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反美？

恐怖分子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全世界为之震惊。却没有料到，中国的网民竟然欢呼之声不绝于耳。据一项粗略统计，欢呼的帖子几乎达到80%。又据网上报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居然有人在校园内游行欢庆。还有介绍，好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得知此事之后的欢呼声压倒了播音员的讲话声。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清华，学生素质只到这个地步，说不清究竟是谁的悲哀。还有几位大学的教授，在人民网发文，掩喻不住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更多的中学教师，居然在惨剧发生的次日对他们的学生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不要说理性的人道主义，即便是中国传统的感性思维，这种反应也是市侩式的。甚至有的中学生也对老师的言谈感到困惑：死了那么多无辜平民，怎么还能够表示欢欣鼓舞？人性到哪里去了？如此为人师表，何以提高下一代的素质？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恐怖分子是刻意选择可以杀死最大量无辜平民为目标的！他们劫持民用飞行器，并刻意剥夺乘客的生命权，不管他是谁、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一种地道的劫匪行径。对于这种赤裸裸的罪行，任何良知尚存的人们，都不可能容忍，更不待言还要欢呼雀跃了！这些人们不是口口声声宣称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么？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一时间就向美国总统表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和慰问，并严正谴责恐怖分子的罪恶行径。这绝非官样文章，而是完全理性的表态。那些兴高采烈地为残杀无辜的匪徒叫好的人们，除了证明自己的素质低下、心理阴暗之外，再无其他作用。这并非偶然。纵观全世界的网络，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的网络那样，充斥着无数粗言滥语的了。这些自以为有文化的人们，如果你们不是故意要贬损我们的民族尊严，请你们自己也放尊重些，以免将来面对你们自己的子孙无地自容！

中华民族的民族素质，被毛泽东先生糟蹋得不成样子。这个恶果至今依然被我们品尝，而且还要继续品尝一阵，因为它至今尚未被认真清算。有不少糊涂的人们稍有不满就宣称毛时代如何如何，归罪于改革开放导致世风日下、今不如昔。非也！现在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世风日上，依法治国正在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整个社会正在逐步走上有序的状况。毛泽东那一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理念，本质上是中国农民在小生产条件下自给自足经济的产物，它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根深蒂固。但它至少还有家庭、亲情等伦理观念在制约着，从而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单元。这种情况构成了“王法”的基础。

毛泽东空前地强调阶级斗争，并以强大的政权力量推行它。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是悲剧性的。阶级的划分从经济范畴扩大到政治范畴，进一步扩大到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最后，“言者无罪”成了一句空话。任何人都可以因为一句话就从“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变成“反革命”，甚至判处死刑！如张志新烈士。任何人的尊严、任何人的权利都可以顷刻间化为乌有。君不见堂堂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的遭遇吗？遑论一个普通公民？

凡是经历过当年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恰如《红楼梦》里所描述的：“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检举、揭发、诬陷甚至栽赃都时有发生，“八分钱，管半年”就是那时人们形容社会状况的，人的良知、耿直、正派、诚实都被抛弃了。剩下的只有扭曲了的“原则”，即，阶级斗争的原则。社会风气属于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卑劣！落井下石成了社会时尚，那时叫做“痛打落水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或者“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样的社会风气能叫“好”吗？

为了“革命”需要，说假话或者“违心的”话成了普遍现象。1958年“大放卫星”早就成为人类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连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层，也没有人敢于仗义执言，说一句公道话；至于往下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更没法细说了。退回到1955年的“反胡风集团”运动，中国的几乎全部文化人，其中好几位胡风的多年老战友，全都在老毛的淫威下信口雌黄、口诛笔伐往胡风头上泼脏水，都在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比如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大文豪”郭沫若，竟称：“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前几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历史证明，那些强加给胡风等人的“罪名”全都是假的！如此举国上下都说假话的社会风气难道还可以称颂吗？

为了“革命需要”，老毛必须反美，因为他要效忠斯大林。并且要进一步接斯大林的班，成为“全世界的太阳”。这个私欲最终在1967年5月16日公开宣布了。这天凌晨他老人家亲自打电话命令陈伯达，立即写文章纪念“五一六”通知一周年。当天他就亲自修改、审定并批准发表了这篇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正是此文，宣布“全世界的太阳”升起来了：“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其实，老毛的反美除去意识形态的需要之外，还有感情上的报复因素。

我们回顾历史，不难知道，老毛生长的湖南省，是中国除西部之外惟一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的省份。1898年，美国合兴公司获得粤汉铁路修筑权，成为首先进入湖南省的外国公司。1899年清廷开岳州为商埠，随后传教士们也进入湖南。1900年慈禧太后鼓动义和团“杀洋灭教”，掀起排外浪潮，湖南成为热点。衡州的义和团民捣毁了30多个基督教小教堂，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一名意大利传教士。在八国联军获胜之后，1904年长沙也开为商埠，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商人、教师、外交人员、海关人员纷至沓来，仅在长沙的外国人便达三千人。在湘外国势力最大当算英国，美国则从事文化教育事业。1902年美国雅礼会就派人来“把美国文化精华传播给中国人民”，他们在长沙办医院、护士学校乃至医学院，即著名的“湘雅医学院”。毛泽东称：“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事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留美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股浓厚的亲美空气。”有一班亲美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有更多反美的无知识分子。长沙爆发反对浪潮致使巡抚端方开放常德、湘潭为商埠的计划流产。接着在湖南教育会长禹之谟的策划下，爆发了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抵制美货的游行集会。1906年清朝政府杀害了禹之谟，少年毛泽东敬仰禹之谟，常常到他的墓地凭吊。另一个对毛有大影响的陈天华则在他的《警世钟》里写道：“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们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的死日到了！”老毛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人。只因美国是西方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中国传统中的“擒贼先擒王”的逻辑，要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不反美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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