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学界知识官僚的幸福生活·艺人们非政治的政治倾向 作者:白云鸟搜集


 

学界知识官僚的幸福生活

作者:张鸣

来源;爱思想网

中国的干部知识化,现在应该已经完成了,这中间可能还有些水分,要靠党校什么的,滥发文凭帮忙,才能完成干部学历的统计数字。但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官员,按过去的标准,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知识含量比较高的行业,比如学校和研究机构,更加明显,几乎所有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连团委、工会、妇联干部,都不仅有学历,而且有职称,领导的职称还都挺高。在大学里,理论上讲,领导都是学科带头人,他们对于学校的业务,有着全方位、立体的统辖权,这些人,可以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术一把抓到学官。

学官有学而优则仕的,也有仕而优则学的,其中不乏优秀的学者,但是更容易混进混混。现在的学界,第一认官,其次才认学,甚至官大学问大,做官以后,做学问看书做试验的时间锐减,但学术地位却飙升。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算是个人才,当了官,时间一久,也毁差不多了。

可是,被毁和正在被毁的人才,以及更多的学术混混,却在统治着中国的学界。

干部知识化好不好,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比起从前干部以大老粗自居,强调自己“工农干部”身份的时代来,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只要把过去搞阶级斗争,整人,尤其是整知识分子(其实也算不上知识分子,仅仅是比工农干部多读了几天书而已)这个因素去掉,其进步的幅度也有限。在过去的时代,外行领导内行的最大弊病,其实主要不是瞎指挥,而是外行总是以政治问题的借口整内行。至少在教学和研究部门,在真正涉及责任方面的业务决策上,外行的领导,只要头脑还清醒,一般是不敢贸然拍板的。事实上,在真正的专业领域,一个外行,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很难插嘴。后来揭露出来的瞎指挥案例,多在非常时期,比如大跃进和文革,或者在那些乍一看对技术要求不那么高的领域。当然,政治运动是当年的主旋律,所以,外行领导内行被钉在耻辱柱上,也是罪有应得。

不过,现在的内行领导,整人的功夫依旧,只是由于条件所限,没法子轻易把人发到农村或者监狱里去,好像看起来轻了点,其实,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一样杀人。内行深谙学界中人三昧,或诱以名,或诱以利,或者反过来让人名利全失,在具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职业含金量比较高的时代,仅仅为了保住这个职业,就足以令人对他们俯首帖耳。

整人显然不是内行领导们的得意之笔,他们最拿手的事是从事“似学术”事业。什么叫“似学术”?就是既不能叫它学术,也不能叫它伪学术的一种活动。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活动其实就是宣传,但内行们将之点缀一点学术术语,或者似是而非的学术术语,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在做学术,所有宣传稿子,都摇身一变,化为学术成果,可以评职称,可以拿项目,可以获大奖。有时,这种活动可以包装得非常学术,绝不缺乏学术术语,也合乎学术规范,甚至弄好了都可以到国外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但是,却没有内容。

他们不仅搞“似学术”,而且制造“似学术”,每年的国家项目指南,都是这种“似学术”的标本,所有的学术评审,得到激励最多的就是“似学术”的货色,一个又一个耗资巨大的学术工程出台,用不着细看,只看题目就知道属于“似学术”的范围,很大,很华丽,绝对不缺乏学术术语,但就是没用。

像当年大跃进土法炼钢的事情,在内行领导下是没有人做了,跃进依旧跃进,不过已经是在绝对科学,绝对学术的招幌下。高层的决策,当年某大科学家论证亩产万斤的傻事,肯定也没有人做了,但我们由学官组成的专家团,一样可以把根本不合乎常识的主意,包装成最科学,最学术,最合乎世界潮流的金科玉律。

在从前外行不能,也不敢说话的地方,内行都敢说,而且大胆地说,肆无忌惮地说,只要说话带点学术的包装,什么主意都敢出,只要内行们能有好处,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谁也不会拆穿西洋景,即使有个别人不识时务,那么下次将他赶出去就结了。皇帝的新衣,依旧一丝不挂,照样招摇过市。

只要把学术机构还是衙门,学官握有比官僚还大的权力,那么,皇帝就只能穿着什么也没有的新衣,而学术,也只能像一个豆牙菜,却包裹着华丽而厚重的外衣。

 

