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青春往事】:第三节 朋友们对劳动生活的记录(2) 作者:老虎妈妈


 

【我们的青春往事】:

第三节 朋友们对劳动生活的记录(2)

日胜利养路

    ——摘自贺小林《往事并不如烟》

1970年的察哈彦生产队是劳动力猛增的年份。当年的7-8月间,夏季的“铲地”已经完成,头两批的知青绝大部分还在呼中筑路。我们第三批来的几十名男女知青由队里的贫协主席老窦带队,被生产队派出去养路。

出发的那天早上,队里收钩(黑龙江里下的鱼钩)捕到一条几十斤重的鳇鱼(黑龙江名贵鱼种,个头可达百斤以上。现在很难捕到,据说市场上百斤重鳇鱼能卖上万元),队长把硕大的鱼头割下让我们带上。

路上我们啃着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乘着生产队派出的拖拉机爬犁一路前行,傍晚时分到达了工地附近的村庄——三间房。

晚上,我们用早上那只鳇鱼头熬汤,把随爬犁带出来的面粉(我们今后的口粮)擀成的面片下在里面,煮熟后锅里漂着厚厚一层黄色的鱼油,味道好极了。

养路的地方离三间房不算太远,属于白银纳公社日胜利生产队,早上养路段的卡车把我们从三间房送到了工地。

头两天干的活是把养路段提供的帐篷搭建起来,用于日后居住。

从树林里砍来树枝先支起帐篷架子,把帐篷盖在上面与支架固定,然后在帐篷里用树枝搭起两个通铺,向日胜利队讨了一车羊草铺在树杆上垫平,再在上面铺上铺盖。

所有人都住在这顶帐篷里,中间用一隔层将男女生分开。

没搭厕所,树林就是一个没门的天然厕所。

伙房在外面,也是树枝搭个架子,上面排一排小树枝用羊草覆盖。

用泥巴垒个灶,支上锅,蒸馒头、炒菜都在一个锅里。

柴火在树林是最不缺的,随便放倒棵树,大锯截成段,用斧子劈开就是柈子。引火可以在附近检些干树枝,也可以剥点桦树皮,更好点可以砍些樟松明子。(红松属落叶树,冬天树叶落光。樟松不落叶,有的树枝上会长出充满松脂的树瘤,即松明子,不但易燃而且燃烧时间长,常被人们点燃后用作林中黑夜里的照明。)
宿营地旁边有一条小溪,水质清澈,是我们的饮用和洗漱的源泉。

在搭帐篷的两天里,日胜利队可不像我们公社其它队那么好商量,没人愿意接纳我们这么多人进入他们的住宅。那两个夜晚,我们是把行李铺在他们屋顶的夹层里度过的。屋顶两头敞开,好在夏天不算太冷,上半夜将就能睡;到了清晨,露水会潮湿棉被,感到即冷又不舒服。

我们修养的是塔河至呼玛公路中的一段。69年底,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曾给中苏边境地区下达过一道一级战备的命令。部队应令而行,战备物质车辆、装甲部队、紧急调防的人员都走这条公路,把这条原来主要考虑客货运输和冬季向外运输木材的土路彻底压坏了。

我们的任务是把公路两旁的排水沟挖好,将公路上的坑坑洼洼用砂石料填平、夯实。砂石料主要取自排水沟。排水沟有标准的宽、深要求,挖出的砂石料不足于填平路面时,就到公路边的山脚下去开采。

一次,途经我们路段的一辆北京吉普陷在了坑里,任凭驾驶员如何努力,车轮越陷越深。驾驶员实在没办法,只好下车找我们,希望能帮忙把车推出来。

人家有了难处,能帮的就帮一把。我们几个同学放下手里的工具来到陷在泥坑里的吉普车旁。

车子后排坐着两个人,为减轻车的分量,驾驶员请车里两人先下车。

北京吉普在当时小轿车并不多见的中国可以说是权力的象征,特别是毛主席乘坐它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小将后更是如此,只有领导干部才能享此殊荣。

果然,下来的二人都是干部模样。在他们小心翼翼跨越公路上大大小小的坑时,我们发现走在前面那个背着手的干部衣袖口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原来他是被手铐反铐着。跟在后面那人一定就是押解人员了,从衣服腰间鼓出一块可以看出他有佩枪。

车轮旋转带出的泥水溅了我们一身,一直把车推到前面较平坦的路上。

在等那两人上来时,驾驶员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是对我们付出劳动的一种回报,把带手铐人的事情悄悄告诉了我们。

那人是呼玛县知青办的一名干部,因强奸上海女知青被逮捕,现押往省城哈尔滨。

那个年代,那种情况下,在场的知青们面对这个道貌岸然、衣冠禽兽的家伙,都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才得以解恨。

