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还会卷土重来 作者:董学仁


 


极权主义还会卷土重来

瑞典学院的老先生们,时常挺起腰杆休息一会儿。他们要完成诺贝尔临终前的愿望,把文学奖颁给他们挑选出的最优越的写作者。这件事放在谁的肩上都不轻松。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和地区,那么多文字和语言,那么多不同风格的作家,当然,还有那么多不同流派、不同方向的作品,这让他们大费脑筋。

重要的是,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件事,瑞典学院不得不负担起一个使命,让一年一度的评奖尽可能公正,由此推进这个世界的文学,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而在瑞典学院的老先生们看来,人类必须向合乎理想的方向前进,除此之外,文学也并没有别的方向。我想到这里忽然觉得,在1974年,如果这项评奖放在某些国家,比如苏联中国古巴朝鲜,那就容易多了,评委们只把歌颂革命斗争的作品当成好作品,毫不犹豫,不会忧虑。

1974年,瑞典学院忽然发现,在自己最熟悉的瑞典作家群体中,就有写作方向感极好的作家,已经循着人类向善的、普适的目标,不知疲倦地创作了很多年头。他们于是选择了两个人,埃温特?约翰逊和哈瑞·马丁松,分享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从另一点来说,这两个人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也许他们的写作更符合诺奖的标准,也许诺奖的标准更符合他们的写作。这样一来,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能获奖呢?

比如埃温特?约翰逊,他的获奖理由是“以自由为目的,致力于历史与现代的视野开阔的叙事艺术”,这就足够了。

颁奖典礼上,约翰逊的获奖演说代表了自己也代表了马丁松,需要同时说出两个人的感受,但那个演说实在是太短了。

简短的发言里,他没有忘记描述他与马丁松写作的时代。他说,“在过去和现在,所有优秀的作品中,都包含着在人类社会中遭遇的暴力和同情,它们决定了一个人的苦乐和命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郁闷,以及灵魂与肉体之悲苦,似乎已深入到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程度。“让人遗憾的是,他说的事情,的确是真实的。从耶稣诞生算起的第二十个世纪,人类社会的混乱超过了以往。不仅有两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和信心,还有激进极端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在许多国家导致了极权主义,而政府施行暴虐的程度,完全可以超乎想象。

到了约翰逊获奖的时候,“自由”一词的含义不再空泛和抽象,不再可以随意描述,它有了其特指的内容和意义——站在“奴役”的对立面上,用社会正义反对极权主义,反对暴力政治的迫害。

约翰逊以此为方向的写作,被瑞典学院称为“以自由为目的”,对他做了精确的理解。

在他出生的瑞典,由于奉行严格中立,免于二十世纪两场世界大战的屠戮,但战时避难瑞典的大批欧洲知识分子,纷纷揭露了法西斯的血腥罪行,这让瑞典人同样感知到欧洲大陆的所有悲苦。而约翰逊还与瑞典的一般知识分子不同,他曾在欧洲各国长期生活过,从盲目漂流者、底层做工者逐步变成一位欧洲作家,以他的个人经历,会敏锐发现这世界的快速变化:一种通往极权道路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孽生出希特勒式纳粹和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两个分支,都将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反映出他在其人生旅程中积累的经验,”埃温特说,他把这些作为素材,“为了要产生实在的或是对他而言是实在的真实映像而创作。”谁都可以确定,从盲目漂流者、底层做工者逐步变成一位欧洲作家的个人经历,是约翰逊的一种偏得,让他有了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目光和思维,看到的更多,想到的也更广。“对他而言是实在的真实映像”,在约翰逊1930年代的写作里渐渐形成,促使他改变了他早期的欧洲社会主义立场,转向反对所有极权主义的写作。

那个时期是约翰逊的旺年阶段,他的作品优质高产。如他的四部曲《乌洛夫的故事》、三部曲《克里隆》等,都是以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写出,并且产生过重要影响。

他的自传体小说四部曲《乌洛夫的故事》,写于1934年至1937年,其中就表达了对于欧洲正在上升的极权主义的不安;长篇三部曲《克里隆》,写于1941年至1943年,大力抨击了德国与苏联的极权主义。从时间上来说,在反对极权主义的小说作品里,它们早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更早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我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约翰逊反对极权主义的小说,不像奥威尔那样影响广泛和流传后世,也不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名声响亮和影响巨大?一种直觉告诉我,在极权主义的危害没有被人类大众深刻认识的年月,反对它的作品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不能与后一世代的同类作品相比。但是,约翰逊的著作可能影响到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也许还影响到奥威尔和索尔仁尼琴,这就够了。一位作家良知的作用已经显现,使命的传达已经完成。

