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连载三：分家·裂痕·眼皮跳·自留地……
作者：王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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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连载三：分家·裂痕·眼皮跳·自留地……
作者：王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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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连载三：
“我们打算和他俩分家，你和他俩一起还是和我们，随你！”筱君和晓虹从贵阳回来后，筱君单刀直入地对我说。 她说的“他俩”指老十和阿四，还没回来。 栽秧前，他们四人相继离开返回贵阳家中。而我没有与他们一起同往，因为家中有两个知青——我二弟也在黔东南的另一个县凯里插队，身为教师的母亲根本无力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兄弟俩只得老老实实待在农村劳动以免挨饿。 “分家”当时在知青中其实并不鲜见。早在回家过年时，我就听见别校的许多同学议论过此事。原因无非有二：一是经济纠纷，二是勤懒难容。 因此，听到晓君的决定我并不吃惊。我非常清楚，我们这个临时组成的五口之家，早就出现裂痕了。只是顾及到老十曾经是我的好友，我一直把心中的不快藏起来。 老实说，我是没有勇气提出分家的。 可是，晓君现在直言不讳，非此即彼，我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往事仿佛一下子又出现在眼前。 …… 赶场天，由于囊中羞涩，我没能应邀与老十和阿四前往。此前，我为回报两个女生的慷慨和大方，不让她们小觑，曾倾其囊中所有称猪肉回来让大伙改善生活，而比我宽裕的老十和阿四对此却无动于衷…… 清晨，我砍柴回来，筱君和晓虹已把饭菜做好，而老十和阿四还没有起床…… 因为家庭困难，我不得不待在农村，靠出工——这种惟一的手段养活自己，在他们眼中却变成了突出个人的刻意“表现”…… 我一直弄不明白，学生时代能够分享两个烧饼的好朋友，怎么到了农村就判若两人？ …… “你究竟和那个一起？”不容我多想，筱君又追问道。 “和你们”，我当然不愿意砍柴回来还要饿着肚子自个儿煮饭，尽管我很明白这样一来必定会与他们结怨。 不出所料，老十和阿四回来后与我形同路人。我们结清了粮食账（当时5个人共用一本购粮证），将炊具一分为二，把五人共用的火塘让给他们，暂时借用金岸大娘的厨房。 我搬出了3个人共用的宿舍，住进了金岸大娘的谷仓。幸而其他生产队的同学知道内情并对我的决定表示理解，否则，我可就要成为千夫所指、遭人白眼的孤家寡人了。为了防止“重色轻友”的中伤，我甚至请桂花佬的儿子泽坤哥用剃头刀将我的满头乌发全部刮掉，让同学们特别是女同学对我的“削发明志”着实感到好笑和费解。 两年后的夏天，我们的知青点突然热闹起来，七八个同学同时光临，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唱样板戏，说笑话和讲故事，欢声笑语一下子打破了独家村昔日的宁静。 我们倾其所有，用自留地里丰富的菜蔬款待来宾。尽管没有丁点油腥，新鲜瓜豆大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 “对不起，我们今天只能请大家吃——盐香！”