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记事(4) 作者:河水


 

   插队记事(4)

30. 家书抵万金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乡下的时光,我们最盼望的就是上海家里和同学、朋友的来信,因而连见到邮递员都感到亲切,而邮 递员十天半月才能来一趟。记得给我们送信的 邮递员姓杨,三十多岁,瘦瘦的很精神。每当 “叮铃铃”声传来,就见老杨骑着绿色的飞鸽 自行车一脸灰尘地驶进屯子,手里举着一大迭信件,几乎全是知青们的。 知青便一拥而上, 收到信的同学喜滋滋地拆开就读,没有来信的 同学失望地站在一旁,眼巴巴的看别人读信。一些同学寄予希望地问老杨下一次送信能否早一点儿,老杨总是安慰大家,只要有信,他一天也不耽搁。其实,县邮局要好几天才往下面公社转一次信,老杨又是公社唯一的邮递员,不可能及时将信送到知青的手里。社员们对知青有那么多信甚是奇怪,你在读信也好,写信也好,他们喜欢凑在一旁看。 不识字的会说“读给俺们也听听,行吗?”由于许多农民一生都未读过或写过信,他们对信始终抱有好奇心,所以,藏匿、私拆知青信件的事情屡有发生。有一天晚上,我到队长家里喝茶,无意掀动炕席,见下面压着一封信,取出一看,信封上面竟写着我的名字,原来这封 信是我姐姐在四个月之前写来的,队长代收后竟忘了给我。见状队长并不动色,平静地说:“哦,信我看了,家里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似乎他对我很关心。还有一次,我收到家里一 封信,是老乡转交给我的,也已拆了封口。信 中提到为让我多写家信,特附邮票多少多少枚,可我里外搜了几遍,邮票毫无踪迹。 为藏匿、私拆信件事,知青以保护通讯自由,信件受法律保护为由,向大队、公社领导和上海慰问团多次反映,在上述有关领导的干 预下,藏匿、私拆信件的现象逐渐有所减少。对我来说,藏匿信件不全是坏事。如一个 女同学的姐姐给她写信,说东北太艰苦,要帮她调到安徽去插队,在一起也好有个照顾,问她意下如何。此信一直没有收到,掉转一事自然没有下落。这个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如果当初调走的话,就不会有我们的姻缘了。结婚后谈起此事,妻说若收到这封信,知道姐 姐要她调到安徽去的话,她肯定早就调走了。

 

31. 打牙祭   

那年月农民很苦,主食是用苞米面做的大饼子,副食是白菜、咸萝卜,偶尔做点鸡蛋炸酱那是待戚的菜。只有过年时,各家各户才高高兴兴地吃上一顿饺子,饺子在当地认为是最好吃的饭食,有句话道“坐着不如倒着,好吃 不如饺子”。大人苦点倒没什么,可怜的是小孩,饿了,手里捧一只冷大饼子,攥两根大葱,边吃边玩;馋了,卷一支“蛤蟆头”抽着(蛤蟆头,农民自产的一种烈性烟草),屯子里,连三岁小孩都会自己卷烟抽。夏天日子好过些,小孩们手里时常有只把茄子、辣椒和黄瓜等,一律生吃。每到有重体力农活时,如拔麦子,脱坯等,队里就会宰些牛啊羊的犒劳大家,打一顿牙祭,好有力气干活。记得一次宰了几只羊,老 钟家的和几个妇女忙了一上午,煮了两大锅酥烂酥烂的羊肉。社员们下工回来,闻着羊肉味就都扑了过去,一人一大碗,吃完还可以添,“唏里哗啦”一阵过后,锅锅见底。知青几乎一个也没吃,因为没有调料,羊又未处理干净 ,强烈的膻味早就将知青们的食欲撵得无影无踪。杀牛时好些,牛出肉多,往往各家都能分到几 斤,这样小孩也可以一起尝尝荤。不过牛是不敢轻易宰杀的,若不是老牛、伤牛宰杀后被大 队或公社知道了,队长要“吃不了兜着走”。春上缺草料,牲畜时有冻馁而死的,队长 便派人剥皮割肉,肉分给大家,皮留着硝鞭子。我们馋时,巴不得能多死几头,这种思想若是被队长知道了,真要把他给气昏头。牲畜除有冻馁而死的,还有病死的。按规定,病死的牲畜一律不得食用,要作焚烧或深埋处理,但往 往有偷吃病家畜的事发生。那年队里病死一匹 马,队长派人用大车运到屯子外埋了。第二天,人们下地干活路过,见埋的死马被狼刨了出来,并吃掉好大一块。有个社员拔出刀割下一块马肉,放在鼻子前闻闻说:“挺好的马肉,狼吃 了多可惜,回去也炖它一锅吃”。其他社员见 状纷纷上去,你一块我一块,不一会儿,只剩 下马的一副骨架了。

