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被牺牲的精英 作者:朱蕴忠


 

【纪实】:

被牺牲的精英

第一章 夜伴尸骨

1988年的早春之夜,我孤身一人住在苏州穹窿山下的一家旅馆内。窗外寒月当空,月光像严霜一样洒向大地。只听得穹窿山麓下的夜风“呜呜呜”地怒吼着、奔腾着,发出阴森恐怖的呼号声,仿佛是无数精英的冤魂,在凄凉地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夜深人静,我不顾一天的旅途疲劳,正在将一具白森森的尸骨,小心翼翼地放进一只木板做的袖珍棺材内。

那堆骷髅白骨,早已被我用毛刷清理打扫过,白骨琳琳,十分整洁,不沾一点泥沙,在明晃晃的月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地阴森可怕。

强劲的山风,卷起泥沙和落叶,从玻璃窗前呼啸而过。

此情此景,不由得使我联想起宋代陆游在《塞上曲》里描述的“明月如霜照白骨,恶风卷地吹黄沙。”的诗句。

这具尸骨,是我一大清早,从自家承包的棉花田边,刨出来之后,放在行李背包里,从苏北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乘坐长途汽车出发,几经辗转,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带到苏州穹窿山下的这家旅馆内的。

在乘坐长途汽车之前,我携带了两件行李。除了放着尸骨的一只褐色帆布背包之外,还有一只崭新的蛇皮口袋。蛇皮口袋里装的则是六块木板。那是我预先在木匠间里,请木匠崔师傅制作的袖珍棺材拼板。

那个年代,社会治安比较稳定,乘车之前,不必做行李的安检。因此,我能一路顺风,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具尸骨,顺利带到苏州。

一到苏州穹窿山下这家预定的旅馆,我就办理了住宿登记,住进了旅馆最幽深僻静处的一个单人房间。

单人房间内,除了一张床铺、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脸盆架子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家具。从家具上油漆脱落的程度来看,显然这是一个有了相当年代的住所。室内布置简单陈旧,裸露的房梁上,悬挂着一个45瓦电灯泡。由于电压不稳,那电灯泡正在有气无力地闪烁着颤抖的弱光,似乎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

我将随身带来的两件行李:一只蛇皮口袋和一只帆布背包,放在了床头旁的桌子傍边。

夜深人静,整个旅馆内,除了我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已酣睡入梦。

我提起精神来到床头,在随身带来的行李中,拎起了那只蛇皮口袋,放到了床头旁边的桌子上面。

接着,我从蛇皮口袋里,拿出了六块刨得十分光滑的木板、以及一把平口起子、十六只两寸木工螺丝。

我按照六块木板上做的木工记号,将五块木板用木工螺丝固定,很快就做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木匣。木匣上方的木板内侧,开有槽口。将另一块长方形的木板插进那槽口,再将木板推移到木盒另一侧的顶端,那块木板就成了木匣的盖板。

我用携带来的六块木板拼成了一只袖珍棺材,再将盖板在木匣的槽口中,来回抽插几次,感到十分满意后,便从槽口中抽出盖板,将盖板放在桌子的旁边。

紧接着,我再次来到床头,在随身带来的行李中,拎起了那只褐色帆布背包。

我将背包拎到桌子旁边,低头弯腰,用右手拉开了背包上面的拉链。

借着室内暗弱的灯光和窗前明晃晃的月光,可见背包里放着一只透明的塑料口袋。

再看那只塑料口袋里,则是放着一堆骷髅白骨和死者的陪葬遗物!

我小心翼翼地从帆布背包里,取出那透明的塑料口袋,放到桌子上面。然后解开捆扎塑料口袋口的带子,敞开塑料口袋的袋口,那堆骷髅白骨和死者的陪葬遗物,便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地展现在面前。

从那粗壮结实,且具有一定长度的胫骨来看,逝者应该是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子。

死者仅存的陪葬遗物是:一双皮鞋、一条皮带、一身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

那随葬的皮鞋、皮带,都是由优质牛皮作成。皮带上面的铜扣、铁环,早被烂得不见踪影,唯独那牛皮,仍然是拉不断、折不坏,显得无比的坚韧结实,仿佛在向世人展示其主人坚韧不拔的优良品德。显而易见,从那随葬的皮鞋、皮带来看,穿戴它的主人,绝对不是草根的平民百姓,更不可能是农村里的贫下中农。

那身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虽然已经在泥土下埋了二十多年,纽扣没了踪影,针线缝早已裂开,看不到任何商标和附件。却是颜色鲜艳,质地牢固,居然保留得十分完整,再次显示出其主人身份的不同寻常。

那付深度的近视眼镜,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其主人是一位饱读诗书、知识渊博、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

我小心翼翼地将装有尸骨的塑料口袋,放进桌子上的长方形木匣内。接着,我整理好塑料口袋的袋口,从口袋里搬出骷髅头骨、胫骨、肋骨等较大的尸骨,将其依次放在桌子上。然后,我将剩留在塑料口袋里的尸骨,进行了整理排放,使其左右对称、上下对位。最后,我再将肋骨、胫骨、骷髅头骨,这些较大的尸骨,依次放进桌子上的木匣内。一切收拾完毕,我便伴着那具尸骨,在穹窿山下的这家旅馆内,度过了一个辗转难眠的长夜。

呀!多么毛骨悚然的场面!简直匪夷所思、令人百思不解!

那么,这具白骨琳琳的尸骨,是谁的遗骸?

我为什么要将这具尸骨带到苏州穹窿山麓下的这家旅馆里来?

在此之前,究竟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让人感到永远痛心的故事?

请看知青纪实文学《被牺牲的精英》。

 

第二章 一分为二

“海风吹得海浪响,海滩薄地好荒凉。风来无所挡,雨淋没沟淌,日晒返盐霜,杂草也难长。”这是当年流传在苏北盐城地区新洋试验站的一首民歌。歌词描述了四十年之前,黄海之滨盐碱大地的自然风貌。那时的苏北盐碱大地,一到晴朗天气,到处可见地面上泛起雪白的盐霜。人们为了排水淋盐,在这荒无人烟的盐碱滩上,按照子午线方向,开挖出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河,起名叫作:“子午河”。

1964年9月15日上午,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我们两百多个无锡知青,乘了轮船,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来到苏北黄海之滨的子午河畔。轮船两侧,悬挂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横幅标语。

当知青们背着行李包裹,依次离开轮船,跨上河岸的时候,只见新洋试验站的干部职工,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早已在岸上列队欢迎。

霎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掌声、欢声一片,昔日荒无人烟的子午河畔,一下子热闹沸腾起来。

试验站的父老乡亲们,喜笑颜开地来到子午河畔,满怀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来自苏南无锡市的首批下放知青。

面对着前来迎接我们的一张张陌生笑脸,我那颗激动的心,顿时伴随着锣鼓的节奏,“咚咚咚”地激烈跳动起来。

我一出船舱,刚刚踏上跳板,就见到岸上人群中,有个年轻人用右手食指指着我,激动地对身边的两个老职工说道:“你们看!你们看!来了一个小孩子!这么小的孩子就下放到苏北,肯定家里条件不会好!我们赶快上去帮他一把!”说罢,只见那个年轻人连忙跑步迎上前来,笑着说道:“欢迎!欢迎!让我来帮你拿行李。我姓顾,以后你叫我老顾就行了。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踏上社会早,知道人小踏上社会不容易。我住在站部,你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找我------”老顾自幼父母双亡,流浪街头,被政府收容到云台农场,成人后又调到试验站。他看到我这个小孩上山下乡来到苏北,联想起自己年轻时踏上社会的经历,不由同命相怜,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因此,情不自禁地前来帮助我。我见老顾帮我拿行李的右手又红又肿,就关切地问道:“老顾,你的手怎么肿起来啦?”老顾说道:“站部通往子午河的路边林带里,原来杂草丛生,为了欢迎你们知青,我们忙了两天,将林带里的杂草都砍光清理掉了。我在砍杂草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草窠里的马蜂窝,手就被马蜂螫了。”我感激地说:“试验站的老职工,对我们知青真好!真是谢谢你们了!”老顾说道:“试验站为了欢迎你们知青的到来,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并且开了职工大会。钱书记在会上说:‘知青们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离开苏南繁华的大城市,来到苏北艰苦的农村干革命,精神可嘉!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兄弟姐妹一样,对待人家知青。生活上要照顾他们,劳动上要帮助他们,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做出表率。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刚刚来到苏北,对我们这里的生活环境,开始不一定习惯。有的人可能还会想家、哭鼻子。大家要能够理解,要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城市的年轻人,你让他唱歌跳舞,他玩到深更半夜浑身还有劲。你要让他劳动,做做就发够了,这个都很正常。大家不要笑,要热心帮助他们------”一路上,老顾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着自己的身世和试验站的情况。