我不无歉意地自我调侃。 “盐香？”同学们大惑不解地望着我。 “这是他的发明——盐香——就是水煮盐香啊！”晓虹解释道。 同学们会心地笑了。他们当然清楚，在那特殊的年代，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国家明令禁止上市的统购统销物资——食油啊！ 两天后，桂花佬见同学们还没有离开，担心地悄悄问我：“这么多人吃一天要够你们三个吃好几天啦，你们的粮食吃完咋办？”我确实没考虑那么远，无言以对也无计可施。 恰在此时收到母亲的来信，要我火速赶回贵阳。 三个星期后，我回到生产队，知青点已人去楼空。 桂花佬告诉我，公社已把筱君和晓虹调走了。 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粮仓，我们的粮食全部存在队里的仓库，由队里代为保管。就在我回贵阳后，队里担心我们的粮食被同学们消耗，便借故筱君和晓虹的超支款还没交，拒绝称谷子给她俩。 彼时缸里的大米已经告罄，筱君和晓虹一下子傻了眼，无奈之下，只好随同学们去了白市。 在白市，她俩和同学们参加了一场由公社组织的文艺汇演。筱君嗓子极好，酷爱音乐，原先就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在知青们演出的样板戏《沙家浜》片段中，筱君扮演的沙奶奶一角引起轰动。（她后来被调进县文艺宣传队。） 白市公社武装部廖部长决定组建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并把此次文艺汇演中的知青骨干从各生产队调进距公社最近的白市樟木林场，以便今后排练和演出。 筱君和晓虹终于永远离开了偏僻的大塘。 一年以后，晓虹被083系统招走，筱君被贵州省木材加工厂录取，阿四和老十也通过家里的关系相继离开农村。 至此，我们曾经的5口知青之家终于彻底分道扬镳了。 本章后记： 这是一段绕不开的历史，也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我想，这可能就是知青回忆文章鲜见它，或者说回避它的真实原因罢。 当年的知青现在大都年过花甲，到了颐养天年含贻弄孙的年龄。今天旧事重提，无异于自揭伤疤自露其丑，似有大不敬之嫌。不过愚以为，既然是历史，就应该以真实面目示人，没有必要也绝不该粉饰我们曾经的心路历程。 应该补充的是，虽然多年没有联系，筱君晓虹与我的关系依然不错，1994年夏，她俩专程来看我，饶有兴趣地共同回忆二十多年前的知青生活。 1998年12月30日我校同学组织“上山下乡30周年”聚会，大塘的知青只有另一个小队的两位女同学、一位男同学和我如约参加。筱君在外县出差，晓虹随丈夫迁居上海（夫妻俩都是上海籍的贵阳知青）都没能参加。阿四和老十也没有出席聚会，阿四虽在贵阳工作却脱不开身，老十远在云南工作也来不了。 不过，在次日本班同学专门为我和另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同学组织的聚会中，阿四率先向我伸出了和解的手，两手相握百感交集，昔日的恩怨已随岁月一起流逝了。 2008年12月30日，我校同学组织老三届离校暨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会，我们小队只有我和阿四参加。筱君当了外婆远赴北京照顾女儿；晓虹定居上海；老十依然在云南。 我常想，等到2018年12月30日，如果同学们还有能力组织50周年纪念会的话，我们曾经的五口知青之家，是否能够团聚呢？ 十五、裂痕 分家是痛苦的，特别是与曾经的好友分家更是如此。 表面看筱君她俩提出分家有些突然，但我心里明白，我们这个临时组建的五口之家，早在下乡的前三个月就产生裂痕了。 我和老十的交情要从分班说起。