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姐妹——读吴敬的插队回忆录 作者:冷明


 

我的兄弟姐妹——读吴敬的插队回忆录

若干年前外甥女考上了北京二中,一家人欣喜若狂,二中是仅次于四中在北京为数不多的几座最优秀中学之一,能考入的学子凤毛麟角,这些孩子数学外语顶呱呱,作文出口成章,个个才智过人,文革前大多是知识份子的后代,或是高干子女的天堂。把这样一群优秀的子弟放到农村会是什么样呢?

北京二中66届初中生吴敬把他写的回忆录传给我看,让我眼界大开。吴敬1968年8月去内蒙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地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公社长山堡大队插队,同行的恰是一群二中及景山等学校曾经的贵族学生。说起当年吴敬心有余悸:

这里人烟稀少,人均耕地100亩以上,插队时在高强度的劳动、严酷的气候、低劣的饮食和对前途的迷惘里,哪样是最苦的?让我最刻骨铭心肯定是超高强度的农活儿劳动。这里夏季两三点天就亮了,四点多太阳肯定升起来了,晚上九点多才落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工时间足有十五六个小时。每天睡眠时间顶多四个小时。有好几次收工回来坐在炕沿端着碗吃饭,吃了半截身子一歪就倒在炕上睡着了。

这群知青,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才学俱佳,还有不少帅哥美女:

有几个大美女,脸蛋儿堪比明星。杨青的大头像照片曾被放大放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一个后被招进剧团当舞蹈演员,还有好几个也都不错。李毅是北京二中高中67届的,和他弟弟李聪都到这里插队。李毅一表人才,多才多艺,特别受女同学喜爱,最吸引人的是自幼受专业指导练得一手好小提琴,琴技在北京市中学生里名列前茅,插队几年后去投考很多专业文艺团体,对其拉琴都很满意,就是一政审就不敢录取了。女生贺真真自学了针灸。她后来又学了劁猪,帮助老乡家劁猪。贺真真的父亲叫贺致平,1931年参加共产党是老革命,文革中是著名的“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的一个,受尽迫害。贺真真唱歌挺好的,人也漂亮,就差一点儿被选入旗文工团。

一个老农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道自以为“超级难”的数学题,想难住北京知青,就去问女知青吴莹。一座十三层的宝塔,第一层有一个铜铃,第二层有两个铜铃,以此类推第十三层有十三个铜铃,问这个宝塔共有多少个铜铃?吴莹几秒钟后就答出:“九十一个呀。”老头目瞪口呆一言不发转身离去。他哪里知道吴莹是1964年北京市中考状元,数学英语等都是考100分的主,后来上大学、研究生考试继续是学霸。

郭小惠和她姐姐郭令梅都在托尔苏插队,姐妹两个都是大才女,姐姐更是文学美女,她们的父亲是著名诗人郭小川。女同学刘晓冬,其父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少将军衔,文革初期调任《解放军报》社任社长,不久就被“红色公主”李纳造反打到,夫妇同时被逮捕入狱,从此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张然然长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言谈举止大方得体,其爷爷是河北省霸县的大地主,父亲是共产党的高干,其本人是北京市景山学校的高材生。此时她父母都已入狱,落难小姐不失大家气质,却早早私定了终身。张然然的父亲是北京市文教口的领导,夫妻双双入狱,原因可能主要是受张然然姑父牵连,张然然的姑父是彭真。杨青的父亲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文革一开始也被抓进监狱。

这批同学里最成熟的是周永成,北京二中高中67届的,中等身材,浓眉大眼高鼻梁,一身发达的肌肉,颇有城府,是这群知青的精神领袖,自我规划都是奔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去的,勤于思考,追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心地善良,办事大度,又喜欢把“伟大的革命理想和实用主义相结合”,是一个走仕途的好苗子,大伙都喜欢紧密地团结在周永成周围。莫力达瓦旗北京知青中,后来出了两个职位高名气大的人,一个是付洋,一个叫翁永曦。还有不知花了家里多少钱买药为同学和老乡义务看病的林晧、航模高手刘铁英、俄国文学爱好者李存志、“老学究”王栋、围祺高手赵英加。

赵英加同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力极强,给人印象最深:

一米八的个子,一副军人的身板。山河农场离莫旗不太远,棋圣聂卫平就在那里当知青,后来黑龙江省举行围祺比赛,聂卫平得冠军,赵英加得第三名。赵英加的生父是甘肃人,黄埔军校毕业,抗日战争中的经历不清楚,解放战争期间是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的上校,更重要一个身份是国民党军统局石家庄站站长,娶了北平富商十七岁的美丽女儿为妻,生下了赵英加同学。解放军攻破石家庄时,其父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在碉堡里抵抗到底,被手榴弹炸暈后被俘。其父被俘后大义凛然反动透顶,坚贞不屈顽固不化,视死如归自取灭亡。其妻子去探监,他留下一句“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啊”,断然拒绝了认罪改过的劝导,最后英勇就义就地处决。赵英加的母亲后来带赵英加改嫁了一个工人。

插队数年后,最大的痛苦变成了想家和对前途在哪里的愁苦,何况好几个知青的父母都身陷囹圄,根本没有家,只有爱情才能带给年青人一点点慰藉:周永成和贺真真恋爱了,林晧和尹静云恋爱了,王栋和周玉池恋爱了,李存志和托尔苏村转到我村的几个女知青中的张然然恋爱了,李聪和杨青原来就是恋人。另一女知青,其父为北京民族学院艺术系主任,话剧《柯山红日》的作者,级别也是高干。该女到莫旗几个月就要嫁给村里一个农民。父母大惊,勒令她立即回京,女不从。其父经他人介绍辗转托我村几个女同学立即赶到其女村里,无论如何先把他女儿劝回北京再说。我村女同学赶到她村里时,那女子已毅然把婚结完了。

老姑娘剩女在今天已见怪不怪,当年有这样一个农村姑娘毅然决然嫁给了一个出身不好没有出路的北京知青:

回乡知青侯淑清作为村里唯一的高中生应算是很出色了,但是长相一般不是美女,年龄已大大超过村里姑娘们出嫁的岁数,已是另类了。她嫁给赵英加应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也是最好的出路,后来在广州、上海、北京和英国的生活当初在村里绝对是难以想象的。1977年恢复高考,赵英加、张军参加了高考而且考分很高,但是因为家庭问题只被大兴安岭地区师范学校录取。赵英加毕业后先后在莫力达瓦旗尼尔基中学和河北省涿县中学当老师,后来在翁永曦的企业里当总经理,颇为出色。赵英加和侯淑清一度一起在莫力达瓦旗尼尔基中学当老师,和他们同时当老师的还有一对夫妻,男的是北京知青,女的是当地姑娘,男知青叫付扬,其父亲的名字比较著名叫彭真。

赵英加是难得的千里马,在血统论当道的年代,谁能慧眼识英雄?当知青、老师、厂长、总经理样样出色,谁能想到他有回北京当经理甚至在英国扎下根的一天。钦佩他回城后事业有成,对长相平平早已是黄脸婆的农村夫人不离不弃。让我感兴趣的还有彭真的儿子付扬,他对在莫旗娶的夫人是糟糠之妻不下堂,还是弃之如草芥?

无论在艰苦的乡村还是风景如画的草原,知青能大难不死熬到最后多少有些幸运的成份。一次上山砍柴,几名男知青坐在小山一样高的柴禾车上,下陡坡时几头牛煞不住脚狂奔起来,其中一头牛倒退着跑,速度不亚于烈马。试想,在险峻的大兴安岭,山高林密,山势陡峭,一辆疯了的牛车,从上往下狂奔,稍有不慎车毁人亡,“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领袖的话早给知青们准备好了。

在生死瞬间千钧一发的时刻,吴敬写道:

下山!几吨重的装载全靠驾辕的一头牛顶着,一旦驾辕的牲口顶不住摔倒趴下就会车翻牛倒,人畜两亡。如果问你一头牛倒退着跑,跑得比马还快,你信吗?赶车的知青叫李存志,他双腿站在车辕子上,一只手拉着用绳子拴着的车闸,一只手拿着鞭子赶牛,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趴在柴禾顶上,车下坡越走越快,很快就控制不住了,歪歪斜斜往山下冲,这时赶车的吆喝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李存志就只能拼命拉紧车闸尽量降低车子下滑的力量,大家祈祷驾辕的牛千万别趴下!车速一快前面三头拉套的牛不需要用力拉还得跟着乱跑,里套的牛突然往左后面一拐,车子往前跑,里套的牛的位置一下到了车子左侧后方牛头朝后,被套绳拉着快速后退跑。车速越来越快,一幕罕见的景象出现了,一挂牛车顺着山坡往下跑,三头牛头朝前,一头牛头朝后,牛腿迈得飞快,绝不逊于马匹!我趴在车顶上,双手全力抓住捆绑柴禾的绳子避免被颠下车去,不知道牛们能坚持多久,尤其倒退的牛,没法估计最后的结局会怎样。这样子牛车一直奔下了陡坡,又在缓坡上奔驰了近两里地终于停下来了,没有一头牛倒下,包括倒着跑的。我们几个惊魂未定又开怀大笑,太刺激了,也够幸运。

