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5(一)】:疾病总与贫困者为敌·二人转成了治病良药·隔着一道仇恨的海峡·我也参加了世界革命…… 作者:董学仁


 

【自传与公传——1965(一)】:

疾病总与贫困者为敌

1965年元旦刚过,我妈住进了医院。

在那之前的半个月里,我在夜里做梦醒来,总会听见我妈蒙在被子里的一声声咳嗽,抑制不住,又压得很低,像是从遥远的空洞里传出来的。果然到了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我妈的肺子里得了结核,还有空洞,需要转到千山结核病医院治疗。

我妈在那家医院的白色病房里,住了五个多月。那时我已经学会骑自行车,如果不遇上下雪,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千山脚下的结核医院。那辆自行车,还是我爹二十年前在满洲帝国时候买的,日本产的富士牌子,骑着特别轻快,像风一样。但是我不能每个星期都去,家里就一辆自行车,二哥和三哥和我只能轮流去探望我妈。

医院很大,种满了树,树丛里有七八座带屋脊的三层楼房,只有一座外面抹了灰浆,其余都是红砖墙面,窗户很高,装饰着五角星和植物叶子的花纹图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1950年代初期苏联援助鞍钢的产物,当然要按照苏联人的图纸修建。估计在那时的中国,坐落在千山风景区的这家医院,是全国最大最先进的结核病专业医院。据说在修建之前,鞍山的领导感到奇怪,干嘛要修那么大的结核病医院?干嘛要放那么多的病床?没想到建了医院的第一年,医院的病床住满了结核病患者。原来苏联人有他们的经验。在他们看来,鞍山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城市,必然成为肺结核病人最多的城市。在矿山和车间里弥漫的工业粉尘经久不散,飞进人们的肺部容易,再飞出来就不容易了,会引起呼吸道的一些疾病,肺结核只是其中的一种。

就在1964年年底,我爹收拾好他简陋的办公桌,心情复杂地离开了橡胶厂。他创办了那家集体所有制的工厂,他在那里干了八年,生产了数不清的运输传送带,为国家建设尽了力。可是一旦与厂里党组织的官员闹了矛盾,所有的过错都要自己承担。好多年以后,我还能想象他走出那家工厂、到二百米外新建一家工厂时,那种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那车间里刺鼻的汽油和苯的味道也是好的,到处飘飞的炭黑的微粒也是好的。但他和全国所有工厂的厂长一样,在那个年月里,不知道什么叫环境保护,什么叫职业安全。他离开了,留下我妈和厂里的工人,工作条件极其恶劣,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们宝贵的个人健康,是生产橡胶制品不可缺少的原料。

看起来像是一种报复,恰恰就在他调走一个月以后,我妈诊断出了严重的肺结核,躺在了医院病床上,面色苍白,胸膛里发出破风箱一样的低吼。治疗这种顽症,需要半年以上。如果更早几十年患了肺结核可就糟了,那时青霉素还没有发明,对症治疗的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等有效药物还没有发明,肺结核几乎是不治之症,每年因患肺结核病死的人,大约占人类所有原因死亡数量的七分之一。中国人管这种病叫肺痨,欧洲人把这种病叫白色瘟疫。即使有了有效药物,这种病还是夺走人的生命。二哥、三哥和我轮流去那家医院探望我妈,谁都遇到了死去的病人,躺在担架车上缓缓推走,后面跟着家人们凄厉的哭号。幸好那时我妈还不到五十岁,生命力顽强,活下来了。

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我妈又回到橡胶厂上班了,照样挣她每个月三十多元的工资。当时的医院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都不知道,她其实患了那个行业的职业病,应该离开那个环境。好多年后,我知道的事情渐渐多起来,见到1949那以前上海的一份地方志里,把肺结核作为橡胶生产工人的职业病。我的记忆里还有一部电影,描写一位橡胶厂的女工,因为工作的原因患了肺结核,到疗养院以后发生的各种事情。电影的名字好像是《悠长的假日》,意大利与另一个国家合拍的。可见1949年以前的中国与1949年以前以后的外国,都把肺结核当做橡胶行业的职业病。

再次遇到因肺结核而死的人,已经是十四年后的1979年。

那年我考进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与中文系同一个教学楼的是生物系,有时就看见溜出来的小白鼠,非常可爱地跑进我们的阶梯教室,支楞着小耳朵,认真地聆听那些我们都搞不明白的古代汉语。

冬日里的一天,我们刚走出教学楼大门,门前来了一辆小型货车,卸下一具僵硬的尸体,是一位女性,相当年轻。用担架车推进教学楼时,她的身上没有一点遮盖,丰满的身躯暴露无遗。她死了,没有人尊重她的隐私,没有人维护她的尊严。货车司机在闲谈中,告诉我他听来的事情:这个姑娘才二十岁,老家在河北省农村。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已经去世,除了父亲都死于肺结核病。不幸的是她也得了肺结核,送到县医院治疗,钱用光了以后,她唯一的哥哥悄悄溜走,不再回来。她死后还欠着县医院三百多元的医疗费呢,医院就把她的尸体卖给生物系的解剖室,卖来的钱补上了那笔费用。

听了这姑娘凄惨的遭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狠狠骂医院几句,也不知道骂些什么。一连几天我的情绪低落,据我的大学同学说,我的脸上一片茫然,像一个突然失忆的人。

据更多的人告诉我,肺结核是一种嫌贫爱富的病,很少向衣食无忧的富人靠近,喜欢在贫困失意的人身上停留。

 