弄不清是幸运还是不幸，我读初中时竟然连续遭遇两次分班。分班的原因都是因为所在班级纪律太糟糕让校方头大，故将班级撤消并将全体同学拆散分到其它班级。 1964年9月，我升入初二。原就读的初一（8）班撤消，我分到初二（7）班，与老十成为同学。一年以后升初三时，该班又因同一原因撤消，我和老十及四五个同学分到初三（7）班，而这个班的前身是初二（8）班。 因此，我和老十自初二同窗一坐就是数年。特别是初三同桌共读，我俩更是形影不离，每天上学放学即使绕道也喜欢互相邀约同行。谁的口袋里哪怕只有6分钱2两粮票，也会相邀在课间溜出校外，到街对面的南明饭店分享两个烧饼。 如果有谁生病缺课，另一个必定会尽己所知为其补课，并为对方提供学习笔记。 文革串联，两人一起到重庆、北京、天津和上海逛了一圈，从未分开。 老十是老疙瘩，又是独子，按说下乡可以申请到近郊插队。但他为了不和我分开，不顾年迈父母的反对，执意和我下距离省城400多公里的天柱县。我当时隐隐担心他将来会怪罪于我，劝他不要为我远离父母。但他一意孤行，坚持与我同行。 然而，下乡不久，我们之间性格上的差异就逐渐显现出来。 实事求是地说，当年我们初入社会，单纯幼稚得近乎愚蠢。临时凑合的五口之家缺少一个有经济头脑懂得处理经济事务和操持家务的人。尽管头一年大家都有生活费和粮油供应，但群龙无首各自为政。 碍于面子大家又羞于谈钱，于是就出现在开支上自觉和不自觉的状况，大家心照不宣，也没有人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我在家中是长子，做家务事轻车熟路。老十、阿四在家中是小弟，一切由哥姐代劳，对于家务事自然唯恐避之不远。也许我自幼命运多舛少年老成，考虑问题比他们多一些。譬如队里明确告诉我们，只供应我们最初一个月的燃料，之后由我们自行解决。我暗自为此担心，觉得必须尽快储备燃料，以备生活所需。所以早上一睁开眼想到的就是上山砍柴。而我身边的老十和阿四却鼾声如雷睡得正香。我没有惊动他俩，独自起身上山。 砍柴归来，两位女生已经做好饭菜，老十他俩还在楼上酣睡。久而久之，彼此间难免心存芥蒂，矛盾渐渐浮出水面。 此外，由于囊中羞涩，我不能每场必赶陪他俩同行，更不能陪他们返回贵阳玩耍。这一来我的留守又变成了刻意表现自己勤快反衬他俩懒惰的口实，引起他俩的不满。 其实他们根本不明白或者说不想明白我的苦衷，我的家境不允许我返回贵阳向母亲伸手，我必须得养活自己！ 那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当年能够分享俩烧饼的好友，怎么一到农村就判若两人，渐行渐远了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校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会，我们“家”的五个人只有我一人到场。次日在我班同学专门为我和另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女同学组织的聚会上，我终于见到了一别二十多年的阿四，他率先向我伸出了和解的手，四目相望百感交集。据他介绍，老十远在云南工作；晓虹随同为上海籍的丈夫（也是知青）已经携子迁回上海；筱君因公到外县出差没能回来。 岁月蹉跎世事难料，四十三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然而老十至今依然音讯杳无。我曾经在云南知青网发过寻人启事，至今无果。 我们曾经的五口之家，什么时候才能团聚？我和老十之间的裂痕什么时候才能够修复呢？ 我期待着。