还是看场院那年的一个冬夜,我值完上半夜就睡觉了。朦胧中听得有人“呼拉呼拉”在吃什么,还吃得挺香。我披上棉袄下地一看,五六个人围在烧猪食的大锅旁,用筷子从锅里 捞东西吃,再看锅里,全是肉。这些人有队里 会计、更倌和打头的(“打头的”即生产组长的俗称,可以说是仅次于队长的“中层干部”) ,有人递给我一双筷子,说:“才炖烂,就想 叫醒你呢”。我高兴极了,伸筷挑出一大块肉 就往嘴里送。突然,我想他们是从哪儿弄来肉 的呢,还是问清为好。他们见我迟疑,笑道: “没事儿,俺们总吃这肉,从来也没得过病”。 我顿时明白了,今天白天死了一口猪,是阉后没有消毒好,得破伤风死的,队长再三嘱咐不得偷吃这死猪肉,他们还是弄来偷着煮了。弄 清猪肉的来历,我一阵恶心,食欲也早到“爪 哇国”去了。由于长期不吃肉,馋得要命,实在没有肉吃,大家便想把那只狗给勒了。

那是只无主的狗,常常悄悄溜进知青外屋 的灶台上偷东西吃,吃东西不要紧,它还经常 半夜跑进来,“吧嗒吧嗒”啃锅里的东西,知青起夜上厕所常常被吓得半死,还以为是狼进 来呢。勒了它,一是免得再受惊吓,二是打打牙祭。说干就干,小毛担此重任责无旁贷,他准备好绳子,只等那只倒霉的狗到来。一天中午,那只狗在知青的屋外转来转去,小毛手里拿只大饼子,掰一点扔给它,它一口就吞了下去,渐渐它和小毛近乎起来,小毛一边喂它,一边将绳子套上了它的脖子。狗被牵到了一棵树下,小毛把绳子扔过一枝大树杈,使劲一拽, 那狗嗷地一声悬在了空中,只见它四个爪子乱蹬一气,拼命地挣扎。小毛怕一人拽不住,急 得直喊“快来帮帮我,快来呀”,我们几个赶紧过去想伸手,只听“啪”地一声,绳子断了,那狗摔在地上,打了个滚飞也似地逃跑了。原来小毛用来套狗的绳子是本不结实的草绳。都说“狗改不了吃屎”,那只大难不死的 狗后来还是中了小毛的圈套,终于被煮得烂烂的端上了我们的餐桌,全体知青痛痛快快大嚼一顿,总算对肚皮有了一个交代。


32. 另一帮上海人   

放马时间长了,尽管草原还是那么美,鸟 儿叫的还是那么好听,可是孤独实在令人难熬。多么希望远处有村庄,有人家啊! 一日风大,马儿喜欢顺风吃草,一边吃一 边往前走,我也不经意地随着马儿走啊走啊,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陌生地方。远远望去北方隐隐约约有个屯子,在天与草原之间似虚幻的海市蜃楼一般。我喜出望外地驱赶着马群朝那个方向走去。话说“望山跑死马”,那个屯子离 得也不近,赶着马群我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方走近屯子。

我把马儿安顿好,进得屯子。屯子里静悄悄的,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我找到这个屯的队房,喝了一通水,再往前走,见到一座院子,院墙门旁的牌子上写着“种畜站”,听得里面好象有动静便走了进去。第一 眼就见到一匹高头大马,足有我一个半人高,此马膘肥体壮,枣栗色的鬃毛闪亮闪亮的无一点儿杂色。它简直棒极了,比起我的“坐骑”不知要威风多少倍。正当我细细观赏的时候, 身后有人说话了:“干啥的,打哪儿来?”,回头只见一个三十出头的汉子笑吟吟地看着我 ,看得出来,他对我欣赏他的马很是高兴。我回答他说是沈家的,放马的。他一听更高兴了,说他也是沈家的,姓阎,是种畜站的农技员。 还告诉我这个屯叫洪福村,属向阳公社另一个大队。他听出我是上海人,告诉说这个屯子也有不少上海知青,等一会儿收工了他领我到集体户去。中午收工了,我来到上海知青集体户。他们正忙着摆桌子要吃饭,听老阎说来客人了, 都惊异地看着我,似乎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来 历有所不解。当他们知道我是沈家的上海知青后,马上表现得非常热情,马上邀我一起吃饭,说早听说沈家屯有上海知青,一直想走动走动,没想到你们先来了。接下来互相介绍自己是上 海哪个区哪个学校的,认识对方学校的某某、 某某等等,说来大家还是一列火车送来的呢,更觉亲热了。记得那天我们吃的是用大黄米( 糜子轧的米称大黄米,性黏)做的黏米饭,虽然没有下饭的菜,但他们特意在我黄澄澄的饭里拌了好多上海带来的白糖,十分好吃。放马 这么多天,我天天啃大饼子,嚼咸萝卜条,吃 得直烧心,没想到能吃到这般好东西,留下的印象之深,至今不忘。

我吃饱喝足之后,开始打量这个知青的窝,只能说是窝,因为它乱得一蹋糊涂。炕上的被 子、衣服胡乱地堆着,地下的脚盆里浸着昨天 的洗脚毛巾,锅台上的饭盆里尽是吃剩的大饼子,已经放了好些天了也不倒,箱子盖上还有酒瓶、罐头盒之类。再看看这些知青们,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一个个吃饱之后,往炕上一躺, 叼起香烟,天南海北地神聊起来,说下午不出 工了,太累太累云云。交谈是杂乱无章的,牢骚不少,有一点我颇有同感,即出发之前,来接我们的双辽县代表----那个衣冠楚楚的中年干部讲的那番话。他在所谓的骨干分子座谈会上,把双辽说得怎么怎么好:吃有大米,住有楼房,完全是一派胡言。没想到现实与他吹的反差如此之大,大家一致痛骂他是骗子,也许他吃的是大米,他住的是楼房。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模样如此正经的人,撒起谎来那样的从容,心不慌,脸不红。谈起前途,大家不免心内凄惶,有人唱起了忧郁的俄罗斯歌曲“三套车”。在这凄凉的歌声中,我告别了这群同样生活在草原上的另一帮上海人,继续放我的马去了。     