二人转成了治病良药

1965年的春天要过去了,我妈从结核医院回到家里。医生说她肺里的空洞钙化了,已经过了传染期,可以回家了,但是药还得继续吃,至少还需要三个月以上。

除了一瓶瓶的西药,我妈还带回来一包包的中草药,都是病友在山上采集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豆粒大小的野果子,有暗红色的亮光,看起来很舒服。放到嘴里一尝,说不清是什么味道,苦辣酸甜的味道好像都有。这种野果,在山里有人管它叫山花椒,中草药里叫五味子,就是因为它有辛、甘、酸、苦、咸五种味道或五种药性,五味俱全、五行相生,能平衡人的五脏心、肝、脾、肺、肾。比如可以保护及增强心脏机能,促进肝脏的解毒过程,民间还用它去除烦躁,镇静安神,据说有很不错的效果。

想不到,那些五味子到我家的第三天,就派上了用场。

那天接近天黑时,一家人正要吃晚饭,我妈忽然说:“你们听听,外面有人喊我。”谁都不信我妈的话,以为她又神经恍惚,想我大哥了。

我大哥当兵走了以后,我妈时常把门外有人走过的声音,听成我大哥回来探家的脚步声。我们谁也不说话,听外面的动静,开始时什么也没听到,渐渐就听到有人沙哑细弱的嗓音在喊:大姨呀,大姨呀,大姨呀。我们就乐了,儿子回来看妈妈也不能喊大姨呀。我妈说:“出去看看吧,是不是你姨家的二丫头看我来了?”我三哥腿脚勤快,刚出去一会儿,真的领进来一个人,我姨家的二表姐。满身尘土,两眼发直,走起路来脚步不稳。

以前我说过,我舅舅家在鞍山西边的台安县农村距离我家八十多公里。我姨家也在台安县农村,不和舅舅一个乡镇,比舅舅家更远,距离我家差不多一百公里,还经过三条大河,有的是浮桥,有的是摆渡。1965年虽然通了长途汽车,坐起来也不方便,真不知道二表姐是怎样来的,又是怎样找到我家的。

二表姐几年以前,精神上没病。她的病是到了十八九岁谈对象时候,受了刺激造成的,精神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同正常人一样,不好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妈叹了一口气,也不问什么,赶紧让我二表姐洗手洗脸端碗吃饭,然后又把从千山带回来的五味子冲了一大碗,劝她喝了下去,希望那神奇的果实,确实能激活她的神经系统,协调她的反应能力,让她的思维变得清晰。

二表姐来我家的第二天,我妈和我爹商量怎样通知我姨夫家,让他们放心,不用到处寻找了。1965年那时候,姨夫的村子没有电话,只能写封信邮去,想一想算了吧,以往每次邮信都很慢,需要一个多星期,有时还邮丢了,还不如等上三天五天,送她回去哪。

又过了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吃过晚饭,我领着二表姐去长大广场。在鞍山南端的长甸铺,那是最热闹的地方。说是广场,并不很大,比农村晒粮食的场院大不了多少。广场的西北角上,有说有唱,围了一群人,正在看二人转。原来在我们这片工人住宅区,有很多从附近农村招来的工人,那些会唱二人转的,总想凑到一起放松一下,自娱自乐。二表姐很有力气,拉着我挤进人群的里层,一直看到二人转演出结束。

散场时已近午夜,月明星稀,回复寂静。二表姐拉了一下我的手,忽然开口说道:“你看我像是有病的人么?”接着又说:“我就是心里太闷了。看了二人转,心里稳当了。明天我就回去,家里正到处找我呢。”我说:“再住几天不?市里还有好看的地方。”二表姐笑了:“明天我就回去,一个人走。”许多年过去了,二表姐的年纪快要到七十岁了吧?自从看了那次二人转以后,没有听说她再犯过精神病。她的精神也许早已正常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我的二表姐在二人转的表演里看到了什么,才能让她损伤的脑神经得到修复?

对,我们来设想,她看到了人的快乐,人的放松,还有人的亲热,或许是更重要的一点,人的原始本能的无拘无束的释放。我们可以相信,根据她的实际情况,或依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长期缺失了原始本能的正常释放,人的精神状态会出现偏差。

现在想起来,二表姐去看二人转的那个夜晚,十岁的我,也挤在人群之中看了露天广场上的二人转演出,和许多人一样傻呵呵地咧嘴大笑。那些两性之间挑逗的舞姿,那些男女心理互动的唱词,会给十岁的孩子送来一份性启蒙的礼物。这和乡下少年听村里人讲偷情故事的情形相似,作用也相似。而1960年代的中国,有着与中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的特殊环境,把禁欲主义当做下层民众的道德律令。我后来认识的一位同事,因为谈恋爱时发生了性行为,正在痛苦不堪的监狱里服刑。而他可怜的情人,需要等他七年徒刑期满后,才能和他结婚。

现在看起来,1965年的二人转非常健康,不像早先的二人转《大姑娘十八摸》等等的猥亵,也不像现在的二人转《卡楞子嫖娼》等等的下作,仅仅有一些飞眼和略带挑逗的语言而已。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即使是这样,也足以表示人的快乐、放松、亲热、原始本能的无拘无束的释放,赢得观看者的共鸣。

我想,这就是二人转的内核所在,符合三百年前清代垦荒者开创与发展这种民间艺术时的原旨。还有,经过演艺释放出过剩的原始本能的,不仅仅我们民族才有,全世界有很多很多,比如展示身体热烈冲动的拉丁舞,本是性欲望的一种合法化表演,所以我们在观看少儿拉丁舞大赛时,孩子们跳得越好,我们越觉得不太对劲儿。