学生时代受的教育使我向来不信迷信，然而下乡以后的几次遭遇却一次又一次动摇了我的信念，让我似信非信困惑不已。信吧，驻地旁的板栗树上就有一个喜鹊窝，那喜鹊见天欢叫也不见什么喜事降临；不信吧？我与五步蛇不期而遇前确实碰到乌鸦乱叫。 还在学校时就听同学说过，眼皮跳有讲究：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女生则相反。谓之男左女右云云，说得有板有眼。我虽不信，但逢左眼皮跳时心情格外好；右眼皮跳时情绪就特别差。也许是不知不觉中心理暗示作祟的原因吧？ 分家之后，原先的同窗好友变成路人，却又不得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躲不掉绕不开，抬头不见低头见。那份憋屈、尴尬和无奈让人郁闷不已，一起出工时更是别扭得很。 那天去垦荒。开垦去年收过小米的烧荒地，准备种包谷。男女老少十几个人全体出动，在山脚一字排开，人手一把锄头，有的还带着柴刀。善解人意的桂花佬把我叫到身边，与阿四和老十之间隔了七八个人。 小米地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树桩，挖土时必须逐一把它们挖出来。当然，那些树根特深的除外。 几只乌鸦从头顶飞过落在不远处的树上，鸹噪不休让人心里烦躁发毛。恰在这时我的右眼皮猛跳了几下，不禁打了个寒颤。我本能地四下张望，唯恐发生不测。 大家都在专心干活，没人理会树上的鸹噪。人们一边和身旁的人说笑，一边起劲地刨树根。 一根硕大的枯树横亘在半山腰上，那是大家伙约定工间歇气的地方。 社员们齐头并进，身后是新开垦的山地。地里那些分布大致均匀根深未挖的树桩尖口朝上，就像指向蓝天的一柄柄利剑。人们的身后，还有一堆堆大小不一的树根。 看着那些形态各异千奇百怪的树根，我突发奇想，觉得当柴烧掉有些可惜，似乎可以拿它们做点别的什么东西。当然，那时我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根雕艺术”的概念。直到离开农村很多年以后看到根雕作品，我才明白当时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模糊念头就是根雕啊！ 毋须讳言，当时困扰我们的主要是生计和出路问题。别说没有艺术天赋，即便有，也不会有那样的闲情逸致，更没有必备的经济基础。那时我的思维方式与农民没有两样，多挣工分养活自己，多砍柴以备生活之需。鲁迅先生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如此，爱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眼看就要到达预定休息的枯树了，我的面前已经没有什么树根可挖，便加快了挖土的速度，打算早点休息。 “老王，当心！”身旁的世枚见我踏上了刚被掀翻的蚂蚁窝突然尖叫起来。我不以为然，蚂蚁有啥可怕的？刚要笑他大惊小怪，就被蚂蚁咬得跳起来。 原来这不是普通的蚂蚁，而是会咬人的毒蚂蚁。它的个头比普通蚂蚁大好几倍，乡亲们称它蠚蚂蚁。人们对它敬而远之，从不轻易去惹它们。 休息时，我一边揉又红又肿的脚背，一边听桂花佬讲蠚蚂蚁的习性。我们身下坐的枫木树只有主干，表面已经开始腐朽剥落。如果不是两个大树桩将它卡在半山腰，它早就应该滚到山脚下去了。 枫木树很长，全队劳力坐上去也毫不拥挤。大家都面向山下坐着休息，只有阿四和大家相反，背朝下蹲在树干上和老十聊天。 突然，阿四不知何故掉了下去，触地弹起后又连续几个后滚翻一直滚到山脚。惊得大伙敛声静气目瞪口呆，我的心脏仿佛提到了嗓子眼，只见阿四在山脚停住后翻身起来拍打身上的泥土，我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阿四从近60度满山树桩的陡坡滚下多次触地，居然毫发未损。尽管已和他分家，我依然为他庆幸。物伤其类，毕竟，我也是知青啊！ 乡亲们更是坚信：是阿四祖上积德，保佑他呢！
