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国历史上的超级大忽悠 作者:黎烈南


 

文革——中国历史上的超级大忽悠

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给身陷运动之广大中国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对于后代子孙了解中国历史的最阴暗一刻,亦有着绝妙而深远的启示作用。

那个时期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衷心信仰共产主义,对于毛泽东,更是五体投地地崇拜——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成为人们心中的宗教。很多人们忘我地劳动,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皆为有此信仰所支撑。然而,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不知道,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残酷政治斗争,正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酝酿中,最终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浩劫。


“批评与自我批评”惹的祸

“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毛泽东倡导的(出自毛泽东对《关于检查官僚主义的决议》)。而正是由于一次来自党内的正常的批评,使得毛泽东决意最终发动打倒与他意见不同的刘少奇的群众运动——文革。请先看以下记载:

从1964年开始,他(按指毛泽东)授意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抓意识形态的大批判斗争。1月19日,常委会开会,毛泽东说:“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说:“四清”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一愣,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也很生气,陡然扔出一句话: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王波2012年2月13日悦博副刊57期)

既然是党内讨论,应该容许有不同意见。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不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刘少奇当着与会代表的面,直接与毛泽东的观点商榷,这本来是毛泽东所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体现,它能让党内同志看到领导人坦荡豁达之胸怀,正是营造一个真诚开放的政治氛围的大好机会;平心而论,刘少奇的判断更接“地气”,而毛泽东不但不与对方商榷,竟不容分说地扔出了“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之断语,将意见分歧定下了敌我矛盾的性质,这就为他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运动,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这种定性之法,是很霸道的,它能给对方造成一种很大的震慑。就在中共中央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怒吼,展现得淋漓尽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在同志之间公然要打倒对方——若不告诉此话的出处,敬爱的读者,您能想象这是伟大领袖的语言吗?

当然,作为一位领袖,毛泽东更多时候会摆出一种虚怀若谷、宽宏大度的姿态。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他建国后,还教导党员们: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而事实不幸证明,毛泽东自己,恰恰是不能稍加触碰的一只“老虎”,恰恰因为盛怒之余,他开除了与其意见相左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党籍,并使全国数不清的人们陷入了“杀头”、“坐牢”、“罢官”、“老婆离婚”的悲惨境地。

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五不怕”,是毛泽东对全党的激励;而这种批评精神若是对着毛泽东自己,那么,则对不起——“动一个小指头”打倒就是了。这就是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奇妙逻辑,亦是其心口不一、出尔反尔的品质特征的鲜明体现。


侧面迂回

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煞费了一番经营。这次对刘少奇,已经不像历次打倒“反党集团”那样轻而易举,更不像对“彭德怀俱乐部”那样具有强大的威慑力。由于在大跃进中的严重失误,和反对彭德怀以后继续推行错误政策,已经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毛泽东本人的威信在党内开始降低;而在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调整下,国民经济免于下滑,因而刘少奇之声誉提高,是自然之理。笔者儿时就常常听到“三年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街头巷尾之言(这十一个字,来源于毛泽东自己对刘少奇的多次赞美)。因此,宣称“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对方的毛泽东不敢轻易对自己长期称赏的刘少奇发难。林彪就曾经生动地描绘了毛泽东彼时的焦急心理:“这样下去,人家就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面对自己在大跃进中闯下的大祸与来自党内的质疑,毛泽东或爽快承认错误,获得人们的谅解;或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倒。他走了后一条路。他选择了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作为突破口。而对于彭德怀,毛泽东其实是最觉理亏的。在1965年私下约会已被打倒的彭德怀,他已透露出了这一心态:“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作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性格强势的毛泽东,居然在被自己定性的“反党集团头子”面前羞羞答答承认“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而明知真理“可能”在彭德怀一边,却偏偏以彭德怀为文革突破口,以真理的名义来发动、激励人民,这一举动,反映了毛泽东的阴暗心理和孤注一掷的赌博心态。此时,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做好了“摔得粉碎的”的心理准备(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先从对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批判开端,这是一种巧妙的曲折迂回之策略。先由姚文元受命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日上海《文汇报》),蛮横攻击吴晗是要搞什么“翻案”。而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与陈伯达等人谈话时,则直接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之批判吴晗要为彭德怀翻案的隐秘目的为何,全国的党员们,对此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全国人民了。可怜的冤大头吴晗(见注)只不过是毛泽东寻找战机的一个突破口而已。