十多年前,我与中央电视台的朋友合作,搞了一部表现东北高跷秧歌的片子,接着就谢绝了朋友想合拍东北二人转的建议。我知道,一旦离开性本能的宣泄,也就离开了二人转从外到内的精髓。可是,把性本能这东西拍好并且在全国的电视媒体公开播放,已经超出社会的接受能力,超出我当时的把握能力了。此外还有一种原因,那时我的孩子已经十二岁了,应不应该接触这些东西,我拿不准,也说不清。于是,我的犹豫,使二人转在中央电视台晚播了十年,也使我的朋友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二人转的核心是人与性的亲密接触。这几年改头换面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更像是二人转披上的一层伪装。就像一门大炮加了伪装之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大炮,仅仅是大炮的伪装。有一次,朋友的二人转表演厅开业,庆典上有不少领导与嘉宾在座,节目就很收敛,伪装得很好。刚演了几十分钟,买票进来的观众一齐呐喊起来:“来段黄的!来段黄的!来段黄的!”想一想也有道理,当今一本正经的酒席宴,都成了“黄段子”宣泄的天下,谁还掏钱买票,看你《领军属拜年》那样严肃的二人转表演?

粗俗之心,人皆有之,偶尔看一场粗俗的二人转,也比听一场空洞的官场报告更人道一些。我这样说,决不是提倡中国各级官员作报告时,全部采用二人转的方式,比如开个表彰大会,主要官员一摇一晃地走上主席台,先来一段“黄嗑”:

“小子我生来命不强,七八个野爹一个娘,白天一个看不见,晚上和我娘趴一床。”然后再大喊一声:“空车配货,上娘们儿!”

 

隔着一道仇恨的海峡

我得承认,在开始写作《自传与公传》时有些匆忙。我爹去世了三十年,他的特殊经历,在我心中翻腾了三十年,发酵了三十年,催促我赶紧动笔。但那些传奇故事,不仅仅是我爹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我的故乡、我的民族、以至于整个世界的故事,这种认识决定了《自传与公传》全部打开的写作方式。现在想起来,我还是由于匆忙,忽略了我出生前后的某些环境和背景。

《自传与公传》的起笔是1954年。那时候,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结束了五年,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大陆地区,国民革命军撤退到台湾岛上,一强一弱,一众一寡,隔着海峡,相互敌视。这样的环境,与我的故乡鞍山联系密切的,是制造武器和军备需要大量钢铁,而鞍山正是中国版图内最大的钢铁基地。

中国大陆向苏联购买他们用过的旧军舰,1954年买了两艘,1955年买了两艘,建立了一支海军驱逐舰队。那艘指挥舰也就是旗舰,怎样命名呢?有人提议叫北京号,因为北京是中国大陆的新首都;有人提议用它的原名果敢号,因为它在二战里立下战功。后来命名的结果出乎意料,它被叫做鞍山号,因为建设军队需要强大的工业基础,鞍山是当时最大的重工业城市。还有一个原因,命名者希望那条船,也能像钢铁城市一样坚固,不会沉没。

正像命名者希望的那样,它是一条幸运的船,不仅没有沉没,而且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在中国大陆服役了三十八年,加上先前在苏联服役的十多年,它可以算作世界上服役最久的军舰了,在海洋上行走的日子,超过了半个世纪。

那条船上的官兵不仅是幸运的,而且很有福气。虽然,那条船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产品,重视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忽视官兵的工作生活条件,比如说船上将近二百位船员,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很长,船上只有十八吨淡水,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艰苦可以锻炼人,特别增长人的才干——在那条船上,有一百来人提拔为团级以上首长,五六十人担任师级以上首长,二十来人成为军级以上首长。他们很有福气,在等级制度严明的中国大陆,有了官职就有了一切。

它在中国服役的三十八年里,中国的海战确实很少,1958年炮击金门时有过一小段海战,然后是七年之久的平静,接下来能够算是海战的几次舰船冲突,都集中发生在1965年。

先是1965年春季,有一次意外的海上遭遇战。

那天夜里,台湾海军的一艘炮舰正常换防,竟然失去了方向感。那条船原来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在海边抓走私偷渡用的,后来卖给台湾。它才61米长,排水量也不大,二百多吨,最要命的是它的雷达是个近视眼,十五海里以外看不清楚,再加上很多阴差阳错,糊里糊涂地开进大陆海军的控制海区,再有一个多小时就会开进大陆的军港。当台湾海军的雷达搜索到它,第一个念头,是不是它要向大陆叛逃呢?

它这一来,把大陆海军也给弄糊涂了,按照它很慢的航速、悠闲的状态像是迷航,但碰巧那一天是5月1日劳动节,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敌对的一方可能会在重要节日前来挑衅。大陆海军立即派出四艘上海级炮艇迎敌,这种炮艇一百多吨,航速极快,火力凶猛,性能优秀,对付那些台湾中小型战舰,应该不成问题。为了稳妥,还派了一千多吨的巡防舰准备接应,防止敌方有诈,另有大型军舰跟在它的后方。

战斗的时间很短,大约一个小时。台湾炮舰的雷达发现有两艘大陆炮艇靠近,竟然以为是普通渔船高速出港,打开了防止与渔船相撞的信号灯,正好给冲到近前的大陆炮艇,指示了清晰的攻击目标。一顿凶猛的炮火砸过去,台湾炮舰立刻遭到重创,舰上的官兵伤亡惨重。随后,大陆炮艇主动撤退,台湾战舰被赶来增援的大型军舰拖走。