队里分给我们的自留地就在桂花佬家上屋背后的土坎上，很平整，面积比屋基地还要大。 第一次翻土我们就闹了笑话。五个人一字排开，自作聪明地边挖边退。以为这样挖就可以避免踩出脚印，殊不知却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惹得过路的桂花佬哈哈大笑。笑毕，他告诉我们应该朝前挖，一边挖一边用锄头把土块敲碎，脚印嘛，转过身去挖松就得了。 松完土，我们按筱君的提议，仿照贵阳郊区菜农的做法把整块自留地分成一畦一畦的小块，便于今后管理。桂花佬看到后直摇头叹息：“可惜了可惜了！”他的意思是土中被我们弄出的那些纵横小路本来是可以多种些蔬菜的。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在桂花佬的指点下，我们适时地种下了南瓜、黄瓜、棒豆和豇豆。种子是筱君在贵阳农科所买来的。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超前准备和科普知识——农科所培育的都是良种啊！ 没等种子发芽，筱君等四人就相继回家了。我自然只得独自打理自留地。浇水、松土没有问题，缺的是肥料。 眼见秧苗一天天蹿高，开始牵藤了，我学着乡亲们的样子砍来了一捆毛竹做豆栅，将毛竹插在豆苗旁，每三根用棕叶捆成一组形成个一人高的立体三角架。 我向队里支了二斤尿素。桂花佬告诉我，不能多用，否则会烧坏秧苗的。还说他们从不使用化肥，用它淤（淤：当地方言。①肥料②施肥——笔者注）什么什么不好。淤辣椒，辣椒不辣，淤烟叶，烟叶不燃火，淤瓜瓜不甜…… 我晓得他绝不会骗我，但是我哪儿来的农家肥呢?将就用化肥总比一点不施肥强吧。 上完化肥。我又将银秀嫂送我的辣椒秧和茄子秧栽满了剩余的菜地，我们的自留地这才有点菜地的规模。工余闲暇时我常常到自留地里转转，倒也打发了不少无聊的时光。 到了夏天，自留地里的蔬菜渐次成熟，竹架上那一串串肥嫩的棒豆，鲜绿的黄瓜，旁边紫亮肥硕的茄子和油绿的辣椒让人赏心悦目。 我一个人根本吃不了这么多蔬菜。好心的银秀嫂建议我赶场天拿到湖南去卖。我哪里好意思啊？见我难为情，她又让念小学的小女儿帮我拿去卖，说即使换点盐钱也总比让它们烂在地里强吧。 我邀请邻队的同学来摘蔬菜，与他们分享我丰收的喜悦和劳动果实，感到非常惬意…… 很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梦到我的自留地。不过，梦中的自留地总是一片荒芜惨不忍睹的模样…… 呵呵，久违了，我的自留地！
十八、插秧 插秧时节，队里忙碌起来。清晨，男子们忙着犁田。妇女们全都打早工下秧田扯秧抢工分。队里实行小包工，以扯秧的个数计分，而且必须在吃早饭前备足队里每天需要栽插的秧苗，当然也不能大于当天的需求量。于是她们争先恐后，动作之快让人咂舌。 桂花佬打过很形象的比方：抢工分就像抢舀一锅饭，饭锅只有那么大，你不舀别人就舀光了。 打早工相当于加班，我们从来不参加（其实也根本不会那些农活），通常都是早饭后随大伙一起出工。 为了保护妇女的健康，队里从来不要她们插秧。因此她们扯完秧后无需再下田，只负责做坡地里的农活。 早饭后其他男劳力继续犁田、耙田，为下午插秧做准备。上午只有桂花佬带我去插秧，阿四和老十他们之前已经回贵阳去了。 虽然我曾经在学校组织的“支农”活动中下过田，但从没插过秧。桂花佬真不愧是先生，从田里的身姿，到分秧苗、手握秧苗的姿式，无一不细心解释，耐心示范。 “蹲马步，身子要正，蹲稳了才好展劲（用力）！”“右手分秧后，用拇指夹住根须，伸直其余四指护着根须往下插。”“每一排栽五株，左脚要踩在第一株和第二株之间的位置，右脚踩在第四株和第五株之间的弄堂里，这样退过去就不会把秧苗栽在脚印窝里了。”山里有不少水田面积不大，而且大多呈不规则弧形。在这种田里插秧很有讲究，插秧的质量不仅和产量有关，而且牵涉到今后薅秧的难易和好坏。