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和我的1978 作者:胡发云


 

《追捕》和我的1978

作者按:永远记得真由美一声带哭腔的呐喊:“我是你的同谋!”,从此“同谋”一词变得如此美好如此浩荡!

收到南方周末友人微信,发来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E29版照片,刊出了我11月出国前写给他们的这篇文章,做了些微尺度性润色。这里贴出完整版。这篇文字选自我即将杀青的一部书稿。谢谢南方周末,谢谢编辑朱又可,给我一个纪念李虹离世十周年的机会,也让我的友人与读者提前读到这本书的一节。这本书,主要用史料来讲述我们俩及其各自家族的百年故事。

高仓健死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痛。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我以为已经忘掉了那个冷面男人,此时才发现,他已经如此深刻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像一个流落异国的兄长,久无往来却依然血肉牵挂,再往深处想,真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叫真由美的女人,还有那首无字的歌:“哪呀哪——哪呀哪哪呀哪——”有点放浪,有点沧桑,每当电影到了动情处,它便散散漫漫地唱起来了。

1978年深秋,《追捕》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当时任职解放军7435工厂单独监禁一年多了,并在这其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最后的发落。那天,几个看守我的师傅接班,说起刚看的一部名为《追捕》电影,说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真由美,真像你那个李虹。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对剧情有了大体了解,将一个同情并帮助通缉犯的富家千金和一个不顾一切重压执爱一个“现行反革命”的高干女儿媲美,这世道人心真是开始变了。

一年前的初秋,厂党委突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因了我的一些言论。我们车间办公室的一帮子年轻干部——正、副书记,会计,调度和我这个统计,平日都爱读书报,琢磨问题,有时也议论一下时事政要,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事了。我是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余下的几位,后来也陆续被审查被监禁,一时间成为我们厂一桩著名的集团案。

那天,我在押解下回家取生活用品,正巧李虹来了,撞见这一幕。就像真由美在山洞里遇上矢村警长来抓杜丘一样。我对她说,厂里有点事,告诉我父母,说我出差了,一两个星期就回来。只是我太低估此事的严重性,这一去就是整整15个月。

李虹当夜就在我家住下了。这算是她过门的第一天。

我和李虹相识于1974年的深秋,她从部队复员后分到湖北人民电台文艺部做文学编辑,读到我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准备配乐播出,约我去谈修改意见。两个冰炭水火天阻地隔的人就这样相遇了。我出身于国民革命军老军医家庭,她父亲是长征老干部,我是工厂一名小统计,她是喉舌单位大编辑,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而她却一直享受着许多特权带来的好处。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我们从隔膜、抵牾、互怀偏见、甚至唇枪舌剑,到相知相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她渐渐理解了我的一些想法。就在我隔离的前一个多月,我们互相走近了对方。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隔江过河到我家来,一次次长聊直至深夜才骑车返回电台。突然间,这一切兀然打住了。

一时间,她陷于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中。她拿着记者证以了解作者为由前来探望我。她在寒冬的夜里,禁不住思念之苦,跑到我那间囚室外面的大马路上呼喊我的名字,一次次拿着罐头,香烟,书籍,被褥要闯进去见我,她在香烟里塞进纸条诉说自己的分离之苦……后来,李虹自己也被停职检查。她依然不管不顾,导致更严重的惩戒,惊动了从小宠爱她的父母。这一切我的那些看守都一一看在眼里。

一开始,那些充任看守的师傅们并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大罪,在专案组三番五次的讯问提审之后,特别是听了我开诚布公向他们讲述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之后,渐渐同情甚至钦佩起我来,有人忘形之中,甚至会在我和政工干部辩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觉得小胡说的有道理。”渐渐地,他们有的人开始替我购买书刊,到各个办公室帮我搜罗报纸,甚至帮我偷偷传递家书情书,生活上,对我也百般照顾,多少年来的那种万人诺诺的局面在悄然崩溃。专案组察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不得不常常更换看守,避免他们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做出更不堪的事来。

《追捕》放映以来,厂里开始流传胡发云也有一个真由美女友的故事,到了后来,李虹来了,很多人都借故前来探看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真由美。

定案之后,我被转移到厂外礼堂旁边一间平房,等待最后的发落。有一次李虹意外中找来,看守们竟以礼相待,还特意避让出去,让我们单独待上一段时间。那天李虹来,给我讲了《追捕》的故事,告知电视台要播出《追捕》,我对看守师傅们笑说,想看看真由美。他们说,不远处后勤组有一台电视,有点毛病,没人会调。我说我会。

那个晚上,几个看守,一个“现反”,还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真由美”,在这一方十几英寸的黑白屏幕前,看一个关于逃犯和爱情的片子。里面的许多情节许多对话,就像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当杜丘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真由美率性地答道“我喜欢你!”当杜丘拒绝真由美和他一起潜逃并告知她说:“我是被追捕的人。”真由美喊道:“我是你的同谋!”当真由美的父亲说:“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当真由美从重重包围中救出杜丘,发现前面已经被警察封锁后,带着她的马群喊一声:“冲过去!”时,我和李虹都融化在这一幅幅令人销魂的场面中了,我们所有的思念,孤寂,重压与磨难,都由这部片子给我们做了最美的注脚。

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这部片子的许多对话,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李虹去世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日记,其中有这一天的记录。