让人更意料不到的,是此后大陆方面的低调宣传,只是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了个不太醒目的消息:“美制蒋匪战斗舰一艘,窜入福建海域进行骚扰,我海上巡逻队迎头痛击,敌舰中弹累累,狼狈逃窜”,低调的原因好像是战斗规模太小,又没有打沉和俘获敌舰,另外又打得糊涂,敌舰为什么到来、伤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倒是吃亏的台湾方面高调宣传他们如何奋勇反击获得重大胜利,用莫须有的战绩鼓舞那座孤岛的士气。他们也是中国人,也会按照中国人一般的缺点,虚拟最重要的事实,让我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止一次地感到迷雾重重。

几个月后就转到了1965年盛夏,大陆与台湾又发生了一次海战。这一次的规模稍大一些,并且双方都有战斗准备。

台湾这次真是有意向大陆挑衅,目的是运送几个特工人员到大陆活动,这些活动还有个名称,叫海啸一号。前面载着特工的还是上次挨打的那种级别的战船,后面不远跟着一艘较大的军舰,标准排水量八百多吨,刚从美国买来的,装备精良。他们为了隐蔽,改走货轮的航线做掩护,没想到刚刚上路,情报就到了大陆海军手里。

大陆这次也认真了,一次就派出16艘战船,大部分是上海级炮艇和鱼雷快艇,还精心制订了作战计划,先用像狼群一样快捷凶猛的炮艇,打击敌舰甲板上的武器装备和驾驶舱,让他们没有指挥和反击能力,然后鱼雷快艇冲上去将它击沉。

这次战斗的时间也不长,三个多小时。那艘吨位低的台湾战船,没等使用鱼雷就被炮火击沉。另一艘吨位高的战船,在台湾海军服役还不到一年,就被四周密集的炮火包围,再跑已经来不及了,同时中了三枚鱼雷,沉入大海。

那一年最后一次海战发生时,已经接近冬季了。大陆海军的12艘炮艇和鱼雷艇,伏击台湾海军的两艘军舰。一场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的混战之后,台湾军舰有一艘狼狈逃窜,另一艘沉入海底。这三次海战,大陆海军有几十将士伤亡,台湾海军有几百将士伤亡,比起共产党与国民党先前有过的内战,以数百万将士的生命为砝码,以数千万以至数亿民众的伤痛为代价,还算是较小的伤亡,甚至是微不足道,但对于那些死在海上的将士,丢掉的是唯一的生命。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很多年以后,还在回忆海战中死去的年轻人,谈到他们在家孝顺父母,关心兄弟,善待邻居,特别地、特别地让人怀念。

这三次海战的重要影响,是大陆方面斗志高昂,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越喊越响,而台湾一方知难而退,从1965年底开始,基本停止了反攻大陆计划和行动。据说,要停止反攻大陆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一直反对台湾对大陆的反攻。我看到台湾有人写的一篇文章,说美方从未考虑协助台湾反攻,因为这势必会导致苏联大举介入,很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美国不仅始终反对,并且以各种行动,直接间接阻挠蒋介石的反攻计划。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真实,是否全面,但从1965年的三次海战来看,始终没有出现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我看到一些有趣的描述,比如美军顾问团成员硬闯台湾军方的训练营区,美军直升机三天二头在营区上空侦察,紧盯台湾的军事训练、演习和换防调动,甚至每周清点台湾两栖登陆车的数量,惹得蒋介石十分烦恼。他的年龄越来越大,他一定知道,大陆一方有了原子弹,有了强盛的海上军力,仅以台湾的人力物力,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要想成功无异于天方夜谭。

1965年,台湾反攻大陆的梦想,还在计划、准备和小规模尝试阶段就停了下来,让海峡两岸的仇恨相对减弱。两岸的仇恨减弱下来,台湾有了十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大陆有了十年时间全力开展文革,为同一个民族带来有利与不利的双重影响。历史就那样走过来,顾不得好与坏,说不清对和错。

那三次海战的另一个不利影响,出现在我的家里。那时候,我大哥在人民解放军里服役,受到我妈牵肠挂肚的思念。有了1965年三次海战的胜利,报纸和广播里解放台湾的调门越发高昂,让我妈对可能发生的内战感到可怕。虽然我大哥的兵种是铁道兵,在远离台湾海峡的黑龙江修建铁路,但我妈能够肯定,只要战争打起来,不管你是哪一种兵,甚至不管你是不是兵,都可能派到战场,都可能变成死人。

1965年冬季的一个星期天,我妈带着我从商店出来,手里还拎着两个萝卜和一束芹菜。

蓝天宽阔。阳光耀眼。

对面走来三位年轻的军人,满脸轻松,有说有笑。我都看出来了,其中一位个头稍矮的,长得像我大哥。

我妈站住了。她扔掉手里的东西,空出手来,指着那几个军人,高声骂着:“你们几个小鳖羔子!你们几个小鳖羔子!你们在这还笑哪,有什么好笑的?”我妈的声音忽然变低了:“你们还笑哪,你妈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想你们哪。”说完这话,我妈泪流满面。

 

我也参加了世界革命

1965年,我十岁时,第一次参加了世界革命。

那一年夏天,我爹特别忙,在工厂里加班,一个星期没回家。我妈就在背后埋怨他:吃苦比别人多,受累比别人多,还能怎样?把橡胶厂搞的挺好,还不是被人撵到编织厂?我爹听不见我妈的唠叨。他在新建的厂里忙着。

也怪不得我妈埋怨他,编织厂可比橡胶厂差多了,没有什么像样的机器,没有什么像样技术的工人。我去那里看过,几趟低矮的红砖房子,几乎清一色的家庭妇女,聚到一起,用柳枝和荆条编织抬筐和篮子。看那模样,挺像乡下开的小工厂,我爹在这样的厂子当厂长,身份比以前降低了。

