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底到华知最初的几贴中我就曾讲到：左右之分，就像吃酸吃甜，属于不同偏好，没有高下之分。

因此，我今天的朋友中，多数在人们眼中都是“右派”。少数几个堪称“生死之交”的人，在人们眼中全都是“右派”。其中有的人对我讲：“在西方的语境中，我一定是左派”。

我们共同的看法是：中国的进步，人类的进步，要靠“中左”和“中右”的良性互动，即对抗，又合作。在反对“极左”和“极右”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我在1986年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中庸人格”是“理想人格”，原因也在此。当时，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明确地“倡导中庸”。

简单说，左派“患不均”，右派“患贫”。左派关注分配，右派关注生产。

极左导致“贫”，导致无物可分；极右导致“不均”，导致“分配不公”。

因此，通常左派也更多地关心弱势群体。

通常，左派更关心“为人民服务”，右派更关心“为人民币服务”。

在这个范围内，你的观点是正确的，确实是没有高下之分，没有对错之分。

但是，左右与“极左极右”之间是有高下之分的。左不仅高于极左，也高于极右。右不仅高于极右，也高于极左。

说到“让座”，你已经滑向了“极右”。

在公共汽车上是否“让座”，是一个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问题。“漠视弱势群体”已经不是“右”，而是“极右”。

在公共汽车上是否让座，目前在中国还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还仅仅有道德约束而没有法律约束。伴随社会的进步，中国迟早也会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把 “让座”的道德约束变为法律约束。在美国的公共停车场都设有为残疾人预留的专用停车位。即使空着，也不许健康人占用。健康人如果占用，违犯的已不仅是道 德，而是法律，要受到惩处。

这恰好成为我下面所说“价值观是法律的爸爸”的一个例证。

是否捐出部分遗产，在中国目前也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仅仅有道德约束而没有法律约束。在美国，已经形成法律约束，必须要交出部分遗产，要交遗产税。

中国的问题是是否收遗产税。美国的问题是是否减低遗产税（小布什的主张）。碰巧，盖兹和巴菲特都是明确反对减低遗产税的。今天，是否减低遗产税，是美国左右两派较力的一个问题。是否设立遗产税，则是中国左右两派较力的一个问题。

当然，对于左右两派，目前都不是主要问题。两派需要首先合力打赢了“宪政”这一架，回头再去打遗产税的架。

还有许多话想说,但我必须打住了，必须马上将注意力转向“生产”了。否则，我就要滑向“只顾分配不顾生产”的“极左”了。

请宇雨兄移步：

http://www.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773

这里有关于你的问题的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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