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十年(五)】:地头学习会·灯·割大豆·“抖抖派”·辘轳和井 作者:在陋巷


 

【北大荒十年(五)】:

地头学习会

农场毕竟是农场,出工干活和屯子里就是不一样。

屯子里可能是太阳晒屁股了才下炕,出工离离拉拉;知青连队一切比照军事化,哨响起床,哨响出工,嘎巴溜脆,毫不含糊。

知青出工几乎可以用“浩浩荡荡”这个词来形容,几十号人、上百号人,“大会战”时甚至几百号人一起出动;出行的方式,就有拖拉机、蹦蹦车、解放牌大卡车,等等,那动静还小得了么?

即使地号比较近,走着去,那也是“吹着溜(哨子)、打着旗、排着队”,如部队野营拉练一般过去的,讲究个气势、讲究个精神!

如果农活不是特别忙,不是割麦,不是割大豆,而是夏锄,或别的什么,到了地头有时侯并不是马上干活,而是先进行地头学习,“思想先行”,一般由连长讲话,组织大家学习,有一点像工厂的“班前会”。

回忆当时的学习内容,大概有这么一些:

——和农活有关的。比如,“人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人一年”,所以,铲地要铲透,有草没草锄头一定要铲到;间苗一定要留大间小;“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没有大粪臭,哪有饭菜香”,撒肥一定要撒均匀,等等;——思想教育。“知识青年到了农(音:能)村,是龙你给我趴着,是虎你给我蹲着,认认真真的接受贫下中农(音:能)的再教育,大城市就不要再寻思了,老老实实地干!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革命青年嘛,要顶得住和平演变,经得起战争考验!”;——学习毛主席语录,读报。当时报纸主要还是大批判文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火药味儿都挺浓。

地头学习会至少有一项好处,就是大家伙得到了休息。

有一次到了地头,也没有马上干活,由一位场部工作组成员讲话(忘了他老大贵姓,抱歉!),他刚到我们分场不久,也许是自命不凡,也许是为了“蝎虎子掀门帘——露一小手”,也许是他太注重第一次“亮相”,也许是他“今儿个真高兴”,反正从一开始就听他叨叨,一国际,二国内,三本省,四农场,五本队,天马行空、信马由缰,癞蛤蟆磕碗碴——满口词(瓷)。

北大荒的夏天也挺热,大家伙坐在地上听他扯犊子。一人一顶草帽遮着脸,没人开小会,都在抓紧时间休息、打盹。他以为大家伙都支楞着耳朵听他摆活,有效果;真以为自己口吐莲花、妙语如珠,还蹬鼻子上脸,越说越来劲了,东拉西扯,云山雾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正当他说得唾沫四溅(幸亏第一排知青有草帽遮脸,权当局部地区有小雨)、忘乎所以时,忽听得“啪”的一声脆响,随着“吁吁哦哦”的吆喝声,大家伙移开草帽一看——

嚯,送午饭的马车远远地来了!


在我家的阳台上,不像别人家安装的是吸顶灯,而是挂着一盏桅灯。

一次在灯具城选购灯具时,一眼看到了这盏桅灯,分外亲切,马上掏钱买下,出门乘上车才想起忘了走讨价还价这道程序。

来我家作客的朋友,都对这盏桅灯赞誉有加(外形完全是桅灯,但它是用小灯泡的),说我慧眼独具,有艺术细胞;其实,只有我心里知道,因为一看到这盏桅灯,就使我想起在农场的岁月。

我曾经在分场的蚕场劳动过。蚕场距离分场约有十二三里地,孤零零的一栋房子,“山高皇帝远”,没有电,自然也没有灯。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一黑,蚕场就黑灯瞎火。夏天还好一些,因为北大荒的夏天晚上八点多天才黑透,凌晨三点多,太阳又冉冉升起。冬天的日子就比较难熬了:下午四点还没到,天已经黑下来了,早上八点左右,天才放亮,一天摸黑的时间,竟长达约十六个小时!

天黑了,照明的用具就是桅灯,当地又称之为“马灯”。

马灯的底盘可以存放柴(汽)油,长长的灯捻浸泡在柴(汽)油里,转动灯捻可以调节火焰的大小,外面有个玻璃罩,起防风的作用。马灯还有个手柄,可以提溜,也可以挂起来。蚕场的二十多号人,晚上就指着两三盏马灯照明。

在马灯下,我们天天晚上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听队长训话。

学习结束后,大家会抢着马灯,看一会儿书(倒不是“煤油灯下学毛选”),最多的是写信。僧多粥少(我忘了交代一句,用“僧多”一词是贴切的:当时蚕场有二十几号人,一个队长,二三个农工,其余全是知青,清一色的爷们),有人捷足先登后,其他人只能“借光”。“借光”终觉不方便,因为马灯照亮的范围也有限,好在每个人都有家用电器——手电筒,还有蜡烛,以备不时之需。

还记得熄灯(马灯)后,皎洁的月光从窗外洒进来,万籁俱寂,心中马上会想起“炕(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在蚕场“带发修行”了一两年,后来“还俗”下山回到了分场。