星期天没有课,又去看我爹,那几趟房子都找遍了,在最后一间屋子里看见了他。他正在一个烧得通红的炉子前面,面对一堆烘烤得七扭八歪的玻璃片发呆。原来,他们在试制一种新产品:挡住风沙的玻璃眼镜。厂里接到上级的命令,这是为支援越南生产的,是世界革命的重要任务,必须保质保量完成。上级还说,有了防风眼镜,越南人民就能睁大眼睛,看清美国鬼子藏在哪里。多生产一副防风眼镜,等于多消灭一个美国鬼子。

按照上级的命令,我爹和编织厂的工人们,都把越南当成了沙漠,天不下雨,到处风沙,防风眼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我找到我爹的那个下午,编织厂的黑板报上,写着一首关于防风眼镜的歌谣,是我爹编的:

美国鬼子野心狼,侵略越南太猖狂。大风沙里迷眼睛,没有眼镜就遭殃。越南人民有志气,大风沙里打美帝,有了眼镜睁大眼,一枪一个没问题。现在想来,这首歌谣充满了我爹丰富、大胆和奇特的想象,语言精炼,形象生动。我爹还有一个小小的日记本,记着他在编织厂时候编写的几篇歌谣,都是那种朗朗上口的诗歌,可以一边打着快板,一边大声说唱。在中国当时的诗歌写作里,名气最大的诗人,比如郭沫若,也在像我爹那样写诗,服从社会需要,配合政治宣传,虚情假意,胡编滥造,大部分写得不如我爹。与郭沫若他们不同的是,我爹不是被国家供养的诗人,是一个集体所有制小厂的厂长,而他编写诗歌的目的,仅仅要鼓动工人的生产热情,从不会拿出去发表。编织厂有位女工一边摸着我的脸蛋,一边说,你爹比我们强。你爹不会编筐,会编诗歌。

很多年以后,想起我爹这首关于防风眼镜的诗歌,我的心里仍然一片迷茫。

迷茫之一,是越南很贫困,中国也很贫困,会有什么重要的需要和动机,让中国不顾一切地支持越南?

迷茫之二,是越南那么小,美国那么大,美国不会看中越南的土地,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越南打仗?为什么一打就是十年,付出上千亿美元和五万名士兵的损失?

我努力想啊想,想找到答案。

后来我想到了历史。越南与中国的历史。

沿着历史的河流溯源而上,在原始部落时期,越南那里没有国家,只有数量稀少的原住民。在一个传说中,那片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是公元前几百年,由中国春秋时代的越王句践建立的。但那个国家很大,包括现在的越南北部,也包括现在的中国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一带。另一个传说是,公元前257年,中国一位叫蜀泮的蜀国末代王子,率领其族民长途迁徙,到达那里建起了国家。他的族民被称为京族,是现今越南五十四个民族里人数最多的一个。想要阅读越南上古时期的更多传说,要到中国司马迁的《史记》里寻找。

以后的事情就不是传说了。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统一中国,其后,有一千一百多年里,越南的北部一直受到中国古代政权各朝代的直接管辖。还有九百多年里,越南一直是中国各朝代的附属国。比如他们在1802年建立了阮朝,完成了南北统一,想取国号为“南越”,1803年上报到清朝政府,嘉庆皇帝觉得叫“南越”不好,“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後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号,着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于是越南由此而得名。那时候的中国,很像一个大的联邦国,越南像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19世纪后期,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侵略,清朝立即派兵前往越南,与法国人交战。

19世纪,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潮流,涌向了整个亚洲,用军舰和火枪推行他们的西方文化。我在2005年买过一本罗兹·墨菲的《亚洲史》,翻译成中文八十多万字。作者是一位美洲学者,这本书又是我读到的唯一的亚洲史,我只能跟着他,用一种近似隔膜的目光审视我居住的亚洲。在关于殖民主义那部分,我读到殖民者的血腥和残忍,为亚洲人怎样带来耻辱和痛苦,也读到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怎样打破了亚洲人的傲慢与自豪。一些现在看来十分落后的习俗,就是那时开始被剔除的,比如印度人的童婚,中国人的缠足、贞节寡妇和纳妾,等等。我还读到,1850年代至1950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对越南的深刻的影响。越南在1880年代以后,它的保护国由中国变成了法国,好像它收益最大的仅仅是文字,由使用方块汉字改成了拼音文字,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教会一名文盲识字读书。

如此看来,是不是中国对越南几千年的管辖关系与籓属关系,决定了中国不惜与外面的世界对抗,坚决支援曾经同族同种的兄弟?我最近看到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让我改变了这样的看法。

节目的嘉宾是亲历那场越南战争的中国人。他们回忆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人开始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北越,加大支援的力度,目的是要通过对他们的影响,把社会主义的北越领到与世界和平共处的方向。但中国当时是苏联的仇敌,怎么会让苏联达到目的呢?中国已经支援了北越很多年,以至越南共产党的精英分子,都是在中国丛林里训练出来的游击战高手,完全可以利用这份影响,指导他们坚持流血斗争,到南越的管辖区扩大战火,夺取政权。

这就和世界革命关系密切了。

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当然包括北越的胡志明,都严格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教旨成分,没有得到全国政权的,要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得到全国政权的,还要把武装斗争的方式推广到世界。他们坚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1965年,亚洲社会主义阵营最响亮的一句话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无产阶级冲到全世界去流血斗争的最大障碍是美国。用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要想维持一个和平的世界,就必须阻止社会主义的输出革命。

1965年3月8日,美国派了三千五百名士兵,正式在岘港登陆,像陷入沼泽一样陷入越南战场。美国出兵的事,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那一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1965年夏季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在我爹的编织厂里,参加了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制作防风眼镜的第一道工序,是把整张玻璃板,切割成很多一样大小的圆形玻璃片。用我爹改装的那种带有支架、可以沿着圆周移动的玻璃刀,我用力切割一块又一块圆形玻璃,开始的时候总是出错,出了些废品,后来就比较熟练了。

我流了一身汗,手指还流了血,但心里高兴着呢。能在十岁时就流汗流血参加世界革命,还不值得高兴吗?

