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为什么要向宋彬彬道歉·我见到了当年最友善的那个红卫兵 作者:冯敬兰


 

刘进为什么要向宋彬彬道歉 

刘进说她七十年代就有了这个念头,觉得对不起同班同学也是好友的宋彬彬。近几年我认识刘进后,不止一次听她这样说。太对不起彬彬了,我写第一张大字报不拉着她,8-18我如果不让她带队上天安门,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高干子弟那么多,偏偏让她成为文革符号,一辈子无谓地承受了多少打击和压力。我说,人生的瞬间,改变了走向,这是她的命运。

1966年6月2日一早,刘进正在教育部家属院里跑步,忽然间,她听到广播里正播送聂元梓的大字报,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让她立即停住脚步,特别激动地想到,看来自己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了。结果她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刘进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马说愿意。她俩又跑到学校去找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她也支持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没有到校呢,她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刘进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多少年过去,大字报的题目和内容刘进已经记不清了,在调查8-5事件中,一些同学回忆,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胡志涛校长(女)在《生活教育论》一书的《“八五”祭》里提到过她们的大字报,认为“矛头指向还很模糊”。

刘进是从河南随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的。三年困难时期,她家在河南,父亲刘仰峤,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因为饥饿,正上初中的刘进,在自家窗户下种上古巴矮脚麦,天天不辞辛苦地浇水施肥渴望好收成。院里的人们都说省委书记家的小保姆真能干啊。1964年春,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进来到北京,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乍来到北京,又是上了一个女校,她觉得自己和学校的风气有点格格不入,别人觉得她像农村来的土包子,而她却觉得学校缺乏劳动教育,很多同学身在福中不知福,有明显的“骄娇二气”,尤其是一些干部之女,特殊化严重。高一时她曾写过评论干部子女“骄娇二气”的作文,高二、高三还在课堂上和老师辩论过,被老师批评为思想偏激。平时,刘进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让同学们看了受不了。譬如每天早起她在高教部家属大院跑三圈,做一套哑铃操,冲冷水澡后,6点多到校,再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每年11月入冬前从不穿袜子。下乡劳动,两个同学抬一筐土,她一根扁担挑两筐土。以自觉锻炼、自找苦吃为荣,刘进说到做到,并于1965年年底入党。1966年上半年,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更让她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一种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得到了强化。

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大字报立刻贴得到处都是。学生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像中的革命不一样。刘进也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党支部担心影响扩大,当天就把三人隔离到阶梯教室,老师们轮番上阵,告诫她们如何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

写到这里,我也想起自己曾经挤在人堆里,从阶梯教室的大门往里张望,看看右派学生长什么样。隔天,团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取代学校党总支,支持刘进她们的革命行动,并迅速任命了5人的学生代表会取代原来的学生会和校团委。刘进成为主席,宋彬彬、马德秀和另两位高中生为副主席。她们成为工作组时期的大红人,而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向大中学校派出的,加上父辈的渊源,这就注定了她们以后的保守立场。

其实,刘进你有必要为这个道歉吗?

刘进向宋彬彬道歉的第二件事,是8-18那天她派宋彬彬上的天安门,一句“要武嘛”,让自己的好朋友成为万劫不复的文革暴力符号。

刘进记得,8-18那天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她们天不亮就带领全校学生出发了。天亮后,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以为是去当标兵(维持现场秩序,如今叫志愿者),刘进让宋彬彬选40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大队伍。挑的都是高个子同学,因为当标兵身材矮小肯定不行。到了天安门前,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上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宋彬彬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一条红布,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黑字(用毛笔写的),很好看,就给了她。在城楼上,宋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某某)推了她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宋彬彬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们认识。她问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经同意两人就过了封锁线。于是,就有了那段问答。“你叫什么名字啊?”宋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一句要武嘛,被光明日报搞成了精细解释的赛社论。因为是文革的特殊情境,毛泽东一句玩笑,立即成为指向性明确的符号。好比习总书记吃了庆丰包子,报纸不仅解读出多项含义,包子铺还划出了瞻仰区。

但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一想起自己的好友宋彬彬,因为信任自己,不管做什么都愿意陪伴自己,却因此影响了一辈子,刘进就有说不出的愧疚。因此,在1月12日的道歉会上,她在老师同学们面前,不仅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们,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同学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向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刘进说:“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刘进是个坦荡、真实、质朴、勇于担当的人,她一同班同学对我说,我可以不认同她的某个观点,但是我不质疑她这个人,刘进是个好人。

 

我见到了当年最友善的那个红卫兵

我在《我的文革纪事之十六》“颤抖的胡同”里,曾经写了1966年8月28日凌晨,我和几个小伙伴被我家附近的86中红卫兵抓走,关在一间教室里,遭到一个挥舞着日本军刀的男红卫兵的恐吓。后来,一个叫杜桂兰的女生进来,态度友善地简单问了一下我们的年级、学校和家庭出身,不久就放我们回家了。

我在文中写道:“天刚放亮,我就回家了。小胡同里特别静,一点儿看不出惊心动魄的痕迹。八月末了,清凉的早晨,我走在没人的胡同里,脚步声沙沙地陪着我。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那个叫杜桂兰的女生,在这所我一直看不起的学校,在红卫兵比流氓更野蛮更霸道的日子里,是杜桂兰改变了我对86中的不佳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杜桂兰这个名字,她是那个夏天里我见到的最友善最讲理的红卫兵。”我的文章在网络上发表后,经过朋友间的连续转载,转到了杜桂兰的同班同学那里。同学说:“杜桂兰是我们班的团支书,是个特别好的人。”终于,杜桂兰也看到了我的文章。她很惊讶,自己完全不记得的事,会被一个陌生的同龄人详细记录。她不知道,在文革初期“恐怖的红八月”里,她的一个友善的微笑、一个理性的举动,让另一个身处困境中的人温暖了大半生。

今天,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和杜桂兰相聚了。能够当面向她表达谢意,是我的幸运。超越48年的时空,我再次感受到了杜桂兰的善良、厚道与平和。她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谢谢,谢谢你记得我。

我和杜桂兰傍晚,杜桂兰在微信里对我说:再一次谢谢你记得我!我们做一生的姐妹吧!

好的,我愿意!上天保佑你一生平安,健康幸福!

                                                                       2014-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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