这是我尊重约翰逊的原因。

我想,这也会是很多人尊重作家的原因。

大众是一条大船上的乘客,作家是船上的水手,好的作家如约翰逊,是爬到桅杆顶端的瞭望者。

我在认定写作为人生方向时,也曾想到做一个桅杆上的瞭望者。

二十一世纪的某个秋日下午,参加某省市的散文研讨会后,我信步走到某家书店,买了一本记述西方古代智者逸闻趣事的《智者也疯狂》。作者是法国两位作家,德罗瓦和德托纳克,他们在历史、谈话和轶事的灰尘中搜索,发现那些智慧前辈们的行为,至少和他们的理论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在这本书的空白之处,我记下了受他们引发的一段文字:

“哲人和作家一样,都是那些航行海上的人。周围没有房屋,没有树木,没有四季的标志,没有固定的东西。他们是航海的人而不是乘客,既不能睡觉,又不能陶醉,更不能恐惧。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四周的世界,还要盯着远处。他们对未来的事物思维敏捷。他们始终在前进。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种人:生者。死者。航行海上的人。”我现在还觉得,我对哲人和作家的这种认识,仍然是好的。

写下这段文字前不久,我度过了五十岁生日,并开始写作《自传与公传》,从我出生的那一年开始,描述我亲历的、看到的和想到的事情。我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我的一部分。仅此而已。

作家刁斗建议我读卡内蒂,因为我的写作让他想到了卡内蒂,198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著有《获救之舌》等自传体小说,写得很棒。

读了卡内蒂以后,我还想读约翰逊的自传体小说四部曲《乌洛夫的故事》。但这个愿望暂时不会实现,据我所知,眼下没有人想出版约翰逊长篇小说的中文译本。

只懂中文的我,希望有一天读到约翰逊。

约翰逊说:“作家从寻求灵感的痛苦及其思考的漩涡中,发现精确语言的本质,并加以提炼。因此,他们在把自己心中想到的、想把握的东西写下来时,就能深刻地体验到自我意识的喜悦。”我想看看他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发现精确语言的本质,并加以提炼,这是好作家与普通作家的界限。我也想做到这一点,让我自己的喜悦更多一些。

我看到的一篇介绍文章说,1930年代,约翰逊的文学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自然主义、理性主义、意识流和精神分析法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娴熟自如的发挥,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

另一篇文章介绍说,他是他那一代的实验小说最重要的代表。

“埃温德·约翰逊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于他能把全欧洲一个极为成熟、极为丰富时期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项成就具有深远的意义。”法国批评家吕西安?莫林说出这样的看法时,大约是1930至1940年代,约翰逊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欧洲作家。

197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约翰逊的描述挺让我动心。“当年离开瑞典极北地区的小村落,后来这个小学出身的少年便成为一个经验丰富且充满自信的欧洲人。”颁奖词说,“关于他的成长过程,在他的自传里已为我们留下了极有价值的永久记录。他似乎很少被人生起步时的环境所拘限,也很少被一些禁忌所束缚。世界性的观照,是约翰逊后期作品的特色之一,对时间、对人类的命运、对所经历的时代,他都同样给予广泛的展望。”颁奖词说的不仅是约翰逊的意义,也是他们认可的好作家的意义: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者和描述者,目光明锐,视野开阔。“目力所及的现象是会发生变化的,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仅是过去曾发生过的;而过去世界上所发生过的,则仅在现在重演;当我们试图概括现在,或试图推测未来时,过去将提供给我们惟一的智慧。”读了颁奖词,想到人们忧虑的“时代不变”的性质,我似乎有些忧虑。实际上,在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里,就有极权思想的萌生和实验,不过在当时受到了压制与驱逐。那么,上个世纪在我们拼力抵抗之下渐渐消退的极权主义,在后世纪的哪一个时间段上,还会卷土重来?

到了那时候,世界上还会不会有约翰逊、奥威尔、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呢?

我再不往下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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