33. 看瓜,又是一个好活儿


东北的夏天,虽不象上海那么暑气蒸人,但在骄阳底下干活的确是够受的,在地里一天晒下来犹如脱层皮。也许是放马有功,队长没让我下地,派我一个人人羡慕的好活--看瓜。

瓜地里有西瓜、香瓜、黄瓜以及西红柿等等,由于东北春天开化的晚,所以这些瓜果种 的也晚,当上海瓜果已快落市的时候,这儿刚 刚开始成熟,尚未成熟的瓜地是不用看的,没有人会去偷,而快要熟的时候没人看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别的,就各屯的马倌牛倌、猪倌羊倌的能量,足以将瓜果啃光、搬光。和我一起看瓜的是老刘家二大爷,看模样约有六十岁,尖尖的下巴,留了一撮山羊胡。他的绰号叫“老刘二哨”,想必是屯子里“哨”的高手吧。第一天,他就对我说:“你年纪经,多照应点,晚上我就不去瓜地了”。本来我们 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贫下中农降此重任予我,岂敢不受。白天,老刘二与我一起在瓜地里压秧卡尖(为防止瓜秧疯长而采取的一 种措施),一到晚上,天还没黑他就急急回屯去了,留下我一人孤伶伶地守在远离屯子的瓜窝棚里。

瓜地离屯子按说也不远,不到二里地,只是要经过一处废墟,那是沈家屯旧址,此时尚存破墙残垣。据说这儿闹过鬼,因此老刘二晚 上不敢到瓜地去。我自诩为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鬼,可晚上经过那死一般寂静的废墟时, 头发还是直往上竖,开始几天,真想随大帮下地干活儿,不看这瓜了。后来习惯了也就罢了。瓜窝棚是用茅草搭的,倒也严实,不透风 不透雨,只是门太呆板,关不紧。白天,待在窝棚里很舒服,凉凉快快的,想睡就睡上一觉,无聊了出去转上一圈,欣赏地里翠绿翠绿的瓜蔓儿和远处墙一般高的青纱帐,(高杆庄稼长成以后,俗称青纱帐)那里苞米已经吐缨,高粱也在灌浆,一派丰收景象。此时我的心情可 以说好得不能再好了,似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有了正确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那时我写给上海家人的信上就是这么说的。那段日子我很快活,简直就是在养尊处优,这是在大田里干活的人想都不敢想的。黄瓜长成了,一根根鲜嫩鲜嫩地在蔓儿上垂了下来;西红柿也一个个红了半边脸,象上了一层釉采;香瓜、西瓜虽然未熟,但已长足了个儿,圆圆鼓鼓的躺了一地。来瓜地的人开始多了,剜野菜的,割羊草的,转来转去在 瓜地旁蹭,说不准什么时候摘一个就走。屯子 里的半拉子们更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你搭讪,地那头早有人下手了,用上海话讲他们是连档 模子。常常发现留种的瓜果不知不觉就失踪了,一些老刘二自己看好,想等太阳再晒上几天后 享用的瓜果也不知悄悄饱了谁的口福。时常有 一些小嘎(男孩)和小丫头们到瓜地来,围着我左一声“哥”右一声“哥”地要瓜吃,弄的我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知青小毛更是棋高一着,借给我送饭之机,也不管我答不答应摘了就嚼,临走还要揣上两根黄瓜。起初,我是一只瓜也不敢吃的,即使再渴 再馋。一是怕辜负队长的信任,二是怕给吃光了,你想呀,如果熟一只吃一只,那瓜还能剩下吗?一次我斗胆摘了一根黄瓜吃了,以后就 一直担心老刘二到那棵瓜秧那儿去,我觉得摘去一根黄瓜后,那地方空出一大块空间,十分扎眼,老刘二准会问:“那根黄瓜刚才还在,怎么转眼就没了”。终于,老刘二亲口对我讲了看瓜的吃瓜是天经地义的,无可非议的,不吃白不吃的一番话,使我心里的石头掉了下来。从此,我每日随意享用一些香瓜、西瓜、黄瓜和西红柿。有一种叫灰鼠子的香瓜,又甜又香, 而且水份特别足,我最爱吃,一顿大啖数只, 痛快之极,甚至连饭都可以不吃。那些日子, 连拉出来的都是尚未消化的瓜籽和西红柿皮。