许多年以后,我觉得我当初的想法实在荒唐,而我制作的眼镜也实在荒诞:在北越或者南越,到处丛林,多雨潮湿,哪里有什么风沙?会迷了谁的眼睛?

 

城市和乡间在我心中

我现在甚至不能确定,《自传与公传》是不是一部更适合作家阅读的书。我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早晨三点钟,世界上的一些作家已经从床上爬起来写作,而不是从床上爬起来阅读。这是写作与阅读的一个区别,历来如此。

我能确定的是,往往比写作还要重要的,是作家的阅读,是阅读与他们相似或比他们更好的写作。扩大他们的良知,拓展他们的胸襟,增加他们的见识,这顺序不可颠倒的三项,是他们想成为更好作家的必需。我写作这部书的初衷之一,是要把形成像我这样的作家的环境与经历,把像我这样的作家必需的良知、胸襟和见识,原原本本地写出来,给作家们一个启示:怎样比我写得更好,对人类大众有更多的意义。如果他们阅读了《自传与公传》,还是先前的样子而没有改变,那可能是《自传与公传》的某些想法只是想法,还没有完成。

这几天我想到的,是我童年和少年遇到的环境,一半是乡间,一半是城市,并且都可以深入进去,获得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自完好的认识。这对于以后从事写作的我,又是怎样的幸运?

城市教人认识社会,乡间让人认识自然;城市教人变得敏锐,乡间让人变得坚韧;城市教人学会急切,乡间让人学会期待;城市教人懂得争取,乡间让人懂得达观。

有一次我还想到,写作《彼得·卡门青》的黑塞,先是深入乡间的生活,然后深入城市的生活,彼此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的幸运会让世界上的很多作家羡慕。我很羡慕黑塞,我也羡慕自己,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城市的同时,也生活在乡间。

说一说1965年的事情。

在我居住的鞍山,和当时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粮食和副食品短缺的状态还在延续,房前屋后所有的空地上种了庄稼,有些市民还养了鸡鸭。我家种的庄稼最多,屋子的东面是幼儿园废弃的操场,全部开垦成我家的园田地,面积有一千多平方米,按照中国乡间的丈量单位,也有一亩半地呢。

那年春天刚刚开始,我们一家人起得很早,睡得很晚,除了上班和上学的时间,都成了城市里的农民。在园田地四周修好篱笆,几乎就费了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先是埋木桩,相隔二米左右一根,需要七十多根,埋得牢固了再围上带刺的铁丝,然后系紧密密麻麻的秫秸,防备别人家的孩子进来捣乱,也防备别人家的鸡鸭进来偷食。篱笆修好了,接着是翻地、备垄、播种、浇水和锄草。浇水可是一件麻烦事。我们那一排房子,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位置离我家稍远。我二哥、三哥都挑得动满桶的水,我那年十岁,只能挑两个半桶,晃晃悠悠地挑回来,中间还要歇一次。我担心被那沉重的水桶压着,我的身高不再增长。

没想到,幸运的事情随时都可能降临:园田地的一角有一个混凝土的东西,刚刚露出地面,像是一个大管道的上端,直径有一米以上,里面填满了土。那年夏天,政府的人来了,勘察一番以后,说它是伪满时日本人留下的一口井,需要挖出水来,成为战备水井。见废井四周的玉米长得有膝盖高了,我们有些舍不得拔掉,勘察的人又解释说,越南战争升级了,鞍山要加强备战,如果美国鬼子轰炸鞍钢,可能会炸坏自来水管道,这口大井就可以供水,让人们保住性命。几天以后,他们挖了五米深左右,水就涌了上来,在两三米深的地方停住。那水很清澈,略有甜味,看来是满洲帝国时期的饮用水。

很多年以后想起来,这口井和我遇到的许多事情,一样意义重大,甚至关系到我的写作风格。你想,我家园田地里的一口井,与1930年代日军侵华有联系,与1950年代中国饥荒有联系,与1960年代美军进入越南也有联系,时间和空间很长很远,影响到我在《自传与公传》写作上的时空观念,必定放开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写得好的时候,会像作家吴玄的评价:董学仁消解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壁垒,很可能创造了中国散文写作的一个新范例。

总之,我是不用像中国古代戏曲里的董永那样挑水种田了。我失去的可能是邻家女孩注意我的机会,获得的是年轻的双腿和肩膀的解放。我学会了像农民一样从井里汲水,当水桶底部接触水面,用力牵着绳子向左摆动,让水进入桶内。更复杂一些的,是井水进去多半桶要赶紧摆正,我家的桶很大,盛满了太重,我提不上来。

第一年秋天,喜欢动脑的我爹,搞了一项重要的发明:两根长杆子立起来绑上横梁,形成门形的支架,再用一根更长的木杆吊在横梁中间,一端系上重量合适的石块,一端是绳子和水桶。这个装置的专有名字,我至今也不知道,但使用起来省力多了,只要让水桶盛到井水,系着石块的一端已升到空中,然后一松手,石块一端自动下落,满满的一桶水提拉上来。