“1978年10月25日昨天在省电影公司观看了两部日本影片——《望乡》,《追捕》。晚上又连续两遍讲述电影《追捕》的情节,一次是给发莉及X(李虹日记中我的代号)的父亲,一次是给在自由囚室中生活的X,我兴致很高,他们听得也很热心,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都是很热情,也很激动的……在一个没建成的建筑后面,坐在潮湿的混泥土制品上,我们无言地偎在一起,静静的……丁字路那里我们很愉快地分手了,并约好‘明晚再见’。我们的时间这样宝贵,这样短促,我们的爱情这样浓郁,这样丰富,我想,我和X对这一点的感觉一定是相同的,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高兴,甚至骄傲。”“1978年10月27日……昨晚和X一同看了日本影片《追捕》(电视)之后,我们又到了前一天那奇妙的地方,站在脚手架下默默地过了十五分钟,没有响动,也没有灯光,只有X的一星烟火在闪着微微的一点亮。我们靠在墙边,偎在一起,没建成的房子里雨滴很响地打在地上,仿佛是人弄出来的声音,我感到冷,就紧紧地挨着X,X的毛衣上也被雨弄湿了,但我总觉得挨近一点就不会冷了,我们互相暗示着,甜蜜的长吻,使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这部电影,成为我们激越的情诗和荒漠的星光。杜丘在寻找权贵们的黑幕,寻找那种把人变成白痴的AX药片,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真相,争取着自己言说的权利。真由美和李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与常识,判断着这个世界的真伪善恶美丑并作出同样勇敢的选择。我们都用火焰喷发的爱去抗拒强权的冷硬。

自此以后,李虹几乎天天都来,她骑了我那辆飞鸽的二八大车,一早从我家出发,跨越长江汉水两座大桥,贯穿武汉三镇去电台,晚上下班后,不论阴晴风雨,直驰我的囚室,然后在暗夜中回到我的家。从她常常被泪水洇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一直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她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待在一起,害怕一切突然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尽管她也在日记中写下:“天赋予我的倔强与骄傲!不管他们把我如何处治,誓与我夫共浮沉!我宁愿放弃一切苟生之窍,宁愿在漩涡中渡过动荡的生涯,绝不背离誓诺!”“不管X到哪里,我都有不灭的热情,充沛的感情和精力随X一道,即使是流放,漂泊,只要我和X一起就会感到力量、朝气。我们的生活再苦也是充满着明媚的阳光的。”1978年11月17日,李虹日记中写到:“妈妈来信了,姐姐姐夫已回西安,家里想让我回去团圆,X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我又一定要离开X,我心里真不好受。昨晚,在X那里我哭了,我不愿意离开X,一天不见X我都似有所失。现在要回家,那就是二十多天见不到X……”在其后几天中,李虹依然在回不回去中挣扎。我坚决地劝她回去,还开玩笑说,我要我的岳父岳母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婿。这时,李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

那个年月,且不说像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李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我们迎来了我们的“11·28”。

在我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个永远的日子。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她将回西安探亲。为了我,她两年没探亲了。这一次是我强迫她去的。临行前一天。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别致的婚礼。那天刚好是厂休日。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那天很冷,天也阴着,整个世界在这冬寒中显得很安静。我们俩从一条小巷的两头相向走来。她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她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她送进来的。我们很安静,说着开玩笑的话,向我的一个朋友家走去。我的朋友已经告诉了她,钥匙放在了什么地方。在那间明清古巷中的小房里,我们物我两忘地待了一整天。从朋友家出来,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就象婚礼结束后去探望父母的新人。阔别一年多来,她对我的家已比我更熟悉。她一直住在那里,照顾我病卧在床的母亲,慰籍我当时已年近古稀的父亲,替补我的位置与我的兄弟姐妹相处,接待我各方朋友。

晚饭后,我们又匆匆赶过江去看望我的一个叔叔,在整个家族中,他是最钟爱我的。这个本份的老医生一直在为我的被囚忧心。当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李虹回到我武昌的家,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她即将登上西去的列车。于她来说,那是与故土与家人的告别。不管我去向何方,她将与我同行,她说。

在当年那个新婚之夜,李虹夜半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下简简单单几句话:“1978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俗套,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终生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了。”李虹二十天探亲假过完,立刻奔回武汉,回到没有我的我的家。1979年1月6日夜晚,家里灯泡突然坏了,她爬上桌子换灯泡。当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了房门口——他们突然之间拿掉了我头上的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让我自由了。他们一直没有解释这件案子为什么会突然翻转。

经历了这次囹圄之灾,让我对其后的岁月多了一份警惕,少了许多天真。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是如何从四清、文革、英明领袖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那些专案组政工组的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做过恶,有的甚至身负命案,但是,后面的一路风光吃香喝辣,依然是他们。

那天,一个看守帮我一起搬回行李杂件,一人推一辆自行车,上面挂得满满当当,像两个收破烂的,一年多下来,竟生出了这么一大堆物件。

李虹怔怔站在桌上,来不及跳下来,像《追捕》片尾真由美那样问到:“完了?”我回答说:“哪有个完呢?”其后岁月,不幸应证了我那句戏仿杜丘的玩笑话。是的,总以为会完,但数十年过去,一直未完。

                                                         2014年12月2日 李虹十周年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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