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晓炜:《与妻诀别书》百年祭 作者:白云鸟搜集


 

《与妻诀别书》百年祭

作者:衷晓炜

来源:共识网

1911年3月26日,正是辛亥“黄花岗之役”前夕,曾在日本庆应义塾攻读哲学的林觉民,写了一封《与妻诀别书》给夫人陈意映,情致殷殷,缠绵悱恻,不知使多少青年男女同声一哭。

在这封脍炙人口的绝笔情书中,林觉民列叙了他的不舍、不甘,与不能不舍生取义的无奈。谈到二人的恩爱,追忆花前月下,甜蜜的景翳彷佛如在眼前:“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谈到孩子,他期待妻子“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且“教其以父志为志”。整篇文章中,尤其“……然遍地腥膻,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祝天下人爱其所爱”这一段,更是当代公认的,化小爱而为大爱,灭小我以成大我的经典。


腥膻狼犬

但是,如果暂把感人肺腑的爱情搁在一旁,重新细读这段文句,似乎可以感觉出一些隐藏的讯息──为什么会用“遍地腥膻,满街狼犬”形容当时的世局呢?

一种说法是:这是指斥时政腐败,官贪吏墨的意思。国势日非,而肉食者愈鄙,志士仁人,旦旦惕忧国亡无日,就像另一句信里的话描写的:处当时之中国,“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

另一种说法就更有争议性得多:那些高高在上,身为统治者的满洲人、蒙古人,犬羊之性,非我族类,食肉饮酪,腥膻满身;即使孟子说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在汉人眼中,他们还是不能与汉族等量齐观。尤其经过二百多年歧视性的高压统治之后,许多人根本把这些原本不属于中国内地的民族看成异族,当作外国人。

革命,其实是从狭义的民族主义口号“兴汉排满”开始的。我们要庆祝“民国百年”,重读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旧事,可不能想当然耳地假设:今时今我皆是,将一切昔人旧事都以现在的眼光来评判臧否。

1894年10月25日,一支军队以解放者的姿态,兵不血刃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奉天重镇九连城,人民夹道欢迎,气氛热烈。根据随军记者报导,“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迎接我军”;随后该军司令贴出安民布告,免除当地百姓当年度税款,“告示贴出之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些人主动请求为我军效力”。

这支“顺天应人、旌旗猎猎”的“王师”,他们手里擎拿的旌旗,不是清朝的“黄龙旗”,不是革命军的青天白日旗,而是“日章旗”──也就是那一面惨白的素底映着一轮血色太阳的“膏药旗”,那一面日后让四五代中国人咬牙切齿的,“日寇”、“日本军阀”、“日本鬼子”的国旗。


汉人的解放者

中国人怎么会不抗日?那些白山黑水的好儿郎,大刀长枪的义勇军呢?

上面这段记载出自《日清战争实纪》。我们今天重读“甲午战争”或是“日清战争”的史料,会惊异地发现许多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却刻意为人淡忘或窜改的史实。

比如说,日本人将自己定位成:解救汉人的解放者──要将汉人从满人的压迫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战前日本设在中国的间谍机关:药店“乐善堂”,首席间谍宗方小太郎甚至为进攻东北的日军起草了一封檄书──“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在这篇和汉混杂,文理欠通的布告里,宗方提到“满清……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进一步提醒读者满人乃“窃据”中华之外族:“(满清)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接着谈到日本陆海军屡战屡胜,“应天从人”,但强调“我国之所惩戒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

更厉害的说理在后头,完全是解民倒悬的义师姿态:“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文末再次鼓吹各方义士揭竿而起,“逐满清氏于域外,起真豪杰于草莽”,之后再改良政治,为民除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最后还强调时机的重要:“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我读到这儿,不禁哑然失笑:怎么竟有一种唐初大文豪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味道?日本人怎么越俎代庖,鼓励起中国人革命来?还有,原来兴中会的誓词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日本人的首创,而不是孙中山发明的,啊?
不要以为这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的时候,西方外交官注意到:在一些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甚至向伦敦报告:“某些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生认为,日本若能战胜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藉此推翻朝廷。”这正是“民国百年”前的情况──中华民族尚未成型,中华帝国一盘散沙。


遍地汉奸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着做“汉奸”?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汉奸的定义──汉奸者,通敌卖国者也,也就是背叛了他应该效忠,他应该热爱的国家的人。狭义地说,“汉奸”专指背叛汉族,特别是那些不服从“中央”政府号令的“民族罪人”。

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根本不可爱呢?中共创党元老,著名学者陈独秀曾经主张: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这样的国家,如何教被压迫的人民爱它?

