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的高考 作者:笨人


 

回忆当年的高考

    ——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感

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这极少看电视剧的人每集都看。平心而论,在以宣传灌输为旨的中国现当代历史剧中,它的真实达到空前。一些人指出的“假”固然存在,但属小暇。其突破是直面历史,几可乱真。已播出的三十集,工笔画般描绘的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否定“二个凡是”、经济体制改革等场景,唤起我回忆,许多情节画面,都宛若身临其境;每个细节,都仿佛是我当年的亲见或亲历。这里只说恢复高考。

一九七七年夏,我九年级毕业。所谓九年级,是文革取消中学(含高中)的称谓,从小学到中学合并为九年。课本发了九年的,实际课讲到七年半;数学刚到因式分解,语文程度能写决心书和请假条,我们就成了“知识”青年。毕业前,班主任汪老师对我说:“你在农村别扔下书本,有可能恢复高考,真是的话,咱班你最有希望。”毕业后在家闲俩月,盼着高考,却未复习,疯玩六十天。这一是正值爱玩的年纪,放了野马,收不回心;二是哪里知道高考啥样?又如何复习?看哪些书?关键是上哪里找这些书?即或是只考九年级的课,那我只学到七年级,如何去考?于是就醉生梦死当皇上。

十月,一辆货车把戴着红花的我们送进山沟,成了知青。不久,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我准备参加。但我还未适应每日沉重的农活,加之不知如何复习,便迟迟未拾起书本。临高考前些天,父母让我回家复习。我向生产队长请假,他如同电视剧里农场场长一样断然拒绝。所不同的,剧中那场长是认为知青是农场职工,任务是劳动,都参加高考,农场活儿谁干?而队长是对知青反感,反感的原因首先是队里劳力大有剩余,不愿让知青抢收入;其次是此时知青已非早年,我们时不时搞些破坏。如此说来,队长应当愿意让我休假,少挣工分,少添麻烦;可不幸他又是个爱占便宜、好吃懒作,得不到好处就让你受罪的人。于是,他歪戴帽子,斜我一眼说不给假,便拂袖而去。我只好白天上工,晚上看些似懂非懂的课本,不知对错地做些题。在临冲刺的几天前,我请病假回家复习,于是常听知青同伴传达队长对我的不满,我便渐增对未来的恐惧。高考报名开始说要单位同意,我就像电视剧演的那样,愁肠百结,不知如何说服队长;后来说不必队里同意,可以直接去公社报名,我才如释重负。

高考在公社中学,电视剧里的考场简直就是我高考考场的翻版:考场的布置、简陋的考室、考生的表情和衣着、监考老师和蔼可亲的语言,如出一辙,不由得感叹时光的快。从我家到公社有火车,多数人坐火车去,但为省钱,我们少数知青考生便步行前往。顺一条河堤一直走,不到两小时就到公社镇上。镇只一条正街,绝大多数建筑是平房。作为考场的中学也是平房,大门跟电视剧里一样,从一幢平房中间一个门洞进去,里面是操场和错落的几排房。操场干干净净,大字的指示标识让考生一丝不乱,工作人员热情周到,井井有条。

那时高考是天大的事,可考场四周冷冷清清,未有家长送行,更不见陪考和迎接,都是考生自己一路打听,自我服务。文革刚结束,学校建筑年久,残旧的考室光线很暗,但干净舒适。那时人老实,又感觉参加高考是莫大荣幸,所以秩序良好,气氛平和。

十年教育大乱,除文革前“老高三”外,其他考生的知识水平跟电视剧演的一样,可怜得很。九年级快毕业时,我问老语文老师:我们跟文革前的学生语文水平比,差多少?他四顾无人,小声说:你们九年级,水平还不如文革前的小学生。我心里不服气,认为老师出于对文革的愤慨言过其实。现在想,他并未夸张。我们九年级时,我算学习好的,认字不超过二千,拼音没学过,写字丢三落四;至于人文素养就更不必说了。而旧教育,小学毕业是秀才,可以教别人。就说我跟家兄吧,我算高中,家兄是六八年初中一年级下乡,可是他能读古文,认的字比我多几倍,常读唐诗之类,而我几乎读不来古文,不知唐诗为何物呢。

那几天,面对一张张考卷,心里阵阵发麻。尽管考题已照顾到刚经过文革的考生的水平,但毕竟是高考,不能不达到一定深度,所以许多题我见所未见;不像电视剧里的田源那些“老高三”,功底扎实,能应对自如。我每场只一半时间就答完了,因为一些题不会答,就坐在那里等散场。父母叮嘱我不要提前交卷,我知道那是寄希望于万一上帝眷顾我,来个生而知之,就像穷汉薛平贵被富姐王宝釧击中锈球。可我不是薛平贵,终于未有一道题能生而知之。有一场竟伏桌大睡,监考老师把我弄醒,俯身悄声说:“不要睡,细想想,兴许能再答点儿,别错过机会。”我东张西望,见全考室考生跟我差不多,多数人的架式还不如我呢。令我兴奋的是,有一场考一半时,因我坐第一排,见两位监考老师走到一起,一位悄声对另一位说:“我看这屋里,只有两个能考上。”他边说边用手点两下。很荣幸,他第一下就指划到我。我等于获得重大情报,顿感轻松不少。

