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的漂浮——知青作家的文化心理

作者：马玲丽

来源：摘自《粤海风》2009年04期

知青无疑是历史上极具悲剧性的一代人，“人生的开端正处于人性丑恶的大展览时期——要知识没知识，要理想没理想，要真善美，给你的恰恰是假丑恶”[1]，在历史巨大的悖论性处境中，这代人不仅仅是“文革”中的受害者，也曾是“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的主体、下乡潮中田间辛勤耕作的劳动者，以及跨越60年代政治潮、70年代革命潮、80年代文化潮、90年代经济潮等多重时代生活主题。坎坷、多变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结织成为知青代独特的文化心理。

青春无悔——难以忘却的记忆

阅读知青小说，我们会处处发现知青群落文化心理的独特性。比如，过多关注自身——青春的耽搁，生活的艰辛，命运的坎坷，他们很少注意到在同一时期，很多人遭受的不幸比他们还要悲惨，“文革”对“右派”作家人格尊严的摧残，几乎是毁灭性的，甚至，许多不幸还和知青直接关联，但在他们笔下难觅踪迹。大批的知青来到农村，分占农民的房子和口粮，几年后又蜂拥离去，给农村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而知青作家对知青运动的另一方农村和农民视而不见，更少想到，自己急切逃离这片贫瘠的土地时，农民祖祖辈辈在此受贫、饮苦是否就理所当然。新时期初期的知青小说也出现过对庸常、无聊知青的批判，如《孽障们的歌》、《隐形伴侣》、《上下都很平坦》，掀去理想的面纱，批判知青道德的卑劣、人性的猥琐、价值的虚无，却始终无法形成创作气候。

与此同时，也明显看出知青作家对这些负质因素表现出惊人的同情和谅解，乔榆用讽刺的笔墨刻画出知青孽障群像，却又不无辛酸而自豪地在题记中写道：“知青中的孽障……不朽，他们也从妈妈身上背了一份苦难走，没有让别人代背”。1998年，全国再次掀起纪念知青运动三十周年的热潮，“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纪念主题，仍是时隔30年之后许多人留恋、自豪的心态写照。90年代以来面对来自社会越来越高的要求红卫兵忏悔的呼声，很多知青作家不以为然，梁晓声就非常坦率地说，“我们大多数人本性一点都不凶恶，……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拒绝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拒绝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忏悔”[2]。

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史，有碍于青年学生的成长，有害于国家人才培养的延续，有损于个体人生道路的自主选择，本应深入批判，严肃反思，但在知青作家笔下，几乎成了知青一代的辉煌史。以致一位知青学者不无悲哀地说“知青作家始终没有像西方现代青年厌恶战争那样去厌恶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没有对它的反动本质给予充分揭示，实在是令人失望的”[3]。知青种种不为自身群体外所理解的心态、观念，执拗、偏执之深，以至于需要外来者“祛魅”，青年作家李洱、刘醒龙就在这些方面努力过。

可见，知青代作家的文化心理是非常复杂和独特的，自恋、自豪、自哀、自尊、自卑、自怜等情感因子都可以在知青小说中觅到踪迹，有学者曾将知青文化概括为理想主义、虚无主义、世俗主义[4]，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命名，折射出了知青文化含混、庞杂的特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它们是如何产生并和谐地共存于同一群体中？在繁复无序的文化表象背后，是否隐含着更为深层的集体文化无意识？本文试从一代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出发，试探讨这代人独特的文化心理内核，以期穿透知青文化动杂的表象，深化对知青文学的认识。

从红卫兵到知青——隐蔽话语的背后

在很大程度上，“知青”和“红卫兵”指涉的是同一个群体，但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文革”后知青作家极力隐匿红卫兵(革命)身份，“……当我们整代人回忆我们差不多共同经历时，我们几乎一致地，心照不宣地，讳莫如深地避开这一点——32年前，在我们还不是知青的两年前，我们很多人的另一种经历另一种身份是红卫兵”[5]。“文革”后，红卫兵昔日的“革命光荣”消失殆尽，而与批斗、打砸、造反相关，成为人人诟病的“狼崽子”，而“知青”与下放、劳动相联，更显温和的“平民”色彩，两种不同的政治身份，包涵着截然不同的情感和褒贬，据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回避心理背后的隐情：“正是因为这一‘胎记’可能代表深深的历史罪衍，承认了它，便意味着要有对此罪衍的承担以及新的历史时期所要求的忏悔”[6]。