分瓜或分西红柿的时候,瓜地最为热闹 各家的人带着盆呀篮呀陆续来取自家的那份。 瓜果是一早就已摘好了的,只要按各家的劳力数分配就是,钱并不用收,记下帐秋后扣工分。我紧张地过称、记帐,每每忙得满头大汗,但心里很痛快。似乎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分瓜的时候大家可以在瓜地随便吃。于是乎,取瓜果的无论男女老少, 都把肚子撑得鼓鼓的,端着捧着自己家的那份回去了。全分完之后,窝棚前的那块空场上,一片狼藉,到处是西瓜皮、西瓜籽,还有砸开后没吃的生瓜。我要把它们全部打扫干净,还要仔细留下饱满的西瓜籽,好明年再种。就这样,我一直在瓜地看到下霜,等最后一批西红柿分完之后,便随大帮收割庄稼去了。


34. 秋收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东北秋高 气爽之际,正是“高粱红,大豆香”之时。那田野上随风摇曳起伏的是火红的高粱,黄灿灿的谷子,更有那望不到尽头的大豆、玉米。队里家家户户都已磨快了镰刀,只等队长一声令下--开镰。丰收给人们带来喜悦,一年的辛 劳得到了回报,然而割地是个十分累人的活儿,它的劳动强度并不是很大,吃力的是必须弯腰。割地还是个技术活,好手往往割得又快又干净,孬手则手忙脚乱,扑腾一地。知青一般只能割谷子、大豆及荞麦,这些作物的杆茎较细,易割,不象高粱苞米那么粗,一刀难以斫断。东北的秋天,早上已有重重的霜冻了,放眼望去,庄稼象披了一层银色的铠甲,手抓上 去冰凉冰凉。大豆和荞麦成熟之后,一个极易裂荚,一个极易落籽,必须乘一早霜重时收割,等到太阳晒干了再割的话,手一碰大豆和荞麦,就会落在地里。第一年,我们没经验,手被豆荚扎得生疼,甚至还扎出血来。一天下来,地没割多少,腰都快累断了,队长却笑我们熊包、饭桶。渐渐地熟练了,个别知青甚至敢和老乡较量。我却觉得自己不行,头一天割地,一镰刀下去,就砍到了脚上,鞋子、袜子都砍破了,幸好没伤着皮肉。 大豆和荞麦割下后可以散放在地里,而谷子却不然,它必须捆成小捆,捆谷子绝对是技术活。先是割一把谷子,一头略微拧一下打个结,这个结既非死结又非活结,只能说是一个特殊的结,然后将另一头一分为二,这就算做成了一个“要子”,用于捆扎。上述这些动作都是一瞬间连贯完成的,割地的快慢就在于“打要”的速度如何了。十来天的秋收,高粱苞米割了,大豆荞麦割了,谷子糜子割了,庄稼被一马车一马车拉回了屯子,这叫做拉地。拉地最轻松,大家在地里把马车装得高高的,然后坐在上面摇摇晃 晃往屯子里去。一路上,知青们就唱着歌:“ 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哎,一挂大车下了岗哎… …”,“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哎……”,唱得十分起劲。年青人就是活泼,此时已忘了一天劳动的疲惫,也不在乎一身的灰尘、草屑和汗泥。庄稼全拉回去后,堆放在场院里,打场就要开始了。  


35. 冬日的场院

秋粮上场之后,农活便不多了,主要是积肥和打粮,场院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此时的活 计有脱粒、场扬、晒谷、装包等等,只要天好, 场院里就聚满了人。人聚在一起,一边劳动一 边说笑,有打情骂俏的,有起“哨”斗嘴的,有吆喝牲口的,有较力起哄的,整个场院人声鼎沸。我们知青也喜欢这个时候,活儿不是很 累,收工又早,说说笑笑一天很轻松。场院是队里最重要的地方,里面堆放着大 家一年的劳动果实,队里规定,除进去干活外, 一律不准随意入内,不怕别的,唯怕失火。因 此,夜幕降临之后,场院就一片死寂,无有一点声息。参差的谷堆伫立在黑暗中,像座座巨大的金刚,很是吓人。然而大雪之后,场院又是另一番景象,整个场院被雪覆盖,只见起伏 的轮廓,月光下,静静的场院就象酣睡的少女,洁白纯净,妩媚动人。庄稼收割完之后,队长又派我一个好活: 看场院----一个轻松而又孤独的活儿。
   白天,我百般无聊地看社员们忙活,只要管住小孩和鸡鸭猪狗,不让进场院即可。高兴时伸把手,扬扬谷子扫扫地。到晚间,我和老 李会计睡在队房里,每夜轮流到场院里转几圈,或他上半夜,或我上半夜。有时我值上半夜, 等到换班的时候,这老李会计打着雷一般的呼噜,怎么喊也喊不醒,我只好替他值班。白天场院里充满生气,过得好快,夜晚死气沉沉,加上东北的夜特别长,实在难熬。上半夜还可 以,先是队里有会,东拉西扯开到九、十点钟之后队干部、会计等留下,或炒点儿葵花籽,或煮点儿土豆,吃吃谈谈拖到半夜。当时,这就是队干部的特权了,我自然跟着借光。到了下半夜,人又困又乏,怎么盼天就是不亮。黑古隆洞的,谷堆里就是藏多少人也看不出来。月黑天进场院巡查,没有胆子不行,里面 一次半夜里,我拿着手电筒,攥着钢叉,进里面巡查,一切悄无声息。再往深处走,忽然听到有“哼哼”声,仿佛。在呻吟,我顿时紧张起来,把手电灭了,攥紧钢叉慢慢走过去。“哼哼”声是西北角传来的,我贴着草垛,一步一步轻轻地挪,生怕惊动了什么。突然,身旁“哗”一声,随即两个草垛之间一阵劈里啪啦,再接着只见“嗷嗷”声中窜出条黑影,左冲右突,朝院墙狂奔。我冷汗都吓出来了,急急打开手电照去,原来劈里啪啦的是惊飞的 麻雀,我打搅了它们的美梦,“嗷嗷”叫的是队里的大公猪,是它一边偷吃玉米一边“哼哼” 的。大公猪在前面拼命地逃,我在后面紧紧地撵,眼看到了墙跟,看它还能往哪儿跑,我要惩罚这只偷嘴的畜生:它差点儿吓死我。出人意料的是这只大公猪在墙跟下一跃而起,越 过 院墙没影了。我目瞪口呆,猪能有这等身手, 好生了得,我也算长了一次见识。