因为高考对我而言,是喜从天降,不能不兴奋异常,加之年轻,下乡锻炼得身体强壮,所以高考那几天,我起早摸黑步行两小时从城里跑到镇上,晚上再步行回家;中午歇两小时,无处可去,坐也没处坐,我就站在马路边儿,戴着父亲的手表,按时间去考场,一点也不感觉累。午饭呢,到商店买三两跟嘴唇一样厚的不见丁点儿油的饼干,到火车站喝免费水。现在想来不可思议,那时连白水也没想着带一壶,也不觉得渴。

同学家条件好的有住镇上旅店的。我打听一下,三角钱一宿。也有中午吃饭店的,饭店只有大盆菜和米饭,一顿饭二三角钱,我没舍得去吃。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现在吃父母天经地义,得不到还要发脾气。我那时觉得不挣钱还要花父母的钱,很不安。母亲给我三元钱,允许我坐火车、住店和吃饭店。我算一下,坐火车一天往返六角、住店一天三角、吃饭一顿二角,这样一天要花一元多钱。而步行往返、吃饼干、不住店,只需三两粮票的饼干二角一分钱。这种愧花父母钱的心理上大学时更甚,一月家寄三十元钱,令我常思常念,发誓毕业回报父母,可至今也未有回报,相反老人对我和我的孩子付出许多。

我一位女同学,心气儿高,爱争先。她与我同考场。她姐在公社机关工作,她去那里吃午饭和休息。第一天中午散场,从未说过话的我们遇上了,她请我去她姐那里吃饭,我很感动,但未去;第二天又请我去,我仍谢绝。现在想来后悔。那时男女同学几乎不说话,又觉得不好麻烦人家,其实跟同学不吃白不吃,吃得好些休息好些,兴许考得更好。这女同学那时穿得不错,肤如凝脂,大眼睛双眼皮,脸蛋很漂亮,露着高傲的冷漠。我那时不懂得有时冷漠未必不热情,所以在学校离她敬而远之。她没考上。十五年后再见,她已憔悴不堪,下岗,生活无一事如意,想想人生真是的。

我很幸运,我们青年点只考上我一人;我的中学全年级三百多人只考上四人,我们班只考上我一人。同时参考高考的家兄成绩比我好不少,上的学校也好,更证明语文老师关于文革前后学生质量差异的论断。我家同时出两位大学生,小小轰动了父母单位和几十个家属院。我兄弟俩彼时都是知青,家兄比我早下乡十年,到高考时还未抽回城。说良心话,真感谢邓小平,没有他力推恢复高考,家兄就只能当个工人或农民,而成不了科学家。

电视剧里对考生的政治审查、报考条件甚至考卷的评分标准,邓小平都一一过问拍板,这些都是我当时切身感觉到的。他因教育部长不够解放思想而几次批评甚至发脾气,在上大学后听说过,这次在电视剧中得到证实。但邓小平忽视了一条:他预见到由于文革思想,一些单位会阻挠考生报名高考,因此他下令取消“单位同意”这一条。但他未想到还有一条,即考生上大学还要单位写政治鉴定,无政治鉴定或鉴定不合格不能上学。所谓政治鉴定,在当时,文革中有“错误”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成问题了。这个电视剧未写到,我却感受到了,我想一定有因此与大学失之交臂的屈死鬼吧。

我请病假复习那几天,知青同伴告诉说,队长开会讲:“妈个逼的,复习、高考,都没用!没我鉴定,谁他妈也别想走!这是中央定的!”果然,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找他写鉴定,他冷笑着拒绝。有社员对我说给他五元钱的白面、点心和酒之类,保证能行。我一是没钱,二是不服,认准不送礼。但我心里没底,有点发毛。好在队里一个有势力的老人,对我很好,晚上七点多带我去大队革委会主任家。拍一会门,主任披着制服上衣出来,脸上挂着干部的威严;没让进院,站门口听了情况,声音低沉地说:“你们队长净扯他妈鸡八犊子,一个孩子上大学,卡什么!用不着他,明天你去大队,我给你鉴定!”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扑到大队,主任一人在办公室。他拿出纸笔问我姓名,提笔写起来。刚写几个字,忽推过纸笔,对我说:“你自己写。”于是我就自己给自己写起鉴定来。挑好的写:什么“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呀、什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呀、什么“劳动积极,团结同志,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呀、什么“积极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呀。上天原谅,可怜邓小平为恢复高考出大力,我还写积极批判他呢。写完后,我很满意,交给主任,他看也不看就满意了,拿出柜里的大队革委会章,对着嘴哈几口气,啪地盖上,交给我,说“去吧,好好学习。”我谢过出门,便从知青变成大学生。所以我的档案里装的鉴定是我自己写的。

上大学后,知青同伴给我写信说队长几次自言自语:“他妈的,我也没给他做鉴定呀,这小子怎么走的呢?这小子怎么走的呢?”

                                                                       201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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