为了沿着弯曲的田坎均匀地插秧，保持均衡的行距和株距，就需要在栽插时动动脑筋。桂花佬告诉我这种方法叫栽“走边窝”。也叫栽“胞衣”，即平行于弧形的田坎一圈一圈把水田栽满。 “栽‘走边窝’的关键在贴‘鸡仔棒’”，桂花佬边说边示范，“就是在田坎向内弯时，以田坎为弧，以栽在左边的第一株秧苗为圆心，那么在栽第二排秧苗时就少栽一株，依然以刚才的那株秧苗为圆心来栽，这样就可以保持秧行与田坎平行了。”“反过来也一样，如果田坎往外弯，弧和圆心的位置则相反。”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并暗暗为他简明扼要的指导惊讶，谁说私塾先生只能教“之乎者也”呢？以他的水平教几何我想不但卓卓有余，而且必定精彩。我为能碰到这样的好先生暗自庆幸。 见我一点就通，老人也非常高兴，收工时居然表扬道：“我看你是聪明有种富贵有根啊！”“不！不！是您老教得好！”我由衷的否定道。一边活动酸胀的腰，一边查看自己栽的稻田。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同一块田里，师徒的作品天壤之别，前者植株均衡笔挺，距离均匀；后者植株大小不一，株距忽密忽稀，更要命的是，所有的植株都往一个方向倾斜。 “冇关系”，桂花佬显然看出了我的局促不安，“你刚刚学，慢慢来，多栽几天就好了。” 午饭后，男劳力除留两个人继续架牛耙上午犁好的田外，其他人全部下田插秧。 下午人多，去栽插队里的那些大田。栽大田的规矩与上午大不一样。首先由队里技术、体力最好的人破田。即栽五行横竖笔直的秧苗在水田正中，将水田一分为二就叫作破田。破田人栽一个秧（三手秧）后，第二个人才跟进，以此类推，次序按个人技术、体力的高低排列。我自然位列末尾，排在桂花佬（他是队里年龄最高的老人）的后面。 乡亲们插的秧苗横平竖直，非常匀称美观。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便于日后薅秧。 这里地处湘黔交界，受湖南生产方式的影响很大。比如薅秧用的秧耙就产自湖南。耙头是六寸长三寸宽两寸厚的木方，正中有个圆孔。耙齿是等距离排列的五块两公分宽呈内弯的扁铁，嵌在木方长边下侧。耙杆为两米左右的竹竿与耙头正中的圆孔连接。使用这种工具薅秧，不仅可以免去在田里的弯腰之苦，而且功效比黔东南某些地方用手指薅秧的落后农作方式要高出若干倍。 当然，这一切我是在学会薅秧后才晓得的。 栽了一天秧，我简直累得直不起腰来。农民的辛苦，农民的劳累，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哪里会知道呢？
生产队里有一丘连乡亲们都谈之色变的蚂蝗田。那丘田孤零零地在半山腰上，也不知哪儿来那么多的蚂蝗聚在那里。据说队里那头最厉害的老黄牛一到那丘田里也会烦躁不安。如果不是拈阄决定，没有人愿意去犁那丘不大的蚂蝗田。 尽管插队的日子不长，但自春插开始我就一直跟着桂花佬学习栽秧，也见识了蚂蝗的厉害，吃过它的不少苦头。 当地谚语云：蚊子听巴掌；蚂蝗听水响。夜晚拍打蚊子，别的蚊子立刻闻声而动，似乎越打越多；白天下田，蚂蝗就寻声而来，并且会准确无误找到你小腿皮肤上最薄弱的位置，比如有疤痕的地方，或者夜晚被蚊子袭击后挠痒抓伤的部位，然后吸在该处猛喝你的血液。 说它们对伤疤的突袭稳准狠绝不为过。其中以贼蚂蝗最为可恨，它通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喝你的血你却毫无知觉。偶尔感到腿部微微发痒为时已晚，这些家伙已经吃饱喝足，浑身通体发亮肚儿滚圆，胀得像颗紫红色的花生米。待要拿它是问，却一下掉进水里逃之夭夭，留下创口鲜血一片。 还有一种饥蚂蝗仿佛饿痨鬼投胎一般，扑上来就恶狠狠地猛吮，让人疼痛不已。捉拿这种蚂蝗十拿十稳，但如果用手扯是绝对行不通的。