36. 送公粮   

粮食打下以后,按规定要卖给国家。那时是计划经济,国家出的收购价低得可怜,但生产队必须按上级定的指标将粮食送缴国家粮库,而不能考虑口粮是否留足。如果口粮不足,到时再由国家返销给生产队,即吃“返销粮”。当时,吃返销粮是体现政府关心农民的一个具 体政策,也是农业生产未搞好的标志,因此, 哪个生产队吃返销粮,队长是很没有面子的。而公粮缴得多的生产队,则会树为“学大寨” 的模范,队长有可能作为典型四处“讲用”, 很是风光。在“以粮为纲”的彼时,农业未见起色,却形式主义盛行,缴公粮讲究人欢马叫,轰轰 烈烈。县里将缴粮时间规定在短短几天,迫使 各公社、大队、小队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将粮食送到粮库,造成一个浩浩荡荡,踊跃缴粮的 气氛。我们屯的指定缴粮点是茂林粮库,顺利 的话马车一天可打个来回。知青们见县道上送 粮车队一挂接一挂,赶车的,押车的威风凛凛地坐在车上急驰而去,好不神气,羡慕的不得 了,纷纷要求去押车,认为押车既不费气力, 又可到茂林散散心。队长痛痛快快地答应了知 青的要求,说道:“晚上装车,明儿个一早出发,别起晚了。”那天早上四点不到,车老板已套好了车, 黑暗中,四挂大车,十二匹马,八个人,整装待发。打头的鞭子一甩,马儿打着响鼻,抖擞精神,奋力拉直绳套,四挂大车载着沉重的玉米,碾着厚厚的积雪,朝茂林进发。我坐在第 二辆马车柔软的粮袋上,头顶狐狸皮帽子(为押车特意向老乡借的),嘴上戴个大口罩(那 时各地城市极为流行),身裹上海穿来的黄棉 袄黄棉裤,脚蹬黑胶皮鞋,(这些可是我力所能及的“全副武装”),很是舒服。天刚放亮, 车队已经行进在县道上了。清晨,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将草原上的雪照得耀眼,哗哗 的马铃伴着踢踏的马蹄声,随车有节律地摇曳。 眼前是一片似涂了银的世界,我不禁 心荡漾, 放开喉咙唱起来:“大鞭子一呀甩嘎嘎地响哎,七挂大车下了岗哎,今年咱送公粮排了那个头一行哎……”

东北的冬天,不比江南,尽管日头再好, 气温还是在零下二三十度,土筑的县道冻得绷 硬绷硬,赛过水泥。拉车的马蒸腾出的汗水凝结在鬃毛上,使无论青马、棕马都成了白马。我和车老板的眉毛和胡子上也结了霜,成了白眉毛白胡子的老人。原先舒舒服服的感觉早已消失,棉衣、皮帽穿戴在身上犹如纸做的一般,严寒穿透我的“武装”,直刺肌肤。我在车上缩成一团,车老板见状对我说:“怎么,想冻成冰棍?还不下车跑跑。”说着,“吁”一声将车停下,我想下车,两条腿却不听话,毫无知觉,竟冻麻木了。好大一会儿,在车老板的 扶持下,我才下得地上,一瘸一瘸随车慢慢行进。待得腿能自如了,随车跑上一小会儿,身上渐渐有了热乎气。车老板说:“这冷天不能 老坐在车上,要冻死人的,你得跑一会儿,坐一会儿,”到茂林有四十五公里,其中一半路 我是跑着去的。回头想想队长如此痛快答应让我们押车,原来这活儿并不轻松。车到茂林,粮库已是进不去了,长长的马车队伍排了满街,我们的四挂车只好跟着排队。什么时候能把粮食缴上那是没准儿的,打头的让我们先去吃饭,约好吃完饭在粮库门口等。我们四个知青便去寻觅饭店,想找到饭店后好吃一顿,喝点水解解乏。茂林镇本来不大, 好 没有几家饭店,送粮大军汇集在这儿,使吃饭成了难题,镇上所有的四个饭店我们都看了,个个挤得要命。我们来到镇中的一个饭店,见买票的地方要排长长的队,端饭端菜的地方也要排长长的队,如果喝酒,还要排长长的队。饭店大都是低矮的平房,由于天冷,门窗都堵得严严实实,里面的酒味、蒜味、烟味加上蒸汽搅浑在一起,直扑你的鼻子,呛得直想呕吐。只见买票处的人挤成一堆,一个个将手伸得老长老长,都快碰到女服务员的鼻子了。女服务员板着个脸,把抽屉一关,柳眉倒竖,训道:“干啥,想抢啊!不卖了,都给我出去。”手伸得长长的人们只好乖乖地将手缩回来。端饭端菜处更是热闹非凡,一个小小的窗口用于往 外发饭发菜,顾客手里举着各种小票,有大米饭高粱米饭的,有斤饼水饺的,有冷盘炒菜的。发货的服务员骂骂咧咧,吃饭的顾客唯唯诺诺, 七八只粗手从狭窄的窗口抢一般夺出菜呀饭的,在人丛中磕磕碰碰,汤汤水水洒得到处都是。