在养路过程中,一次连着下了几天雨,无法去十几里地外的村子买菜,所以顿顿不是黄豆汤就是酱油黄豆。

黄豆多吃了不宜消化,加上小溪里的水由于大雨变得混浊不堪,以至很多同学拉肚子,一天要往林子里跑好几次。老天爷没有厚此薄彼,男女平等,帐篷四周的树林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大家墨守成规,自觉地以帐篷隔墙延伸为界,树林我们这一边是男“厕所”,那一边的树林为女“厕所”,互不逾越雷池一步。

一次在林中方便时,发现不远处一条半米来长的蛇爬过,从三角形的头型、褐色的蛇皮可以认定是一条剧毒蝮蛇。(那里的毒蛇多为蝮蛇,生产队曾有一匹马被蝮蛇咬后中毒死亡。)在它细长的身躯中间鼓出大大的一块,使得后半段身子游走的不那么协调。好奇心驱使我赶快提起裤子,找了根粗树枝追了上去,一阵乱棍将蛇头打烂,用刀把蛇肚剖开,里面是一只完整的老鼠。

 

难忘呼中筑路参与者

王兴家

1970年初春(已经是4月下旬了)呼玛县从黑河地区划归大兴安岭地区。县里组织一批民工去呼中地区修筑一条战备公路。在闭塞的村屯里呆了一冬的青年都报名去。我们从生产队坐拖拉机拉的大爬犁到三间房,从那儿又坐卡车到我们来时下火车的地方塔河。(有不少人去见从上海来我们生产队插队的第三批知青。)从塔河坐火车到一个叫林海的火车站,再转乘森林火车到呼中。呼中那地方是刚开始建设,一切物资全靠外面运来,那地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大概也有森里资源了。从火车站再坐汽车到一个叫十二公里的地方就没有公路了。从这儿一直到山上的筑路点就全靠两条腿了。记得那时有的地方冰雪还没有融化,从呼玛河往上走,有点河床上是石头冰雪水全有,跟着大队人马往上走,稀里糊涂地地走,走到后来跌跌撞撞的总算在半夜到了筑路点,倒头便睡,饭也不想吃。醒来听说邝玉龄、陈礼良几个人没走到,大家一阵着急,第二天他们和新华公社的几个齐市青年一起走到了,夜里他们在森林里围着火堆过夜的。

呼中筑路可能去的人都会终身难忘,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但确确实实的是过来了。那里的气候属于高寒地区,我记得五月二日一场大雪,那雪花朵儿用鹅毛大雪来形容也不为过,用当地老乡的话来讲,这是埋汰雪,因为天气已经转暖,雪积不住,化得快。记得那时候我们筑路点往下一百多米的地方,和上的冰在五月份意识颜色发暗,但还没开冻跑冰排。五月下旬,呼玛河开动了,我发现冰块中有一条条的死鱼,那时去年秋天没能顺水回归黑龙江的鱼,冰冻透了不深的河水,把它们冻死在冰里,冷藏了一个冬天。呼中的生活之苦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吃的主要是高粱米,玉米,面粉,菜是西葫芦干等干菜,鱼无疑有着很大的诱惑力。我和任建国晚上收工后一人拿着一个松木杆到河边把能够着的冰块拨到水边,冰已经不坚了,很容易砸开,把鱼取出来剖洗干净,偷偷地到食堂里放锅里烧了吃,没什么作料,味道是可想而知的,但却吃了个精光。山上筑路点上的一切用品,从钢钎铁锤,炸药到吃的盐,用的火柴,全是靠人从山下背上山。每下山背一趟东西,给来回两天时间。记得来回路上的原始森林的一条条犴、鹿等动物走出来的路,一堆堆粪便随处可见。一有初阴坡的小河,六月份还结着冰没化完,七八月份化完了,九月份又结冰了。大兴安岭深处天气变化多端,说变就变,大雨暴雨说来就来,一会就可把你浇个透。山上筑路生活又苦又单调,所以一到要人下山背东西我就抢着去。不少人都这样到了山下找人家食堂说上几句好话,可以用黑龙江粮票和钱买一顿比山上好的饭吃。那年月的人比现在善良淳朴多了,除了吃顿饭外,商店里有时有饼干,视频,水果可以买到。罐头是商店里常见的,说实话,那时候除了干活,休息就是想吃。大兴安岭呼中短暂的夏天很快过去了。秋天似乎更短,转眼间又是冬天的冰雪季节了。那地方被称之为高寒禁区,冬天无法筑路,生活。在期盼中打点行李回生产队。路已可开解放卡车了。在回生产队的途中经塔河,与在塔河修筑铁路的生产队知青相会,虽然那时候不少人还不认识,塔河有饭店,一到那儿,不少人上饭店吃饭,都喝得不少,醉了好几个。到了新街基,不少人都病倒了,在新街基过了好几天,与塔河修路回来的青年一同回生产队。从三间房到新街基到生产队都是走。记得从新街基到察哈彦半路上大家口渴的厉害,有一处江面冰没有封住,在冰上爬到水边喝几口江水解渴,现在想想也够大胆的了,薄薄的冰人一多万一塌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走到生产队天已黑透,不少人已迈不动腿了,毕竟十六、七岁,病后体弱,但那年月这一切都不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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