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老顾的讲述,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真没想到:自己作为知青下放到苏北,一到当地就受到了老职工们的热烈欢迎。我越发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信不疑,满怀着“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青春之梦,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美好的憧憬和理想,脸上流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

当天中午,站部大食堂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犹如举行宾客大宴,二十几张桌,菜肴丰盛,热气腾腾,同时开饭。

抽来帮忙的老职工们,来回穿梭,殷勤服务,忙忙碌碌。

知青们八人一桌,喜笑颜开,吃得嘻嘻哈哈。

下午,大饭堂里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大会。

一阵掌声之后,钱为民书记神采奕奕,满脸笑容地走上主席台。

钱书记作了一番欢迎词之后,便一字一板地开始介绍试验站的情况。

钱书记说道:“我们新洋农业试验站,是全民事业科研单位。属省农科院领导,负责培育良种等科研工作。我们的建站方针是:‘出成果,出人才,田改好,棉高产,粮自给,农副产品对国家有所贡献。’我们单位还有一块牌子,叫做“盐城地区土壤研究所”。土壤研究所的任务是:分析土壤,研究土壤,改良土壤。也就是采用:水、肥、林为核心,种、管跟上的方针。水是根据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原理,我们开沟排水,建成了条田化。大家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们采用种植绿肥紫花苜蓿、法斯克草、油菜、田箐等耐盐绿肥,改良土壤,增加土壤肥力。由于我们试验站地处黄海之滨,海风很大,于是我们种植了防风林。有效地降低了风速,减少了地面水分蒸发,提高了地表温度。如今,我们试验站,林带成龙,沟渠似网,遍地绿肥,棉花丰收,一派兴旺。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二百多位下乡知青,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干劲,能文能武,一定能够将试验站,建设成为幸福美满的家园!------”钱书记满怀信心、慷慨激昂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会议结束时,人们喜笑颜开、熙熙攘攘地离开了会场。

不久,知青们开始分组劳动。与我一起下放的无锡市七中知青,被分配到了离站部最遥远、最偏僻的四队。

当时,站领导考虑到我在知青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身单力薄,尚是个小孩,便关怀照顾,将我留在了站部五队。

我出于感恩心理,每次见到钱书记等领导干部的时候,都会毕恭毕敬地叫上一声:“钱书记好!”或者“金站长早!”之类的问候语。

站领导也会笑呵呵地问道:“生活过得惯啊?”、“劳动吃得消啊?”以示亲切关怀。不仅如此,站领导还隔三差五的到大食堂巡视,看看职工的伙食情况。当时,干部关心职工,职工尊敬干部,干群关系亲热,显得十分融洽。

下乡没过多久,就迎来了中秋节。站领导为了化解知青们的思乡之情,还别开生面地组织了知青文艺晚会。虽然知青们都是即兴表演,但是,二胡、笛子、小提琴,各类乐器的独奏,锡剧、沪剧、越剧,各种戏曲的演唱,将文艺晚会搞得轰轰烈烈,掌声阵阵,使得试验站领导大开眼界,喜形于色,一开始就对知青们刮目相看。

很快,试验站就以知青为骨干,组织起文工团、篮球队、乒乓球队,以及各类兴趣活动小组。

知青们的到来,改变了试验站老职工原先劳动、吃饭、睡觉,单调乏味的生活方式,使业余文化生活,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先进文明的思想与落后愚昧观念之间的摩擦、碰撞与斗争。

当时,试验站犹如一个封闭的独立王国,站领导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历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化身。就连生产队长这样的芝麻绿豆官,都会得意洋洋地口出狂言,号称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知青们的到来,使站领导感到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随着大批知青的到来,革命队伍的壮大,水涨船高,自己的实权也就更大。并且,用知青的安家费,新建了水塔、大饭堂、招待所等新建筑物,使试验站鸟枪换炮,面貌焕然一新。担心的是:知青来自城市,见多识广,思想活跃,难以愚弄,没有老职工们顺从、驯服,不好领导。不过,领导毕竟是领导,领导艺术是普通老百姓不懂的,领导挂在脸上的,始终是和蔼可亲的笑容。嘴里说的,都是一些革命的大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人们的行动指南。领导的一席话,常常能激发出我们知青无比的热情。知青们在劳动中,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勇挑重担。涌现出一批“铁肩膀”、“铁脚板”、“铁姑娘”式的人物。我虽然人小,也不甘落后,曾经夜以继日,披星戴月拾棉花“放卫星”,创造了一天一夜拾棉花222斤的记录。

很快,我就被提拔为基干民兵。每当我扛着苏式步枪,站岗放哨的时候,便会感到无比的自傲和光荣。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沾沾自喜,流露出踌躇满志的得意表情。当时,我满脑子净是想着:要像雷锋那样做好事,要像王杰那样舍己救人,要像吕惠珍那样“作为一支蜡烛,燃尽自己,照亮他人。”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上山下乡知青,都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虔诚得不能再虔诚,忠心得不能再忠心,积极得不能再积极。只要上面一声令下,就会毫不犹豫地上刀山、下火海,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

1964年冬天,试验站棉花仓库突发火灾,我和其他知青一起,奋不顾身地参加到救火的行列。经过全站干群几十分钟的抢救,终于扑灭了大火。在灾难面前,试验站的广大干群、新老职工,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展示出了空前的力量。不少知青的救火壮举,还得到了站领导的表扬。

下放到新洋试验站的知青中,虽然,也有不少人的出身不好。但是,初到苏北农村的时候,鉴于知青们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并没有遭到什么歧视和打击。倒是知青里的一部分人,自惭形秽,感到自己出身不好,理应低人一等。于是,这也不敢说,那也不敢做,处处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是逆来顺受。因此,即使是知青里有人偶然犯了错误,站领导也只是批评教育负责带领知青们劳动的老职工组长,往往对知青采取包容迁就的态度。

当地的老职工,也十分关心我们下乡知青,不仅在劳动中照顾知青,而且经常借锅给知青们烧东西吃。就连周围农村里的苏北老乡,也曾请我到农村的“驴头屋”里,吃过“八大碗”。知青和老职工、以及周围农民的关系,显得十分融洽,毫无对立情绪。

每当开会,站领导都要表扬好人好事,并且常用:“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中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毛主席语录来教导全站职工。虽然当时知青们住在茅草盖顶的土坯房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劳动强度也很大。但是,看到站领导与我们一起排队买饭,吃大食堂,一起与我们战斗在抗灾救灾第一线的情景,知青们最苦最累也无怨言,反之,则是整天乐呵呵的,劳动时常能听到知青们的歌声。知青们唱道:“试验站一片好风光,林带似龙,沟渠似网,遍地绿肥,小麦茁壮,新老职工干活忙。”歌声形象地描绘了当年新洋试验站的美好情景。

1965年,试验站又来了87位常州知青。加上当时试验站开办了一个农业中学,招收了两百多个农中学生。

几百个年轻人生活、劳动在一起,试验站愈发显得生气勃勃。

不料,就在知青们无忧无虑,茁壮成长之时,上面派来的社教工作队,开始进驻试验站。社教队的到来,打破了试验站的宁静生活,人为地掀起了试验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浪潮。