饭店服务员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 他们掌握着打菜量多量少、先打后打的大权,熟人可以多打而且不用排队;不顺眼的少打不 算还要挨叱。还因为提倡“自我服务”,顾客 必须自己动手端菜端饭,否则有“贪图资产阶级享受思想“之嫌,所以,饭店服务员大都有点儿架子,动辄训人,我们排了约一个小时队,才将吃的弄出来 。 也不过洋葱炒肉片、干豆腐炒肉片和海带炒土 豆丝。由于那时农副业都被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所以物质匮乏,副食品特别是肉的供应十分紧张,所谓炒肉片不过是在素菜里加几片不足蚕豆大的肉皮,肥膘而已。我们四人就着几个炒菜,喝了六两烈性的地瓜烧,连菜带饭 将肚子填了个饱。一旁有“折摞”的(东北称捡人家残羹剩饭吃为“折摞”),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希望碗碟里能给他剩点儿什么。反正已酒饱饭足,我站起来招招手,让他过来接班,打扫战场。我们四人涨红着脸钻出饭店,我 觉得脚就象踩在棉花上,显然是不胜酒力。经外面的新鲜空气一吹,想起应该赶快到粮库去, 此时已下午两点多了。远远地就见粮库墙跟儿蹲着几个人,正是打头的和三个车老板,每人一手抓斤饼,一手握大葱,吃得正欢。见我们回来,打头问:“ 上哪儿下馆子啦?你们上海人有钱也不请请我 们。”我们正不好意思,他又说:“反正今天是缴不上了,晚上再请吧,你们去找个店,今晚在茂林打尖(“打尖”系赶车人的行话,意 即住宿、过夜)。”一打听,说是粮库满了,运粮的车皮又跟不上,只好等明天有了车皮再 收。我们四个听令便去找店。我们去得早,大车店还空着呢,赶紧登记 好八个人的铺位,每人每宿付两角五分钱,有热水,还免费照看马车,但草料自带。

办完事,我们几个就到街上遛哒,自从上次经茂林后还没有来过呢。街上有几家商店,也是低矮的平房,小得可怜,都没有陈列商品的橱窗,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帘。掀开帘子进到里面,先闻到一股煤烟味,定睛之后便见一铁炉子置于店中央,长长的铁烟囱拐几拐从窗子伸了出去,这炉子是必备之物,否则屋里也要结冰。一个营业员守着炉子在烤火,有人进来连头也不抬。但见数只柜台一字排开,里面商品寥寥无几,有的柜台索性空空如也。无怪乎营业员如此懒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商店已无逛头,见一土屋门外挂着“茂林 镇卫生院”牌子,就想进去看看。踏进外屋,中央照例是取暖的铁炉子,炉子旁有一办公桌,一个穿白褂的中年女医生坐在那儿写什么,见我们进来,便问:“瞧病吗?”“不瞧病,随便看看”我们答道。女医生疑惑地看着我们几个,突然说:“噢,你们是上海人,里面有个医生也是上海人,就在里面呢。”她指了指通往里屋的门。见有老乡在这儿当医生,我们似发现了新大陆,自然要会一会。到了里屋,见一个高个的男医生正在为病人作检查,他大约在二十七八岁上下。白大褂里面露出绒线衫高高的翻领,这在当时的上海比较流行。稍候,他检查结束写毕病例,便邀我们坐下。我们很好奇地问他怎么会到这如此偏远的小镇当医生,问他住什么样的房子,问他来这儿几年了,习惯不习惯,等等。他笑不作答,只是问我们是上海哪个区的,哪个学校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又问我们插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这个上海 医生似大哥哥般地和我们交谈,很是亲切,说以后如果谁有病可以来找他,但对我们的疑问 一概回避。当时我们觉得有点儿怪,以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架子,有点儿高不可攀。分手时我们客客气气地告别,也没有问他的名字,以后再也未见到这个服务于艰苦草原的上海医生。