以彭德怀为突破口来搞运动,毛泽东此刻已经为他的文革悲剧埋下了种子。如毛泽东自己所预言:历史将证明真理在彭一边,那么,他发动文革时,已经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用搞得“天下大乱”之非常手段来乱中取胜了。文革中那些非理性的、暴力的种种行径,当然含有诸多因素,其中,毛泽东由于底气不足,心虚理亏,而急于发动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斗争,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接下的斗争矛头直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之“三家村”的全国性批判运动,使国人吃惊不小,但是人民是永远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社论出现时,毛泽东正悄悄接近他的目标——国家主席。

用直接拿下彭德怀的震慑之法来对待刘少奇,毛泽东已经不自信了,但思维灵活的战略大师毛泽东,对于自己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的威望,还是十分自信的。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发动那些从呀呀学语起、在课堂上就视毛泽东作为圣人的广大青年学生,用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的方法,并以文化革命的名义,来打倒对手,这是屡屡用人民战争方法立于不败之地的毛泽东突发的奇妙灵感。

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吹响了文革的号角。1966年2月7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内容略),强调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而后被毛泽东授意下的《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否定了;紧接着,5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反党集团”,确定文革的斗争方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此刻举国上下如醍醐灌顶——彭真等政治局委员已经被揪出来,看来文革的目标大体实现了;而谁也未曾想到一条更大的鱼——刘少奇在等待着毁灭的命运呢!

此刻,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人们感戴伟大领袖——为使他们“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毛泽东洞察了彭真反党集团搞复辟的大阴谋。这次揪出“彭罗陆杨”,更大提高了毛泽东在国人心中的威望,为“揪出”刘少奇,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突然袭击对待刘少奇,毛泽东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1966年5月16日,在授意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他把领导文革之事托付给刘少奇等人负责,自己早已巡游南方、畅游于长江了。在运动如火如荼、紧张无比的情况下,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理应坐镇北京,亲自掌舵,而他却在畅游长江水的“闲庭信步”之中,蕴藏深沉的谋算——他等待着刘少奇“犯错误”的时机。至于刘少奇犯什么“错误”,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身在南方的他,深沉地赋诗一首《有所思》,其中有云:“凭栏静听潇潇雨”——不管刘少奇怎样主持领导文革,毛泽东都会找出他的错,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两个月以后,毛泽东露面了,他回到了北京。以伤感、愤慨的语气说道:“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而事实是,在一片混乱情况下,刘少奇不过派了工作组,去遏制失控的局面和内乱的苗头而已。此刻,刘少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欲打倒自己。他对学生们颇为困惑地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得知了南巡归来的毛泽东的盛怒态度,刘少奇急忙去毛泽东住处,欲意汇报解释,这时他被告知毛泽东要休息,吃了个闭门羹。毛泽东托辞休息拒见刘少奇之举,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它表明,毛泽东对长期和他共事的战友的决定性打击的时刻马上就要来到了。

毛泽东在本年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锋芒突指刘少奇,终于露出了他揭露走资派的真实目标。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站立的刘少奇被冷落在一边,无异于被预判了悲惨的结局;而毛泽东在此刻仍然在玩弄迷惑着昔日的战友,他主动找刘少奇谈话,要对方“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要刘少奇读几本书,介绍了德国学者海克尔写的《宇宙之谜》,法国哲学家、医生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和汉代的《淮南子》——完全是一种老朋友的亲切姿态。

然而,一向用兵如神的战略大师毛泽东,转瞬间,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之魄力,对刘少奇作了最后致命一击。7月18日,江青等组织批斗刘少奇大会(毛泽东人在幕后,给人全不知情之感),紧接着,于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神奇的速度,在中共8届12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安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永远开除出党”。毛泽东并默许党刊党报对他自己曾经高度评价过的刘少奇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发表)大力批判,直至刘少奇的悲惨死亡,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对国民的大忽悠