分场有电,但分场依靠机房的柴油机发电,它不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发电,而是在晚上十点至次日凌晨五点左右,会停电,所以,马灯依然有它的用武之地。我会经常擦拭马灯,修剪灯捻,加注柴(汽)油,擦亮灯罩;停电以后,依然会用上它。

回城以后,虽然至今仍然在陋巷、住蜗居,但家里灯还是有的,我现在就是在灯下写这篇文章。

逢年过节,尤其是大年三十,我喜欢打开家里所有的灯,灯火通明,是我对光明的追求,也寓意着我对新的一年美好的向往;每当我看到阳台上挂着的桅灯,它也亮着柔和的灯光,就会想起当年在黑暗中摸索,想起在农场的岁月... ...


割大豆

今日“白露”。

在北大荒,白露前后,金风送爽,大豆摇铃,正是挥镰收割大豆的季节。

到了白露节气,阴气逐渐加重,清晨的露水与日俱增,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水滴,因之称为白露。“白露”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过去,一群一群的大雁开始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阵阵凉意的秋天早已到来了。

人常说“小曲好唱口难开”,我觉得,小曲好唱、口并不难开,最多只有好听与不好听的区别,有啥难的?“黄豆好吃收割难”倒是真的,小镰刀割大豆,那才叫遭罪。你不把它割倒、拽起、砍倒,它就立在那儿,“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硬道理。

下乡期间,我最挠头、最为打怵的农活就是——割大豆。

上午出工到了地头,大家伙裤脚都湿到膝盖以上,农田鞋更不用说,“白露”嘛,露水重。大豆地一望无边——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知青割大豆的指标是:每人6根垄,每垄400米,则400(米)×6(垄)= 2400米,总垄长2.4公里,接近5里路。

开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割几根垄?有拿两根垄上去的,要割一个半来回;也有拿三根垄上去的,割一个来回。两种割法我都试过,割大豆,我一直落在“打狼”梯队,怎么割,都是“打狼”。

割麦还好一点,麦子长得相对高一些。大豆长得低,割起来要“猫”很大的腰才行,不一会儿就不得劲,腰酸,刚直一直身子,连长就大声喊:“猫腰干哪!猫腰干哪!”看看伙伴都麻利地割上去了,马上猫腰割起来。成熟的豆杆硬硬的、尖尖的,握在手里十分扎手,戴线手套根本不管用,一会儿就破;手心部分涂一层橡胶的线手套,能顶一会儿事,迟早也是破。后来,家里给我寄来帆布工作手套、麂皮工作手套,才好一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割大豆的小镰刀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钝。因为豆杆硬,太锋利的镰刀上去刀刃很可能崩了,没法干活;太钝了,又根本割不动。用连长的话说来,那就是“不管镰刀快不快,就看你使劲拽不拽”。事实上,很多大豆不是被我们割下来的,的确是连根拽起来的,连拽带薅。有些一下子拽不出来的大豆,是用小镰刀砍下来的。虽然豆杆砍下来了,“摇铃”的大豆一碰就裂开,散落一地,损失老鼻子了。

这每人6根垄,每垄400米的大豆,快手也要割到下午,我和几个伙伴在“打狼”梯队往前挪。每天下午,我们都是一条腿跪在地上往前割的。收工回宿舍,迈不动步,浑身散了架。

不怕荒友见笑,我割大豆都割不过许多女同胞。有人说,那是因为女同胞没有“腰”。我一直没有闹明白,咋会没有“腰”呢,她们“猫腰”也“猫”得很低的呀——还是自己主观不够努力!

为了躲避下大地割大豆,千方百计泡病号者有之,故意在自己手上“拉”开一个大口子算“工伤”者有之,在地里存心把小镰刀给整折者亦有之。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割大豆又不是一天两天的,“只要起得来炕的,都得给我下大地!”最近和几个荒友闲聊,提起在农场割大豆、尤其是顶着北风在雪地割大豆,大家伙异口同声地说:

苦——!


“抖抖派”

在农场先后干过很多活,究竟有多少,恐怕得掰着手指头数一会儿;但唯独没在食堂干过一天。

下过大地的人都知道,日晒雨淋,严寒酷暑,但凡起得来炕的就得下大地,硬指标搁那儿摆着,夏锄、秋收不用说,冬天刨粪,一人一天两个立方,就是“头拱地”,也得完成任务。相比之下,在食堂干,虽然也辛苦,但优势也是“小秃头上长虱子——明摆着的”。

不必说在食堂干活,一般而言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基本没有什么硬指标,只要到点开饭就行;不必说在食堂干活,只要每月交9元钱,吃香的喝辣的,可劲造,管够;不必说有食堂人员吃饱了猛运动,消化完了接着吃;也不必说有食堂人员吃饱了撑得就像陈佩斯在小品《吃面条》里所表演的那样蹲不下身子去,这些都不必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名正言顺,天经地义,这也是“潜规则”;而且不仅仅在农场,就是在整个黑龙江,凡是在食堂干的,都是只要交9元钱就妥了。

