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撤到台湾，红旗遍插大陆之时，我尚在虚无之中，没有尝到解放的感觉，故对上世纪四九年的解放一直缺乏认识，我的对解放的感觉应是在七六年以后。

　　　　　　　　　　　　大米多起来了

　　七六年以后，计划供应的细粮一年比一年多，开始还攒起来留着过年过节或来客吃，后来看看没有这个必要，一个月供应的细粮比以前一年供应的还多。于是我们就经常包饺子，吃大米饭，日子好过啦。但毕竟苦日子过得太久，总疑惑会不会似“大锅饭”时，好日子先过，然后喝西北风。事实在以后的日子里，肉多了。鱼多了，特别是我们爱吃的大米多起来了，起初还限制，我们只好用面粉乘火车到辽宁开原换大米，渐渐地只要有粮票就可随便买，直至连粮票都取消。
　　本以为自己就是啃窝窝头的命，没想到会掉进米囤里，肚皮首先得到了解放。

　　　　　　　　　　　优美的港澳台歌曲

　　七八年末，我有了第一台“小三洋”袖珍录放机，苦于没有磁带，就托人从上海转道香港卖来一些磁带，大都是邓丽君的曲子。当“小三洋”传来邓丽君美妙动听的歌声时，我们个个为之倾倒，一些大陆曲子到了邓这儿，就如仙乐飘飘。
　　几十年的压抑使人的习性有了一种惯性，我们自觉好像是在听靡靡之音，黄色歌曲，所以总是在下班之后，在宿舍里偷偷的听，唯恐有人揭发。一个周日，我们在宿舍里正陶醉在幽扬的电子琴音乐中，有人进来说，“坏了，坏了，刚才娄书记在门口听了好半天，眉头都拧成了疙瘩”。果然，第二天下午开会，娄书记不点名地批评道：“现在有些青年人，不学习，不上进，躲在宿舍里听靡靡之音，有那么多的革命歌曲不听，却听哪些软不溜鳅的东西，这是什么情调？培养什么意志？”
　　不久，厂广播大喇叭也日日播放起电子音乐、李谷一的“乡恋”等时，退居二线的娄书记还是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而我们却有了一种切实的解放的感觉，拎着沉重的四喇叭收录机招摇过市成了市井的时髦。

　　　　　　　 探亲不必再开介绍信

　　七十年代以前，中国至少是个半军事化国家，到处军管，人民一举一动都要汇报，处于监视之中。回上海探亲更是个要紧的行动，不开介绍信，寸步难行。购火车票要介绍信，住旅馆要介绍信；途中访友、逛景，不小心误了车，没有介绍信的话更是要尝尝笆篱子（拘留所）的滋味。回到家中还要凭介绍信登记临时户口，否则，立马遣返。
　　当不须凭介绍信可以到处来往的时候，我居然会一下子不适应，一有风吹草动，就想掏出点什么来证明自己是个合法分子，所以，只要出门，一定带工作证或工会会员证。有时乘在火车上，老是没人来检查证件，就会盼那个靴子早点儿扔。
　　等我几次出门没有用介绍信，一路太平，才真正觉得轻松、解放了。我不必再对人家坦白我的去向，不必再交代自己出行的目的，也没有了约束行动的有效期。现在想来，很滑稽，自己的行为，要介绍什么，自己介绍还不行吗？

　　　　　　　　　　　发牢骚不再是反党

　　众所周知，发牢骚引来大祸在那个年月屡见不鲜，所谓祸从口出。其实，百姓发点牢骚，无非是因生活琐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可那时兴无限上纲，一字一词，都可能成为反党言论而受到追究，轻则批判，重则入狱。一时全国上下人人自危，即使夫妻，父子之间，也话不能随便讲，牢骚不能轻易发，在家里说话还捏着嗓子，唯恐隔墙有耳。
　　现在，任你发牢骚，骂张三李四，也不会有人义愤填膺，去告密了，谁去告密，那是自讨没趣。与人交往可不必顾忌，与人谈话可以畅所欲言，这种释重的感觉不就是解放的感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