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腐败·鄙视与厌恶 作者:楚樵


 

另一种腐败

这种腐败是毛时代开始的。

记得60年代、70年代坐火车,曾经几次遇到过火车“封线”: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的专列启动,铁道部便命令全线客车停开;往往几千公里的一条铁路线,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长时间地等候在候车室里,等候“公仆”一个人乘坐的火车威风凛凛地开过去。

在民间,屁民们常常碰上“封路”的事情。九一年安徽大水,淮南市封了几次路:在市区西部淮钢新村,大家在路边乘凉聊天,突然发现路上没有车了,警察在“站道”,警车在巡道,接下来,一支由数十两警车、豪华轿车组成的庞大车队出现了,警灯闪烁,警笛不停地鬼嚎,一路招摇而去。有一个老工人说:“尻他妈,这恐怕是个大人物吧!”第二天央视《新闻联播》播出:xxx总书记到淮南市毛集区视察灾情、慰问受灾群众。

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老樵曾在深圳核电站打工。李鸟大人每年冬天都要到核电站“过年”,届时总是剑拔弩张:从飞机场到核电站,七、八十公里之间戒严,地上是三步一岗警察站道,还有便衣,天上是直升飞机巡空。参加“安保”的总有数千人,香港一家电视台曾报道,李鸟大人每年冬天到核电站“过年”的“保安”费用是过亿的。

回到淮南,我曾经在东淝河畔垂钓,突然看见警车到东津渡大桥上戒烟,问之,有一相熟的警察悄声答曰:“某地委书记的车子马上就要过来!”一个多小时以后,果然有轿车过桥,前有前导车,后有后卫车,拉响着警笛,一路呼啸着过了东津渡大桥。

去年有一天,我和爱人晚饭后散步,突然发现警察们都在“站道”,如临大敌。爱人调侃地说:“怎么回事?发生‘暴×’了吗?戒烟了吗?”我说:“大不了又是省里的、中央的什么到淮南来啦。”可可地,翌日的新闻就证实了我的推断:一个姓张的副总理来淮“检查工作”。我的一个在煤矿工作的亲戚气愤地大骂:“日它妈,张xx到淮南来,俺们单位全戒烟啦,很多部门不安排上班,矿区办公室、宿舍的窗户都必须拉上窗帘,真不像话!他们怎么这样地怕死?”我说:“这不是什么‘怕死’的事情,这是一种特权,一种待遇,一种排场。实际上,他大摇大摆地到街上走,也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他,但是,他们以为自己是‘大人物’,他们必须这样折腾!”这其实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式的腐败,而且非常严重!在于国家,这一项“开资”得有多少?这种无妄的消耗,当然取自于纳税人的腰包,取自于人民大众。在空前安定、和谐的中国社会,官员出行有这个必要吗?人民应该为“公仆”们支付这样的开销吗?

奥巴马到超市购物,马英九吃大排挡,温家宝视察地震灾区,都没有如此兴师动众的“安保措施”。现在,新任的国家领导人提倡轻车简从,他们深入民间,与群众直接接触,他们的“安全”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是一个正路出来的领导人,如果不是独夫民贼,社会就不会仇恨他,他也用不着这样地处处提防人民。

                                                                          2013-01-03


 
鄙视与厌恶:一个贪官的故事

我于1974年调入保卫部门,参加一些刑事案件的内查外调工作。1975年,钢铁厂从机械厂中分出,2号高炉会战,车间主任孙志高因为我是生产骨干,坚决把我从机关要回了车间。(我的提干第一次机会竟是因为在原单位劳动出色而被毁掉了,但我对孙志高从无怨恨。孙健在,85岁,与我同村为邻,经常见面)

然而,新任命的车间支部书记张玉典却是一个典型的造反派出身,待人全讲帮派,非他同党,一概不分青红皂白,想骂谁就骂谁,想整谁就整谁,成天象个疯子。这还不甚要紧,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则是一个叫陈振书的东西。

陈振书,原是淮南钢铁厂厂部秘书,因为能吹善拍博得领导好感,放到炼铁车间当了副书记。当时,陈振书在车间领导班子里排位第三,但是他却把自己当成了第一把手,处处插手、越权独事。孙志高是个老实人,张玉典是个粗鲁人,陈振书毫不掩饰对他们的蔑视,他到处宣扬自己是“烈士后代”,宣扬自己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如何如何。他把马列主义、MZD思想、“最高指示”整天挂在嘴上,说给这个听,颂给那个听,动不动就念上一大段子。他在车间的梁柱上打出了巨幅标语:“宁可少活20年,也要把钢铁搞上去!”他到处做秀,收买马屁精,拉拢臭味相投的人,招降纳叛,建立个人的山头。