晚上该请客了,我们领着打头的几个,从镇头到镇尾,没找到一家卖酒的,甚至连卖细粮的都没有。原来,饭店的酒和细粮食品都有一定的计划,卖完再不增加,中午生意好,晚上自然无货供应。于是,我们买了两瓶北京出的啤酒和两瓶色酒(当地称果酒类为色酒),一大包白煮马肝,外加几斤油炸果子(东北的 一种食品,用高粱米面加上佐料,做成汤团大小放入油锅里炸成,外观似肉圆),兴冲冲赶回大车店。此时的大车店,已是人声鼎沸,院子里,过夜的马车停得满满的,卸却绳套的马匹有的 在地上打着滚,舒展筋骨,有的在饮水吃料,满意地喷着响鼻。屋内一铺大炕,足可睡四五 十人,先到的人已经光着膀子,坐在热炕上捉 虱子。炕头被几个蒙古汉子占据,他们盘着腿 摆出架式,兴致十足地在喝高粱酒,炕上铺了 几张油纸,上面放着羊头猪爪马肝之类。他们 边吃边大声交谈,用的是蒙语,半天我们一句 也未听懂。在他们下首,我们也摆开了“酒席”,虽简单了点儿,却也管饱。打头说啤酒是“ 马尿”,喝着没劲,色酒甜得腻人,扫兴,让我问问店里有没有白酒。幸好,店里新到散装 白酒,我用自带的军用水壶灌了满满一下子,才一块多钱。打头的和几个车老板喝白酒,我 们几个喝啤酒和色酒,各得其所。正喝着,那 几个蒙古汉子朝我们直招手,嘴里还哇哇叫, 从手势看,是要我们过去一起喝。草原上的人 喝酒喜欢热闹,只要有酒,人越多越好。打头 见状说:“堆儿也好,他们菜多。”说着,将酒菜一挪,就合在一块儿了。我挨着一个蒙古汉子,直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冲鼻的气味,熏得我近乎窒息,此时即使有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再见其他三个,和我一样,摒吸蹙眉在作痛苦 状。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起身说吃好了,想就 此避一避这气味,但蒙古汉子不允,起身拦住 我们,面有愠色。打头的赶紧起来说:“他们 的……上海的……,不会……不会的……。”话语间还夹了些不正宗的蒙语。蒙古汉子似乎明白了,笑道:“上海的,可以可以……。”打头的觉得有点儿不过意,让我们每人喝了一口蒙古人喝的酒,那酒进肚,犹如吞进一股火, 顺着嗓子眼就烧了下去,烧得我们一个个呲牙咧嘴,他们见到这般,哈哈大笑。

第二天早起,漫天大雪。粮食总算缴上,四挂马车轻载而归,只是更苦了我们,坐在车 上冻得慌,下车跑又跟不上飞快的马车,踩着厚厚的积雪如何跑得动。车老板见我们的狼狈相,揶揄道:“慢慢走吧,明儿个怎么也到家了。”说着一扬鞭,马车飞也似地消失在茫茫大雪之中。等我们气喘吁吁,边走边骂地走上半天,却见马车停在路旁,四个老板围着火,正看着我们乐呢。打头的喊:“快来烤烤火,吃点儿东西。”随即将已烤热乎的大饼子塞给我们。那大饼子真香,等肚子吃饱,歇过来乏, 我们的气也消了。   老乡有老乡们的幽默方法。 


37. 蹩脚的骑手

我许是天生喜爱马,特别愿意与马打交道,见到队里的一些小伙子策马飞驰,做出百般惊险动作,羡慕不已,恨不能也象他们一样骑上骏马,在草原上奔驰。这些小伙子骑的都是光背马,即不备马鞍、脚蹬的马,这种骑法没有一定功夫可不敢照量。再说马有好劣之分,如果碰到“缩膛马”可是性命交关的事。所谓“缩膛马”就是一种胆子极小的马,它常常在急驰中,因疑心前方有危险突然站住,而惯性会 将骑手摔出好远,轻则受伤,重则丧命。

队里的役马较为温顺,轻易不会发脾气,但役马耕田拉车很是辛苦,队里舍不得让人骑。一次打头的让我把一匹大青马牵到地里拉犁,那块地距屯子足有八里路,我想牵着走多慢啊,学学骑马,还省得走路,岂不一举两得。那时乍到乡下,不知就里,我翻身就上了马,谁知这匹马够老实的,叫走就走,叫跑就跑,我好不得意。到得地头,知青们见我骑着高头大马 来了,十分羡慕,特别是女同学们指指点点更 使我有点飘飘然。万万没料到打头的--那个粗壮的蒙古汉子,他黑着脸,操起一杆大鞭朝我就是一鞭,只听“啪”一声脆响,那鞭梢贴着我鼻尖上的汗毛就过去了,吓得我闭上眼睛一动不敢动。他骂道:“犊子玩意儿,你是想吃马肉怎么的?”这打头的是队里第一暴躁脾气,鞭子甩得又好,指哪打哪准极了。今天他是心疼马冲我发脾气,并不是真要打我,若要真想打我,我的鼻子早就被鞭子劈成两瓣了。 