而从中国老百姓的角度,历朝历代的可爱政府还真是不多!从二晋之交四川人民“李特尚可,罗尚杀我”的悲叹(李特是“流人”的首领,罗尚是来进剿他们的官军);唐朝诗圣杜甫“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控诉;到计六奇《明季北略》里,对贪官暴兵穷凶极恶的讽刺:“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在在都是应该爱民如子的政府,却残民以逞、官逼民反的实例。甚至到了二十世纪的40年代,汤恩伯所部“中央军”在河南驻地军纪败坏,当地人民深恶痛绝,导致他们在后来日军的“一号作战”中,主动助战并引导日军行动。当地流传下来的民谚:“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就是对这种“官不如匪”的迫害最凄凉的抗议呼喊。


“民族”概念的演化

我们再讲回来篇首谈到的,林觉民《与妻诀别书》的年代的“民族”概念。

辛亥革命的伟业不单是由孙中山这一支革命者完成的,虽然官方史观如此。基本上这样翻天覆地的变革,不可能仅是一党之功一人之力,它一定源自于广泛的响应与多重势力的汇流。

像武昌起义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湖北、湖南的革命组织“共进会”。他们设计了一面“十八星旗”当作革命军旗,代表中国内地,属于汉人的十八行省──选举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票数就是这么来的:甘肃省没有代表,而三个候选人里,孙中山得十六票,黎元洪一票,黄兴没有。十八省里不包括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这面旗帜泄漏了这批革命党的民族观。

而以江浙人为主,包括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的“光复会”就说得更露骨些:“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还有更极端的言论。英年早逝的邹容在风行一时的小册子《革命军》里说:“……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带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这已经是在主张种族灭绝了!

幸好,当革命军攻占南京之后,起来响应革命的立宪派们,与革命党达成妥协,设计出意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这是革命派的一大观念突破,也是清室退位诏书中“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基础。(李守中《中国二百年》)

这个新生的“中华民族”概念,在1920、30年代的民族自决、“德先生与赛先生”、“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科学的、唯物的马列主义”等思潮中蹒跚颠踬,崎岖前行。而日本人的侵略恰似特级酵母,加速催化了中华民族主义的早熟。


与妻诀别书

民国初期的内战,一开始都绕着派系地域的纠结打转: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原大战……这段亲痛仇快的历史,是我们最想忘记但抹煞不掉的记忆。30年代之后中共正式出台,反帝反共的斗争纠结在“五次围剿”、“万里长征”里,都是一页页同族相残的痛史。

而抗日的大旗神奇地弥缝了不同党派、地域、主义、信仰的差距──虽然只是暂时的缝合。1937年的清明节,四个月前还在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国共二党,分别派了代表:国民党的张继与共产党的林伯渠,二人合祭了陕西的“黄陵”。这个仪式性的作为铺平了三个月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

卢沟桥的烽火引爆了民族主义的高压锅。抗战初期的齐心合力,不仅是民国时期,且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景象。西方驻华武官大呼不可思议:“突然之间,全国军队都在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下,整然调动。”八路军接受了山西王阎锡山的指挥,广西军为了中央系的上海地盘浴血奋战;戴着德式钢盔,穿着英制短裤,扛着捷克机枪,驾着法国飞机的各地好汉,聚集在一面旗帜之下作战。蒋梦麟的《西潮》也有类似的记载。他碰见顺流而下,出川抗战的川军:“……士兵们的斗志非常激昂。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的回答都是:打日本鬼!”一向内战内行的川军果然一诺千金,为保卫千里之外的河北山东流尽最后一滴血──1938年的台儿庄会战,死守山东滕县的川军第二十二师,与优势日军激战三天,师长王铭章中将以下全师殉城,谱成抗战初期最悲壮的篇章。