一开始的时候,社教工作队整的是“四不清”干部。整来整去,只见一会儿这个干部“上楼”,一会儿那个干部“下台”,揪了大半年,除了只整出食堂事务长周成和拿了公家一只麻袋之外,其他则一无所获。这下可急坏了社教工作队的李指导员和沈队长,经过会办研究,揭开试验站阶级斗争盖子的动员大会,终于在试验站大饭堂召开了。

只见大会主席台上端坐着李指导员和沈队长。那李指导员骨瘦如柴,上穿军装,下着草鞋,俨然是党的化身,就像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一般。脸色铁青,气势凌人,摆出了一副除了阎王就是他为大的架势。

李指导员在会上发表“动员令”的时候,杀气腾腾,简直不是在说,而是在吼叫:“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松一松,阶级敌人就攻一攻。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狠抓阶级斗争的这根弦,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再看那沈队长,则是胖得肚大滚圆,满脸红光,就像刚刚喝醉了酒一样,装腔作势地坐在李战斗员身边,不时地摇头晃脑地点着头,似乎是在为李战斗员的演讲喝彩、捧场。

会场一片肃静,人们面面相觑,个个竖起耳朵,诚惶诚恐地听着李指导员的演讲,顿时嗅到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

当时,试验站的第一把手,是钱为民书记。平时,钱书记以身作则,清正廉明,全家居住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里,连他老母亲在家后种几棵青菜,都被他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铲除了。由这样的廉政干部带头,其他干部当然不敢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而我们这些小知青,都是一些刚刚踏上社会,涉世未深,天真烂漫的小青年。也是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纯洁得就像白纸一样。对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良民,做做政治思想工作,洗洗脑,推行些五花八门的愚民政策,培养出一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傻子”,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只是硬要从遵纪守法的良民里,揪出“阶级敌人”,恰似狗咬刺猬一般,使社教队也一度感到无从下口。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社教队经过几个月的排队摸底,别出心裁地搞了个“清理阶级队伍”,人为地将试验站群众一分为二。

社教队将一些自称为“贫下中农”的人,封为“革命群众”,确立了所谓的“左派”;另将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戴上了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

社教队清理好阶级队伍后,就将我和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分工下田干活,同时将所谓“革命群众”的“左派”,召集起来在试验站大饭堂西侧的水塔旁开会。社教队队长沈振宇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在座的都是革命群众,左派队伍成立了!中间派正在向左派靠拢,右派彻底孤立了!我们初步揭开了试验站阶级斗争的盖子------”就这样,试验站的群众,被社教队一分为二。从此,拉开了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帷幕。

 

第三章 草菅人命

社教队将试验站的群众一分为二后,阶级斗争的矛头,一度指向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青。谁知,我们这些下放知青,年少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偏偏不信邪,居然据理力争,当面锣对面鼓地与社教队的工作人员争辩起来。恰巧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知青们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队和站领导,一时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仿佛遇到了洪水猛兽一般,连忙开会商量对策。

为了转移广大群众的斗争视线,将试验站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导到歧途上去,社教队和站领导,改变斗争策略,将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平时埋头苦干、沉默寡言的技术干部沈时中。

沈时中193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贫困的家庭,其父母天资聪明,在舅舅的资助下,先后在当地农村读小学,毕业时都获得全校第一名。1938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沈时中跟随父母逃难来到上海。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熏陶,沈时中自幼勤奋好学,历年获得品学兼优的奖状。

1947年,沈时中和他的妹妹,同时考上了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当时,上海中学地处市郊,生活清苦,学习负担又重,加之每个周末都是徒步回市区,沈时中不堪重负,一度病倒,休学后转至城区沪新中学继续读书。上海解放前夕,沈家人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上海解放不久,沈时中和妹妹都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青年团尚未公开,相互都要保守秘密。1950年2月6日,上海发生了大轰炸。在全市召开的团员大会上,沈时中遇到了自己的妹妹,方知兄妹俩都是同志。

解放初期,上海放映了苏联电影《米丘林》。沈时中看了这部电影后,立志要当农业科学家,为改变新中国的农村面貌,作出自己的贡献。

1952年,沈时中高中毕业后,如愿以偿,考上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

1956年,沈时中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当技术员。虽然,当时试验站地处黄海之滨,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条件十分艰苦,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当保守。但沈时中已经获悉美国培育出长绒棉良种的信息,立志要在试验站培育出中国自己的长绒棉良种。从此,沈时中废寝忘食,一心扑在培育长绒棉良种的工作上。他将自己培育出来的长绒棉,寄给在上海纺织系统工作的骆家骧表哥,通过这位表哥帮他做了长绒棉的各项测试。

当沈时中从表哥骆家骧那里知道:自己提供的长绒棉,可纺80~120支细纱,可织高档的全棉产品,并且三次提供的长绒棉的质量,一次比一次提高的时候,他欣喜若狂,消瘦的脸上,流露出惬意的微笑。然后,就在沈时中热衷于搞长绒棉栽培试验的时候,却遭到了方方面面保守势力的反对。在我国封闭落后的农村,历来就有“枪打出头鸟”的陋习。太优秀的人才生活在愚昧的人群里,往往就像“鹤立鸡群”一般,总是会有那么几只好斗的公鸡,竖毛扬爪地扑去。沈时中的命运也不例外,尤其是试验站领导,对沈时中培育长绒棉的科研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当时,试验站的一些领导,都是“土八路”出身,传统的“一桃粥,二桃饭,三桃四桃鱼和肉”的小农经济思想,将他们科研的主攻方向和建站方针,定位在“棉高产”上面。站领导常说:“一株棉花上,结一个棉桃,就能吃粥;结两个棉桃,就能吃饭;结三个、四个棉桃,就能吃鱼吃肉。结五个、六个棉桃,那就是科研。”于是,站领导下达的科研任务就是:培育单株结棉桃多的“新棉一号”。而沈时中培育长绒棉的科研工作,却是定位在“棉花品质”上面,因此,不但得不到站里支持,而且还被指责为:“与站领导离心离德”、“满脑子成名成家思想”等。

沈时中根据长绒棉可以用于国防工业,作为飞机轮胎里的原料等,奋笔上书给聂荣臻将军,盼望能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这一举动,进一步引起了站领导的恼火,严厉批评沈时中“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把站领导放在眼里”------众所周知,在封建专制的土围子里,要想整一个人,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可以将你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而且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如果你“态度不老实”,那么“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便是下场。

恰巧沈时中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哲学讨论。对哲学感兴趣的沈时中便写作了一篇《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文章,投稿到《人民日报》。

不料,《人民日报》将沈时中的投稿,邮寄给了试验站领导。

试验站领导认为抓到了沈时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确凿证据”。于是,在文革初期,将沈时中关进“学习班”,掀起大批判。这样,一则泄了平时的私愤,二则转移了试验站广大职工群众的斗争视线。可谓一箭双雕,机关算尽太聪明。

在批判沈时中的大会上,试验站的胡文权秘书慷慨激昂,声嘶力竭地批判道:“沈时中满脑子成名成家思想,站里号召搞新棉一号,他却要搞长绒棉,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根本不把站领导放在眼里,与党与人民离心离德,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步。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光辉哲学思想;而沈时中却与杨献珍一丘之貉,鼓吹反动的‘二合而一’,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胡文权是试验站钱为民书记的秘书和亲信。如果说钱为民是党的化身的话,那么,胡文权就是钱为民的喉舌和幕前打手。胡文权除了担任秘书职务之外,还是试验站的职工教师。被试验站职工称作为“胡老师”。由于试验站地处黄海之滨,封闭落后,不少老职工没有文化,常年生活在试验站这个“独立王国”里,甚至连盐城都没有去过。

那些愚昧无知、不明事理的老职工,在胡老师的教育下,只知道“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这些“革命理论”。

