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往事不堪回首——忆蔡楚生
作者：七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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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往事不堪回首——忆蔡楚生
作者：七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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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往事不堪回首——忆蔡楚生 父亲已经是耄耋之年了。92岁的他经常是坐在病房的椅子上，时而漫不经心的瞟几眼电视，时而抬眼悠悠地望向窗外，或许他在看些什么，或许他又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与父亲聊天时，经常会谈起几十年前的一些人和事。我与父亲虽然有“代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说起一些熟悉的人物还是有许多共鸣的。 一日，父亲告诫我说：“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能不能把烟戒掉，抽烟对身体不好。”我嬉皮笑脸地诡辩：“长期吸烟之人每天都需摄入一定的尼古丁，如果突然戒掉，会造成人的免疫系统紊乱，对身体相当有害。”父亲不疾不徐地继续对我说：“蔡老50多岁的时候开始戒烟，那时他把一支香烟就放在办公桌上，烟瘾上来拿起香烟闻一下便又放下，终于将抽了几十年的香烟戒掉。也没见蔡老身体怎样变化，关键在于要有决心有毅力。”我自然知道抽烟对身体有害，刚才所讲只是个托词，不敢再胡言乱语。我很“狡猾”地把话题转向蔡楚生伯伯。 父亲与蔡楚生伯伯是1949年1月份，在香港的一次活动中相识的。建国前，他们先后从香港来到北京，进入同一个单位里工作。后来两家又同住机关宿舍，曾经门对门地住在一层楼里长达十六七年。听父亲讲，我小时候经常被蔡老抱到他家教我说话，那个年代相机很少，我儿时的许多照片都是蔡楚生伯伯拍照的。 蔡楚生（1906.1.12—1968.7.15），祖籍广东潮阳人，22岁的时候进入电影界，1934年，编导影片《渔光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轰动影坛，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影片在1935年2月举行的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使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1947年，与郑君里先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再次创造了国产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当时被誉为“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当然，蔡楚生伯伯在这期间也拍摄了如《都会的早晨》《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王老五》《孤岛天堂》《前程万里》等影片。1949年由香港来到北平，蔡楚生伯伯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在珠江电影制片厂与陈残云、王为一先生合作编导了影片《南海潮》，上集于1963年春天上映，其作品故事性强，描写细腻，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上映后，受到观众的欢迎。遗憾的是，由于蔡伯伯行政事务繁忙，该片是他解放后创作拍摄的唯一一部作品，也是他导演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当他准备拍摄下集的时候，被召回京参加“文艺整风运动”。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他被诬陷为中国电影界的“黑线头目”、“牛鬼蛇神”，惨遭迫害。 父亲与我讲了他与蔡楚生伯伯最后相处的那段日子。 “文革”初始的那年夏季，蔡老与父亲及其他几位同志，被送到文化部开办的“集训班”学习了两个多月。“集训班”解散后，“牛鬼蛇神”都被揪回原单位，几人回到机关，就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屋里，接受“群众专政”，在那段无休止的被“批斗”、“陪斗”的日子里，他们的精神与身体都饱受摧残！ 不久不知为什么，那帮子“造反派”搭错哪根筋了，居然把父亲和蔡楚生伯伯关在同一间屋里。按照当年的规定，“牛鬼蛇神”之间是不能接触，不准对话的，怎么可以关在一起呢？ 那年已经60岁的蔡老健康情况本来就不好，经过一次又一次急风暴雨的“洗礼”后，体质就更差了。望着他苍白清瘦的脸庞、被“革命小将”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父亲不由得阵阵心酸，曾经几次轻声地问他：“身体怎样？”他都摇头不语，停了好久才说：“不能睡觉，恐怕拖不了多久了。”为了宽他的心，父亲打趣说，你六十自勉诗中不是说过：“六十要当十六过”嘛，现在才刚刚开始呢。蔡老无声地苦笑了。 “牛棚”生活，条件很差。一张硬床板，睡得蔡老浑身酸痛。特别是蚊子的叮咬，更使他彻夜难眠。父亲与蔡老的脸上、身上也被叮咬得尽是大包，甚至红肿成片。不准点蚊香，就得想方设法消灭蚊子。蚊子吃饱后便停在顶棚上休憩，聪明的蔡老便找了根竹竿，在竹竿的一头用废报纸捆扎成团，对准停在顶棚上的蚊子一一消灭。因为需仰头向上而且要一一瞄准，蔡老转不了两圈，就头昏眼花地站不住了。父亲就与蔡老交替接力不懈地消灭蚊子，看到顶棚上的血红点越来越多，父亲为蔡老的“发明”和辉煌“战绩”感到快慰。但是到了夜间，嗡嗡声依然不绝于耳，清晨起来一看，顶棚上照样停了许多吸饱了血的蚊子，天天如此，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蚊子。 每次批斗会后回到“牛棚”，蔡老总是长时间地静坐不语，父亲心里清楚他在想什么，因为父亲心中也有许多想不明白的事情。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更甚于肉体上的虐待。让父亲难以忘记的是，有一天晚上临睡前，蔡老突然对他说：“以后你同他们不要当面硬顶，少吃些眼前亏。”在那个极其艰难的日子里，父亲听到蔡老这几句关切的话，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心中感到莫大的温暖。 有一阵子，“牛鬼蛇神”也可以天天回家了。一次，刚刚由家回来的蔡老心情特别不好。他告诉父亲，前两天“造反派”又去抄家，他的儿子和一个朋友对抄家者极端野蛮的行为有所不满，被“造反派”抓到机关绑在海棠树下，用皮带轮流毒打，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放回家。蔡老在讲述时心情十分沉痛与愤慨，他说他亲眼看到了被鲜血染红的白衬衫。蔡老说去抄他家的人，都是住在同一个院内，亲眼看着这两个孩子长大的，他们怎么能狠得下心，下得了手毒打这两个孩子？他说我们工作了几十年，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要清算就清算我们，为什么要毒打孩子？ 1967年6月13日的早晨，父亲按时来到单位，他在最显眼处看到一张用两张大字报纸合成的巨大布告，上面写着：蔡楚生之妻，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陈曼云已于昨日被我公安部门在其所属单位逮捕，......真像是晴天霹雳，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仔细地重看了一遍，急忙向里面走去，他在后院迎面遇上了蔡老，父亲向他点头示意，问他看到布告没有，他点点头又摇摇头，双目茫然地望着父亲...... 回到“牛棚”，父亲被通知不要离开房间，当时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已然是大祸已临头，他的思绪仍然没有离开那张布告。陈曼云，一位1926年入党的老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全国解放后，在国家机关工作中，曾经几次被选为模范共产党员，在家庭里是贤惠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在朋友和同志中间是和蔼、亲切、令人尊重的大姐，怎么可能会是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父亲心中十分迷惑，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当天，父亲也被当做叛徒、特务、走资派投进了铁窗铁门的单身牢房。 1975年4月23日，患有多种疾病的父亲被释放回家。因为“运动”还未结束，为免自己的“戴罪”之身给别人增添“麻烦”。父亲听从了那些悄悄来访老朋友的建议，什么事不要想，哪儿也不要去，任何人不要找，积极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父亲后来听说，蔡老去世前并无大病，如能保证供给他一些适合老年人服用的常规药品，稍加对症治疗，他是可以继续健康地活下去的。蔡老去医院时，那些毫无人性的“造反派”通知医院，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求划清界限。在那个“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年代，医院也不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了，作为救死扶伤的大夫不敢用药，不愿治疗，甚至不让他住进病房，只能躺在医院的走廊里...... 蔡楚生伯伯于1968年7月15日屈辱地死在医院的走廊里，终年62岁。一代中国电影艺术大师就这样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是在听到陈曼云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后，才确切地知道蔡老病逝经过的。这时离蔡老病逝已经八年了。父亲为这两位他所尊敬的同志非正常死亡而痛哭失声！ 长久以来，1967年6月13日的早晨，蔡楚生伯伯向父亲点点头又摇摇头以及他那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会时时在父亲的脑海中回放，因为那是他们今生最后的见面，谁都没有料到那竟会是他们二人最后的诀别！ 2013-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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