我那时清高而执倔,看不起陈振书的一系列行为表现,认为他张扬过度,这样的人迟早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有一天,二号炉挂料,我在疏通喷火口的时候被烈焰燎着了柳条帽,眉毛、头发都被烧焦了。陈振书在侧,赶快摘了自己的帽子给我戴上。事后,我还他帽子,他讨好地说,“你要是喜欢,这个帽子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啦。”我说,“这有什么值得‘纪念’的?我从来不要别人的东西!”自此,陈振书认为我不识抬举,心中埋下了对我的怨恨。

陈振书把全车间年轻工人强制编入“青年突击队”,取消每周仅有一天的公休,整天在工外时间叫大家“义务劳动”,整日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喜报”频传,整日里“誓师大会”、“表彰大会”、“庆功大会”、“紧跟……大会”、“贯彻……大会”。工人们穷于奔命,被折腾得精疲力竭,背地里怨声载道、谩骂不绝。只要不在陈振书的视线里,大家就会摔掉手中的工具,大骂,“这算他妈个逼什么事,什么时候能到头?!”听到、看到这样的情况,我由不得脱口而出:“搞这些名堂干什么?能叫工人干好八小时就行了。”

早有甘当走狗的屑小之辈把我的“反动言论”报告给了陈振书。

于是陈振书立即召开车间工人大会,在会上向那些背后诅咒他的人发出了威吓,并点了我和其他几个工友的名(开会时我在生产线上劳动,不在场)。这还不算完,他还专门出了蜡纸印刷的小报,说要“坚决反击、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他组织了“大批判战斗队”,准备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工人进行“批判斗争”。

这个时候是1975年岁末,66年的那一套早已过时,全国基层一直着重“抓革命、促生产”,没有人再对“搞运动”感兴趣。淮南钢铁厂党委、厂部认为他确实折腾的没有边际了,于是出面制止了他。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里,陈振书在外面鬼混到深夜,大醉酩酊,踉踉跄跄岔开两腿在淮南煤矿机械厂的马路边横冲直撞,我骑着自己的“凤凰”加重自行车,飞掣过去,把他撞了个狗吃屎,而后扬长而去。我没有杀人的心,也没有弄死他的必要,这只是一点小小的报复,宣泄一下心中的憎恨。

过了几天,一次开会以后陈振书留下了我,对我说:“请原谅我对你以前的情况不是太了解,我们发生了一些误会……厂里的领导对你印象不错,始终认为你是个人才。我想让你到供应科工作一段时间,回避一下眼前的矛盾。”

1976年,我在供应科跑采购,陈振书却升迁了,调到防爆电器厂任总支书记兼厂长。“四人帮”完蛋,“拨乱反正”,张玉典以“三种人”的嫌疑遭审查,陈振书却一路扶摇直上。

80年代初,陈振书居然进入了副市长的人选。不料,资历审查暴露了他的贪污腐败的问题,非但副市长的职位没能捞上,反被开除了党籍、判了徒刑。

然而,陈振书毕竟是陈振书,用我们淮南特有的歇后语说,“云彩眼里伸出个驴蹄子——不是凡脚”。判了几年徒刑,人家硬是一天监狱也没有呆过,天天西装革履,坐小车、住宾馆,神气活现。

那些好不容易搬倒他的人感到特别愤慨,乘国家对贪污腐败实行“严打”的时机,再次揭露了他,一并揭露了那些与他狼狈为奸的人,和斗胆包庇他的监狱警察,让《淮南日报》用了大半个版面给他们的肮脏行径暴了光。

于是乎,司法机关又把陈振书判了一次刑。

贪官污吏者,在淮南被两次判刑,唯陈振书一人。将来淮南市要修《贪官污吏志》,我绝对不会冇了他。


然而,这一次陈振书还是象征性地进去了一阵子,没用多久还是出来了。人家还是衣着华贵、前呼后拥,动辄小车接送,依然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又拉了几个人,办了一个什么公司,又成了“知名”的“企业家”,又在社会抖擞起来,一帮人还跟着“陈总”、“陈总”地叫。

一直鄙视陈振书的我,曾为此对中国的反贪惩腐感到失望,中国的社会对这样的垃圾、害人虫真是太宽容、太宽容了。我曾奋笔写下歪诗一首,给贪污腐败分子们画了几笔粗线条:

拍马讨好说假话,入党提干往上爬。小车别墅银行卡,秘书二奶烟酒茶。反腐倡廉遭严打,千万黑钱都瞒下。判了死缓保外医,又当知名企业家。

当然,实际上陈振书这一辈子还是算完蛋了。“国家干部”的资格早就被剥夺了,党籍早就被开除了,执政D的“权贵阶层”没有他的份儿了,社会的上流层次他再也挤不进去——他的社会身份实质上毫无价值,只不过就这样在下层混混而已。

我现在已经不再憎恨他,只是觉得他象一个蹩脚的丑角演员,最终把自己的人生表演的毫无趣味、毫无意义,有点儿为他惋惜,甚至有点儿怜悯他。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今年已有70岁了,该混到头了吧?

                                                                            201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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