对日战争,争取国家独立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粗略估计: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人,流离失所将近一亿,直接损失一千亿美元,间接损失五千亿美元,国土精华地区多数成为焦土。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代价从未如此之高,牺牲从未有如此惨烈者。

而这些牺牲正像炼钢的焦煤──经过铁与血的熔铸,以前的那个“夷夏一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中国灰飞烟灭,新生的中华民族主义旭日东升──火红的东方照亮帝国主义的末路,但也注定会灼伤它自己的子民。

我想提一下在这救亡图存的大旗之下,一个年轻人的另一封《与妻诀别书》。

1943年五月,日军溯长江西上,直取中国的抗日根据地四川。地扼三峡中游的石牌要塞首当其冲,被赋予这个以少胜多、以寡当众守卫重任的,是国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黄埔四期,时年三十六岁。

大战开始前一天,已经向全军许诺“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胡琏,连续写了五封简短的诀别信,其中给老父的一封,其忠差似诸葛亮〈出师表〉,其孝思堪比李密的〈陈情表〉:“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唯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成仁死国之心,是精忠;加衣强饭之请,是纯孝。

他当然也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的内容让我想起父执辈那一代,为家庭全心奉献,但却傻愣愣、硬梆梆,不知如何表达,只能把温柔深藏心底的丈夫与父亲们:

首先他开宗明义,告诉妻子今天的抉择他无可逃避:“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真的毫无牵挂吗?是又不然。“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国难当头,做丈夫的再悲痛也只能“稍感戚戚”。

但悲痛之中还是有些期待──寄希望于他们的孩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这点跟林觉民很像,原来还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指望!

在责任与孩子之后,我们的铁汉终于展现了一丝浪漫与柔情:“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在交代遗物与羞赧地自承“负你之处良多”之后,胡琏大概觉得意犹未尽,纸短情长,于是又加上几句安慰妻子的话:“接读此信,勿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但是他应该清楚,“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只是文人骚客的想象,有哪个女人会为了丈夫壮烈殉国而开心呵!

二封与妻诀别书,从1911到1943,从主张排满兴汉的留日学生,到本土军校毕业的、自觉地向“忠臣孝子”传统靠拢的抗日青年,三十二年,二代志士,民族主义的大功终于告成。


民族主义的代价

代价是什么呢?是个人崇拜的兴起。“民族救星”的独裁者们孤星独亮,构成九天银河的亿万中国人却暗淡了。

早在1914年,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他就规定:党员必须宣誓无条件服从领袖,还得在誓约上按下指模,诅天咒地:“如有二心,甘受极刑!”黄兴对此的评论是:“……不平等……太侮辱人了!”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并无公认的统一领袖,直到1938年,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意识下,才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确定“领袖制”,并遵奉蒋中正为“总裁”,国民党的个人崇拜正式成型。

共产党则是从失败中汲取了血的教训:必须建立自己的主义信仰与严密组织,“伟大舵手”的出现是必要的选择。从1941年的“延安整风”,到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遵循“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以“毛泽东思想”为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方针,箝制的严酷与国民党的脚步亦步亦趋,而更青出于蓝。

至此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科学思想、唯物原则都已退位让路,而二十世纪后半,“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中正之精神……常相左右”,驯至“爱国卖台”等各种帽子,各派幽灵,始终鹫聚鹰集,盘旋不去。

《与妻诀别书》问世垂将百年,中华民族虽然挣脱了一族一姓的枷锁,却又堕入一个永远正确的党或一句永远正确的口号的魔咒。春祭国殇,且以一炷心香祷祝:林觉民、胡琏们,穆将愉兮,神明鉴临,因为革命尚未成功。


附:与妻诀别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也,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膻,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馀,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其使我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挽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馀泪痕。又回忆六、七年间,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见告,我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馀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时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无时无地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日后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傍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思。吾爱汝至,所以为汝体者惟恐未荆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能独善其身!嗟夫!纸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意洞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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