这些老职工听到胡老师的声嘶力竭批判后,一个个情绪激奋,按捺不住,骚动起来。没等何老师的发言结束,会场上“打倒沈时中!”的口号声就此起彼伏,发聋振聩。愚昧的人们,虽然根本不懂得哲学,但一听到胡老师说的:沈时中的文章里有个“合”字,反对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分”的光辉哲学思想后,便一个个义愤填膺,穷凶极恶,恨不得将沈时中这个“三反分子”,立马撕成碎片,以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

经过社教队和站领导的布置,批判沈时中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饭堂的西山墙。那里是试验站职工去食堂买饭的必经之地,也是平时职工观看露天电影的场所,任何一张大字报,都能吸引住每个人的眼球,牵动着全站职工的神经。所有大字报都是抓住沈时中文章中的一个“合”字,上纲上线,批判沈时中与杨献珍是“一丘之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分为二的光辉哲学思想”。

沈时中被关进了“学习班”,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连买饭、上厕所,都有专人负责监管。

白天,沈时中被“战斗员”押到田里,监督劳动改造。原本体弱多病的他,被折磨得痔疮病发作,鲜血印红了他的内裤。沈时中不得不买了妇女用的月经带,垫上卫生纸,系在内裤里继续劳动。

夜晚,则是战斗员们对沈时中进行逼供、诱供、套供的时候。

战斗员们逼迫沈时中承认:“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只要承认了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罪名,沈时中便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沈时中大义凛然地说:“我写文章的时候,不知道‘一分为二’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战斗员们见沈时中态度强硬,拒不认罪,便大怒道:“沈时中!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想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现在,我们和你一起学习:《敦促杜聿明将军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两篇文章。两条道路放在你面前。一条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一条是认清形势,向人民缴械投降!是死是活,由你自己选择!”两篇文章学习完毕,已经是深更半夜。

战斗员拿来一叠纸,扔在桌子上,说道:“沈时中,今天夜里,你要结合学习《敦促杜聿明将军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两篇文章的心得体会,写出深刻检讨;要端正态度,认罪服罪,痛改前非,争取从宽处理。你写好了检讨,才能睡觉。听到了没有?”沈时中抬头看了战斗员一眼,也不答话,默默无声地拿起钢笔,神思恍惚地来到桌子跟前,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

战斗员见沈时中拿了钢笔,坐到桌子跟前去写检讨,便纷纷离去。

学习班里只留下了一个姓张的木匠,负责看管沈时中。

张木匠虽然是个战斗员,但是白天劳动,夜里熬夜的学习班生活,早已使他感到筋疲力尽,支撑不住。他见其他战斗员纷纷离去,便一个人倒在床上,闭目养神。不久,张木匠便呼呼大睡起来。

夜深人静,沈时中坐在桌子跟前,思想激烈地斗争起来:如此下去,自己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白天繁重的劳动,夜里残酷的批斗,使他生不如死,饱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如果做检讨承认了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将成为众矢之的,更是死路一条。不做检讨要被逼死,做了检讨要被整死,反正是死,人生自古谁无死?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不如一死了之,省得在这世上受这等凌辱罪!想到这里,沈时中奋笔疾书,写下了三封遗书。第一封遗书,辩解了自己是清白无辜的。第二封遗书,是写给在上海的父母的。第三封遗书,是写给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工作的妹妹的。最后,沈时中用钢笔在白纸上写下了:“钱为民是打击报复的扒手!”这11个字。

沈时中放下钢笔,如释重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身看到负责监管他的张木匠早已酣睡入梦,便拿起三封刚刚写好的遗书,轻手轻脚地打开学习班的房门,急急忙忙地向自己的宿舍走去。

沈时中平时住的宿舍,离开学习班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是一幢低矮的平房。他趁着夜色,三步并作两步,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沈时中打开电灯,从抽屉里拿取信封时,看到了自己珍藏的一叠照片。他抖动着双手,首先从那叠照片里,拿起了自己母亲郑惠芬的照片。看着母亲慈祥和蔼的笑容,他顿时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泪水沾湿了他的眼镜,他摘下眼镜,放在桌子上,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着眼泪,一边哭诉道:“姆妈!儿子不孝,不能给您养老送终------呜呜呜------”他悲痛欲绝,声泪俱下,语无伦次地哭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良久,沈时中用手帕擦干眼泪,又拿起了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工作的妹妹的照片,伤心绝望地悲哀道:“阿妹啊!你身为国家中央政法干部,却救不了我这个无辜受到迫害的嫡亲哥哥啊!呜呜呜------”哭声如诉如泣,悲悲戚戚,在黄海之滨的夜空久久回荡。

沈时中哭干了眼泪,喊哑了嗓子,在那个岁月,那个黑夜,果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绝望之中,沈时中将三封遗书,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好邮寄地址,贴上邮票。随即拿起这三封装着遗书的信,气得怒发冲冠,咬牙切齿,连眼镜都顾不上戴,就冲出门去。

沈时中宿舍的前面,是新开挖过的吃水塘;宿舍的后面,则是果树林,虽然是个投河、上吊十分方便的地方。但是,沈时中为了将三封遗书,投进站部的邮箱寄出去,便选择了南大路边的一条小河,作为自己的自杀身亡之地。

沈时中投寄出三封遗书后,便趁着黎明前的黑暗,义无反顾地向医务室前面的一条小河走去。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河坎,左脚刚刚腾空抬起,右脚就飞快地顺着陡峭的河坎,向河水里滑去------1966年10月18日,在黎明拂晓之前,沈时中这位科技界的精英,以投河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大清早,“沈时中失踪”的消息,传遍了试验站。

人们惊慌失措,奔走相告,自发地分头行动,四下寻找起来。

我主动加入到了寻找沈时中的行列。

突然,在试验站南面小河的北面河坎上,张木匠发现了有一条滑下河的足迹,便神色慌张地叫喊起来。

我连忙跑了过去,仔细一看,只见在河坎靠近水面的光坡上,留下了一条尺巴长的滑痕,滑痕的上方,残留在一个左脚的脚印。这分明是一个人右脚滑向河里时,在河坎上留下的脚后跟印迹。

看着那到水边就消失的脚印,我头脑里突然产生了一连串可怕的疑问:“为什么一只脚在岸上?一只脚的脚后跟印迹,快要到水边时,却突然消失得无踪无影?在那么多寻找的人群中,为什么偏偏是监管沈时中的张木匠首先发现了这条不显眼的脚印?------”就在我做着种种猜想的时候,人们已经撑来了一只小船,开始手忙脚乱地打捞起来。很快,沈时中的尸体就被一根竹槁捞出了水面。

在场的人们都惊呼起来:“噢——!”、“没得命啦——!”“沈时中投河自尽”的消息,震惊了试验站的每个人。

不少人对沈时中的死感到可惜,感到心痛。但是,都敢怒不敢言。

也有人说道:“社教队准备再过一天就解放沈时中了,没想到他却投河自杀了。”言下之意,似乎是沈时中自己找死。

沈时中的遗体,被安放在试验站的消防间里。

我不顾看守人的阻拦,冲进消防间查看沈时中的遗体。只见沈时中被整得瘦骨伶仃,脸上的颧骨高高隆起,嘴唇都包不住牙齿,腹部干瘪,相应之下,穿在脚上的那双皮鞋,就显得特别的大。

消防间外面,张木匠正在对几个木工说道:“沈时中的棺材要打厚些!防止他家里来人闹意见。”我来到消防间门口,问张木匠:“沈时中好好的,怎么会死的?”张木匠说:“是啊!昨天晚上,我陪他到食堂买饭,他吃的是粥,怕夜里肚子饿,还买了两个馒头呢!谁知道他夜里会投河自尽啊?”我与沈时中生活在一个单位,平时常有接触,虽然与他无亲无故,且性格截然不同,但是对他的死,却感到十分痛心和愤慨,决定通过调查研究,搞清楚沈时中的死因和事件的真相。

不久,试验站召开了《批判沈时中畏罪自杀》的声讨大会。

会上,由社教队宣读了《开除沈时中公职》的通告。

紧接着,胡文权上台声嘶力竭地批判:“沈时中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会后,胡文权的这些发言,被书写成大字报,贴满了大饭堂西山墙。