这种隐匿心理，还与知青深层的心理结构、认识意识相关。十七年专制意识的灌输，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被成功地改造成时代观念的载体，形成具有鲜明“爱”、“恨”情感的“阶级人”。“爱”的对象如“人民”、“社会主义”、“党”等，都是无具体内涵的名词，而“恨”往往是“爱”的表达，是指向人的，无意识的一句话、一个行为，都可能改变阶级属性，变成专政对象。“恨”也往往是人人自危年代里自我保护的策略，通过“恨”他人的行为，来表明自己“爱”的决心和立场。这种阶级情感造就了革命年代极为罕见的人际、人伦关系。由于“爱”的对象都是抽象空洞的所指，最终所有“爱”不得不落实在“爱”领袖上。“文革”时期，把主席的像章别在赤裸的胸前，在当时并非耸人听闻的个别现象，大多数人不是出于被逼迫的无奈，而是发自内心的虔诚。

“文革”后，红卫兵(知青)发表的回忆性文章中，几乎异口同声地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归因“革命理想主义”，正是基于自身深层的心理认知结构。一般意义上，革命必须排斥个人私欲，克服人性弱点，向着一个大同的带有“终极意味”的战斗目标奋进。因而红卫兵的“革命”行为同样充满了为“信仰”献祭的“神圣”和“崇高”，这种思维认知在新时期初的知青小说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铺花的歧路》、《血色黄昏》、《金牧场》等作品都直接描写了红卫兵武斗场面，主人公无一例外经历了人性情感和革命“理性”的剧烈交锋，最后“革命”的信仰战胜人性的良知，而主人公无一例外把这种胜利当作革命意志的坚定来誉扬。

从广场上的狂欢者到田间辛勤的劳作者，转变不是突如其来的，不过是同种心态的不同表达方式，红卫兵也好，知青也好，这代人诸多非理性行为(指与自由、理性和批判精神背离)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信念“革命理想”做支撑。因此，从本质上说，红卫兵和知青不过是同一历史主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称呼、不同身份，两者之间的精神脉络——“革命理想”却是相继相承的。无疑，这是红卫兵和知青血缘关系的纽带。

因此，当这种“神圣”遭到愚弄而幻灭时，他们不仅认为不需要忏悔——“毕竟，你是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战斗，虽然它并不正确”，反而产生出堂·吉诃德式的悲壮——“我们的一切苦难，几乎都产生于利他的意愿的理想。我们的一切憧憬，都与渺小的猥琐的人生目的无关”[7]。由此演化而来的，在很多知青的认识中，凶恶的红卫兵只是少数，大多数人不过是政治狂澜中“真诚革命”的青少年男女，并且革命目标虽错，但理想却可嘉，追求理想的精神可泣。“你也不是红卫兵中最凶恶的；而且理想虽不正确，为之奋斗的精神依然可嘉——这是红卫兵文学忏悔(或者拒绝忏悔——笔者注)的两个最重要的精神支柱”[8]。可见，“理想性”成为掩盖或者说连接红卫兵与知青之间巨大历史黑洞的填充物，是隐蔽话语的初衷，两种身份之间巨大的灵魂空白，因其对“理想性”认同而构成和谐。

知青一代对“理想性”的认同，使他们自觉疏离、淡化产生这种“理想”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更不愿深入厘清它的具体内涵，他们无意追究那场运动本身，也没有意愿展开自我反省，知青作家在对往昔岁月的回顾重审中，谈及一代人的“革命”行为时，往往强调的是“理想性”这层抽象的精神品性，而不是价值意向，他们不愿正视，所谓的“理想”，不过是从畸形政治文化中煽动出来的一种畸形的政治狂热，是虚妄的精神所在，他们将自身生命意义之根建立在“理想性”的空壳之上，始终在弘扬“悲壮青春”的高亢旋律，而规避了对自身红卫兵经历的“抉心自食”，这样，他们精心建造的“悲壮青春”的精神之碑，不但无法拯救失落的灵魂，反倒将他们陷入更深更虚无的精神深渊。