有一次在北安“下馆子”,服务员和我们搭话,聊天中得知,他们也是每月交9元钱,随便吃,可劲造;我十分惊讶:这不是一两天就把9元钱吃回来了么!当场就暗暗下了决心:如果组织上要我进食堂,我一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让我睡在食堂都成——可惜组织上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这美好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

大地里的农活那么苦,劳动强度那么大,二十来岁又正是能吃的时候,我敢说,如果放开肚子急头白脸的吃,每月31.80元的工资基本只够吃饭。

农忙时食堂里会杀猪改善伙食,西葫芦炒肉片、豆角炒肉片、韭菜炒肉片、豆腐炒肉片,等等,对我们有极大地诱惑力,“民以食为天”,我们就像是冬天里西伯利亚来的饿狼,三里地以外就能闻到肉香,眼睛都直了。一到饭点,大家伙围挤在打饭窗口前,吵吵巴火,挤挤搡搡,急不可耐,馋涎欲滴。

一直没整明白,但凡有肉吃的日子,食堂就会派上右手不怎么好使的工作人员打菜:明明看见她一勺子下去,手臂还是好好儿的,打上来的肉片也不老少,就在菜勺接近饭碗、马上要倒下去的一刹那,她就犯病:只见她她哆哆嗦嗦、颤颤巍巍,硬是能把大部分肉片给哆嗦下去了!奇了怪了!你不得不承认,这就和食堂里的“刀工”、“火工”一样,堪称一绝。不知她这一招该叫什么派别,是得了“华山派”的真传吗?“华山派”好像也没有“抖抖派”这一支呀!西葫芦炒肉片,改叫西葫芦炒肉味还差不多!纯粹“逗你玩”!

直到现在也没整明白咋会事儿!

 

辘轳和井

因为当过知青,恐怕一辈子也改变不了老农的本色了,喜欢看农村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前些年看了《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特别喜欢电视剧插曲“篱笆墙的影子”,土得掉渣的歌词,浓浓乡土气息的曲子,使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农场的辘轳和井。

农场的水质不太好。曾经听坐地户说起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小鬼子入侵了东三省,小鬼子可奸了,曾经对东北的水质进行过化验,认为不太适合人的饮用。

我们在农场饮用的水,都是深深的井水。

记得分场有五口深水井(不含“老点”和蚕场):一在家属区,一在“大院”,一在饲料房,一在原营房,一在机耕队。家属区的井外面盖着一间小房子,因此又叫“井房”;记忆中“大院”的井是露天的;饲料房的井在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从东往西依次是:兽医室、知青宿舍(很小,仅能睡三人)、饲料房、井、粉坊。

井房的井口之上,是辘轳,辘轳的周长约有一米,上面整整齐齐地绕着两层井绳,井绳上吊着一只桶。辘轳的两侧是曲柄,又叫“辘轳把”,通常是两个人相向而立,齐心协力,摇动辘轳把,这样才能把水打上来。

从地面到井水水面有多深?我曾经探头朝井下看过,黑洞洞的,一股凉气,深不见底,辘轳把得放三十几圈才到水面,换句话说,就是三四十米。我们现在住房的层高一般在2.80米到3.00米之间,形象的说法:井深相当于十几层楼房那么高。

装满水的桶在出水的一刹那,特别沉,男知青都觉得累,更不用说女知青了。把一桶水从地面摇到十几层楼,没有一定的体力根本不行,女知青一个人一般难以打水,必须有两个人、最好有三个人合作:两人摇把,一人接桶,才勉强凑合。

打水不仅累,而且危险,特别是冬天,井台上都是高出地面的冰,走上去真正叫“如履"厚"冰,战战兢兢”,万一“出溜”下去,十有八九要成了井底之蛙。

北大荒的严寒,滴水成冰,不仅使井台上的冰越来越高,而且使井口越来越小,甚至放不下水桶。那时候就必须“穿冰”。由一个人拿着“冰穿”坐在筐里,好几个人拽着,从井口开始穿冰,穿下的冰块掉下水,好久才听到“通”的一声。

分场的井都没有井盖,小动物常去井边转悠找水喝,转着转着就下去了,水是喝饱了,可一肚子水也上不来了,井里常常发现有死猪死耗子。有一句歇后语叫“老牛掉在水井里——有劲使不上”,竟让我们在农场看到了真实版,这才明白东北语言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有着其深厚的生活基础的。

农场的生活艰苦,劳动繁重,知青在苦难中磨砺,正如电视剧中所唱:

生活就象爬大山,生活就象过大河,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一个脚窝一首歌!

说明:

1、文中照片是从《东北风情》画册上翻拍下来的,这是典型的东北农家小院,非常喜欢,放在这里作为对本文的补充,更直观一些;2、照片上的辘轳和井比较小,因为它可能是自个儿家用的,分场的井比这大,而且多有井房。辘轳的形状和我们分场的有一些差异,具体请见文中描述。

照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340eb0100l6u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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