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背后的“阶级斗争”·难以再现的焦裕禄精神 作者:乔海燕


 

焦裕禄背后的“阶级斗争”

曾有人写文章,称焦裕禄在兰考任县委书记,不可能不抓阶级斗争,并有各种举例。我初看这篇文章,感觉不可思议:焦裕禄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抓阶级斗争本来是应有之事,问题是他工作的重点在生产而不在斗争。经过这些年的思考,我明白了:当年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搞生产自救,不仅与天斗,与地都,也要与人斗。没错,焦裕禄曾经与一个疯狂、没落、愚昧的阶级有过坚决的斗争。

按:焦裕禄1946年1月在家乡淄博入党,正式参加了区武装部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到了河南,分配在尉氏县工作,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团委副书记等职,又先后在共青团陈留地委、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宣传部长、第二书记等职,一直到1951年。1953年6月,焦裕禄被调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先后担任过车间主任、科长,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多。1962年6月,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河南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1964年3月,焦裕禄因病离开兰考,住院治疗,直至当年5月去世。

焦裕禄去世前,曾对他的战友张钦礼留有遗言:钦礼同志……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这段话曾经感动不少人,被视为焦裕禄精神的升华。

其实,从上面列出焦裕禄的简历看,他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洛阳矿山机械厂,10年,在兰考只有一年零几个月时间。按照党的干部“成绩”算,兰考并非焦裕禄一生工作的“得意”之地,我觉得,也非他一生工作取得最好成绩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有关焦裕禄的评价,虽然集中在兰考一地,但那是后人的评价。焦裕禄做人、为官的特性并没有因为他去兰考而有改变,他在尉氏、洛阳工作期间,也是勤勤恳恳,热心为民的好干部。

但是,他为什么要在兰考留下这段遗言呢?

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遗体运回老家,父母生他养他的地方?为什么不把遗体安葬在尉氏,他曾两次在那里工作了四五年时间;为什么不安葬在洛阳,他在那里工作了10年,可以说,他的现代知识、思想、思维,都是在洛阳学到的。为什么他偏偏提出把遗体埋在兰考的沙丘上,埋在一个自己仅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地方?

我现在才明白,焦裕禄这句遗言,不仅是说给“自己人”的,也是说给“那些人”的。

哪些人呢?

现在人听说焦裕禄给兰考带来了自力更生,会觉得奇怪。干活才有饭吃,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兰考人难道不懂吗?

这个疑问有道理。焦裕禄的报道问世后,我听到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怎么兰考人连农业生产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放着眼前的土地不管,坐等政府救济?似乎不是这个理!

这就是当时的特定环境。不是兰考人不懂,是当时的领导不叫他们懂这个道理。这些领导从思想上把兰考人掐死了。

为什么不叫兰考人搞生产?领导自有领导的道理。

从1958年起,兰考陷入天灾、人祸的双重循环,成为河南省一个积贫难返的重灾区。

常年救灾工作,使兰考县党政两套班子,围绕救灾形成了一整套管理思路,不是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而是“等靠要”。上一级党委,也围绕着等靠要式的救灾,形成一套干部配备、管理办法。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兰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所谓地方势力,社会、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虑。从地方到上级,围绕着这个已经形成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制度,逐渐罗织出一张覆盖本地的网络。

当这张网络已经形成,而且成为当地政治生活的关系纽带时,任何一个外来人,要想加入到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你卖身投靠,加入其间,听命于老大;或者你后台势力足够强大,能与地方较量。如果不是,哪怕你有天大的能力,地大的智慧,也只能是派来的花瓶,是个摆设、过客。否则,就会被整到头破血流,最后清理出门。道理非常简单,你不是自己人,你是个“异类”。

这里已经没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分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敌友”概念,天真者所坚持的革命理想、激情似火的年代,统统化为一桶冰雪水,兜头浇下。这里只有“自己人”和“外来人”的区别,只有地方势力,以及维护势力的各种利益。