就这样,沈时中这位爱国奉献、专心科研、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科技精英,在政治运动中被牺牲后,不仅遭到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还被背上了“畏罪自杀”的黑锅。

更为残酷的是,我和陈革生等敢于为沈时中仗义执言的知青,后来也被无辜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蒙受十年不白之冤。

 

第四章 仗义执言

文革期间,为了“文攻武卫”,知青们将一栋宿舍的隔墙都凿开了墙洞,以便一间宿舍内出了事情,两隔壁的知青可以在宿舍门被反锁的情况下,通过凿开的墙洞,进行相互救援。我居住的宿舍西隔壁,原先是前任党站长的宿舍。党站长去世后,那间宿舍常年封锁着,无人问津。我在床铺底下,凿了个墙洞,钻进了那件宿舍。借着灯光,我发现宿舍里的私人财物,早已被人处理掉,只是书架上尚留着几十本书,整齐地堆放在那里。我如获至宝,将几十本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与政治有关的书籍,放进一只木箱,搬到了我的床铺底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这些书里面,除了有黑格尔、费尔巴哈、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等伟人的著作外,还有《反对个人崇拜》等平时看不到的“禁书”。这些政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我的知识,使我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因此,在沈时中遭到无辜迫害时,我就仗义执言,公开站出来说话。在田间劳动时、在大饭堂吃饭时,在宿舍门口乘凉时,我常常对人们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沈时中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当权派,更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时候,将沈时中揪出来批判,完全是站领导为了转移广大职工的斗争视线,将试验站的文化大革命引到歧途上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自由。沈时中公开向报社投稿,那是他的权利和自由。对沈时中的批判是错误的。”、“我看过沈时中写的《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那篇文章。我觉得那是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似有标新立异之感。沈时中在文章中,首先运用马克思、列宁的观点,批评了杨献珍‘合二而一’的错误观点。然而论述了斗争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事物通过斗争而达到同一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最后,沈时中认为‘一分为二’不全面,只强调了斗争,没有阐明事物是如何通过斗争而达到同一的。因此,提出了‘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论点。其实,这是一篇学术论文,充其量只是画蛇添足,犯了个认识问题的错误。但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抓住文章中一个‘合’字,无限上纲,企图鱼目混珠,把水搅浑。结果,草菅人命,将沈时中逼上了绝路。”------我的仗义执言,后来被定为“恶攻言论”。直到1979年元月平反时,还被认为:“而朱蕴忠说过一些错话,但尚未构成犯罪。”为了搞清楚沈时中是他杀,还是自杀,我和四队的赤脚医生方究之,带着疑问,跑到盐城,找到了盐城地区公安局的陈松鸿法医。

陈松鸿法医说:“溺水而死的人,肚子不一定是饱的。只要有少量的河水呛入肺内,就能致人死亡。一般可以通过尸体解剖,检查死者肺内有无河泥、藻类这些东西,来判断是他杀,还是自杀。现在死者已经入土埋葬,给尸检就带来了困难。”就在我和方究之进一步调查沈时中死因的时候,站领导听到了风声,为了拨个干净身子,站领导公布了:“沈时中临死之前,留下了三封遗书”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后,打消了我心头的一些疑问。明确了沈时中的死是自杀。但是,对沈时中为什么会自杀?死后该不该“开除公职”?沈时中写的那篇文章,究竟是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仍然与站领导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在我看来,沈时中是在运动中被迫害之死的,所谓“开除公职”是站领导以权代法,在沈时中被迫害之死后,采取的“以攻为守”的策略。沈时中写的那篇文章,只是个认识问题,并不构成违法犯罪。因此,我决定要为沈时中平反。于是,我四下游说,阐明观点,得到了缅甸回国华侨黄振天等人的支持,之后,我组织了张忠东、陈革生、贾贤、胡相荣,四个人一起到北京串联上访。并且,找到了沈时中的妹妹。

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的小会议室里,沈时中的嫡亲妹妹听了我的讲述,情不自禁地伤心落泪,不住地用手帕擦着泪水。她完全赞同我的观点,并且给了我一些有关政策方面的资料。

沈时中的嫡亲妹妹说:“大哥沈时中的死,是我们心中的永痛。一想到像沈时中那样: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写了一篇学术文章。就被逼得死于非命,心绪就平静不下来------”在那个年代,沈时中的嫡亲妹妹,身为北京中央政法干校的国家干部,除了伤心落泪、无可奈何之外,不但不能替蒙受不白之冤、被逼死于非命的哥哥鸣冤伸屈,而且全家人还因此受到株连,在文革中受迫害长达八年之久,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获得彻底平反。可见民主与法制,受到了何等的摧残!而那个负责监管沈时中的“战斗员”张木匠,也只因在木匠间劳动时,见大家正在议论“样板戏”《沙家浜》,便顺便插嘴说了一句“阿庆嫂肯定和胡传奎睡觉”的“黑话”,结果被整得半死,差点丢了性命。

当时,我作为知青下放到新洋试验站,尚是涉世之初,学了些马列主义著作,自以为真理在握,加上关心国家大事,受到“两报一刊”社论的影响,头脑经过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信奉“斗争哲学”。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沈时中搞平反。

1967年1月,我从北京回到盐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邀了敢于“刺刀见红”的陈革生,将原社教团团长蔡进程和新洋社教分团团长张斌,押到新洋试验站做检查。这两位当年不可一世的社教团长,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后,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说我们这些“革命群众”,要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时,一个个变得乖乖奴奴,唯唯诺诺地做了书面检查。

就在我和陈革生商量,打算印刷《沈时中平反通告》时,试验站的保守势力,勾结社会上的非法组织“红铁军”,向我们以知青为主的“八?二六暴动队”,发起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三武斗”事件。

面对着敌众我寡,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局面,也是我们这些知青命不该绝,1967年1月23日,党中央发出了解放军“支左”的文件,盐城军分区张参谋长前来试验站支左,粉碎了试验站保守势力,勾结社会上的非法组织“红铁军”,挑起的“一?二三武斗”事件。

真是冤家路窄,那个不识时务的社教队队长沈振宇,不知又来试验站想搞什么阴谋诡计,偏偏被我在招待所门口撞个正着。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我怒不可遏,叫来一批知青,将社教队队长沈振宇,戴了高帽子,挂着“镇压群众运动刽子手”的牌子,责令他敲着铅皮粪箕,进行游街示众!

知青们一个个脸黄肌瘦,但情绪十分激昂,押着胖乎乎的社教队队长沈振宇游街,绕站一周,口号此起彼伏,场面到也十分壮观。连一些原本与知青有对立情绪的老职工,见此情景,也不由得拍手称快。

那个平时满口叫喊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社教队队长,原来也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被我们知青游街后,吓得脸如土色,屁滚尿流地离开了试验站。

游街结束后,张木匠匆匆忙忙地找到我,告诫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们现在将社教队队长游了街,将来他们肯定要报复你!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就是耕不到你,也要耙到你!”我说道:“我可不怕他们报复!哪有只准别人揪我,不准我反抗的道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胜者为王,败则为寇。这就是历史。像我这样为沈时中仗义执言的人,迟早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如横竖横,拆牛棚,让那些揪我的人,也吃到苦头!”听罢此言,张木匠叹息道:“唉!57年的右派,就是你的榜样哦!”说罢,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走了。

虽然社教队撤离了试验站,但是试验站的当权派为了自保,暗地里操纵保皇组织,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知青们动起武斗来。平时摩擦、挑衅不断,并且,保皇派趁大部分知青回城过年,试验站只留下小部分知青的时候,挑起了骇人听闻的“二?一二”武斗。

1968年2月12日,一场武斗,知青们被打得死的死来,伤的伤。无锡知青陈夏杓,被活活打死在子午河畔。

我虽然命大,能够死里逃生,但是,也是被打得头破血流,偏体鳞伤。

1968年5月,在批判钱为民的会议上,我和十几个知青,满腔怒火,情绪激愤,开始以牙还牙,报仇雪恨。

“这一拳,是替沈时中报仇打的!”“这一脚,是替陈夏杓报仇踢的!”我念叨着,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和另外一些知青,不顾会场上军代表李指导员和郭连长的阻止,对钱为民拳打脚踢,大打出手。