桂花佬教我用稻秧的根须紧贴蚂蝗的上部往下捋，这一招果然见效，那些家伙立刻会被捋下腿去。当然，如果站在水田里捋则会徒劳无功，它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组织二次进攻。只有到田坎上才好收拾它们，如果手边有石头，还可将其捣烂以解心头之恨。 我问过桂花佬，蚂蝗田既然那么恐怖，难道就没有办法治它一治？桂花佬告诉我，办法倒有的是，只是队里没有条件。治理蚂蝗田最好的办法是放茶油枯（榨过茶油剩下的渣滓），但我们队里没有那么多材料。另一个办法是用生石灰杀灭蚂蝗，怎奈关山遥远交通不便也不现实。最后一个办法是直接用农药毒杀蚂蝗，但成本太高而且对农作物有害。 无奈，只得由全队男劳力集中对付蚂蝗田里的农活。 下田栽秧的顺序依然是速度快、技术好体力强的人在前，我是新手，自然落到最后，恰好紧挨田坎。 这蚂蝗田真是名不虚传，我下田后一手秧还未栽完，就被蚂蝗叮得疼痛无比跳到田坎上，低头一看几乎吓傻，两条腿上竟有五六十条饥蚂蝗疯狂吮吸会餐。我赶紧用手中的秧苗根迅速将那些蚂蝗捋到地上，旁边没有石头，只好任由它们四散逃窜。 顾不得血流如注的双腿，顾不得害怕水田中等着我的饿鬼蚂蝗，绝不能在乡亲们面前拉稀摆带，我一咬牙又下田继续栽秧。疼极了，跳到坎上捋下蚂蝗。然后接着下田，周而复始，腿上的蚂蝗一次比一次少了一些。 终于，栽完了最后一株稻秧回到坎上，总算松了口气，没在乡亲们面前丢脸。 我偷眼望望别人，除了世枚的父亲和他大爷（伯父）还有桂花佬三位老人外，其他人腿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血迹，只是不像我的腿那么惨不忍睹罢了。 桂花佬仿佛看出我的疑问打趣道：“蚂蝗嫌我们老了不好吃呢！”照此说来，年轻人必遭此罪喽？我暗暗纳闷。 其实，三个老人事先用自己的叶子烟锅里的烟渍涂在腿上做了防范，才免遭蚂蝗毒手。哪里是蚂蝗嫌老爱嫩哟！ 桂花佬如是说。
我插队的天柱地区农村把第一天开始插秧叫做开秧门。同理，最后结束栽秧叫做关秧门。 按照惯例，关秧门时要由队里出资聚餐犒劳全体社员，同时庆祝春耕生产阶段性的胜利。乡亲们习惯性地把会餐称为打平伙，想想也不无道理。打平伙是他们对凑钱（物）聚餐的俗称，与AA制就餐极为相似，集体出资大家会餐天经地义，大伙的钱大伙花，大家的事大家干绝对公平。 下乡第一年我就经历了春耕生产和关秧门的全过程。 早在几天前，队里就在筹划关秧门的具体事宜了。打多少酒，买多少肉，煮多少饭，安排多少人帮厨，指派多少人完成最后的犁、耙、栽任务，队里都一一作了统筹安排。并且留出半天时间给大家休息，工分照计，让忙活了大半月的乡亲们痛痛快快聚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共同庆贺春插任务的圆满完成。 当时知青点只有我和两位女同学，老十和阿四早在栽秧前就离开队里回贵阳去了。 关秧门那天上午，我依然和桂花佬等人去栽秧。马上就要完成任务了，大家的劲头似乎特足，你追我赶，田里一片欢声笑语。置身其中，我更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千。下乡以来特别是参加春耕生产以来的经历在脑海中一一闪过：初次下田学习栽秧的忐忑、冒雨栽秧的艰难、蚂蝗吮血的恐怖、惨不忍睹的双腿、累得直不起的腰杆…… 还有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农技知识的桂花佬那循循善诱的教导，适时对我的点拨和鼓励，使我从一个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的城市学生一步一个脚印逐渐变成初识农业辛劳的新型农民——知青。 