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引发了一场恶性的全面内战。在最高层,毛泽东夺了刘少奇的权,在九州大地的基层单位,夺权的恶战亦如火如荼展开。各个阶层之人,都亲眼目睹或经历了对权力争夺的大浩劫。权力,是对人性的一种大诱惑。尤其是那些对权力本来就憧憬渴望之人,为夺取“革委会”权力,不择手段,丑态百出。毛泽东对于刘少奇之夺权的不由分说的野蛮、残酷态势,深深影响了文革运动的走向。在国民之争斗、夺权过程中,明察暗访对方出身者有之,抓住对方话语失误、无限上纲者有之,互相谩骂、势不两立,乃至大规模武斗者有之。竟使得很多地方局面无法控制,最终动用军队,以“军管”的形式才平息下来。而一贯以斗争方式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最初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兴奋地说:“现在打死几个人(黎按:岂止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指林彪)说的这次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还说,“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1967年7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谈话)毛泽东对生命陨落之冷酷态度,以及对天下大乱之过节般的欢喜,正暴露出了文革的毫无人道的本质。

刘少奇倒台后,毛泽东打倒了众多的战友,包括由他首肯的、在党章里写下的接班人“亲密战友林彪”。在临终前的一段时间内,他意味深长地把其侄子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并有心让其妻子、政治局委员江青做党中央主席(美国学者揭秘:毛泽东晚年曾考虑过让江青继位——来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张雄)。但毛泽东深知,江青“积怨甚多”(1974年11月10日毛泽东告诫江青语),他也应深知将最高权力交给江青会带来什么后果,因而未能施行,怀着难言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此刻文革的大忽悠本质在深知内情的国家领导高层已经难以掩盖了,毛泽东非常信任的接班人华国锋,审时度势,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带有严重暴力特色的文革,最终由暴力(武装逮捕四人帮)方式终结,耐人寻味——极端的行为必然会得到极端的回报。毛泽东带领国人以极左的方式大批孔子的“中庸之道”,最终在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面前败下阵来。

毛泽东在文革中指示全党、国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恰恰是毛泽东自己,在大跃进中闯下大祸后,使用各种不光彩手段,以“反党”、“复辟”等罪名,打倒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以至于国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在所不惜——凡此所为,损害了中国人为人之基本道德,也违反了党纪国法。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性格,对国家、社会的影响,非同一般。文革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口是心非、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种种恶行,皆与毛泽东对他的战友、同胞的冷酷无情之行为影响有关。

在文革中,毛泽东送给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以“革命小将”的荣耀,纵容他们的抄家武斗诸种行为;夸张工人、农民最有知识,赋予他们以进驻学校、管理知识分子的权力;并创造出凭贫苦出身,推荐工农上大学的空前绝后的制度,使得亿万国人相信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竟成为共识……以上违反人情之举动,皆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国人的大忽悠,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是登峰造极的。这一大忽悠,为“焚诗书”、“愚黔首”的秦始皇所自愧不如;更让在“斧声烛影”后荣登帝位的宋太宗望尘莫及。毛泽东在文革所作所为,极大地破坏了诚信之基本准则,制造了大量假话、空话、大话;当今社会如欲将“假大空”之恶习遏制,肃清文革之余毒,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也。

文革期间,毛泽东被赞誉为“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而且是“伟大导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空前创造。中国古代帝王,作为一国之领导,大都以孔孟之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为指导,不敢国人精神上的导师自居。“伟大导师”提法的出现,使得毛泽东成为了一尊神而无所不能,将“政教合一”推向极致。毛泽东在神坛上挥动巨手,领导全国人民“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甚至发动国人奋勇“批孔”,挖掘中华文化的祖坟,而同时将自己的思想,延伸到广袤的世界与历史的时空主宰中去。毛泽东思想被称为“马列主义顶峰”,毛泽东本人被称为“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将“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之阶级斗争“核心价值”观,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破坏了中华民族社会和谐之传统。林彪对“毛泽东指导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为毛泽东像章之题词)的赞颂,虽然在时间概念上荒谬可笑——人类历史上无数人民革命早在毛泽东诞生以前就发生了,然而它恐怕是最能让毛泽东满意的。在毛泽东心目中,他的思想可以穿越时空,照耀整个人类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史。

一位国家领导人,在长达十年时间内,能驱赶八亿人于内战之中,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限于篇幅,在此不论。而毛泽东在文革中之动机,决非如他曾对身边护士所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决非所谓“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在文革过程中,充满了阴谋、陷阱、野蛮、暴力,到处是冤屈,耻辱,咒骂,死亡;请问,过程如此卑下,动机能崇高吗?我们还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思考吧:“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注: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干部中“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还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摘自虞云国《文革为何被送上文革祭坛》一文)来源: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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