就连平时逆来顺受,闷声不响的一些知青,看到钱为民被打倒在地,也抡起板凳,冲上前来,打“死老虎”。

“啪!”、“啪!”、“啪!”------板凳砸在钱为民身上的响声,就像古代衙门里,打五十大板一样。

钱为民被打倒在地,呼喊呻吟着,饱尝着“阶级斗争”的滋味。最后,钱为民被抬出会议室,住进了盐城医院,离开了阶级斗争搞得你死我活的新洋试验站。

随着阶级斗争的白热化和武斗的不断升级,为沈时中平反一事,被迫搁浅。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却成了我“为阶级敌人翻案”的一大罪名。

1971年4月29日,我被押上盐城体育场万人大会,无辜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落到了监督劳动改造,连自身都难保的地步。

为沈时中平反一事,也就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第五章 平反昭雪

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受到了严厉的批斗,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和凌辱,干着各种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长期过着“锹如银,裤如裙”的悲惨生活。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革命群众”的严密监视。我的一次次上访、申诉,得到的却是罪加一等。

真是“十年反革命,谁解其中味?”非亲身经历,谁能知道这“度日如年”的滋味?

1978年的一天上午,我到试验站站部去理发。那天,正好是休假日,理发室里已经有很多人在等候。我只好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来,随手拿起理发室的报纸看看。突然,我看到了《新华日报》上刊登出了评论古装戏《十五贯》的文章。我一下子明白了这篇文章“借古讽今”的现实意义,决定再次奋起申诉。为了谨慎起见,我给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工作的沈时中的嫡亲妹妹去了信件。不久,我便收到了沈时中妹妹的回信,从信中知道了“党中央已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于是,我再次理直气壮地奋起申诉。

1978年冬,沈时中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沈时中的胞弟沈純方先生,专程从上海来到新洋试验站。他代表全家向我表示了谢意。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千言万语,尽在握手之中,无声胜有声。

我陪着沈純方先生,来到了当年沈时中居住过的宿舍门前。

沈純方先生随即拿出照相机,与我一起拍照,做了合影留念。

当时,沈时中的遗体被埋在新洋试验站西边的农村里。那里是新洋公社指南大队第五生产队的一处荒地,被老百姓叫做“尸骨墩”。

沈时中的坟墓就在这个“尸骨墩”的东北角。坟墓周围杂草丛生,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人迹罕至,是我冬季捕捉黄鼠狼的首选之地。

沈时中的坟墓东侧,竖立着一块水泥做的墓碑。

墓碑上仅有“沈时中之墓”五个红漆凹字。

凭着这块墓碑,我牢牢地记住了沈时中坟墓的位置。

每当打猎路过这里时,我都会驻足凝视荒野中的这座坟墓,反思着那个阶级斗争搞得你死我活的年代。

沈純方先生临走之前,我陪他去了指南五队的“尸骨墩”,给沈时中的坟墓作了祭奠。

在我们去上坟之前,我请家住在指南五队的二连襟严志成,预先用镰刀砍掉了坟墓周围的杂草,用大锹铲出了一条小道。并且,将坟墓做了整修,按照当地风俗,在坟墓的顶端,放了一块大碗形状的泥块。

来到沈时中坟墓前,沈純方先生泪如泉涌,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着泪水,抽泣着说道:“阿哥,小弟純方前来看你了------”紧接着便弯腰鞠躬。

我和二连襟严志成等人,也一起跟着沈純方先生,向沈时中的坟墓弯腰鞠躬。气氛庄严寂寞,人人心情悲痛。只听得荒野中风吹树叶发出的嗖嗖声,仿佛是天地有灵,沈时中的英魂来到了现场一般。

临别之前,沈純方先生恳切地对我说:“我的姨母郑慧净,解放前出家在苏州穹窿山一座尼姑庵里修行,与当地群众关系很好,去世后安葬在那里。后来,我的父母作古后,都安葬在那里。因此,将来沈时中也要移葬到那里。蕴忠,拜托你帮我们看护好沈时中的坟墓。有什么情况,请随时与我联系。”“好的!”我一口爽快地答应了沈纯方先生的请求,说道:“我的二连襟严志成,就居住在指南五队,他家离‘尸骨墩’很近。我会拜托我的二连襟,关注沈时中的坟墓。平时,我走亲访友或者打猎时,也会到‘尸骨墩’来看看沈时中的坟墓。每年清明节,我会带家属前来祭奠沈时中的亡灵。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与你联系。”乾坤几轮转,沧桑一梦间。79年元月4日,我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71年4月29日,与我一起被押上盐城体育场万人大会,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常州知青文无敌,被判了十年徒刑,服刑九年半后,也宣告无罪平反,住进了新洋农业试验站的招待所。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平白无故被诬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想尽了一切办法申诉。但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得到的是更加严厉的迫害。

文无敌告诉我:在押他上万人大会之前,他手捧毛主席语录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走出了牢门。看守监狱的人,抢走了他的毛主席语录本,在他脖子上勒了一条细麻绳后,才将他拖出了牢房。在劳改农场,他不停地申诉。不给他笔和纸,他就撕下被单,写血书。他想起了江姐在狱中绣红旗的情节,自己在狱中就用被面上拆下的丝线绣申诉书。狱中的有些犯人,在牢头的煽动指使下,将他一次次地殴打,曾经将他的头,掯到水塘里,想淹死他------文无敌说道:“我被诬陷,无辜判了十年徒刑,在劳改农场服刑九年半,到现在才莫名其妙地平反,我想不通!这是什么世道?我不需要开什么平反大会!我要那些诬陷我的人,也被判刑进监狱------”我说:“过去的事情,只好让它过去。与沈时中相比,我们还幸运地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就有以荣誉洗尽耻辱的机会。我劝你要想得开,要学会向前看。学会重新做人------”文无敌说什么也听不进我的劝导,始终走不出历史的阴影。结果,他疯掉了!特别是见到我们这些受过政治迫害的老知青,疯得就更加不可收拾。最终,孑然一身,英年早逝,死在了常州精神病医院里。

我想,如果文无敌能够和我一样,在苏北农村讨个老婆,生儿育女,即便留在苏北,历经磨难,饱尝人间辛酸,如今也已退休了。只可惜世人生死各千秋,历史不存在假设!

沈时中死了,文无敌死了------一个个时代的精英就这样被牺牲了。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受。对他们的非正常死亡,我想后人自会评说。

 

第六章 重见天日

我获得平反后,试验站领导,将我的户口“一刀切”迁到了无锡市。为了扎根农村,我放弃了回城的机会,后来又承包了60亩盐碱薄地。我们夫妇俩起早摸黑,开荒种地,养鸡养鸭,捞鱼摸虾,外出打猎------果真人勤地不赖,连年喜获棉花大丰收。农副产品、鸡鱼肉蛋也是多得吃不了。

在我看来,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农村里,再也不是过去“宁可饿死人,也不准自留地里长庄稼”的年代了。只要科学种田,舍得吃苦,自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反之,城里也不见得到处都是金子,幸福不会从天降。只要是金子,到处都能发光。我认为:过去是“下乡务农,越务越穷”;如今是“下乡种田,越种越甜”。我沉醉于丰收的喜悦中,终日做着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美梦。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83年2月8日,大祸从天降,13个野蛮的农民,自带麻绳,闯到我家,将我妻子捆绑后,进行大肆抢劫。案发后,由于知青们都已回城,试验站仅剩我一个知青,人微言轻,东奔西跑,得不到解决。于是,我求助《无锡日报》社,希望报社派记者来苏北,采访报道我家遭抢的情况。谁知,当《无锡日报》社函告当地政府后,当地政府派出7名公安干警,以权代法,执法犯法,对我们被抢一方,大举迫害。并且,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抓进了射阳监狱。出了监狱,我到处申诉,四处碰壁。绝望之中,我打消了原先“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愚昧思想。开始发奋自学外语,立志自学成才,离开让我一次次落难的农村,出去做翻译。承包60亩棉田,独学无友,不见一个日语老师的面,完全依靠自学,要想出去做翻译,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嘲笑、讽刺、挖苦、反对的闲话,不绝于耳。但是,我始终以实干代替舌战,常常将收音机挂在胸前,将农具背在肩上,一边劳动,一边收听日语广播讲座。我晕倒过田间,休克过桌前,但是,没有什么困难,能动摇我自学成才的决心。