此刻，尽管我依然排在末尾紧跟桂花佬栽秧，但栽出秧苗的植株大小、株距和行距都已经接近我的老师。令我暗暗欣慰的是，老人已经无法把我远远甩在身后了。 严格地说，最后一株秧苗是由我栽下的，换句话说，秧门是由我——初次务农的知青娃亲手关上的，而且我几乎与桂花佬同时回到田坎上。 我的进步桂花佬看在眼里喜在眉梢。先上岸的其他人则用挑剔的目光检查我完成的最后五行秧苗，最终还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下午，聚餐如期举行。人们换上干净的衣衫，喜笑颜开地到对面坡——世枚家去打平伙，顺路还在他家坎下摘了几张芭蕉叶。我暗自纳闷：打平伙要芭蕉叶干啥呢？ 女人们被招呼到世枚家小院里。男人们则在世枚大爷家门前的空地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世枚拿了几根板凳给了几位老人。帮厨的人立刻端来满满一大盆冒着热气的香喷喷的猪肉放到圈子中间的地上，还提来一大桶米酒。 人们把芭蕉叶舖在各自的面前，队长给大家斟酒时不由分说也要给我斟上：“今年你也累了，该喝一碗！”我赶紧把碗藏到身后：“可我不会喝酒啊！”“不会喝也得喝！栽秧你都学得会，喝酒比栽秧容易多了。再说，莫非你不该敬桂花佬么？”队长说得我哑口无言，是应该敬敬桂花佬——我名副其实的老师，我不再推辞，让队长斟了满满一碗酒。 斟酒完毕，队长请世枚的父亲说几句，老人颔首起身欣然应允。他双手端碗环视一周示意大家，大家赶忙端碗起立。 老人这才左手端着酒碗，用右手拇指和中指蘸酒弹向天空：“多谢老天爷！保佑今年风调雨顺！”然后又蘸酒弹到地上：“多谢大地！保佑今年五谷丰登！”又蘸酒弹向自己的眉心，口中念念有词，但听不清说的什么。 最后双手端碗对大家致谢：“大家都辛苦了！干杯！”说完一饮而尽。 我学着大家重复世枚爹刚才敬天谢地的动作，一口喝干了米酒。这是我第一次喝酒，虽然乡亲们自酿的米酒度数很低，而且一点也不辣喉咙，但一碗酒下肚，我依然感到浑身血液往脑门涌，两颊发烫。 世枚爹招呼大家吃菜：“来来来！大家一起来！”说着便率先将筷子伸进肉盆，挑了一块又大又肥的肉片，但却不往嘴里送，而是放到了面前的芭蕉叶上。 其他人也基本如此，只有我选瘦肉直接解馋。 第二碗酒，我起身敬桂花佬：“感谢你老人家对我的帮助！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老人非常高兴：“也祝你心想事成！”说罢一饮而尽。 第三碗酒，我敬其他在座的老人，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 三碗过后，斟酒随意，愿喝就喝，无人勉强。 桂花佬悄声提醒我，淡酒多杯也醉人，米酒好喝，但是后劲很足。让我多吃菜，缓喝酒。 这里喝酒的规矩不少，平辈之间敬酒得互相交换酒碗一口喝干，还必须喝两碗，谓之好事成双。我初次喝酒，不胜酒力，除了敬几位老人，再不敢和其他人较量。有人前来挑战，都被婉言谢绝。幸亏桂花佬也在一旁为我说情。 大家夹菜都听从世枚爹或者世枚大爷“来来来”的号令，一次又一次进行，直到把那盆猪肉夹玩为止。 乡亲们吃得非常开心，个个红光满面，嘴角流油。 与他们不同的是，我的面前没有芭蕉叶和猪肉。而他们每人攒下的猪肉少说也有半斤多。酒足饭饱，人们拿着鲊包（芭蕉叶包着的猪肉）心满意足地回家，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省嘴攒肉，是为了拿回家给孩子们香香口啊。 两位女同学也拿回了一大茶缸猪肉，只有我两手空空晕晕乎乎回到知青点自己房里倒头便呼呼大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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