把楼上楼下的电灯全部打开，是决不允许的浪费行为。忽然，我又听到弄堂里黑呼呼的窗口传来低低的话音：“看，回来了，回来了。”我四下张望，发现许多窗口都有人朝我家方向张望着、窃窃私语着。我赶紧再看我家的窗口，岂止是二楼、三楼的窗口一片通明，对面墙上还可以看到晃动的人影呢！再定睛一看，平时晚间没有什么人活动的二楼亭子间，竟然也是灯光大亮！难道出事了？难道抄家了？

容不得我再看、再想，我已经来到家门口了。一打开后门，就是刺目的灯光，上楼的楼梯是灯光通明，平时储藏杂物、很少打开的小搁楼也是灯光大作。我上楼时经过小搁楼，看到有人在里面翻查平日里不去翻动的一些书籍，不时挑出一些扔到楼梯上……。毫无疑问，我家正在被“采取革命行动”——抄家。

我懵懵懂懂地走上了二楼，环视四周，只见二楼前后楼都有人在“看守”，房间里所有橱柜都已经翻乱，没法关上门了，连平时我们几个小孩子放书本放学习用品的地方，也是一片狼藉。不过，主力已经到三楼我父母的卧室里去了。我不时听到楼上传来急吼吼的叫声。我不记得“红卫兵”对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让我到一边去睡觉，不准说话。我毕竟还小，提心吊胆地躺在床上，还是睡着了。等到张开眼睛，只听见嘈杂的脚步声和刺耳的说话声，那些人正在打点“战果”……。

折腾了大半夜，幸好没有私藏金银首饰以及“变天帐”之类的严重问题，抄走了一些书籍手稿。虽然没有照当时的做法在里弄里开现场批斗会，但“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反动权威”的身份就此“公诸于众”，本来在邻里之间众人心目中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一夜之间成了另类、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坏人”，邻居对我家老老少少都“刮目相看”，我们兄妹几个在学校里也成了“黑×类子女”。幼小的心灵上从此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不久之前认真研读《十六条》的父亲，面对如此“革命”，无言以对，不时会有“没有想到”“难以想象”的怨言。但是绝对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流露此等情绪。

1966-9-6，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家耻日”。从此，十余年里，全家老少，饱受凌辱，历经艰辛……。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写于2009-09-05～06）

那一年的12.25夜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了。“文化大革命”真是“大革文化命”，连文化学习都不要了——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当时我刚念完初二。革命一来，跟着热闹了一阵上街游行报喜宣传之类，就感到无趣乏味了，成了一个“逍遥派”。我在家闲得发苦之时，一位同学来找我，要我帮忙抄写“大批判专栏”，我也就应允了。那大概是1967年国庆以后的事。

没多久，12-26就要到了。马路上、校园里，大大小小的“大批判专栏”都“刷新”了版面，推出特刊、专刊，各显神通，施展特长，倒也有一点“一比高下”的态势。我们班级那个“专栏”的“CEO”一直按兵不动，一声不吭。我以为是不打算“紧跟潮流”了。

12-25下午，“CEO”突然宣布，“今晚12点之前完成12-26特刊”！我们那个“大批判专栏”有16张“白报纸”那么大。1张相当于A0图幅，尺寸为：1189×841，面积1平方米。当时是上下各8张，所以，总长841×8，近7米；总宽1189×2，近2.4米。总计16平方米。

这么大的一个“版面”要在几个小时内“换版、更新”，内容呢？根据几个月的实践经验，这个“专栏”的容量在8000～10000字左右。“难为无米之炊”啊。可是“CEO”没有刻意的要求，也没有可供使用的资料。“专栏”的具体编辑小刘小章小周小郑等一合计，觉得“头儿的意思似乎只要换了就行”。

于是就来了一个“创意”，把16张“白报纸”作为一个整体，16平方米一起作为一个“画图板”。

左上角设置了一个红太阳，中间是伟大领袖的木刻头像。这在当时十分流行，用“方格缩放法”放大画到纸上。

中间和右方，是一句流行的革命口号（无非是万岁万万岁或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类）。然后衬以红太阳的“万道金光”，也就是用红色画出若干条放射状的线条。

下半部分是浪涛翻滚的大海，也是“木刻式的写意”，蓝色的粗线条的波浪和浪花。

最后的落款是××××编辑部、67届初三(1)红卫兵排、革命师生云云。

难点是好多“金光”射线，不仅长（最长有五六米），而且跨越好几张纸。为了保证“一线直”，找了一个空教室，16张纸全部铺开，趴在地上操作，直到午夜时分才得以完成。

最后一道工序是张贴。已是“头九”第四天了，又近午夜，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我们几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花了个把小时，终于在12-26零点之前完成了任务。

我们把“杰作”与别的一比较，的确有些不一般，没有丰富多样的色彩，没有连篇累牍的文章，就红、蓝、黑三种颜色，粗旷的线条，简单的编排，……。

回到家里，已经一点多钟了。刚刚躺下，“砰砰砰”的敲门声惊动了半条弄堂。我们一家都醒了，屏住呼吸，侧耳细听楼下的动静。底楼的住户应声问道：“谁啊？什么事？”敲门的显然有一伙人，七嘴八舌地嚷嚷：“我们是工人民兵！”“我们找底楼灶批间的陈××！”“陈××，开门，出来！”底楼的住户起身开门，嘈杂的脚步声一拥而入，“砰砰砰”再次响起。“陈××，开门，出来！”没有点滴回音。楼下住户说：“他已经几天没来过了。今天也没看见。”“是吗？”来者泄气了，走了。

原来，这天晚上“刮台风”——打击流氓阿飞活动。住在我家底楼灶批间的陈××是“社会青年”（没有工作的待业人员），平日“流气”严重，成了打击对象，但又很久不见踪影。这天晚上，在我们这幢楼周围布置了埋伏，守株待兔。深更半夜，我“姗姗来迟”地回家，被误认为陈××。于是就发生了“夜半惊魂”。

1967-12-25，那个晚上，是我记得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夜晚。

                                                               （写于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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