1986年初夏的一天中午,家住在指南五队的二连襟严志成,骑了自行车匆匆忙忙地来到我家。

严志成告诉我:“指南大队要求迁移‘尸骨墩’里的无主坟。其中,包括沈时中的坟墓。”我留严志成吃了午饭,买了一包香烟,骑上自行车,和严志成一起来到指南大队的队部。

我和当地的大队干部说明情况,打了招呼,希望他们能够宽限时日,等我与沈家联系后,再做迁坟。

当地的大队干部听了我的说明,显得十分客气,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

回到家里,我立即给上海的沈纯方先生去了信件,告诉他:“指南大队要求迁移‘尸骨墩’里的无主坟。其中,包括沈时中的坟墓。”沈纯方先生很快回信,告诉我:苏南的坟地,尚未准备好。请我想方设法,先将沈时中的坟墓,暂时迁移到公墓或者其他地方。

经过与沈纯方先生的多次联系,我决定先将沈时中的坟墓,迁移到我家承包的棉花田田埂边上。

迁坟这一天,我一早就和妻子王秀兰带着工具和木盒,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指南五队的“尸骨墩”。

二连襟严志成带着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王和尚”,早在沈时中的坟墓前等候。几个当地的社员,也过来看热闹。

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在风水先生“王和尚”的主持下,迁坟开始了。

我们首先将坟墓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然后开始左右鸣炮。

我点燃了高升大爆竹,严志成点燃了电光小鞭炮。

烟雾散尽,我们开始动锹挖土。

坟墓上方的土堆,被我们用力向四周撒开。

接着,我们平地向下插锹。

向下挖到第三锹时,锹头碰到了棺材板上盖。

很快,整个棺木就露了出来。

那棺材板上盖,经过多年腐蚀,居然在中央裂开了一条很大的缝。

我们将撬杠伸进裂缝,一使劲便撬开了棺材板上盖。

只见棺材内满是潮湿的淤泥,尸骨早已被埋在淤泥之下。

就在人们感到迟疑之际,我拿起一把弧形小铁锹,跳下了土坑。

那小锹是我下黄鼠狼夹子打洞用的,锹口雪亮,锹柄光滑,早已用得得心应手。

我小心翼翼地用小锹,一下接一下地将淤泥从棺材里铲出。

很快,一身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露了出来。

那身衣服,针线缝早已裂开,只是布料相当结实,颜色仍然十分鲜艳。我拎起衣服片,将剩余的淤泥同时取出棺材。

顿时,沈时中的尸骨重见天日,暴露在眼前。

我清除掉尸骨上的泥土,将尸骨和随葬遗物,装进带来的木盒里。

然后收拾起东西,一行数人来到二连襟严志成家。

二姐王秀珍,按照我的要求,办了一桌饭,买了瓶酒,早在门口等候。

吃过中饭,我和妻子秀兰告别众人,用自行车拖着装有尸骨的木盒,径直向自家承包的棉花田骑去。

我将装有沈时中尸骨的木盒,迁葬到新洋试验站三排三十三条自家承包的棉花田的田埂边上。田埂边上,自然生长着一棵观音柳。我将木盒埋在观音柳的北边,上面的泥土与田埂平齐,看不出任何异常。我将那棵观音柳,作为记忆埋葬木盒的标记。

1987年春,我结束了上海华东师大的聘用,在上海印刷了100张《现代日语翻译精诚为您服务》的名片,回到了盐城,开始在盐城市无线电元件厂、工贸合营盐城胶鞋厂,担任日语口译。

我一口流利的日语,赢得了社会的好评,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1987年10月24日,《盐阜大众报》(周末班)头版头条,以《为伊消得人憔悴——记自学成才的翻译朱蕴忠》一文,对我自学成才做翻译的故事,做了长篇报道,在盐阜大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我决定拔根离开新洋试验站,离开那个让我一次次落难的地方,凭自学掌握的知识,闯出一番事业来。

我再次给上海的沈纯方先生去信,讲述了自己即将离开新洋试验站,请他赶快在苏南筹建沈时中的坟墓。

1988年1月,我收到沈纯方先生的来信,他请我雇辆卡车,将沈时中的尸骨,运送到苏州穹窿山下。并且,给我在穹窿山下预定了旅馆。

当时,新洋试验站地处黄海之滨,交通闭塞,根本就雇不到卡车。如果去盐城雇用卡车,卡车主是否愿意运送尸骨,也是个问题。

考虑再三,我决定用旅行背包随身携带沈时中的尸骨,乘坐长途汽车,去苏州穹窿山下。

临走前一天,我到试验站木匠间,请木匠崔师傅,根据我设计的尺寸,制作了一只袖珍棺材。那棺材是用六块木板拼起来的,装卸十分方便。将六块木板拆下来后,正好装进了一只蛇皮口袋。

出发那天,我一早来到承包的棉花田边,在妻子秀兰的协助下,刨起了沈时中的尸骨,仔细清理干净,装进了那只旅行背包。

我背着装有尸骨的旅行背包,手提装有袖珍棺材板的蛇皮口袋,从试验站站部乘坐长途汽车,几经转车,傍晚时分按时来到了沈纯方先生为我预定的旅馆里。

夜深人静,我在旅馆里,拼装好袖珍棺材,安放好沈时中的尸骨后,就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一早,沈纯方先生来到旅馆,找到了我。

相互寒暄几句后,我便拉开了袖珍棺材的盖板。

沈纯方先生见到哥哥沈时中的尸骨时,顿时放声大哭,悲痛万分。

我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眼泪却禁不住流了下来。

良久,沈纯方先生擦干眼泪,突然对我磕头下拜,说道:“蕴忠,我代表沈家,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我连忙将沈纯方先生扶起,说道:“能把沈时中的尸骨送到这里,算是了却了我的心事。如果我离开了试验站,那就多有不便。”沈纯方先生领着我去吃了早饭,然后乘上卡车,向穹窿山麓下驶去。

来到穹窿山麓下,太阳刚刚升起,沈纯方先生指着阳光普照的一处山麓,对我说:“蕴忠,你看!沈时中新建的坟墓,是块风水宝地。初升的太阳,第一缕阳光就照在沈时中的坟地!”啊!青山埋白骨,绿水吊忠魂。青山绿水,果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我能够将沈时中的尸骨重见天日,迁移到穹窿山麓下这块风水宝地,感到十分欣慰,禁不住流露出踌躇满志的神态。

做坟的另外五名民工,早在坟地等候。

沈纯方先生按照苏南的风俗,埋葬好沈时中的尸骨后,在坟墓前竖好墓碑,栽下了两棵松树。然后与我在沈时中的新建坟墓前,拍照留念。

这些照片一直保留到现在。每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总是百感交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第七章 二合而一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正如西方哲人所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话说得十分精辟到位,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

随着时过境迁,当年新洋试验站被一分为二,斗得你死我活的两派,后来竟然二合而一,相逢开口笑,成了相互包容、十分友好的朋友。

1994年9月13日,三百多位回城知青,从无锡、常州乘坐豪华大巴车,兴高采烈地重返第二故乡,来到盐城新洋试验站,举办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了新洋试验站广大干群的热烈欢迎。

知青和老工人们见面时,热泪盈眶,恰似亲友久别重逢;情真意切,到处充满欢声笑语。

不少老工人与知青,相互拥抱,握手言好,老泪纵横,场面十分感人。

纪念活动结束后,原先“八?二六”一派的知青头头,邀请新洋试验站原先对立面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到无锡市举行了联谊活动。