艺人们非政治的政治倾向

作者:张鸣

来源;爱思想网

在清朝,所谓的艺人,就是伶人,唱戏的。过去倡优并称,都是下九流,子孙不能应科考。下九流的人物,当然不入社会主流,政治跟他们没有关系。前朝的皇帝,还有偏爱戏子的,喜欢得紧了,干政这样的事儿,就免不了。像五代后唐的小皇帝李亚子,混在戏子堆里演戏,伶人可以抽他的嘴巴,用戏子治国,谁又能把他怎么样?其实,为政用艺人,也不算十恶不赦。史家痛恨的宦官,也有为人不错的,用谁不用谁,关键看用的那个人有没有本事。汉武帝宠爱一个舞儿卫子夫,爱屋及乌,用了舞儿的家人做大将,不也万古流芳吗?当然,这样的风流事也就只有汉武帝能干,别个干了,政治上就不正确。稍有不慎,出了岔子,后世史家劈头盖脸地骂。皇帝也要脸,所以,到了清朝,皇帝就特别讲究了。艺人别说干政,就是开句玩笑,都有掉脑袋的可能。西太后老佛爷那么喜欢京剧,把京城里有点名气的角儿,都招到宫里来唱戏,也没听说哪个受宠的敢对朝廷的政事多句嘴。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皇帝的千秋节(生日),太后传旨,要戏班子演《白帝城》。一个皇帝过生日,演另一个皇帝的死,满台白盔白甲白幔帐。一向得宠的叫天子谭鑫培觉得大不对劲儿,也只是演完谢恩,拼了命地磕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不能干政的艺人,不见得没有政治倾向。太平天国造反,虽然同为底层社会的阶级弟兄,但艺人没有喜欢这帮造反者的。因为天国禁止娱乐,吃开口饭的没饭辙了。一般来讲,本朝发生的事儿,很少入戏的。但有一出《铁公鸡》,讲的是清军和太平军交战,清军大将张国梁力擒太平军将领铁公鸡,却成了经典,一直到清朝覆灭,还有人在演。前些年,我还曾经在潘家园淘到过这出戏的剧照。不仅不喜欢太平军,几乎所有的造反者,唱戏的都不喜欢。因为这帮人叫人唱戏,给钱不给钱,全在首领的一念之间。有的疯子,还抢了戏班的行头,做他们创立新朝的朝服。

不消说,艺人在朝廷和叛逆之间,选择的是朝廷。不仅是因为,那个年月,只有朝廷的命官和富商,能捧得起戏子,艺人们要的,是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这样这样的环境,他们才有饭吃。在战乱之中,谁有心思听戏呢?晚清时分,外国人来了。朝野上下仇外情绪严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他们是打破大门进来的呢?艺人不喜欢外国人,因为跟他们来往的官人们也不喜欢。在乡野里走动的跑台艺人,迎合民众,编两出排外打教的戏,也是有的。天津教案,烧了望海楼的教堂,就有过一出《火烧望海楼》的戏,那一阵儿很火。但是,到了后来,老外也来看京剧了,事情就有点变化。开始老外是看热闹,看龙套,看跟头,看武打,包括看茶楼戏园子里扔手巾把。后来看着看着,就有点看出门道了,喜欢戏的,不仅有日本人,还有金发碧眼的西洋人。

结果,庚子闹义和团的时候,艺人们就分成了两拨,一拨儿跟着义和团闹腾,杀洋灭教,耍大刀。还有一拨儿被当成二毛子,被到处追杀。当年的名伶孙菊仙,就有被说成二毛子的遭遇,没辙,只能逃出北京。

庚子过后,艺人们,至少北京的艺人们就不怎么仇外了。庚子时节跟八国联军有过合作的齐如山,还参与了梅兰芳的戏改,把那位已经很受在京的西洋人喜欢的梅郎,包装一下,走出了国门,去了美国,俄国,也去了日本。在日本,还拉起了一堆的“梅党”。

艺人卖艺为生,买票捧场的(在清朝叫茶钱)就是衣食父母。有花大钱捧角儿的,就是知己朋友。他们在政治上似乎挺糊涂,但在人情道理上,却不含糊。过去人称,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其实都是骂人。被贬为下九流的人,恰恰对于义气两个字其实看得很重。梅兰芳祖父梅巧玲故人灵前焚债劵的故事,说的其实是一个艺人,对赏识他们的官员故交的情义。这样的故事,在晚清还有不少。达官贵人,发达的时候,对自己相好的艺人,一郑千金,没落了,反而要靠已经红起来的艺人接济。这样的故事,也延续到了民国。张勋复辟之前,唱堂会出手大方,所以,进京复辟前后,天天唱大戏,当年的当红艺人,个个都来,卖力地唱。复辟失败,逃到荷兰使馆,艺人也会去见他。张勋下野到天津做寓公,没了势力,过生日,北京的名艺人都去,不给钱也唱,排不上还要争。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只要见到过去的故人,因为汉奸罪的缘故,流落不偶,就会偷偷地接济他们一点钱。尽管他自己抗战期间蓄须明志,不肯登台,却会因这些人曾经捧过他,伸出援手。北京的梨园行,有个铁打的规矩,每年过年,名角要一起唱上三天的义务戏,所得收入全部用来接济贫苦的同行,这叫“窝头会”,意思是给落魄的穷艺人挣个窝头钱。这三天,再牛的角儿,也没有推的,能上台的,都来,那戏,好着呢。
当年的艺人,对于帝制、共和其实不大明白,谁上台,谁下台,也不怎么看重。他们只知道,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不好。在强权面前,艺人多半硬不起来,一般来说,只能躲着走,顺着来。梅兰芳抗战期间蓄起了胡子,说是不为侵略者演戏也行,说是环境不好,捧场的少了,养不起戏班子也不是不可以。尚在北平的马连良继续演戏,不也得东奔西跑,到处走穴,才能把班子维持住?艺人得罪不起人,政府,军人,帮会,土匪,地痞,一个都得罪不起。不是不想用强,是用不起强。尤其是那些角儿,自己横一回,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了。

所以,艺人也讲政治,他们的政治,是非政治的政治,看重的,只是义气。如果有一天,艺人们连义气都不讲了,那么,不是政治变坏了,就是艺人们堕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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