这种势力所及,即使到今天仍然如此。不过在不同年代,所表现形式不同,或政治,或经济。

焦裕禄曾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是个工业干部。1962年,在渡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又因为河南农村的县社两级干部,自1957年以来,已经被整倒的差不多了,机构架空。所以,省委决定从工厂抽调一批基层干部,充实到农村去。焦裕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洛阳矿山机械厂到了农村工作。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是个“外来户”。省里调工业干部到农村任职,这个政策本身就会遇到地方势力的阻击。

焦裕禄出身农村,种过庄稼,又是从工厂下来干部,当然知道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是他的惯性思维。他到了兰考以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组织生产。显然,这不符合地方官员们的观点。因为要生产,就要重新组织干部,建立机构,制订方案。一句话,就要打破原有的势力和势力范围,打破原有的组织和干部路线,按照生产的要求重新制订一套新的管理办法。

这已经不是工作方法问题,焦裕禄的工作思路,已经触及到权势,触及到地方势力。在“灾荒”面前,你要是等救济,靠上级,伸手向国家要,那么就和地方为伍;你若是搞生产,自力更生,那就不仅要和灾害斗,还要和周围的人斗。为什么在焦裕禄身前身后,都有人反对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这才是真正的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

人们在报道焦裕禄时看到的热闹场景,看到鲜花缤纷,歌曲、戏剧、电影高声歌颂,其实都是表面,而且都是外人给他的。人们看不到在焦裕禄背后的“阶级斗争”——他与地方势力的斗争。在献给焦裕禄的鲜花和颂词背后,始终存在肯定与否定的声音、支持与反对的势力。

这个现象,文革前焦裕禄时期存在,文革中也存在,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临终遗言,不仅是鼓励“自己人”,同时也告诉“那些人”——我和你们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2013-07-24

 

难以再现的焦裕禄精神

                    ——东风就是唤不回

六月,陪母亲兰考一行。——她想见张钦礼的夫人刘秀枝,说说话,还想看望张钦礼的战友们。而我则想拜谒张钦礼的陵墓,细细观察陵墓周围壮观的碑林。

我最后一次去兰考,是1975年,随长影“三春柳”(焦裕禄的故事片名)摄制组去体验生活。自那以后,虽常见兰考人,但是再也没有去过。故,时隔37年后旧地重游,肯定会有一些感慨。所以搞出几篇文章。

世间有些人和事,真格天注定,缘分所致,一旦交结,终生为伍、为友,同患难、同甘甜。我和兰考就是这样。因为我父亲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原因,从中学起,兰考就进入我的世界,眼所见,耳所闻,心所想,脑所思,从未间断过,也无法断开。我对兰考和兰考人的感情、思想,敢说比一般人更热烈,也更深入。

随着岁月流逝,经历丰厚,我也不断加深对“兰考”的认识。这种认识已经不是一个焦裕禄所能承载了。概括说,兰考这个地方,折射出我们国家从1949年到1976年的农村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其中既有普遍意义,也有典型意义,其素材之丰富,囊括之完整,即使在河南这种农业大省,也并不多见。

兰考,是个可以颠覆你的观点,使你产生新思想的地方。

文革前,河南省出过两个有名的县委书记,都是战天斗地型的。一个是林县县委书记,劈山太行侧,领导全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杨贵;一个是兰考县县委书记,治风治沙治盐碱,“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

1965年,新华社播发了记者周原等人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文章从焦裕禄抓生产,抓改造自然环境,抓民生入手,而不是从抓阶级斗争入手,通讯轰动全国。时至今日,比较起来,知道焦裕禄的人还是多些,可见这个形象有时间穿透力。当今社会世风日下,有些人仗着自己是父母官,便虎狼当道,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置百姓于倒悬。故而,人们希望能唤回焦裕禄,唤回焦裕禄精神。时见有领导拿焦裕禄当旗帜招摇、呼唤的报道。