新洋试验站的老干部和老工人来到无锡后,住进了环境优雅的宾馆,受到了知青们的热情接待,品尝了苏南的美味佳肴,游览了无锡的太湖风光,亲眼目睹了知青们回城后的变化,人人心情激动,个个感慨万分,不由得连声称赞起知青来。

特别是原先文革中的两派头头,更是“不打不相识”,一笑泯恩仇,带头做起了“和谐模范”。

当年的知青头头老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朱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为大。我们要以德报怨,以宽容的心态,对待那些伤害过自己的老同志。不少老同志也提高了认识,他们说:‘当年把朱蕴忠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感到十分后悔。原先认为将他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就算胜利了。没有想到,那只踩着的脚,始终不能松。你一松,他就要反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我说:“宽容是能够做到的。只是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是欲辨已忘言,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继举办了新洋试验站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后,知青们又举办了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活动、知青上山下乡45周年纪念活动,以及其他各类知青联谊活动。并且,正在筹备举办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活动。每次举办各类知青活动之前,知青们都会一次次地打电话给我,再三盛情邀请我这个扎根在苏北的无锡知青去参加聚会。

每当我看到知青聚会活动期间,当年被社教队一分为二成为两派,在文革中斗得你死我活的试验站干群,如今二合而一,亲如兄弟姐妹,喜笑颜开的情景时,我都会联想到:新洋试验站的广大干群,从对立到统一的事实,不是恰好证实了沈时中写作的《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那篇文章的正确性吗?

但是,在那个年代,仅仅因为写作了这么一篇学术论文,就被牺牲了年轻的生命,难道不应该深刻反思,吸取教训,以免历史悲剧重演吗?

有人说:“时间是一切冲突的治愈者。”这话一点也不假。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上升,过去的种种恩怨,都会渐渐的淡化。

有一次,我偶然路过盐城市农科所的家属区,突然从路边的人群里传来了:“那不是小朱吗?”的惊呼声。

我停下脚步,循声望去,看到胡文权老师满脸笑容,正在一个劲地向我招手。

凝神望去,只见胡老师和颜悦色,头发花白,满脸皱纹,显得老态龙钟,十分慈祥,与当年批判沈时中时,声色俱厉的模样,判若两人。

我连忙招呼道:“胡老师,您好!您好!”胡老师笑呵呵地说:“小朱,今天来盐城有事啊!留下来玩玩,在我这边吃了中饭再走哦!”胡老师满脸堆笑,流露出十分客气的表情。

我微笑着说:“谢谢胡老师,今天我有些事情要办,我先走了。谢谢!”说罢,我摆摆手,急急忙忙地离去。

胡老师望着我远去的背影,对周围的人们说道:“这个小朱啊!吓死人的聪明------”我想,胡老师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想起了我为沈时中仗义执言时说的那些“黑话”。

后来,我听农科所的朋友说:“胡老师去世后,子女们将他的骨灰,埋到了新洋试验站。”听到胡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心情十分沉痛。文革中,我们虽然分为两派,立场观点截然不同,但是,一样的虔诚,一样的忠心,一样的激情燃烧,一样的卷入了那场损人不利己的政治运动,一样的都是被愚弄、被牺牲的人们。幸运的是,新洋试验站的两派群众,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提高,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从阶级斗争的一分为二,发展到和谐社会的二合而一,从而使每个人都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第八章 痛定思痛

时光匆匆,人生似白驹过隙,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高亢激昂,声色俱厉地批判沈时中的人们,如今不少人早已撒手人寰,经过火葬场的铁板,成了一包骨灰。结果是受人愚弄,什么好处都没得到,什么功勋也没带走。苍天有眼,那些在政治运动中,企图通过批判他人来立新功的人们,事实上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遭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报应。留下了一个损人不利己、让人永远心痛的故事,这是时代的创伤,历史的悲剧。

每年,都有回到苏南的知青,专程到苏北来看望我。每当知青们谈起那个年代的往事,谈到一个个在政治运动中被牺牲的精英时,都会给欢乐的聚会,蒙上层层悲伤的阴影。人们的脸色表情,常常会从谈虎色变,转向唾弃憎恨,直至慷慨激昂,分析批判。

那个年代,由于写了一篇观点不同的文章,由于无意之中撕碎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迫害致死的,大有人在。

不用说像我那样敢于仗义执言,为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们打抱不平而在劫难逃,被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了;就连不愿落井下石,躲在一边,胆小怕事的人们,也往往难逃遭殃的厄运。

当年,在新洋农场6连,有位叫张乐萍的无锡女知青,只因胆小害怕,不敢去参观枪毙人的现场,被撤销了“五好战士”称号,扣上了“对阶级敌人不仇恨,阶级立场不稳”的罪名,遭到了大会小会的批判。第三天下午,她在棉田里向班长请假看病,直至深夜未归。知青们四处寻找,跑遍62平方公里、搜遍131公里防风林带、数百公里河边、大面积草滩,均不见踪影。直到第七天上午,3营14连的男知青们去草滩割草时,看到许多野狗围着散发出阵阵恶臭的地方窜流不息。知青们走进草滩,只见张乐萍的尸体,已经被野狗吃掉腿肉、叼出肠子,惨不忍睹。在尸体不远处,找到了“敌敌畏”农药瓶一只------这类事件,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可谓不胜枚举。

我被押上盐城万人大会,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取到了很好的“杀鸡吓猴”的效应。从此,新洋试验站的不少知青,变得乖乖奴奴,谨小慎微,不敢乱说乱动。即使是外面的知青们,为了能够回城,进行聚会请愿,绝食斗争,割腕卧轨------闹得不可开交时,新洋试验站的知青们,仍然不动声色,十分识相,按部就班,天天劳动。

直到1979年元月,中央发出74号文件后,新洋试验站的知青们,才一窝蜂似地,争先恐后的回到了无锡、常州等苏南城市。

不过,鉴于历史的教训,新洋试验站的不少知青,即使回城后,也是看破红尘,随波逐流,平平庸庸、窝窝囊囊地过了一辈子。

去年,我收到了一位朋友邮寄给我的自传体小说《刻骨铭心的回忆》,他在书中写道:我从未正正规规地当过官,享受那种运筹帷幄、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一呼百应的乐趣。一辈子反而是谨小慎微、惟命是从,鞍前马后被人管束,为五斗米折腰,做了一世的“奴才”。人活到这把年纪,心中亦已透亮,譬如政治,说穿了实质上就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欺骗与谎言。我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甚至是讨厌。

然而,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溷。我虽然被押上盐城体育场的万人大会,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蒙受十年不白之冤。但是,一次次的磨难,促使了我的觉醒,使我脱胎换骨,坚定了意主,增加了智慧,最终逼上梁山,以实干体现了自身的价值,用荣誉洗尽了历史的耻辱,成为社会公认的成功人士。

正如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后知青时代》一书的刘昕主编所言:“从你的身上,我又一次体会到上帝真的很公平,他给了你超乎常人的智慧,当然要让你受超乎常人的磨难。也应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论证的正确性。”此话精辟,充满哲理。

常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我能小小年纪,就被押上万人大会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在看来,是多么的风光和了不起!后来,这段大难不死的经历,竟然成了有钱都买不到的宝贵财富。至少我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并且,也让那些“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尝到了布衣之怒的厉害,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如今,当年与我一起下乡到苏北务农的知青,都已回到了苏南城市。唯独我这个曾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仍然扎根在苏北,就像一只受伤的孤雁,落荒在大江北面。一辈子受尽磨难,历尽沧桑,吃尽苦头;入党做官、推荐上大学------这些好事,永远不可能轮到我头上。

只是活到这把年纪,早已看淡一切。

痛定思痛,唯以悠然的心态,浪迹于渔樵之间。

往事不堪回首,自有后人评说。活出好的心态,是我当务之急。

                                                                  2013-7-12 


附照片:

     
    作者与沈纯方在沈时中坟墓前的合影


朱蕴忠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91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