1965年春天,我已经转学到鞍山真理小学,当然,真理是那所小学的名字,不是课堂上传授的内容。真理小学离我家有一公里远近,如果抄近路还要更近些,穿过十多排工人住宅,再穿过一片空地,就到了学校的操场。

空地的一侧建了很多厂房,是大跃进时建的,大跃进下马以后,没有竣工的厂房就留在那里,永远也不会竣工,成了孩子们的游戏基地。空地的中央有几个当时取土形成的大坑,长满了荒草,又厚又密,十分干燥。一天放学以后,我跳到坑里,用火柴点燃了荒草。学校老师就跑过来,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严厉批评,还说那样会引起火灾,给党和国家的财产造成巨大损失。那才不会呢,我早看过了,只有大坑里有草,空地上没有,那火只能在坑里燃烧,像一个巨型火盆,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并且引来周围的风。我喜欢火在风中飞舞,我喜欢在火的旁边手舞足蹈,那是我的天性之一。

真理小学的校长办公室在三楼。他站在窗前,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每次我在大坑里放火,他都会第一个发现,然后派个老师过来,把我叫去批评。他一共批评了三次,没有第四次了,因为那片空地上只有三个大坑,再想放火,要等到来年。

像喜欢火一样,我特别喜欢水。真理小学南面一公里是火车道,从火车道的斜坡滑下去是郊区的稻田,稻田西侧就是一片水塘,那是我和同学常去的地方。我们用竹笼捕捉小鱼小虾,用铁钎子扎住青蛙,然后统统带回家去,让它们成为鸡鸭的营养,再让鸡蛋和鸭蛋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的体重和身高,帮助我们平安度过那些买不到也买不起副食品的年月。

从水塘再向南两三公里,有一座马鞍形的山,叫西鞍山,默默伫立了几十亿年。我后来看到的地质学著作,说鞍山地区是地球上最早升起的陆地之一,并且在轰轰隆隆的巨响声里,在遮天蔽日的烟火之中,出现了地球上最早的造山运动。最近的几千年里,人类繁衍得多了,不同种族间的冲突,把那里一次又一次变成战场。

我和几个同学结伴登山,穿行在茂密的林间,攀爬在陡峭的山岩,惊飞了一群群野鸽子,它们留在窝里的鸽蛋都进了我们的书包。翻过山脊,我们看见半山腰有一个湖泊,高声欢呼着冲了下去。那时我不会游泳,也和我的同伴一起脱下衣服跳进水里。

谁都没想到那片水根本不是湖泊,而是古代和近代开采铁矿留下的矿坑,积满雨水,深不可测。我在水边游了两三米远,双臂没有力气了,想站着歇一口气,不料想身体一直沉了下去。我的心里真急了,不顾一切地脚蹬手刨,隔了很久才回到水面,再拼尽最后的力气游向水边。那次危险是真正的危险,爬上岸来的时候,我才能确定我捡回了一条命。

许多年以后,一位年老的考古学者,带着我去拍摄西鞍山上的古矿洞,我惊讶地看到,仅仅相隔几十年,那里的景物面目皆非,根本看不见先前的样子。山前茂盛的树林没有了,山后积水的矿坑没有了,只有山前山后的一片狼藉。我和那位年老的考古学者谈起,我十岁时差一点儿淹死在矿坑里面。他认真地想了想,说1965年的时候那个矿坑还有,那一年,矿坑里确实淹死了一个孩子,大约是十岁。

听了他的话,我蓦然一惊。那年矿坑里淹死的孩子,也许真的是我。

那么现在的我,又是谁呢?

 

一个人的在场与见证

有人说所有的写作都是模仿,那么我是在模仿谁呢?想了又想,我觉得有些模仿但丁,像他那样,在地狱里苦苦煎熬,在炼狱里匆匆奔走,然后期待在天堂里歌唱。我要把我出生以后的事情记录下来,而我经历的世纪是地狱、炼狱和天堂的奇特的混合体。在这种环境里,如果作家具有良知,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过平常的生活,他的苦痛远远多于快乐。

有时候我的文笔刻意地放松,我希望我的读者不那样沉重。这样我就会想起一位作家,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他在充当他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时,感觉不到束缚与自由,感觉不到沉重与轻松,以及苦痛与快乐。我很想羡慕他那样的写作,他发明了仅仅适用于他自己的写作规则。

20世纪刚刚开始,马尔罗出生了。

早年的生活令他厌恶:染上一种神经系统的综合症,以及脸上无法控制的抽搐,影响了他的形象和他的心理,据说,这是他放弃学业、转向写作的原因之一。他逛旧书店,上剧场和电影院,参观画廊、博物馆,跟文艺沙龙交往,到各式各样的文艺思潮中漫游。一部超现实主义的诗体小说《纸月亮》,让马尔罗在同辈文学青年眼中聪敏灵活,像是天才。有位德国富商的女儿,在这群没有钱财只有奇思异想的青年中间看上了马尔罗:他的侧面很美,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还带有鲜明的冒险家气质。她是这样描述马尔罗的:“这是一个很高很瘦的青年,眼睛特别大,眼黑在突出的眼球上显得很小,浅绿色虹膜下有一条白线。后来我对他说你的眼睛往上翻了,后来我想他当水手的祖先大约是这样远眺地平线的,后来我又想——无疑有点傻——他根本不会平视看人。”不会平视人群的人会不会平视财富呢?他们认识不久结婚,结婚不久又变得贫困,她带来的巨额嫁妆在股票投机中输得精光。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发掘古迹。本来希望搬走几尊佛像卖到美国,换回几年的富足和优闲,没想到刚搬了一尊就被殖民当局截获,定罪为非法挖掘古代遗迹、盗窃吴哥宝藏,判了短期徒刑。马尔罗案件在法国轰动很大,马尔罗据此写的小说成了畅销书,一笔意外的收入,比盗卖佛像还来得容易。

