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的权利 作者:阿陀


 

知的权利

我的阅读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最早是在图书馆工作的小平姨(关山月夫人)给我和邻居的几个同龄小朋友借来一套套的《格林童话》,以后陆续还有《一千零一夜》《鲁宾逊漂流记》《大林和小林》等等。

读书很快上瘾,我盯上了父母的书架,居然在底下的抽屉里翻出大部头《荷马史诗》和一本但丁的《神曲》,前者爱不释手,后者艰涩的诗句读不懂,但怪异的插图还是给我很深的印象。所有这些书都大大开拓了我的想象力。

大约四年级,也就是60年吧,我十岁的时候,开始偷偷翻看父亲的《参考消息》。为什么要“偷偷”?因为当时这张32开的小报,只发行到党内基层以上的干部,尽管内容只是一些经过严格筛选的外电新闻摘录,毕竟是在用完全不同的语言,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其中也包括你自己身边发生的事。

无可否认,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我也是在东方红歌声中出生,唱着红歌长大的。狼奶是我童年的主食。因此,66年那场风暴平地而起时,脖子上的缰绳一旦松开,立刻就和所有同学们一道,狂吼乱吠,扑上去撕咬平时对我们亲如父母的师长,具体就是积极写老师的大字报,上纲上线揭发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及在批斗会上自以为很(对党)真诚地愤怒声讨昔日的恩师。

幸亏这段时间很短,基本上就是十年文革开始的一两个月。幸亏我还只是动口没动手,我的个性也决定我下不了手。文革中我做了很多错事,但没有做过一件有违人伦的坏事,回想起来,也许是那些美丽的童话和神话让我当时近乎冷硬的红心多少还保存了一点柔软。文革高潮时期,也是弄潮儿最迷茫的时期,我不知不觉开始学着独立思考,从《参考消息》引起的懵懵懂懂的好奇心,这时已经演变成一种对真相的追求。我不再相信以前别人给我的“标准答案”。只是当时我不会知道,追求真理的道路如此漫长,终其一生你都不会找到最后的“标准答案”。

2006年有幸见到北岛先生,我说,我也许读不懂你全部的诗,但你那四个字的确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心声——“我不相信”!

六八年上山下乡,来到海南岛五指山的腹部,虽说靠着中线公路,不算与世隔绝,也还是很蔽塞的。第二年农场改成兵团,每个连队都可以订一份《参考消息》,估计原意是给连队干部看的。好在干部们兴趣不大,文书又是我们知青一伙的,我便时时刻刻惦着,中午常端着饭钵到文书房间蹭报纸,赶在他午休以前一口气看完。报纸几天才送上山来一趟,挺吊胃口的。邮局是设在六公里远的山下大本兵营,平时也没机会下山,好不容易等到那个星期天,没有“学文件”、“大会战”或“义务劳动”的安排,我和要好的几位知青就会下山,直奔大本。报纸和信件是每个人的精神粮食,当然,军队小卖部的一包饼干也是必不可少的。坐在公路旁的石头上,啃着饼干看参考,哪怕就是读“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这样的鸟文,也是一种不可言喻的绝妙享受。至少,我还没有麻木。保持一种饥渴中的寻觅,千方百计透过字缝窥探外面的真实世界,也许就是平凡庸俗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下意识的不甘沉沦。

其实,从小到大,我所看过的《参考消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所关心的任何一个,哪怕是不完整的一个真相,但是她催生了我对真相的好奇。直到鬓发渐渐秃去,我才终于悟道: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告诉你完整的真相,只能靠你自己去挖掘。

我们曾经被蒙蔽,我们今天还被蒙蔽——新中国的一代也是最蒙昧的一代,从生到死。

我将穷余生去寻找真相,因为真相的背后就是真理,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当我能收集到更多可以帮助我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个世界的资讯时,我突发奇想,何不同时也把它和朋友们分享?

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有权了解这个世界。在文明社会里,任何公共资讯都不应该被封锁,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知的权利,哪怕是一个贩夫走卒,和总统都应该是平等的。

                            2012年4月18日于美国(三稿)   2012年12月28日(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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