由于放马,我骑马的机会比其他知青多,但因骑术不高,从马上栽下来的次数也比别人多,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次。一天放牧归来,遇到队里打草的几个小伙子,他们取笑我骑了一匹又老又瘦的驽马,说我骑的是“耙犁架子” ,意即这马只剩骨头了。被他们一笑,我顿时 觉得自己成了唐吉珂德。下得马来,我指着马群说:“随便挑一匹,我骑给你们看”。一个小伙子指着一匹枣红马说:“就是它,你骑”。 这匹三岁牙口的儿马子我早就想试试,今天就 骑给他们瞧瞧。我贴到马的身子旁,用手给它 梳梳鬃毛,挠挠痒,它也温顺地掉过头,想用 脑袋蹭蹭我。没问题,它很友好。我拽着长长 的鬃毛一跃就上了马,它并没有像电影里拍的 那样乱蹦乱跳,而是站着没什么表示,我挺直 了身子,对那几个小伙子说:“怎么样?”由 于没有缰绳,我就拽着鬃毛,两腿一夹,喝声“驾”,想让它奔跑。但就这一夹一喝,那马 猛地往前一蹿,撒开四蹄尥了起来,它一边奔跑、跳跃,一边扭动身子并尥撅子,我在马上 颠得五脏六肺都快出来了。马又无缰绳、嚼子 (约束马的一种马具),我无抓无挠的,被马 一个撅子颠到空中,然后四肢张开,脸朝下 眼见得绿绿的青草迎着我,摔了一个“狗吃屎” 。这是我第一从马上摔下来,摔得实在,摔得应该。因为还没有驯服的马,人称生马,就连当地牧民都不敢骑,我挨摔岂不是自找的吗。

第二次坠马是在屯子里。那天中午,我托邻屯的小马倌照管我的马群,我则骑他的“坐骑”回屯里吃饭。借的那匹马是当地出名的“走马”,极善于奔跑,个头不高,却四腿细长,跑起来又快又稳。吃饭时,我怕马圈里的马嫌生咬它,就把它拴在队房外的马桩上,吃完饭, 解开缰绳我骑上就要走,知青们过来央我让他 们过过瘾,我就牵着缰绳,让他们一个一个骑上去,转上一圈。见他们小心翼翼的样子,我 很好笑,嘴里说“没什么,不要怕”,心里想 “真苯”。等他们过完瘾,我飞跃上马,抖抖缰绳,双腿一夹,马踏起碎步。我先在队房前 转了几圈,想想他们刚才那个样子,觉得自己 着实威风,索性腿上用力,马便象上膛的子弹飞奔起来。到得屯子中央,我要回到草原去,应该拽左缰使马往西走,为平衡离心力,我的身子也向左偏去。突然,马头一犟,它强行向右--它的老家方向拐了过去,往下栽,幸好腿还夹得紧,我就双手搂着马的失去重心的我一头便脖子,尽量不使自己掉下去。马本没鞍子,光溜溜的马背滑得很,重心已偏的下半身不久就挂了下来,这样,我双手搂着马脖子,下身拖在地上被奔跑的马拉着急驰。只要我松手,就会被马的铁蹄踩死,当时我只听到同学们的惊呼声,脑子一片空白。危急之中,那马突然一跃腾空而起,我手一滑,掉了下去,我下意识地用一只胳膊护着头,只见巨大的马腹从我身上跃过,一只后蹄碰到了我的胳膊肘。蹄声“嗒嗒”,马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我摔在一洼水塘里,浑身尽湿。爬起来看看自己上下,除胳膊肘碰破有点儿出血,一切完好无损。许是水塘救了我,也许是马不想伤我。等我抬起头,只见井台旁那么多男男女女在看着我,包括我的知青同学们。  

我最后一次坠马是与马一起倒下的,应该说是人仰马翻,是最危险的一次。那年冬天,茫茫白雪遮盖住大地,地也冻得如同石头一般。一天,队里的小羊倌放丢了几只羊,队长命我骑马去寻。天已将黑,我骑上一匹黄骠马急急往屯子北方向寻去。大约走了有二里地,平时极老实的黄骠马驻足不肯往前走了。我用腿夹它,用手拍它,大声吆喝它均无济于事,它似钉住了一样。我正骑在马上一筹莫展,黄骠马却转过身子朝来的方向跑了起来,我勒紧缰绳,硬是掉过马头,它却就地绕一个圈,又朝着屯子飞奔。黄骠马疯也似地跑着,前面就是屯子了,我知道一进屯的拐弯处有一口水井,井台四周结了厚厚的冰,形同日本的富士山,井口犹如火山口,那里人行尚须小心翼翼,这马蹄下面钉着铁掌,没有不摔的。我心里琢磨无论如何也得让马停下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不等我想完,马已到了井旁。黄骠马若是人的话,到了井旁的拐弯处,就会放慢脚步,拣没有冰的地方落脚,可它哪儿会这么想,依旧雄纠纠气昂昂地大踏步地跨上了“富士山”,只听“哗…扑通”一声,马带着我滑倒了。我朝着井口方向,黄骠马略偏一点,我们一起滑了有几丈远才停住。马支起前腿想站起来,但蹄子不停地打着滑,直到刨出个冰坑才站了起来,我则急忙爬起检查它是否摔坏了哪儿。在农村,马若是受伤,特别是骨头受伤,就等于废了,只能宰杀。今天如果废了黄骠马,明天队里不开会斗争我才怪呢。 幸好,人马无恙,我看着深不见底的水井,一阵阵后怕,摔倒后,即便马没压着我,滑到井里怎么办?我滑下去以后,马再滑下去卡在井口怎么办?我就是不淹死,也会被马踢刨死。念此,我有了一种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快感,那黄骠马大概也觉得刚才丢人现眼,耷拉着脑袋,蔫蔫地随我回到了队房。之后,我对谁也未提起过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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