从城市到乡村——城市流放者的乡村恋歌

知青一代出生在城市，父母兄弟姐妹等血亲关系都在城市，在城市度过了儿童和少年时代，接受启蒙教育，城市是他们的第一故乡和根之所在。都市生活体验和政治文化的教育，形成新中国第一代儿女的人生理想，即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宏大构想。由于心智的稚嫩，思想的单薄，“在信仰与精神早已被一种绝对原则所包办所代替”[9]的时代生活背景中，他们很难对负面生活体验作独立思考，也就不可能对自己革命理想产生怀疑。

下乡之后平淡、漫长的乡间生活，日复一日的劳苦耕作，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农村的局限，倍感压抑、苦闷和绝望。王安忆回忆插队时的感受说：“那艰苦，那寂寞，尤其是想家，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能和农村水乳交融，心境总是很压抑。”[10]这实际上也是知青共同的心声，把乡村当作暂时客居之地，渴望回到熟悉的城市、回到原有生活轨道是知青普遍的愿望。脱离农村苦海，疲惫不堪地返回城市以后，城市并没有张开热情的怀抱迎接他们，还没来得及放下行囊，工作、住房、婚姻等基本问题蜂拥而至地摆到了面前，而农村的生活经历使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已经与城市有了很大隔膜。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城市之子，但城市早已把他们当成异乡之民。

不管乡下经历多么令人绝望，知青用青春和艰辛积淀而来的苦涩岁月，却内化成支配他们终身的文化心理情结。乡村远离政治中心，极左政策影响相对较弱，风景优美，古老平静，民风淳朴，对知青心理、情感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史铁生从破老汉之类的农民日常生活场景中，看到了乡村人特有的善良，朴实，感动于他们面对生存苦难的从容和淡定；张承志在蒙古民歌《钢嘎·哈拉》古老、悠长的韵律中，找到了理解牧民文化的钥匙，开启他追寻理想人生的不归之旅；很多知青还把昔日的插队地当成自己的精神故乡，郑义说：“在山西，我却找到了故乡感……那里的土地，那里的山水和那里有生有死，至今仍在不断繁衍着的人们，使你感觉到一种非常真切的深深的生命依托。”[11]这种迥异于城市的生命体验，滋润着长期被政治束缚而心灵干涸的知青，并沉潜到精神意识层面，构成他们文化意识有机组成部分，“足以构成(对其人其文学的)规定性的东西”[12]。

知青在城市与乡村生存方式的交错体验中，收获了多重文化体系。他们一方面沐浴过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光辉，有自觉抵制乡村文化的落后和愚昧的一面；另一方面，对乡村文化中传统人性美、道德善的传承，又与城市文明的世俗功利性形成对峙关系。既向往城市文明的进步性，又厌恶其物质性；既反感乡村文化的落后性，又留恋其传统美德。这种矛盾和困惑在张承志80年代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小说《黑骏马》以及诸多其他文本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诘，“‘你’不属于这里(乡村)”(额吉语)，而对“我”而言，“他们(乡村文化心理)的一切我都无法理喻”，可是“我”也不属于城市，那里令“我”窒息。返城之后，庸俗琐屑的日常生活，卑微恶俗的人际关系，加剧了知青文化双栖心态的矛盾彰显，从《本次列车终点站》、《南方的岸》、《绿夜》到《归去来》，知青作家群体陷入城市文化的难以自适感是非常自觉、明晰的，这种因文化困惑而起的行为，源自内心深处寻找精神家园不可遏制的冲动。