除了幸运,有许多时候保命还是丢命都是人为的,当年草原上解放军指导员高喊火光就是命令,让知青、战士们往前冲,大家看吴敬他们这些知青在武装部长的带领下是怎样打火的:

武装部长又下达了命令:“我们晚上睡觉,白天打火!”这样我们白天说晚上打,晚上说白天打火,武装部长带领打火队在远离火场的地方转了几个大圈子,几天以后上级通知任务结束,大家就班师回村了。

可以说这个武装部长是个阳奉阴违的落后分子,尽管他保住了知青们的命,但历史应该记住他,他懂得草原上和大森林里的火灾人是扑不灭的,只能靠老天,一风停了,二下雨了,三该烧的烧过了,遇到河沟或者没有草木的荒地,火自然灭了。

知青上山下乡最大的收益就是真正认识了农民,体验了与城市生活迥然不同的农村生活,知道了乡村如地狱般的疾苦和不可理喻的善良:

挖出的这个(支书)郭文斌是个没多少文化的老农民,知青们也看不上,就听从村革委会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知青被安排负责夜间看押“人犯”,看押地点就在一家农民的空屋里,晚上“人犯”与知青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就是了。知青年轻觉多,睡得比“人犯”香多了,一天凌晨两三点钟,紧挨着“人犯”睡觉的知青被吵醒了,听见“人犯”喉咙发出怪怪的呼呼声,忙点上煤油灯看,只见“人犯”左侧墙壁上喷满了献血,再看“人犯”脖子上已划开了一个七八厘米的大口子,气管血管都割断了!人很快就死了,原来郭文斌不知从哪里拿到一把剃刀竟割喉自杀了。同学们有些后怕,要是这个郭文斌手握剃刀对着熟睡的同学们下手,一刀一个,这几位同学能逃脱几个?

几年以后全部“内人党”、“统一党”平反,我村郭文斌也平反了。他弟弟叫郭文学,非要请个叫秦广泽知青吃饭,说是他哥哥偷偷告诉过他,在被整的时候有个叫秦广泽的知青对他很好,所以弟弟现在一定要感谢一下秦广泽。秦广泽也很吃惊,我怎么对他好了?想想也不过是对他说话和气,顶多也就是私下说过一些安慰的话而已。果然“良言一句三冬暖”!更可贵“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970年春天“树欲静而风又不止”了,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的运动。阶级敌人共计五名:三名富农子弟、一名老贫农王子余旧社会干过几天“护路队”、一名老太太跳过大神。实在交待不出来什么罪行。没有罪行交待不出来,那就是认罪态度不好,知青们想起刚到农村时干活不行,没少受这个老头嘲笑,就发扬红卫兵精神噼里啪啦把他痛揍了一顿,批斗会胜利结束。

我们愧疚是愧疚了,可没人会赔礼道歉,说不清是没有学会赔礼道歉还是没有勇气赔礼道歉,就像中国对文革无人道歉一样。这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北京枪决了遇罗克,其妹妹遇罗锦则到莫力达瓦旗插队并在这里第一次结婚。

文革是一场浩劫,被整的人成千上万,书中披露:

刘晓冬姐弟五人她是老大,来莫力达瓦旗插队时18岁,妹妹刘二东去了山西省插队,17岁。还有二弟弟和三弟弟不过十三四岁,无依无靠根本不够插队年龄,也投奔到长山堡村当了“知青”。她的大弟弟刘晓华命运又有不同,十四五岁年纪流荡社会,被抓进了公安局关押了好久,既非刑事拘留,亦非行政拘留,而是叫“学习班”,出来后自称把一辈子的窝头都吃了。他的一个同学与他同龄,家住在同一大院,与他遭遇完全类似。后来那个男孩于1969年1月22日去了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这个男孩的父亲也比较有名叫习仲勋。