写完那本书,他又去印度支那,编辑一份革命者的战斗报刊《印度支那报》,支持当时越南推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也支持孙中山在中国发动的革命。有一次他去香港,正赶上广东与香港的总罢工,停留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是那不到一个星期的停留,使他写出了中国革命三部曲《西方的诱惑》(1926年)、《征服者》(1928年)、《人的命运》(1933年)。最后一部书获得法国最高的文学奖,让他进入一流作家的行列。

现在看来,他标新立异的写作方式,也是从中国革命三部曲开始。他的方式不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或其它的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杜撰:一二分事实,八九分杜撰,然后打扮成写实的作品。他笔下的中国人,其实是他熟悉的越南人,好在同一个祖先,同一个亚洲,看起来相像。另外,好在那时欧亚两洲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把中国人写成火星人的样子,都会有人相信。为了让更多的人相信,他还杜撰了自己在中国参加革命的履历。根据他的杜撰,有人赞扬他领导了中国革命,有人攻击他扼杀了中国革命。那都不是他,但他不辩解,维持着所有关于他的传奇形象和神话色彩。有位研究马尔罗生平的作家甚至质疑说:“天才作家有创作的一切权利,是不是也有创作自己身世的权利?”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是他在1965年开始写作的《反回忆录》。那年的春天,马尔罗生了一场重病,医生劝他去新加坡旅行,可以在亚洲宽阔明亮的海滩上恢复健康。就在海浪中起伏的轮船上,他带着海洋一般的豪情,开始了《反回忆录》的写作,并且希望写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

接下来是7月,阳光灿烂的7月。他在新加坡收到戴高乐总统的来信,希望他以特使身份访问中国。那时候,法国作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建交后的一年里,特别注重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而马尔罗呢,至少兼有两个重要的身份,一是法国当时活在世上的最为优秀的作家,二是法国政府的内务部长和文化部长。

据一些外交官员和记者的描述,毛泽东与马尔罗的谈话时间约半个小时,因为时间关系,他们的谈话从礼节问候开始,再交换一些看法,在深入长谈之前已经结束。但是在后来马尔罗的《反回忆录》写到这场谈话时,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十页,俨然是两位大师推心置腹、海阔天空的对话。

我没有买到《反回忆录》的中译本,只是找到关于他们那次会面的三个不同的文本。

首先是一位中国学者的介绍:

马尔罗写到“给中国人带来希望”的长征。他以磅礴的笔力再现了那段史诗般的岁月,如临其境地描写了对泸定桥的飞夺。那不只是人民公社的国家,不只是高炉和大工厂,甚至不只是原子弹,而是长征的国家。

他把延安赞为再生的斯巴达。真理、传奇,还有使过去的战斗成为史诗的无形力量,一切都凝聚在那些布满简朴窑洞的山岗上。没有一个地方能比那儿更强烈地展示中国人神话般的力量。他因此认为亚洲的命运不在别处,而在北京。他对这个东方古老国度抱有深深的期许,因为他本人也是富于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接着是网络上找到的他们谈话的片段,但没有注明来源,不知道是否来自中国官方档案。那些简单又简短的句式,看起来不像是《反回忆录》写的那样。

马尔罗: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最后一个文本,与前面看到的完全不同,那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回忆。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前,特意邀请马尔罗前往美国,想从这位中国通那里了解他在1965年看到的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伟人。

那天晚上我在住宅里为马尔罗设宴,在进餐时他就我应该怎样同毛谈话提出了一些意见。

“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对死神说话……你去跑一趟是值得的!”我又问他,毛身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马尔罗回答说,“正像毛自己所说的,他没有继承人。这话他是指什么说的呢?他的意思是,据他看来,伟大的领袖人物——丘吉尔、甘地、戴高乐——是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的那种医治创伤的历史事件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他认为他没有继承人。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做是16世纪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先生,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幻象迷住了他。” 我说,许多伟人都有这种神秘的气氛。认识林肯的人说,他们经常觉得他注视着地平线以外,仿佛在他目光集中的地方天地之间有一片场地似的。他在遇刺的那天对内阁阁员谈到前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艘“难以形容的怪船”上,以极大的速度驶向飘渺的彼岸。我说,“我们不知道那个海岸在哪里,也不知道情况怎样,但我们必须避开浅滩,设法到达那里。” 马尔罗说:“你说起避开浅滩到达彼岸,我感到毛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即使你和他都知道存在着浅滩,你们谁也不知道彼岸有些什么东西。然而,毛知道他的港口是死神。”

读了这三种不同的文本之后,引起了我找到《反回忆录》中译本的愿望。

马尔罗毕竟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作家,也许他的《反回忆录》中只有少量的事实是真的,其余的可能是他想象中的真实,或者是思想中的真实,这也足够了,并且有他独特的意义。

德?布瓦岱弗尔在《今日法国作家》中说:“他是否拆毁过边台?斯雷的浮雕,是否领导过中国的革命,是否发现过萨芭女王的首都,这都不重要;而且既然他肯定是目击者,那么他在政治事件发生时的确切位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世纪的所有转折关头,他都在场。”他都在场。他是见证者。

对于人类,这很重要。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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