但是，作为城市的编外民和乡村的流放者，知青乡村恋歌实质上只是“叶公好龙”式的权宜，《南方的岸》中易杰与暮珍在对现实的绝望中重返海南，其行为太过浪漫，小说不得不在他们起程时嘎然而止，作者显然无法面对返回又能怎样的疑问；《绿夜》中那盏“像翡翠的夜明珠”给予了心灵“新奇的旋律”的马灯，因涵义模糊不清，更显得是作者勉力为之；《归去来》中的黄治先更是一旦进入马眼镜的角色，便仓惶逃脱，深怀恐惧地拒绝了历史的重演。最为典型的是80年代中期兴起“寻根”文学思潮，这场以知青作家为理论倡导者，并且主要代表作家作品几乎都是知青作家的文学事件，可以看作是知青作家企图冲破双栖文化困境、寻找精神之根的一次集体努力，这次理论宣言与创作实践相逆反的文学运动“不但未能给知青作家们提供走出困境、解决困境的方法与途径，相反，它对知青作家们的文化内伤作了一次彻底的大暴露”[13]，“回归乡村”注定是一趟令人绝望的旅行，是出发了便没有归期的精神流浪之旅。[14]应该说，城乡文化的对立与撕裂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但沈从文、废名等作家焦躁的心态能在乡村自然生命之流的安抚下归于宁静，而知青作家却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游离，无从取舍与抉择。知青虽然接受了两类文化的滋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城市教育相当浅薄和外在，他们的城市之‘根’并不深厚”，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原因以及生活和文化的隔阂，他们也没有真正走入乡村生活，没有真正走入乡村文化深处”[15]。知青双栖文化处境只能是“在”而“不属于”，即无法归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是两种文化的边缘人、漂泊者。

结语

知青作家群体因共同创伤体验——双重政治身份和双栖文化身份的撕裂和游离，形成群体独有的情感特征和精神心理——既无法以决绝的姿态告别过去，又难以忍受现实生活的平庸；在现状的失望中，对青春岁月激愤与悲哀，留恋与忏悔共存，显示出“无根”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的悖论和困境是相当明显的，一方面，它在自身的范围里，有自身文化心理、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因亲历经验具有不可复制性，非同群体人不能理解，某些具有普遍性的准则套在他们身上显得不尽情理，甚至是无效的，知青作家一旦涉及知青题材，他们的思想深度就明显降低，与这种群体文化心理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尽管群体文化心理内部能保持统一性、延续性，但单个群体也不能脱离整个社会而存在，它必然受到社会普遍适应性思想文化观念的衡量、挑战、评价。知青文化背腹受敌，面临来自自我审视和外界责难的两重困窘，如90年代以来遭到了双重强烈质疑“悲壮青春”话语。这样一来，知青小说叙事缺乏价值的确定性，无可避免存在“评价难题”[16]。

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写出了知青悲壮青春宏大叙事和惊心动魄的愤怒的，同出是一个梁晓声；不难理解，张承志不顾读者的责难、厌弃而一意孤行乃至偏执地自我重复的写作姿态；不难理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苦难的、悲壮的、荒诞的、常态的写作图景源自同一青春记忆。新时期以来一部知青思想文化史，处于不断地建构和消解的不稳定状态中，知青们精心建构的“英雄话语”、“理想话语”、“回归话语”，徒具坚硬的外表，实则虚弱不堪一击，折射出动荡、杂乱的文化品格。

浩劫过后，当他们的前辈“刘心武、张洁、李国文等许多作家终于开始用被‘砸烂’的价值残片拼凑过去现在未来的乌托邦的时候，唯有这一代人，这在浩劫中长大成人、度过春春期的一代人‘无家可归’，他们没有另一样历史，他们原来不是，现在仍不是任何人。他们被裸露在一片荒野，一片意识形态的空白，那里，‘主体的历史’、话语的历史、文化之根、情感的家园一同消失于视野之外”[17]。

知青一代“无根”的精神状态，不仅意味着缺乏稳定的价值信仰，更是“意识形态处境的隐喻”[18]，即经历了原有价值体系坍塌和现代文明挤压，在对传统和现在“一无所信”的双重信仰危机下，开始以废墟为起点的重新寻找、建立信仰的过程。知青作家“无根”的文化心理，深刻地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把“文革”后二十年的知青小说纳入一个共同的考察视野，能清楚地看到一条以“寻找”为价值内核的情感心灵弧线：历经从宏大的集体伤痕叙事、悲壮青春叙事到飘零的个体记忆，从昂扬的自我肯定到尖锐的自我否定，从外在的情绪宣泄到严肃的自我审视的动态律动，细致地记录了这代人和时代一起走过的独特的情感历程和寻找价值意义的艰难之路，形象地反映出文学与人、文学与社会、文学和历史之间的生动而又复杂的互动同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