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30年后,新华社又播发了一篇《人民呼唤焦裕禄》的兰考旧地采访,仍由长篇通讯的原作者周原等三人采写。我把此文看做一声叹息。

不知道人们想过没有,焦裕禄这个形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中产生的。换句话说,焦裕禄的形象是在灾难中产生的。在他出现之前,大跃进、人民公社、统购统销,阶级斗争、各种政治运动,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在他去世后的岁月里,尤其在当今商品经济年代,产生他的形象的环境,以及一些特定的条件都消失了。所以,焦裕禄,包括他的精神,是不可能回来的。当然,我不否认焦裕禄可能假以其他面目出现,但是,那个“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的焦裕禄,再也不会出现了。

若想再现焦裕禄,重新塑造这个形象,除了再现那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外,还要真实的再现那个年代,包括那个年代的黑暗。这可能吗?

丹柯只有在黑暗中,只有在一群迷茫的人面前,他的心脏才能熊熊燃烧。

焦裕禄是1962年年底到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第二书记),1964年5月因病去世。他在兰考县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平心而论,这么短的时间,在那样一个积年贫困的农业县,他就是个铁人,满脑子智慧,一年的时间,庄稼只长两季,除非做梦,除非大跃进,否则,他能叫兰考起多大的变化?

但是,焦裕禄又确实使兰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给兰考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有人说是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其实不是,焦裕禄带到兰考的是思想,是改变(贫穷)现状的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才能使兰考人民身上具有的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精神,又依靠着集体(人民公社)凝聚成力量,转化为社会创造力。兰考人民正是接过焦裕禄的这个思想,意识到苦干才有变化的可能,才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可能。

——改变现状的思想,这才是焦裕禄精神的实质,也是他留给兰考人民的宝贵财富。

焦裕禄来兰考之前,兰考县委、县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救灾,县里从来没有生产任务。1968年我在兰考躲避战乱,县委宣传部长卓兴隆对我说,从粮食统购统销到文革前10时间,上级总共向兰考发出不到10头猪的征购任务,兰考都没有完成。

平心而论,依靠国家发放救灾粮款,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兰考是个常年灾区,地方政府对付“灾荒”,已经有了一套运转机制,发放的粮款虽说杯水车薪,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况且上级还组织灾民外出逃荒,依靠社会力量救灾。问题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当有两种选择出现时,你选择哪一条?是苦干,还是苦熬(等)?苦干,创造自己的生活;苦熬,等着人家来救济你。这种选择,即使今天亦是如此。

有人说,难道精神不是思想吗?不是。中国人从来不缺少精神,就是缺少思想。没有思想的统领,精神只是一时的冲动和热情,只是拿着大刀片砍坦克的壮举,或引起对手的嘲笑,或引起有识者的叹息,当然,也能引起政治家的赞叹。从1840年到现在,到今天,中国人的精神总是被赞誉有加,狂热鼓吹;而思想却往往落到悲惨下场,青山响杜鹃。

我以为,当年发表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缺陷,就是只宣传了焦裕禄的精神,没有将精神提升为思想。——当然,这是今天这样说,有事后卖弄之嫌。

我们可以拿与焦裕禄同时宣传的另一个榜样人物——雷锋,来比对。雷锋是个战士,这是个典型的精神榜样,只有精神而没有思想,其精神的底蕴就是服从,党叫干啥就干啥,对错不管。焦裕禄的精神则是思想型的,他有选择,党叫他救灾,他并不完全服从,他选择了生产,改变兰考的贫穷面貌,为人民创造出一片新天地。

早些年,我曾听吴仁宝讲文革前华西村致富宝典,他说,上级叫我干啥,我就不干啥,叫我种稻,我养猪,叫我养猪,我种稻。——这就是思想。服从则是精神。

                                                               2013-07-22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82447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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