李毅、李聪兄弟的父亲是建筑工程师,母亲公开的身份是个华侨,受雇于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她真实身份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当时不叫安全部)的特工,文革一开始就因“特嫌”被抓进监狱也是音信全无。他母亲多年后释放后,总是呆呆的,基本不会跟人交流了。

翁永曦与我小学在一个学校,比我大两届,中学是110中学的,其父的经历也传奇。翁永曦后来受杜润生栽培曾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是知青出身的第一个副部级干部。他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时,把与他同届的一个北京知青招入研究室工作使其步入政界,这个知青的名字现在家喻户晓叫王岐山。

现在老知青回忆起上山下乡往往说那时候我们很纯真,我们青春无悔,可在农村的时候态度却截然不同,作者写道:

同甘共苦的知青们面对苦难的磨练,像一家人一样度过了几年的岁月,现在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了。“扎根农村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是屁话没有人再当真了,对前途的无望的苦恼折磨着每一个人。人的命运受国家、时代、家庭多个因素拨弄,自己的努力往往显得那样无力,但是还得努力。知青们慢慢各自用不同的方式离开了长山堡。

第一个走的是冯子秋,被旗文工团招去当了舞蹈演员,后来通过关系回到了北京。第二个走的是李毅,报考宁夏歌舞团被录取,几年后去了美国,在美国出事后回到香港,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李毅的弟弟李聪后来到大兴安岭伐木时受伤,办病退回北京受阻。李聪的爷爷生前是云南讲武堂的,与蔡锷、朱德有故交,李聪的奶奶找到朱德的秘书,才把李聪病退办成。李聪与杨青后来结婚并出国了。第三个走的是周永成,通过其父去了山西省绛县541工厂。541厂是中国当时筹建的一个大型生产坦克的工厂,厂领导看中这个小伙子比较优秀,要把女儿许配给他并推荐他上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周永成面对上大学的巨大诱惑,默认了这门提亲,可是上学后又反悔了,因为他的恋人是贺真真。厂领导怒不可遏,说我既然能送你上大学,就能让大学给你退回来。在上大学走仕途与忠于爱情之间,周永成选择了忠于爱情,放弃了大学。经过一些变故后,周永成后来经营一家生产无损探伤仪的工厂,这种仪器里面有放射源,周永成长期接触放射源,不幸患上了白血病,于2014年逝世。当年村里最优秀的帅小伙竟然最先离世,令人唏嘘不已。

贺真真当年与郭令梅、郭小惠、刘晓冬去了河南省林县,当时的文化部干校在那里,后来各有各的出路。贺真真与周永成结婚后生了一对儿双胞胎儿子,晚年竟陷入什么“轮子功”里,而且是自己死活不愿意出狱。周永成病危期间,监狱当局特地让贺真真回家探视了一次,然后就阴阳两别了,实在不知道贺真真是怎么想的。

1972年北京市中学老师奇缺,上级批准把插队的老高中生召回来补充中学当老师,王栋、刘铁英、林晧、常北天、李存志回到北京当了老师。刘二华、刘三华年龄太小,后被解放军报社找回北京进学校回去上学了,其母亲进监狱后不久就被整死了,其父平反出狱后恢复高干身份,对国家改革开放后摒弃“极左”的意识形态还不习惯,发表异议,又受了批判。其一生忠于革命却惨遭迫害弄得家破人亡,可还是跳不出“左”的习惯思维定式,其生也不亦悲乎?刘晓冬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嫁给了一个大胡子白人。刘二华、刘三华后来经商也干得不错。政法学院教授的女儿杜红,后来在村里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回北京后许多年,也经常梦到又在长山堡了,不过基本上都是噩梦,醒来后定定神,确认自己是睡在北京的家里,才长出一口气,紧缩的心才又放下了了。

毕姥爷的一句脏话“那老B养的可把我们坑苦了”让全国义和团的后代群情激愤,六十年来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吴敬作为二中的高才生毫无疑问具有文学潜质,读罢整篇回忆录,没有大悲大喜大灾大难,没有曲折婉转动人心弦的故事,从头到尾不温不火真真实实娓娓道来,让我吹毛求疵地说,要想成书,语言还需精炼,写作技巧也待提高。其实写出来就足够了,那么优秀的兄弟姐妹,那些令今人无法想像的艰难困苦,不应埋没,不应让岁月淹没,在今天凭良心说出来也需要点勇气呢。

                                                                201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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